用声音释放的多彩人生
陈之秀
吴俊全说，选择到文工团当兵，主要是为了吃饱饭，其次或多或少受二哥的影响。
主席讲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真正要学，还是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配音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使自己的配音突出人物的性格，与演员的表演合二为一。
吴俊全说，要想成功，积累很重要。有些时候不能着急，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总会找到展示你的机会。
吴俊全笑谈，我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到处跑。我是属于散养的那类，我的好身板得益于母亲的影响。
用声音诠释的多彩人生
——专访配音奇才吴俊全
有一种声音是遵从内心的表达，还有一种声音是需要配音演员来完成的。40多年来，吴俊全先后在数百部电影、上千部（集）电视剧中用自己的声音塑造了无数熠熠生辉的形象。如为电影《斯蒂尔传奇》、《血战大西洋》，电视剧《唐明皇》、《走向共和》等的配音，以及电视剧《三国演义》、《年轮》的旁白等，都为这些影视作品增色不少。尤其是他在《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等史诗大片中，用方言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配音，更是家喻户晓。他是位实力派配音演员，被影视界称为“奇才”。
退休后的吴俊全一点都不闲着，以致记者约他的见面时间一改再改。拿他的话说：“退休只是单位的工作告一段落！对于自己而言，都不知道什么叫退休！”
吴俊全个子不高，神采奕奕，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很有磁性。他幽默地说：“虽然作过导演，但没有导出一部电影来，还是做了一辈子配音、解说的工作。”
在记者面前，吴俊全娓娓道出他的人生故事……
当兵为了吃饱饭
“为了吃饱饭，选择去当兵，”吴俊全说。
1946年5月，吴俊全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那时候，家里人口多，父母的工资也不高，常常吃不饱饭，通常晚上不吃饭，或者晚上是就一点酱油加水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月粮食定量19斤，根本就不够吃。小学毕业后，原本该上初中的吴俊全，父亲却让他上铁路技工学校，因为到了那里，每月粮食定量有45斤，每天烧煤，还可以学一门开车之类的技术。吴俊全一看是体力活，发展得最好就是以后当司机，这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于是与父亲商量，要去文工团当兵。父亲认为，到文工团不过就是唱戏的，没什么好的，但吴俊全的爷爷这时站了出来，他非常支持吴俊全的想法。
吴俊全说，选择到文工团当兵，主要是为了吃饱饭，其次或多或少受二哥的影响。二哥特别喜欢文艺，那时在家经常唱《三套车》、《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这些动听美妙的歌声，使他喜欢上了文艺，希望自己以后当一名演员。
1961年，吴俊全正式入伍，到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谈到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吴俊全说，其实我这辈子是比较幸运的。最初，在舞蹈队当学员，开始压腿、下腰，那时候小，实在是太累了，加上腰板太硬，不会下腰，人家说我腰就像郑板桥，就跟一座桥一样倒在地下，而且别的孩子们压板杆，脚可以搁在板杆上，我是搁在板凳上，那个腿搁不上去，根本不是跳舞的料。后来成都军区排了一个话剧，叫《红英歌》，里边需要一个小孩，当时我们这批孩子都是四川的孩子，他们说不了普通话，只有我会说国语。老同志听了说，哎呀这孩子国语还挺好。行，试试吧。因为我是东北人，所谓国语好就是一口东北话，那时候还没有普通话。这样我就到了文工团去演小孩，从此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很幸运的是，1963年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给了成都军区一个名额。大家说，这孩子演了好几个话剧，什么《红英歌》、《红岩》……别看个儿不高，声音挺好。我年纪最小，成了优势，结果到了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而这也成了吴俊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吴俊全读的是表演系。在这期间，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了大量的中外作品。吴俊全说，那时才18、19岁，正是对知识非常渴求的时候。而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老师魏世真也告诉他，文化基础要扎实，并从京剧的念白讲起，要求他字要咬住，同时把民间的语言用在话剧中。
毛主席讲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真正要学，还是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经常和同学们交流，想弄明白某个作品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意图，演员为什么要这样演，如果我去演我会怎么演。通过多看，多听，多想，多写，把这些东西牢牢记在心里，形成创作的养料。
1967年，吴俊全毕业后，又返回成都军区，到陆军某团下放锻炼，一直到1970年重返文工团。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解说员。
声音的诠释
“解说员就是念稿子。”吴俊全说，就是给我们厂拍的军校片、纪录片配解说。1979年，我遇到了第一部故事片，是我们厂的老导演严寄洲拍的电影，叫《猎字99号》，我给那里边的男主人公配音，因为当时这个演员的声音条件不太好，加上他的工作离不开，就对导演说，希望找一个能够比他的实际年龄再年轻一点的声音，最后就把我调上去试了试，就这样，我还不懂什么叫配音，就看着画面，他张嘴你张嘴，他乐你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走到今天。
配音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使自己的配音突出人物的性格，与演员的表演合二为一。而有生活、有体验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对生活要充满激情，人最主要的是要有情，要有爱，对动物及周围的人要有爱心。一个连情和爱都没有的人，也不可能有健康的体魄和灵魂。
成功需要积累
吴俊全说，要想成功，积累很重要。有些时候不能着急，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总会找到展示你的机会。如果没有积累，到时候再想做就晚了。一定要做在前头，哪怕你看一本书、看一篇文章，哪怕有一丝一毫收获，都把它牢牢记在心里，这样总有一天能用上。
1982年，八一厂拍《四渡赤水》，因找不到周总理的配音演员，他主动请缨，这是吴俊全的第一部给领袖配音的作品。回忆起那段拍摄经历，吴俊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自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时和文革期间总共见过周总理大约20次，但也只是表面上的了解。接到要为总理配音的任务后，吴俊全从同事那里找来一盘周总理讲话的录音带，就把自己关在录音室里，揣摩周总理说话的节奏和特点以及在生活中是怎样讲话的，并反复练习。在第一次“交卷”时声音还不太像，又练了三天，最后渐渐地融入到总理的生活中，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吴俊全告诉记者，不单单是演员要让灵魂附体，配音演员也要用灵魂附体一样的声音来处理影视作品中的领袖人物。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吴俊全家的客厅有一堵墙那么大的书柜，有一部分是他历年来完成配音的录像带和光碟，这些都是他多年的工作真实记录。他之所以被誉为“军中配音奇才”，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功夫，他在幕后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找寻过去记忆
“我今年69岁了，身体的好底子都是在部队打造的。”吴俊全说，我生下来时，妈妈没有什么奶，大哥和二哥就到住宅区轮流替我打牛奶，专门找俄国人养的奶牛。有一次去打牛奶，还差点被牛顶死。1960年，困难时期，每月半斤白糖，一斤黄豆。父亲得了肝炎，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给我吃。
部队十分关心军人的身体健康，每次演出前，都必须吃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每顿有粗粮，表演系和音乐系的学生没有肉吃，只有舞蹈系的每天都有肉。但是，舞蹈系的女孩子担心吃肉长胖，就把肉给我们吃。于是，我们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到她们门口等着。
吴俊全入伍以后，接受的是苏军式的管理，大运动量以及规范的作息时间。1965年，搞“四清”，他深入到北京延庆县千家店呆了一年，吃百姓的粮，一个人管一个生产队，需要了解各家庭情况，如有没有地主，同时也参加农业劳动。
“文革”是1966年闹起来的，部队不能参加地方的革命，就返回了自己的单位。在两年的时间里，吴俊全参加了大串联，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长征路，受再教育。1968年学院解散，全部学生都分配了工作，由于他是选送来的，不参与分配，回到了成都军区，然后分到54军某团，到云南腾冲野营拉练、养猪、帮厨，每天夜里两点钟，带个冲锋枪，拿个锹，在稻田边巡视，怕老百姓偷水。三四个月都不会做饭，拿粮票换老百姓的布票、换油，那时留了很长的胡子，大家都喊我“小胡子”。 又过了两年，回到文工团，学样板戏，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部队不涨工资，穷得像孙子，快乐得像爷。
爸爸有五个弟弟需要养，对我们散养了一辈子。好在自己继承了部队和母亲的教育，有自己的追求，外出拍摄，可以挣到工资的一半，或者一个月的工资，比起哥哥他们，自己算是有钱人了。
吴俊全说，大哥今年81岁，二哥75岁，我也69岁了，我们仨平均年龄70多岁。去年，我们一起走过了幼年曾经呆过的地方。
童年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儿时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一生的影响”。吴俊全说，他4岁的时候，跟着做铁路工人的父亲随东北解放大军南下，以铁路为家。沿途经过山东、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玩，学会了很多种方言。后来回忆起来，吴俊全说无论是给领袖配音或者为中外电影配音，儿时的这段经历都对他以后的配音事业帮助很大。因为后来他配的那些领导人，如毛主席、邓小平、陈毅等，大部分都是四川、湖南人。再加上多年的军旅生涯，看了他们那么多的书，对老一代的感情非常非常深，甚至于和他们的很多子女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吴俊全笑谈，我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到处跑。我是属于散养的那类，我的好身板得益于母亲的影响。母亲是家庭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但她性情开朗乐观，常哈哈大笑。在困难时期，家里的饭不够吃时，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三个孩子，自己就用一碗水蘸着酱油吃，也没见母亲愁过。母亲曾用四句诗教导我：“心中有定数，平常心一颗，诱惑顶得住，寂寞能耐得。”短短几句话，却切中要害。
记者手记：面对面地听吴俊全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感觉人生太短，故事很长，而他的人生更是一部有喜有忧、有苦有乐的厚重小说。有些人可能没见过吴俊全，却可能听到过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无处不在：在电视中、在电台里、在网络上，甚至在银幕上。他用声音诠释多彩的人生，而他的人生也因为声音而别样精彩！
吴俊全说，选择到文工团当兵，主要是为了吃饱饭，其次或多或少受二哥的影响。
主席讲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真正要学，还是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配音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使自己的配音突出人物的性格，与演员的表演合二为一。
吴俊全说，要想成功，积累很重要。有些时候不能着急，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总会找到展示你的机会。
吴俊全笑谈，我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到处跑。我是属于散养的那类，我的好身板得益于母亲的影响。
用声音诠释的多彩人生
——专访配音奇才吴俊全
有一种声音是遵从内心的表达，还有一种声音是需要配音演员来完成的。40多年来，吴俊全先后在数百部电影、上千部（集）电视剧中用自己的声音塑造了无数熠熠生辉的形象。如为电影《斯蒂尔传奇》、《血战大西洋》，电视剧《唐明皇》、《走向共和》等的配音，以及电视剧《三国演义》、《年轮》的旁白等，都为这些影视作品增色不少。尤其是他在《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等史诗大片中，用方言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配音，更是家喻户晓。他是位实力派配音演员，被影视界称为“奇才”。
退休后的吴俊全一点都不闲着，以致记者约他的见面时间一改再改。拿他的话说：“退休只是单位的工作告一段落！对于自己而言，都不知道什么叫退休！”
吴俊全个子不高，神采奕奕，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很有磁性。他幽默地说：“虽然作过导演，但没有导出一部电影来，还是做了一辈子配音、解说的工作。”
在记者面前，吴俊全娓娓道出他的人生故事……
当兵为了吃饱饭
“为了吃饱饭，选择去当兵，”吴俊全说。
1946年5月，吴俊全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那时候，家里人口多，父母的工资也不高，常常吃不饱饭，通常晚上不吃饭，或者晚上是就一点酱油加水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月粮食定量19斤，根本就不够吃。小学毕业后，原本该上初中的吴俊全，父亲却让他上铁路技工学校，因为到了那里，每月粮食定量有45斤，每天烧煤，还可以学一门开车之类的技术。吴俊全一看是体力活，发展得最好就是以后当司机，这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于是与父亲商量，要去文工团当兵。父亲认为，到文工团不过就是唱戏的，没什么好的，但吴俊全的爷爷这时站了出来，他非常支持吴俊全的想法。
吴俊全说，选择到文工团当兵，主要是为了吃饱饭，其次或多或少受二哥的影响。二哥特别喜欢文艺，那时在家经常唱《三套车》、《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这些动听美妙的歌声，使他喜欢上了文艺，希望自己以后当一名演员。
1961年，吴俊全正式入伍，到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谈到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吴俊全说，其实我这辈子是比较幸运的。最初，在舞蹈队当学员，开始压腿、下腰，那时候小，实在是太累了，加上腰板太硬，不会下腰，人家说我腰就像郑板桥，就跟一座桥一样倒在地下，而且别的孩子们压板杆，脚可以搁在板杆上，我是搁在板凳上，那个腿搁不上去，根本不是跳舞的料。后来成都军区排了一个话剧，叫《红英歌》，里边需要一个小孩，当时我们这批孩子都是四川的孩子，他们说不了普通话，只有我会说国语。老同志听了说，哎呀这孩子国语还挺好。行，试试吧。因为我是东北人，所谓国语好就是一口东北话，那时候还没有普通话。这样我就到了文工团去演小孩，从此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很幸运的是，1963年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给了成都军区一个名额。大家说，这孩子演了好几个话剧，什么《红英歌》、《红岩》……别看个儿不高，声音挺好。我年纪最小，成了优势，结果到了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而这也成了吴俊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吴俊全读的是表演系。在这期间，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了大量的中外作品。吴俊全说，那时才18、19岁，正是对知识非常渴求的时候。而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老师魏世真也告诉他，文化基础要扎实，并从京剧的念白讲起，要求他字要咬住，同时把民间的语言用在话剧中。
毛主席讲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真正要学，还是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经常和同学们交流，想弄明白某个作品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意图，演员为什么要这样演，如果我去演我会怎么演。通过多看，多听，多想，多写，把这些东西牢牢记在心里，形成创作的养料。
1967年，吴俊全毕业后，又返回成都军区，到陆军某团下放锻炼，一直到1970年重返文工团。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解说员。
声音的诠释
“解说员就是念稿子。”吴俊全说，就是给我们厂拍的军校片、纪录片配解说。1979年，我遇到了第一部故事片，是我们厂的老导演严寄洲拍的电影，叫《猎字99号》，我给那里边的男主人公配音，因为当时这个演员的声音条件不太好，加上他的工作离不开，就对导演说，希望找一个能够比他的实际年龄再年轻一点的声音，最后就把我调上去试了试，就这样，我还不懂什么叫配音，就看着画面，他张嘴你张嘴，他乐你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走到今天。
配音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使自己的配音突出人物的性格，与演员的表演合二为一。而有生活、有体验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对生活要充满激情，人最主要的是要有情，要有爱，对动物及周围的人要有爱心。一个连情和爱都没有的人，也不可能有健康的体魄和灵魂。
成功需要积累
吴俊全说，要想成功，积累很重要。有些时候不能着急，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总会找到展示你的机会。如果没有积累，到时候再想做就晚了。一定要做在前头，哪怕你看一本书、看一篇文章，哪怕有一丝一毫收获，都把它牢牢记在心里，这样总有一天能用上。
1982年，八一厂拍《四渡赤水》，因找不到周总理的配音演员，他主动请缨，这是吴俊全的第一部给领袖配音的作品。回忆起那段拍摄经历，吴俊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自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时和文革期间总共见过周总理大约20次，但也只是表面上的了解。接到要为总理配音的任务后，吴俊全从同事那里找来一盘周总理讲话的录音带，就把自己关在录音室里，揣摩周总理说话的节奏和特点以及在生活中是怎样讲话的，并反复练习。在第一次“交卷”时声音还不太像，又练了三天，最后渐渐地融入到总理的生活中，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吴俊全告诉记者，不单单是演员要让灵魂附体，配音演员也要用灵魂附体一样的声音来处理影视作品中的领袖人物。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吴俊全家的客厅有一堵墙那么大的书柜，有一部分是他历年来完成配音的录像带和光碟，这些都是他多年的工作真实记录。他之所以被誉为“军中配音奇才”，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功夫，他在幕后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找寻过去记忆
“我今年69岁了，身体的好底子都是在部队打造的。”吴俊全说，我生下来时，妈妈没有什么奶，大哥和二哥就到住宅区轮流替我打牛奶，专门找俄国人养的奶牛。有一次去打牛奶，还差点被牛顶死。1960年，困难时期，每月半斤白糖，一斤黄豆。父亲得了肝炎，都舍不得吃，省下来给我吃。
部队十分关心军人的身体健康，每次演出前，都必须吃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每顿有粗粮，表演系和音乐系的学生没有肉吃，只有舞蹈系的每天都有肉。但是，舞蹈系的女孩子担心吃肉长胖，就把肉给我们吃。于是，我们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到她们门口等着。
吴俊全入伍以后，接受的是苏军式的管理，大运动量以及规范的作息时间。1965年，搞“四清”，他深入到北京延庆县千家店呆了一年，吃百姓的粮，一个人管一个生产队，需要了解各家庭情况，如有没有地主，同时也参加农业劳动。
“文革”是1966年闹起来的，部队不能参加地方的革命，就返回了自己的单位。在两年的时间里，吴俊全参加了大串联，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长征路，受再教育。1968年学院解散，全部学生都分配了工作，由于他是选送来的，不参与分配，回到了成都军区，然后分到54军某团，到云南腾冲野营拉练、养猪、帮厨，每天夜里两点钟，带个冲锋枪，拿个锹，在稻田边巡视，怕老百姓偷水。三四个月都不会做饭，拿粮票换老百姓的布票、换油，那时留了很长的胡子，大家都喊我“小胡子”。 又过了两年，回到文工团，学样板戏，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部队不涨工资，穷得像孙子，快乐得像爷。
爸爸有五个弟弟需要养，对我们散养了一辈子。好在自己继承了部队和母亲的教育，有自己的追求，外出拍摄，可以挣到工资的一半，或者一个月的工资，比起哥哥他们，自己算是有钱人了。
吴俊全说，大哥今年81岁，二哥75岁，我也69岁了，我们仨平均年龄70多岁。去年，我们一起走过了幼年曾经呆过的地方。
童年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儿时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一生的影响”。吴俊全说，他4岁的时候，跟着做铁路工人的父亲随东北解放大军南下，以铁路为家。沿途经过山东、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玩，学会了很多种方言。后来回忆起来，吴俊全说无论是给领袖配音或者为中外电影配音，儿时的这段经历都对他以后的配音事业帮助很大。因为后来他配的那些领导人，如毛主席、邓小平、陈毅等，大部分都是四川、湖南人。再加上多年的军旅生涯，看了他们那么多的书，对老一代的感情非常非常深，甚至于和他们的很多子女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吴俊全笑谈，我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到处跑。我是属于散养的那类，我的好身板得益于母亲的影响。母亲是家庭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但她性情开朗乐观，常哈哈大笑。在困难时期，家里的饭不够吃时，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三个孩子，自己就用一碗水蘸着酱油吃，也没见母亲愁过。母亲曾用四句诗教导我：“心中有定数，平常心一颗，诱惑顶得住，寂寞能耐得。”短短几句话，却切中要害。
记者手记：面对面地听吴俊全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感觉人生太短，故事很长，而他的人生更是一部有喜有忧、有苦有乐的厚重小说。有些人可能没见过吴俊全，却可能听到过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无处不在：在电视中、在电台里、在网络上，甚至在银幕上。他用声音诠释多彩的人生，而他的人生也因为声音而别样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