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逃离和超越
梁晓君
摘 要：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着认同主体的经历、立场和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本文以伍慧明的《骨》为研究对象，探讨华裔美国人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身份建构策略。
关键词：身份;认同;《骨》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立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家骆里山也指出：“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自然的、静止的群体，它是一个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整体，一个受环境影响形成的特定的立场”。从这个意义来说，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与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随着认同主体的经历、立场和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不同的认同策略。对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中国和中国文化在他们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荣归故里，安度余生始终是他们的梦想，在遭受族裔偏见时也常常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慰藉。第二代以后的华裔移民则完全不同。他们在美国出生长大，由于缺乏与中国文化和感情的维系，他们对素昧谋面的中国有种隔膜感，他们所接受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也必然与父辈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矛盾和冲突，也因此会发现自己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本文以《骨》中的三个女儿为研究对象，探讨华裔美国人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困守、逃离和超越三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
《骨》发表于1993年，是伍慧明的处女作。小说围绕旧金山唐人街的华裔移民利昂一家展开，以大女儿莱拉的视角追溯了二女儿安娜跳楼自杀的故事，并由此勾连出这个华裔家庭的不幸遭遇和隐秘历史。作品甫一问世便备受好评。评论认为作家将“一生的生活经历、痛苦与深情融入日常语言的精湛技艺，从而编织成深刻而率真的艺术”，小说“简约优雅，闪烁着想像力与思想洞见的光芒”，是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今天，《骨》已经成为“华裔美国文学领域中的必读课本”和“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新经典”。
安娜是三个女儿中最认同中国文化和华人身份的。她孝顺父母，跟父亲利昂感情尤其深。小的时候，“每次利昂出海她都会哭上好几天，然后就开始等他，情绪低落又固执，她一天天地数天数，直到利昂回来。”利昂和妻子吵架搬出鲑鱼巷后，也是安娜充当和事佬，才使得利昂和妻子的婚姻得以维持下去。但是父女之间的关系因为安娜和奥斯瓦尔多的恋情变得很僵。利昂拿出全部积蓄和奥斯瓦尔多的父亲合伙开洗衣店，却遭到对方欺骗而最终破产。利昂把挫败感和愤怒转嫁到安娜身上，禁止她和奥斯瓦尔多继续交往，甚至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来威胁安娜。安娜在父母和恋人之间被拉来扯去，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跳楼。表面上，安娜之死似乎源于父母的专断，但实际上她悲剧的根源在于无力协调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父权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之间的冲突。当父母和恋人发生冲突时，对安娜来说，选择一个就意味着背弃另一个。她不愿遵循父母的意愿而放弃爱情，也不愿选择爱情而离开唐人街。安娜对唐人街有高度的认同，她至死也没有离开唐人街。她认为这里的一切和谐而富有意义，也从不会质疑自己的华人身份。唐人街庇护了她，也宰制着她。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安娜“从来没有感觉自在过，即使跟奥斯瓦多那帮华人朋友在一起也是如此。她感觉自己从来都没有融进去”。最终陷入窘境无从选择的安娜只能以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挣扎，成为两种文化剧烈冲突的牺牲品，也因此成为姐妹们“感知唐人街历史和矛盾现状的对象和投射她们被困境遇的影像”。
三女儿尼娜是女孩中最叛逆的一个。她“埋怨这个家，埋怨每个人、每样东西、鲑鱼巷、这个地方”。唐人街于她而言，意味着无休止的劳作、压抑和耻辱。她渴望逃离唐人街日复一日、每分每秒都要面对的一切。远走纽约的尼娜作了空中小姐，试图以“飞行”的形式逃离唐人街的阴影。为了剥离自己的华人身份，她故意贬低唐人街华人文化，在纽约和姐姐吃饭时，甚至不惜用“我现在只用筷子插头发”这样极端的宣言表达自己与华人社区的决裂和对华人文化的摒弃。然而，仍然常常会有人问她：“你是中国人吗？”。尼娜将自己放逐在华人群体之外，却仍然难以被白人主流文化接受。华裔美国文学评论家黄秀玲对尼娜的身份困境作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尼娜的飞行“很像火车司闸员在火车上的迁徙：被监禁在一个可移动的监狱里。与鸟儿们真正自由自在的飞行相比，她处处都去却又无处可去，被迫永久地留在了这航段里”。尼娜虽然短暂地获得了飞翔的奢侈感，但是失去了族裔社群的“重力”给她的安全感，她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渴望的自由，只能被放逐在空中，陷入无尽的孤独和煎熬。
安娜和尼娜的身份认同危机都与华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观念有关。这种观念“把华人分割成根本上不相容的两部分”：或者是认同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或者是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残缺不全的当地人”，华裔则“神经质地用自己的一个方面去排斥另一方面。”在《骨》中，安娜完全认同唐人街华人社会文化而因此与白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尼娜与华人文化割裂，却仍然无法融入白人主流文化。无论哪种选择，她们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归宿。
大女儿莱拉在自我身份的建构上，超越了唐人街华人文化和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并建构了自我文化身份。
最初的莱拉对待唐人街的态度是疏离而排斥的。小说开头描述了莱拉去三藩公寓寻找养父利昂的场景。在她的眼中，利昂的房间破烂不堪，到处堆满了垃圾。走出昏暗的公寓，朴茨茅斯广场上是“到处瞎转悠的、随地吐痰的、走哪儿坐哪儿的，还有在广场上捉風子的”无所事事的老年单身汉。安娜死后，莱拉一边去三藩公寓寻找离家出走的父亲，一边在鲑鱼巷照料悲痛欲绝的母亲，只有周末才能回到男友梅森在教会大街的住所。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理伤痛的莱拉在父母和男友间疲于奔命，在家庭义务和自我生活之间被剧烈撕扯。她迫切地渴望逃离唐人街，却又时时提醒自己作为唐人街女儿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应对警察对利昂的盘查，莱拉打开了养父从天使岛带回的手提箱，也打开了家族的历史隐秘：利昂是以重金购买了“契纸儿子”的身份才得以进入美国并取得公民身份。他承诺要将“契纸父亲”梁爷爷身后的遗骨运回中国埋葬，最终却不仅无暇兑现自己的承诺还丢失了梁爷爷的遗骨。在利昂收藏的旧书信中，莱拉也看到了养父在白人世界饱受屈辱艰难求生的经历：“从军队寄来的一封信：不适合。找工作收到的拒绝信：没有技术。找房子收到的回信：没有空房”。莱拉认识到，利昂不再是他编造的故事中的英雄，而是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为了养家糊口而饱受屈辱的华人苦力。她没有责备养父，相反开始以成熟的心态面对养父：“我是一个‘契纸儿子的养女。我继承了所有的谎言。这一切都属于我。我所有的是記忆，我要把这一切全都记住。”
萊拉逐渐发现让她倍感压抑和焦虑的唐人街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安抚的力量。安娜的悲剧发生后，和母亲一起劳作的女工第一时间赶来开导并抚慰了几乎精神崩溃的母亲。唐人街上每个认识安娜的人都会主动关心莱拉，希望帮助她们一家渡过难关。夜深人静之时，莱拉听到了鲑鱼巷传来的熟悉的咳嗽声、雾角声和卡车声，她感到这些昔日熟悉的声音“像蚕苗一样把我包裹住，使我有了安全感，让我感到像是待在温暖的家里，时间也静止了。我想起了我们三个人曾在这间屋子里一起嬉笑、哭喊、打闹，然后又和好如初的情景。周围四面薄薄的墙围起来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
霍米·巴巴说：“回忆……就是发现和重新定位迷失的方向的过程。回忆绝非是平静地内省或追忆这样如此简单的行为。它是一种需要反复梳理思路的痛苦的过程——一个不断还原支离破碎的过去的过程，从而解释现在的精神创伤。”理清了家族记忆的莱拉决定要像两个妹妹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她不愿像两个妹妹一样，或者死守中国部分，或者成为美国部分，她希望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矛盾的对立面：不排斥，不回避，也不折中。她要做的是“把它们留在那里”，“藏在心里”——她接受二元的同时存在，实际也就消解了二元的对立。在小说的最后，莱拉和梅森离开了鲑鱼巷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她心里是踏实的，因为家里的那块旧门牌，和利昂的证件还有梁爷爷的遗骨都会“时刻提醒我向后看，记住这一切”，而藏在心里的秘密和诺言会推动着她在生活中往前走。莱拉在经历了与父母、与男性、与种族、与中西文化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惑、质疑到顿悟、觉醒，终于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完成了对自我的华裔美国人的身份的定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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