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伟大”内涵的多维解读

    【摘 要】“7·26”重要讲话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合称“四个伟大”）并列提出，却没有明确具体所指，有必要结合它们各自提出的历史来深化对“四个伟大”理解。“四个伟大”本身是一个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伟大斗争”的提出和受到高度重视，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问题、困难、风险、挑战、阻力等负面因素和不利因素而提出的，希望借此激发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警觉、警醒。在今天，更好地践履和更好地实现“四个伟大”，需要我们聚焦主题、完成课题、求解命题、破解难题、针对问题、回应话题、创设议题。

    【关键词】“四个伟大”；历史追溯；伟大斗争；“七题”；“7·26”重要讲话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33-08一、“四个伟大”首次完整提出的文本和语境分析

    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宣传界、理论界、学术界一般将之简称为“7·26”重要讲话。

    7月26日举行的这个专题研讨班，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的專门高层动员会，算得上是党的十九大的预热、预演。就是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习近平首次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宣传界、理论界、学术界一般将之合称为“四个伟大”。“7·26”重要讲话在中共文献史上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伟大”。

    已经公布的“7·26”重要讲话正式稿，篇幅不长，可谓字斟句酌、字字珠玑、惜墨如金，可涉及“四个伟大”就有两处。

    第一处完整地提“四个伟大”时，具体语境是这样的：“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①

    这就是说，“四个伟大”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基础、根本和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可以高屋建瓴地概括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是“四个伟大”的展开、践履和实现过程。

    第二处提出“四个伟大”，其具体语境是：“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①

    这段话固然是在强调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地位，但明确“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实际上也在强调“四个伟大”决定着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四个伟大”是有机的整体。

    在稍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十九大报告用了将近1200字来论述“四个伟大”，更为详细具体地阐释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除了和“7·26”重要讲话一样强调伟大工程的决定性地位，还特别强调了“伟大梦想”的统领作用）和针对性，进一步彰显了“四个伟大”的重要性。

    但如此重要的内容，“7·26”重要讲话却没有对每个“伟大”详加阐释，甚至没有具体说明它们（特别是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斗争）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现象？这是因为，“四个伟大”固然是在“7·26”重要讲话中首次完整提出，但其基本内涵和具体所指，实际上在之前党的重要文献、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已经有过明确说明。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准确深入理解“四个伟大”，必须要结合党的历史来读。二、“四个伟大”提出的历史追溯

    “四个伟大”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升华而来的，最开始是各自独立表述，然后走向融合。

    伟大工程这个概念在“四个伟大”中出现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他认为，在这三大法宝中，党的建设是起关键作用的。他把党的建设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坚强有力，改革开放就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就不能顺利实现。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实际，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并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的工程来实施，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和概念。②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其深化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概括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至此，“伟大工程”的含义非常明确了，其核心就是党的建设。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此以后，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中都强调和突出了这点。这是关于“伟大事业”的最初表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先提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接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高度的一体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强调：“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①进一步明确了“伟大事业”的明确内涵。自此，“两个伟大”相并列，伟大事业的内涵得以清晰界定。“7·26”重要讲话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之做出了正式回应，再次确认了这个说法。

    伟大斗争在中共党史上提出的也很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通称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是关于伟大斗争的最初表述。在黨的十八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主持了起草工作，在讨论时，他坚持要把“伟大斗争”写入报告，③并对之完整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④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伟大斗争”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谈及“伟大斗争”，并且在表述上出现了需要深刻领会的变化。比如，2013年6月28日，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⑤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⑥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⑦2015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⑧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⑨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使用了“为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表述。从“准备进行”到“正在进行”，再到“为更好进行”，这三个表述的变化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党对“伟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伟大斗争”的内涵非常明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⑩一方面把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伟大推进到“三个伟大”，另一方面完成了“三个伟大”的并列。

    关于“伟大梦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就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①明确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联系起来。在不久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向全体代表、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②“中国梦”最主要的内涵确立了。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③在这里，习近平把“伟大理想”与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并列为“四个伟大”，他虽然没有具体讲“伟大理想”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它和“伟大梦想”基本上是相通的。这可以视为“四个伟大”的初步提出。

    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式概括为“伟大梦想”，并正式把它和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并列，从而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三个伟大”发展为“四个伟大”。三、为什么提出并重视“伟大斗争”：进一步答疑解惑

    “四个伟大”无疑是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7·26”重要讲话提出：“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④“四个伟大”在某种意义上既有相应的分工侧重，又互相结合，在总体上共同解答这四个问题，“四个伟大”实际上也是一种“明确宣示”，它的内涵和上述宣示大体上是一一对应的，伟大事业对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梦想对应奋斗目标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斗争对应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伟大工程对应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即把我党建设成为伟大、光荣、正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党，进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不断前进，取得更大历史成就和历史进步。

    正如有学者分析：“四个伟大”各自的内涵，在本质上，归根结底应围绕“治国理政”来理解和把握。进行“伟大斗争”，强调的是治国理政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具有滋养斗志的作用，它主要回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或“怎样干”的问题；建设“伟大工程”，强调的是治国理政的领导力量，具有政治保证作用，它主要回答“谁来领导”或“提供什么样的政治保障”问题；推进“伟大事业”，强调的是治国理政的旗帜、方向和道路，具有举旗定向作用，它主要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或“干什么”的问题；实现“伟大梦想”，强调的是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具有目标引领作用，它主要回答“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或“干成什么”的问题。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明确指出，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凸显了伟大工程的关键性。另一方面又详细呈现了“伟大梦想”的统领作用、指引意义，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并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它们之间的整体性、有机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伟大工程虽然起决定性作用，但“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⑥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伟大斗争”的提出，需要进一步分析。如前所述，“伟大斗争”是习近平在主持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中，在讨论环节时坚持写进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又在很多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反复提及“伟大斗争”。在“7·26”重要讲话中，还专门提到“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①在2017年8月29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提出“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②

    十九大报告不但专门用一大段落来详细说明“伟大斗争”，并且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把斗争上升到普遍矛盾同量级的高度。十九大报告关于“伟大工程”的论述，强调建设伟大工程，“全党……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③这和前面分析伟大斗争的思想非常接近。换言之，伟大工程的实现，伟大斗争是其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手段、方式和环节。简言之，习近平极为重视“伟大斗争”。

    也正因此，社会上有些人对此浮想联翩，乃至顾虑重重、忧思不已，甚至妄加猜测、妄下断言：中国又要走回老路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七大报告多次提到“和谐社会”，十八大报告提“和谐发展”“和谐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以前的主导话语和主流话语，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视“斗争”？这是不是和以前的主导思路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如前述，“伟大斗争”是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的。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这些人自认为“窥得天机”，妄言中国未来将重走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还推测说从严治党、反腐败将采用阶级斗争的形式搞运动反腐、搞反腐扩大化。无疑，这是对“四个伟大”根本性误解，也是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不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四个伟大”的详细论说，显然是对这些妄言妄断的最好回击。

    首先，“伟大斗争”是针对矛盾、问题、危机、风险、挑战、阻力等负面因素和不利因素而言的。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之所以提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因为“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④他把伟大斗争的针对性鲜明地提出来；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⑤在“7·26”重要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之所以高度重视“伟大斗争”，就是希望通过伟大斗争，“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⑥

    为了实现更为彻底的答疑解惑，十九大报告不惜笔墨，用了很大一段话来分析“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進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①显然，“伟大斗争”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前行的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主要包括“反腐败斗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思想斗争”“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军事斗争”“国际反恐斗争”“反分裂斗争”“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同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同危及党的领导权的势力作斗争”“同发展的阻力、压力作斗争”，等等。概言之，就是要与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进行不能停歇、不能失败的斗争。

    其次，“伟大斗争”不仅仅是行动、实践，其中蕴含着极为可贵的精神气质、精神品质、精神素质、精神状态。正如有人分析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在通向目标途中，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所必须进行的艰苦努力和葆有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号”巨轮在航行途中直面惊涛骇浪、勇于破浪前行的开拓奋进。伟大斗争着眼于“敢不敢干”。②

    具体说，那就是在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的指引、推动、促使下，从低处讲，就是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从高处讲就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敢于拼搏、勇于贡献的担当精神。之所以高度重视“伟大斗争”，就是希望借此激发人民上述两种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新困难、新阻力，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正如有人分析的：伟大斗争是一种精神品质。从广义上说，“斗争”不仅包括解决问题的具体行为与实际行动，而且也包括不畏艰难、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习近平提出进行伟大斗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着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当太平官、打太平拳、过太平日子、革命意志消退、干劲斗志不足等消极现象，旨在激发和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进取精神、战斗姿态和无畏气势。③

    再次，之所以提出并高度重视“伟大斗争”，还具明显的警醒、警觉甚至自我警告的用意。一是警醒全党不要盲目乐观、沾沾自喜，要戒骄戒躁，二是警醒全党不要放松懈怠、消极无为，要奋发有为、力争朝夕、不断前进。

    早在2012年11月15日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④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说，“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恰恰相反，“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⑤特意把“伟大斗争”的警醒意义凸显出来。2016年10月27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初步提出“四个伟大”时，同时强调：“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①“7·26”重要讲话在列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建设的巨大成就时，总结性地强调：“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相反，“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五年来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后，也强调：“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因此，“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③四、如何践履和更好实现“四个伟大”：背后“七题”

    “四个伟大”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历史、党的发展的客观历史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同时蕴含着对未来发展的更高期许、更高冀盼，以及对革命能动精神、积极向上斗志的张扬。在笔者看来，应该还有另一层深刻用意，那就是“四个伟大”和“四个自信”之间的深层关联，具体说，如果清醒地认识到和自觉地认可了“四个伟大”，“四个自信”压根不存在问题，一些人之所以“四个自信”没有树立起来，或者不坚定，很重要的缘由在于没有认识到或者不认可“四个伟大”，之所以用“伟大”这个重词，原因正在于此。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中，经常把“四个自信”和“四个伟大”相提并论或放在一起分析。

    要切实践履和更好实现“四个伟大”，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七题”。

    第一，聚焦主题。这个主题就是“7·26”重要讲话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部工作都应该立足于這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更高的发展和更大成绩。这个主题彰显得越好越充分，“四个伟大”越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二，完成课题。所谓课题，就是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具体指“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实际上就是上述主题在新时代的展开和具体化，具体讲就是针对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客观实际和实践，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上一层楼”，跨向新台阶。

    第三，求解命题。所谓命题，就是当年黄炎培提出的“命题作文”，即中共怎么“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执政周期律的支配”。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黄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四个伟大”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固守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超越中国历史上的“执政周期律”即“其亡也忽”的悲剧命运。

    第四，针对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作、行动、思考，一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针对性。问题是最集中、最鲜活的现实，针对问题思考发展、谋划发展是最尊重现实、也是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习近平为此有过专门的总结：“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①问题不但集中地反映人民的吁求，而且更是发展阻力、发展障碍的聚集和交汇，它虽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形成发展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前进发展的动力。每一次对问题特别是重大基本问题的解决，都意味着发展时刻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伟大”既是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解决问题中深化和不断彰显的。其中，尤为紧要的，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等。

    第五，破解难题。所谓难题，从根本上讲，就是“7·26”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②具体讲，就是难题、重大社会问题，或者表现为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累积下来的问题，“经过35年来不断改革，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③或者表现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总而言之，之所以能称得上“伟大”，破解难题是很重要的试金石。

    第六，回应话题。通过对“四个伟大”准确理解、深入宣传、成功践履，以及由此形成的合力，显示成效，来有力地回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存在争议但又影响广泛的话题，比如中国是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到底是什么关系，存在不存在普遍的发展模式，等等。使得由这些话题催生出来的某些谣言不攻自破，某些误解自动澄清，某些歪理邪说化为乌有，进而凝聚共识，形成常识，聚神汇力。激浊方能扬清，定分方能止争。“四个伟大”会因此更充分地彰显其伟大所在。对这些话题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更不能畏缩退让，否则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四个伟大”很难被人认同和接受。

    第七，创设议题。以“四个伟大”的传播、阐释、学习和践履为契机和载体，营造风清气正、理性规范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此基础上，创造建构一些有助于自己的议题，比如推出一系列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议题，广开言路、广采众长、集思广益，在占领话语权的制高点过程中，展现“四个伟大”的软实力，让更多的人自觉接受、认可并鼎力支持“四个伟大”，从而使“四个伟大”不断前进、不断深化。

    （关锋，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