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和被参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1924—1925
【摘 要】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开展并不限于政治课堂，政治教育的实施者也并非尽属政治部。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开办者，他既是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参与者，也是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不仅亲自对黄埔官生进行政治教育，也经常被其近随官长用作政治教育的素材。一般黄埔官生对孙中山的认识经过“他觉”后，也开始宣传对孙中山的认识和崇敬，成为“觉他”的主体参与进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中来。通过对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关系，也可以为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教育实操情况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关键词】孙中山；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参与；革命军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94-07
黄埔军校“以俄为师”引进的党代表制与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军事教育以及军队建设的新纪元。就狭义而言，政治教育特指对于政治知识、政治学说等学科专业性的教育。但在黄埔军校的语境下使用政治教育一词时，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如增进官生的革命精神，使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坚定其对国民党主义之信仰，强化其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等都属于政治教育的内容。①正如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所说：“当时的政治教育方针并不是灌输他们有关政治学科的系统知识，而是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促进与提高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认识而已。”②
黄埔军校开办初期，诸事千端万绪，孙中山指派的政治教官如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多身兼党政要职，不能常川驻校，政治教育也无成规可循。在当时的黄埔学生看来，政治课就是每周的演讲，因为戴季陶离职后，“中间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③加之，从1924年8月中旬“扣械案”发生到1925年底第二次东征结束，广东将近两年的政局，“几乎大半是在战争状态中，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④因此，笔者认为官长的演讲、训话与黄埔官生开办的各种刊物在该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实操中显得更为主流。
当前，学界对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研究，大多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及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政治部为中心，而对孙中山以及政治部以外的也同样参与军校政治教育的黄埔官长则关注不多。黄埔军校的创建既有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背景，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影响，这二维向度的中心是孙中山。而学界对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研究多以孙中山为主体，较少从黄埔军校的角度来探究孙中山的影响。其实，在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教育中，孙中山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既是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又是该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孙中山对黄埔官生思想言行的影响不能忽视。一、“做革命军”与“不怕死”：孙中山对黄埔官生的政治教育
孙中山生前一共到过黄埔军校五次，①其中对黄埔官生的正式演说有两次——开学典礼和北上告别。1924年6月16日，他在军校开学典礼中的演说，对黄埔官生的影响很大。孙中山开篇便自陈“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借之以反衬俄国革命的伟大，找出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进而提出对黄埔学生的要求和期望——“要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他甚至不避讳在场的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軍阀，而直言“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孙中山这种“弃卒保车”式的推心置腹，虽不够理智，却充分地表露出其处境的无奈，更增加了黄埔军校官生的使命感。王逸常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当进校新兵教育期满之后，总理到黄埔校阅时第一次训话，很坦然的说当时在广东的滇桂军靠不住，很慈祥的期望我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军。”②接下来，他具体谈到如何做革命军的问题，提出要学习革命先烈“不要身家性命”的唯一长处。讲述革命先烈从前参加革命时人数既少又缺枪，却能以一敌百，甚至以一敌五百的革命勇气，从而克服黄埔官生因人数少、装备差而可能出现的畏难心理，进而凭借自己的革命经验和眼光，向黄埔官生加油打气，输送信心，“现在这个学校有了五百人，以诸君很好的根本，如果真是有革命之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只枪，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他进一步解释此“革命之气”，是以先烈为标准做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为了向黄埔学生灌输不怕死的精神，孙中山直接以自己的“后死的革命党”形象为例，“要诸君不怕死”，“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开展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他强调“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要求黄埔官生“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③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将自己化身于对黄埔官生政治教育的素材当中，将自己置身其中的革命渲染，有着很好的教育效果。他在此并没有重点宣讲三民主义，个中缘由可能是他已将黄埔官生当作三民主义的当然奉行者；也可能是他认为对于黄埔军校官生而言，“做革命军”和“不怕死”更为实用。当时的听众一期生蒋超雄，事后很久对孙中山勉励他们做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军人的讲话，还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④从黄埔官生后来的思想言行来看，做“真正的革命军”成为官生的一种信仰，是黄埔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来黄埔军校发表北上的告别演说，新组建的广东大学的学生也一并前来听训。面对这“文学生”和“武学生”，孙中山主要介绍了其北上的原因，分析了全国的局势，向听训学生说明虽然其北上可能不会有很大成就，可能还有危险，但为宣传革命起见还是毅然前去。这里他虽未再言及“不怕死”，却改用了实际行动来诠释，如王逸常所言：“总理很毅然的以为此去对于大局上即无好大效果，亦可借此去宣传，设立党部，总理坚决果敢之气，在我们脑海中，永久盘旋着深刻的印象。”⑤二、不在场的孙中山与军校政治教育：黄埔官长口中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黄埔官生直接打交道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曾经长时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与孙中山有过近距离接触，并对孙中山有过直观的观察与了解的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等黄埔官长，在对黄埔官生进行的政治教育中时常以孙中山作为素材，利用他们与孙中山的接触经历来塑造孙中山的形象，这样的孙中山形象可知可感，更加鲜活，其感染力自不同于一般人敷衍场合的空洞陈词和口号式标语。化身进军校政治教育素材中的孙中山，虽不在场却胜似在场。
廖仲恺作为军校的第一任党代表，他在对黄埔官生的演说中经常通过塑造孙中山的形象来对黄埔官生进行政治教育。1924年5月15日，廖仲恺第三次到黄埔军校，对黄埔官生演讲“作事必须有恒心”，以孙中山为例，要求学生“要以吾党总理为效法”来养成决心与恒心。他具体提到在同盟会时期，党员不明白开会的程序和方法，于是孙中山嘱托自己将他所写的英文版《民权初步》译成中文，“给我们同志，和中国国民研究”，但廖仲恺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没有上心。孙中山从美国回来后，“每见面，必常常询问”。廖仲恺以“总理对区区一本书，始终不忘”的故事，来塑造孙中山“恒心之坚韧”的形象，也同时从他自己与孙中山对《民权初步》重要性认识程度上的差距来衬托孙中山的伟大，“兄弟追随总理约二十余年，他的性格思想，知之最详”“总理很少闲谈，且很不轻易下一断语”“而他的断语通常看透十年以后所需要做的事情”。①廖仲恺所举孙中山的事例，想通过塑造孙中山的伟大形象来教育黄埔官生的努力显而易见。6月24日，廖仲恺陪同鲍罗廷和高和洛夫将军来军校，继两位俄国人之后，廖对黄埔官生发表“革命党应有的精神”②的演讲，他借俄国人选择与孙中山合作一事，来强调当时中国只有孙中山是“有热心、有魄力的革命领袖”，继而希望黄埔官生“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③
黄埔军校开办初期，蒋介石作为校长，“巨细躬亲，殚精擘画”，④可谓尽心尽力。从某种程度而言，军校开办初期蒋介石对黄埔官生的训话，扮演了军校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而在这些训话中，蒋介石也常常以孙中山作为素材。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对一期生演说俄国党员活动的方式及成效，他首先介绍了俄国共产党人感化他人的强大能量，“他们无论到一个什么社团，都能使那个社团的人受他们的感化”，他们党员“最有团结力”，都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而普通社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皆变为他们的同志”，接着他说道：“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学问、道德、思想，都是和列宁一样，本来早该成功，无奈我们一般做党员的人，不能象俄国党员的奋斗精神，来赞助总理革命，所以至今还不能成功”，继而要求校内五六百国民党员提起精神努力于革命工作。⑤
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宣讲，不是从学理入手，而是从孙中山伟大形象的建构入手。1924年7月24日，蒋介石对一期生讲明军校与党的关系，在宣讲三民主义时，他说“我们总理这十几年来所讲的话，都是极平实，句句可以应用的，他是以心理、统计、社会伦理、哲学逻辑、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学问为根据，再拿中国的风俗习惯、历史法度以及各种的情形为中心，而参考各种的科学，斟酌损益”，才发明的三民主义。①他从阐述三民主义的发明者以及发明过程的可靠性，来说明三民主义的可靠性，可谓另辟蹊径。黄埔开校初期，国共两党尚未发生争端，校内的主要思想斗争是针对无政府主义。1924年的7、8月间，军校有一名学生熊敦向蒋介石请求退学，理由是他的思想已转变，信奉了无政府主义，②蒋介石针对这一现象召集学生训话，他有意避免学理的抽象性，从孙中山的伟大天才形象着手，“我们的聪明实在是及不上总理，总理的思想实在是比我们高出一等”“若叫我们自己去想主义，六十年也不一定能够想的像总理所想的那末完全，或许一二百年也想不出来”，他甚至自我贬低，“像我这样的人”，独自想不出救国的方法，“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在批判要求退黨的学生之后，他要求学员对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否则就是叛党，就是敌人。③
孙中山北上得病的消息传来时，黄埔官军正准备第一次东征。1925年2月9日，东征部队到达常平，此时黄埔军虽未与敌军交战，但沿途纪律尚好，蒋介石借机训勉官兵，他将孙中山得重病的原因归结于“革命革了几十年，没有一个军队能按照他的主义去做，所以抑郁成病”，进而勉励将士，“我们是真正革命军”“我们一定要去救大元帅的病”，因此要求官兵继续严守纪律，奉行孙中山的主义，他将官兵严守纪律的行为与孙中山的病情连在一起，说孙中山得知官兵严守纪律后，“不但嘉奖我们，而且病也好了大半”，继而对官兵提出期望，“要大元帅的病好，全仗你们努力”。④
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回广州时，黄埔官兵正在前线作战，为不影响前军士气，胡汉民没有立即传讯前线。直到3月21日打下兴宁城后，胡汉民才将讣闻传达行营。蒋介石于27日集合两教导团训话，不仅重申了孙中山的病因是主义不能彻底实行外，也将矛头指向了东征的对象——陈炯明，“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而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徒，所以忧愤成疾，以致于死”，进而要求官兵要继续努力，杀了陈炯明。⑤3月30 日上午，东征军在兴宁县北门外召开追悼孙中山及阵亡将士大会，蒋介石再次说明总理生病的第一原因是“陈炯明造反叛党”，提醒官兵第一要紧的任务，就是“要杀陈炯明”。⑥4月5日，蒋介石赶回军校本部参加孙中山追悼会，晚上向第三期入伍生追忆了孙中山北上前与他的谈话，孙中山说“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现在有这些学生，一定可以继承我未竟之志”，进而让黄埔学生“明瞭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要如何努力才对得起总理。⑦
孙中山去世时，汪精卫一直伴随左右，对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形最有发言权。他5月8日从北京来到汕头，11日在粤军总司令部行营参加孙大元帅第三次纪念周，首次发表了“孙大元帅北上之经过”的讲演，主要介绍了孙中山带病入京，仍抱病工作，闻知段祺瑞以尊重不平等条约换取外交团承认其临时执政地位时，“极为震怒”，并认为这是加重其病促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他尤其提到孙中山去世前夜“一息奄奄，翻来覆去”之时，还念着“平和”“奋斗”“救中国”三句话。⑧他把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做了比较，认为从革命结果而言，中国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比之华、列尚有遗憾，但从革命的环境和勇气而言，孙中山却是史无前例的伟人。⑨5月17日，汪精卫在广州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再次讲演孙中山北上情形。孙中山听闻段祺瑞丧权卖国时震怒不已以致加重了病情固是汪精卫亲自观察的事实，但他将黄埔官生的仇恨引向北方军阀，意在提醒黄埔官生国民革命的最终目是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这也是孙中山一生所未了的志愿。
三、黄埔刊物中的孙中山与军校政治教育：黄埔官生对孙中山的认知与宣传
黄埔军校的学生，限于年龄和阅历，入校前大多数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多是处于“朦朦胧胧想革命，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①的状态。除了上述孙中山的近随而外，黄埔一般官长对孙中山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开始他们大都属于黄埔官长建构孙中山形象的接收方，即“他觉”的对象，而当他们对孙中山有所认知获得“自觉”以后，又开始主动参与建构孙中山形象以教育他人，此时他们又成为“觉他”的主体。黄埔军校开办的各种刊物为早期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周恩来的开创性贡献大有关联。②值得注意的是，黄埔官生对孙中山的认知与宣传并非完全是对官长的简单响应，有时也有其主观能动性的一面。
孙中山生前已被比作中国之华盛顿，被称为“国父”。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更是大力塑造其“国父”的尊荣和地位。但是，这种政治化的包装没有在黄埔军校官生中得到回应，黄埔学生更多地以“母亲”的意象称孙中山。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刊《中国军人》于1925年2月20日创刊，在《创刊号》的扉页印有一孙中山像，两边书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警联，底端写着“中华民国的母亲，农工兵学的指导者，东方国民革命的领袖”。③1925年3月30日，参加兴宁城外孙中山追悼会的黄埔官生写了一篇祭文，内中虽提到孙中山是民国之父，但这主要是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而言，而当把军校官生带入语境时，孙中山则被称为“慈母”，官生则自视为“孩提”。④《青年军人》第4期扉页也贴了一张孙中山遗像，遗像下方的介绍文字称他为“中华民国的慈母”，⑤同期还登有陈自能编词并谱曲的《追悼中山先生歌》，内中第二段唱词是：“为了社会而死，为了群众牺牲，三十余年的奔走革命！同胞们呀！丧失了崇高的导师，伟哉革（命）的首领，哀哉中华民国的慈母，人类的救星！”⑥
为什么黄埔官生一直用“慈母”作为孙中山的意象呢？当时的入伍生队第四连郑峻生认为，孙中山的去世对于他们黄埔官生——革命军人的意义与一般被压迫民众是不同的，“因为其他的被压迫者对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而他们革命军人是直接的；对一般被压迫者而言，他们“不过损失了一个救主和指导者”，然而青年军人们却是“死了我们的母亲”，因为在他看来，“我们青年军人是他产生的胎儿”。⑦黄埔官生对孙中山的“慈母”意象，反映出黄埔官生心态的不成熟，但却是他们“去政治化”的真情流露。“慈母”没有“国父”的威严和政治的冷峻，却多了一份“母”“子”间的柔情和赤诚，这说明早期黄埔校生对孙中山的尊崇是不掺杂政治成分的，他们也并非仅把孙中山当作一个表象的象征符号。这从侧面说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孙中山内容是有影响力的。
孙中山的去世，在一些黄埔官生中间引起了悲观和动摇，“就是国民党中有一部分的党员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失了领袖，国民党就要解体；革命政府，不但不能发展，反恐不能维持下去”。①因此，很多黄埔官生在纪念孙中山时常会将他与列宁并提，不光从二人地位上类比，更因为“列宁同志的死，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并不发生若何的影响”，②他们借列宁去世后俄国共产党不受影响继续革命的寓意相互砥砺，号召大家更加努力，“完成我们首领未成的工作”，③而且，“纪念他不独是因主观的情感表示敬爱他一人，还更要替他继续着用客观的理性实行解放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四百兆国民”。④
更有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孙中山的逝世。《京报》3月5日载有张作霖对孙中山去世的评价，他认为“中山一旦逝世，国民党必将分裂而消灭”，认为孙中山的事业“不能离开他而继续进展”。针对张作霖此番言论，一位署名侠公的黄埔官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予以批判，认为张作霖这种无聊想法是“天纵之圣”的“奴性的唯心史观”。接着指出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和他的三民主义是以现实的经济条件做基础生发的，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不会因为孙中山的去世而消灭，进而将孙中山比作“一位久经航海的老舟师”，他虽已离去，但是留下了“很明晰的航海图”——三民主义，“制有很正确的指南针”——中国国民党。“我们只要头脑冷静知道这两件宝物之重要，爱护珍惜，慎重运用，亦必能跟着老舟师所定的必由之道以渡登彼岸”。文章还用列宁去世后日本一些贵族军阀“弹冠相庆”，认为苏维埃的基础将会动摇的事例类比，指出列宁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不惟苏俄无恙，列宁的主义“且弥漫全世界而日以发皇”。鼓励大家按总理的革命方略，努力去做，“那么我们自身便是无量数的孙中山”。⑤用唯物史观的理性和科学来看待孙中山的去世，这比一般情感性的呼吁更有说服力。
黄埔官生对孙中山的集中了解和宣传，由孙中山的逝世而触发。孙中山家事遗嘱中有“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一句，在黄埔官生看来，他牺牲的精神，淡泊的节操，“真可以惊动鬼神”。杨润身对比了一些“整日价被黄金，娇妾，赫赫烈烈的官衔闹得不得清场”所谓的革命家，感慨“怎么样望他们能牺牲能奋斗呢？”他号召黄埔官生做真正的革命军人——淡泊权力，不恋家室。⑥入伍生队第五连学生熊受暄有感于孙中山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呼吁青年军人“做一件事，必定要使这件事成功”，现在国事蜩螗，孙中山已为革命牺牲，青年军人们“应当牺牲个人一切权利与快乐，去努力于革命运动”。⑦
孙中山弥留之际仍大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情状，首先经汪精卫讲述并宣传开来，按梁启超的话说这对于宣传孙中山“足抵一部著作，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⑧孙中山去世前的这几句呼喊，是对其一生投身革命事业的最好诠释，也成为宣传的绝佳材料。胡汉民在1925年4月1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刊文勉励海内外同志时，也以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若断若续，达四十余次”，进而呼吁同志“膺斯艰巨”“团结淬厉”，使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之遗命，终有实现之一日”。⑨周恩来在1925年《党刊》总理纪念号写有一篇《孙文主义》的文章，也特别用孙中山垂死犹大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不已”的场景，来表达孙的热烈雄壮崇高伟大。①北较场黄埔分校的吴明在发文批判军队部落思想时，提到孙中山“一息尚存，犹然号呼（先生临终时尚呼救国和平）不已”，来刻画孙中山“日日谋全国之利益而奋斗，日日求中国之和平”的形象，进而对“军人政客乃以地方主义相号召”表示愤怒，认为孙中山不能目睹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部落思想——地方主义造成的，继而号召青年军人廓清部落思想。②
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和英文秘书的甘乃光撰写了《孙总理事略》，对孙中山的一生做了简要的梳理，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为革命事业忧劳而死的伟大形象。③之后，甘又委托刘燧元、梁式、汤澄波三同志选取孙中山生命中若干重要节点编成剧本交付青年工作团排演。于是三人选取了孙中山伦敦蒙难、成立同盟会、永丰舰蒙难、弥留之际四个场景编成四幕剧本，并将该剧本刊载于潮州分校总政治部1925年出版的《韩江潮》。剧本中对孙中山的历史经历做了艺术化的演绎，尤其第三、第四两幕政治教育和宣传的用意较为明显。在第三幕孙中山蒙难永丰舰中，编剧者以代表帝国主义的夏税务司和意欲调停的魏邦平为反衬，塑造出孙中山和蒋介石临危不惧，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着重刻画了陈炯明及其军队的罪恶和歹毒。第四幕着力刻画了孙中山弥留之际的虚弱无力、奄奄一息，尤其孙最后“眼一开一闭”似梦呓一样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④的场景再现，催人泪下，渲染效果极佳。四、结语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开展与实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的开展并不限于政治课堂，政治教育的实施者也并非尽属政治部。从形式上而言，其他黄埔官长的演说、训话，黄埔官生排演的话剧、出版的刊物、谱写的歌曲等都能起到政治教育的作用，都是其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内容上来说，对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宣传和推崇也是其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因此，并不是只有那些被命名为“政治教育”的活动才起到政治教育的作用，从结果导向性来看，有时那些不被称为“政治教育”的活动往往政治教育的效果更佳。
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创办者，他对于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是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也同样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被参與进来。黄埔官长中的孙中山近随们，经常将他们接触和观察到的孙中山作为素材，向黄埔官生开展政治教育；一般黄埔官生也常常以黄埔所办刊物为平台来宣传他们对孙中山的认知和崇敬，这些言论也同样能起到对其他官生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孙中山对黄埔军校不仅有宏观上的影响，也有具体而微的作用。不管是其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他在黄埔军校早期政治教育中的地位都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沈志刚，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