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中的手车工人

    【摘 要】手车工人是广州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没有屈服和动摇。在广州起义中，他们组成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配合起义军勇敢冲锋陷阵，顽强堅守阵地，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特别能战斗的特性，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然而由于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广州工人运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中共掌握的包括手车工人在内的工人在当时还不占广州工人的多数，即便是接受中共领导的起义工人在组织纪律性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共当时还没有实现对工人队伍全面有效的领导，因而也无法领导其武装起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关键词】广州起义；手车工人；武装起义；共产党；工会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84-06

    广州起义以苏俄经验为样板，最大限度地发动工人为建立广州苏维埃而战斗。关于广州起义，学术界已经有了众多的学术成果，但是历史研究需要深入与细化。本文依据相关史料，从手车工人参加广州起义入手，对相关问题再作探讨。文中所指的手车即黄包车，文中出现的“手车夫”“人力车夫”“车夫工人”与“手车工人”是同义语，即拉黄包车的工人。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人力车夫的研究已不少，①但涉及人力车夫参加城市武装起义的，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一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把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打入血泊之中，“被杀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还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后屡次对于革命民众施行屠杀搜捕的强暴政策。”②

    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所吓到。在广州，自省港罢工发生后，退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是工人运动特别是政治斗争的中坚力量。南昌起义失败后“每次示威运动罢工工人总是占最大多数。成绩最好的是十月十四日和十一月七日两次示威，集在会场的群众约一万余人，其中罢工工人占七八千”，手车夫与建筑、钢铁、土布、油业、杂务诸业工人各数百人也参与其中。③当时广州的手车工会与汽车工会、码头工会、搬运工会、理发工会、金属业工会等行业工会已经与共产党有了联系，广州工人已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④有的还组织起各种形式的秘密武装，如手车工人就有“剑仔队”武装。⑤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驻广州控制广东后，“采取了明显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军事形势依旧。”①张发奎的压迫也日益加紧，10月19日悍然逮捕大批工人领袖，封闭海员工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致使三千熟练的工人纠察队员以及万余久经战斗的工人因此大半不能参加广州暴动。②人力车夫工会被查抄后，被捕的负责人彭世、王世文遭到严刑拷打，彭世的腰骨被打断，王世文的十个手指被插烂，最后全被杀害。③张发奎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十日，汪精卫打来四封电报，要求对共产党员廖尚果等采取行动、查抄广州苏俄领事馆……朱晖日④查抄了人力车夫工会与印刷工会等，搜出了一批枪械，抓捕了一批人。于是他们提前两天暴动。”⑤

    此前，中共广东省委定出举行暴动的战术计划，“把广州各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团体，改编为统一领导的7个联队、2000队员的工人赤卫队、两连敢死队（省港罢工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工人一连），由徐向前同志和原中央农讲所军事教官赵自选同志等分任各联队的指挥员。”⑥这两连敢死队在“极端秘密有极端严密纪律”的工人赤卫队中是“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⑦12月11日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广州暴动“目前估计我们的力量，在工人群众方面，……现在主要如海员、油业、手车夫等是有把握的”。⑧张发奎后来也承认，广州起义“其主要成员由部分教导团人员和人力车夫工会、印刷工会会员组成。”⑨苏共中央斯大林收到相关汇报后同意进行广州起义，他说“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⑩二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农民与工人，苦力与水手，铁路工人与海员，人力车夫与手工业者，共同宣告：他们不能在豪绅地主资本家买办阶级商董及军阀们底政权之下再忍受下去了”。由车夫工人组成工人赤卫队联队配合叶剑英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第一营，向最反动的公安局保安总队进攻。凌晨4时占领了公安局，起义军缴获的步枪1000多支、机枪10挺，立即发给了工人赤卫队。

    根据时任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第六大队党代表的李沛群回忆，广州工人赤卫队手车夫联队（即第二联队）在1927年11月中旬就已经正式组成。“这个联队以手车（即黄包车）工人为主，还加上酒业、铜铁两个工会的工友，由沈青、庞子谦担任联队长”，广州起义爆发后第二联队指挥部设在广大路。

    11月下旬，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董存汉在手车夫工会党支部召集的骨干分子会议上，宣布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消息。手车夫工会党支部书记黄益华家住第十甫曾巷，他楼下包租婆的儿子是警察局的警长。12月10日支部会议就在黄益华家进行，这样给敌人造成“灯下黑”，反而显得比较安全可靠，联队长沈青分配了起义后的攻击任务。但是当第六大队党代表李沛群与大队长石喜赶到万福路车夫馆集合队伍时夜班工友已经出车走光了。于是他俩立刻奔上街头，由近而远，从惠东路、永汉路开始，在惠爱路、惠福路、一德路、长堤、西濠口这些热闹的地方寻找夜班工友。各工友听到“今晚不要上街，就在馆里等着”“马上回去，准备动手”的招呼后，“都翘起嘴角，扬起眉毛，飞快地拉着手车回去了。他们沿路通知其他工友，一块儿回去。”①晚上11点参加起义的手车工人集合完毕，奉命于12点前全部转移到禺山酒楼茶室总工会第四分会的二三楼。“一霎时，这里就被黑脸赤脚、穿牛头短裤的手车夫挤满了。他们有的手拿竹杠，有的捏着木棍，有几个偷了车夫头的烂车轴当作武器，有几个把厨房的菜刀和柴刀也藏在腰里带来了。”中队长冯苏机灵多智，“带几个工友把工会的旗杆拔下来，旗杆头包着铁皮尖，看上去顶象一支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大伙群情激奋，在党代表的带领下唱起《工农兵暴动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绝敌人！我们前进，我们奋斗，我们暴动，我们胜利！推翻那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统治，一切权力归于我们工人农民兵士的！②

    手车工人暴动前情绪高涨是有原因的。一则分给他们的战斗任务是会合其他队伍，攻打第五区警署。而反动警察平时耀武扬威，仗势欺人，随意罚款扣车，抄身搜查，是手车工人的冤家死对头。工友们一提起警察就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起义开始后手车工人发出了“鏟平警察局”的怒吼。二则可以“打黑狗报仇”，为死难的彭世、王世文烈士报仇雪恨。

    起义打响后，这支队伍根据原定部署，会合其他队伍，冲进第五区警署，缴获了敌人20多支步枪。许多工友丢下竹杠、木棍，换上步枪。队长陈华感慨地说：“抓车把的手抓枪把，这味道真圣趣致！”中队长冯苏答道：“抓枪把趣致，抓印把才更趣致呢！”这两个队长的豪言壮语反映了手车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要“做世界”的雄心壮志。③

    紧接着第六大队又去南关攻打税务机关“保商卫旅”团的一连人，将其全部缴械，在缴获的枪支中还有两挺机关枪。接着又到南堤二马路，协助教导团围攻中央银行。“队伍中有几个是南关戏院附近米店的工友，他们飞快回去背来几捆麻袋”，第二联队立即挖起无线电台背后铁塔底下的泥沙装成沙包。“恰好附近路边丢了很多手车，冯苏和石喜灵机一动，拉过两部手车，把沙包放在手车座位上，推过去交给教导团的士兵”。士兵接过这无以名之的新奇的“战车”，便伏在车上踏脚的地方，一边凭依着沙包攻击敌人，一边推动车子前进，简直是活动掩体，于是大家纷纷如法炮制，一会儿便给教导团的战士们送过去一百多辆这样的“战车”，大大改变了他们不利的进攻条件。教导团战士们高兴得竖起大拇指直喊：“工人赤卫队顶呱呱！”赤卫队员们也对他们叫道：“教导团好呀！”在交战中，“十多个工友在推车的时候负了伤，还跟着要求和教导团一起攻打银行。”④

    不久，第六大队奉命离开南堤挥师向北，12日中午登上观音山，坚守阵地，顽强阻击，多次打退来犯之敌。面对十多倍于己、漫山遍野涌来、轮番冲击的敌军，手车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打到枪筒发热发烫直到烧红，最后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烂砖砸，临近了就拿枪托、刺刀，枪托烂了就用拳头揍，受伤倒下了就用牙齿咬。12日傍晚，与敌人白刃拼杀的大队长石喜在右肩、右腿先后负伤的情况下还用枪托一连砸倒两个朝他扑来的敌兵。这时他胸部中弹，又扑向一个敌人，紧紧卡住对方咽喉，一齐滚下山坡。中队长冯苏在一次反击中带头跃出阵地，一口气刺中三个敌人，不幸连中数枪，他用尽平生之力，把刺刀连枪插向一个手提驳壳冲上前来的敌人，从前胸直透后背！这才依着一块石壁，安详地垂下眼皮。观音山阻击战一直打到13日凌晨接获总指挥部的撤退命令才撤出战斗。这时第六大队连同后来增援的百余人只剩下几个人了。①

    另据杨殷《斗争中的回忆》证实，在保卫起义总指挥部的战斗中也得到了车夫工人的宝贵援助。“十二日午后一时，忽来敌军约一团，由观音山下沿第一公园马路分两路向我们总指挥部猛攻，已到第一公园，此时在省长公署（即赤卫总部）的工友有枪者约百余人，便即分两路迎战，并约车夫工人五十余人来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汹涌杀来，敌卒退去，我们复夺观音山。”②在12月13日的广州东路作战中也有车夫工人英勇作战的身影：“十三日早八时敌人已四面包围，东由中流砥柱过河向东关、广九车站等地进攻，石龙方面敌军约一团，沿广九路石牌站向东门进攻……工友分途应战，东路由同志沈某负责，率同工友二百余人，与敌人一团对抗，伤亡在一百以上，然犹死力支持。车夫、工友某同志已伤足部，犹指挥前进。敌人卒不得不退去。”③

    在广州起义中，手车工人与罢工工友、菜栏、酒业、酒楼、茶室、打石、棚厂工友“均勇敢杀敌而牺牲独多”。④在市区，敌军冲进广州车夫工会，“拉了三个手车工友下来。前面的拉，后面的推，一边骂，一边打，打得三个工友头上血淋漓！到了门口，乒乓几枪，打死在人行道上，然后呼啸而去”。⑤当事人李沛群指出，从12月14至17日，“我们手车夫工人牺牲最多，有些中队的人幸存不多”。⑥

    另据张发奎的说法，“邓龙光部团长陈公侠赶到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会所时，五百多个人力车夫正好集合出发，每人携带五加仑汽油一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到全市各处放火。陈团长依法逮捕他们，暂押于南关戏院，即向我报告。我……下令将这群灭绝人性的匪徒集体枪决”。⑦三

    手车工人在广州起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的牺牲者永远值得纪念与缅怀。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认为：“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参加广州暴动的无产阶级不顾生命的牺牲，表现出他们异常英勇的精神；他们在广州建设了苏维埃政权，保持了三天之久，表现出他们伟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表示出他们在目前中国社会之中，真正是最富有独立性、最勇敢、最先进的阶级。”⑧而手车工人当之无愧是英雄的广州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然而中共在手车工人乃至广州工人中的工作就广州起义而言是有教训可以总结的。

    首先，起义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待提高。特别是手车工人毕竟不是集中在大工厂中的产业工人，他们平时工作时就是分散拉车的，在拉车的对象、行走的路线、作息时间的安排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与自由度。1927年12月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中说：“在举事前两点钟左右，有一位负赤卫队工作同志的报告，当他去召集赤卫队时，工人——手车工人回答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聂荣臻认为这是因为“起事前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中缺少宣传与煽动工作”。①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徐向前也回忆说：“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起义爆发后，“一说胜利就认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工人们象‘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②

    其次，共产党组织并没有覆盖到广州全部的工人行业中去。早在1921年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就指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十年以前，他们就设法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做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报告承认在“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薰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③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控制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共产党“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④11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⑤此外还专门提到要“注重机器工会工作，煽动其群众做经济斗争，反抗其反动领袖。”⑥由于时间急迫，这些任务均没有完成。直到广州起义前“也有一部分工会被工贼把持，如李德轩等把持机器工会、曾西盛等把持油业工会，除了个别工人觉悟起来参加起义之外，想向反动工会发动是不容易的。”⑦聂荣臻晚年回顾说：“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一些工人，而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在这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⑧他甚至认为“广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我们方面”。⑨事实上，广州起义当天发布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也明确指出：“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和什么国民党自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其实是反革命的工会），应该即刻封闭。他们这三个工会领袖不是工人，而是白色恐怖的走狗，应该扣留起来即刻枪毙，同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工会改组委员也应枪毙。”⑩“广州暴动中机器工会千人，参加反动军队，助军阀反攻”。起义失败后，工贼李德轩又带领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在广州仁济路口码头搜查、逮捕准备登轮撤往香港的起义军余部。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说：“反动派在胜利之后，居然能调动一千个武装机器工会会员，来做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本党从前的工作之中，实在对于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充分的去宣传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那些法西斯蒂的首领。”①这也说明，反动工会旗下的工人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他们并不了解原来革命的国民党在1927年4月已经背叛革命，成为反革命了。

    因此苏军情报局负责人别尔津认为会员不超过5000人的“广州的机器工会是由李福林和张发奎武装起来的，是摧毁1927年12月10日广州暴动的主要因素之一”。②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则指出：“孙逸仙不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我们没有使这些机器工人中立。”③而“广州的党和团，工作限于罢工工人及已有力量的工会，有几个工会就做几个工会的工作，不谋扩大，不想把工作深入其它工会以及反动工会中去。”④

    历史表明，如果共产党没有对大城市的工人队伍实现有效的领导，那么企图组织工人同盟总罢工是不可能的，至于进而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夺取城市更是匪夷所思。工人阶级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要团结全体工人群众，全面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才能带领全体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