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福会》和《花木兰》看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好莱坞影片中中国形象的转变

    王佳欢

    摘 要：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共存，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相互渗透，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协商也日益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下，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形象也受到了文化相互作用的影响，呈现出混杂与多元性。本文选取《喜福会》与《花木兰》这两部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好莱坞影片，分析了影片中东方主义建构与解构，以及全球本土化的混杂性特征，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这两部影片中所呈现的好莱坞中国形象，尽管仍然无法摆脱西方主流视角和价值观的审视，却得以以更积极正面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二元对立的壁垒与他者印象，在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混杂中穿越，从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关键词：全球化;好莱坞影片;中国形象;喜福会;花木兰

    由于地理、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数百年来几经演变。以输出西方价值观著称的好莱坞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其所刻画和呈现的各类中国形象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变迁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加强了各国的联系，也前所未有地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与渗透。全球化语境下，原本长期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声音在好莱坞影片中得到更多的倾听和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也得到多层次的展现。这种转变不仅与美国多元文化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中的同一性和同一中的多样性” （Jameson， 1998：57）密切相关。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逐渐打破了一些过去西方对东方文化色彩的想象与刻板印象，并且日益呈现出混杂性特征。

    《喜福会》：东方主义想象的建构与解构

    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与再现，一方面根植于历史经验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来源于也折射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变迁。长期以来，“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东方有助于欧洲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萨义德，1999：8）。在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西方对东方长久以来的话语权利压迫之下，东方被建构为“一方面带有懒惰习性，远离文明中心同时又不无神秘色彩”（王宁，1998：102）的他者形象。这种在西方认知体系中根深蒂固到如同集体无意识般的东方主义想象，好莱坞电影中中国形象的他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由于这种建构的形象充满了不稳定性，随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变体。九十年代以前，好莱坞从黄祸话语出发，曾操演出一系列负面的种族刻板形象，如邪恶的傅满洲，去势的陈查理，狠辣的龍女，柔弱的中国娃娃等（常江&石谷岩，2019）。

    九十年代以来，在带有明显碎片化、去中心化和多元价值认同的后现代思潮以及旨在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地席卷了各个领域。在这一语境下，文化全球化呈现出“多样性与同一性共存的双重特性”（Jameson， 1998：57）。因此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在美国主流价值观传播的 “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一的好莱坞影片中，中国形象一方面依然是受到美国文化霸权的凝视下扭曲的东方形象，但同时能以新的面貌进入多元文化共存的“公共话语领域”（Jameson， 1998：57）。

    1993年问世的电影《喜福会》就是这一语境之下诞生的。这部由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电影改编自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同名畅销小说，是好莱坞首部全亚裔出演的电影。电影首次聚焦于两代华裔美国女性移民这一长期被沉默化的独特群体及其家庭纠纷，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影片一方面仍然延续了好莱坞一直以来的东方主义式想象之下的中国风貌，但同时通过对坚毅女性群像的刻画，展现了全球化时代华裔移民多重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华人身份主体性的主动协商与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妖魔化和边缘化的中国形象，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形象以一种积极的形态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在文化全球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共存中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影片在叙事时间和空间上选取了旧中国与当代美国，这种在古老的旧中国和美丽的新世界之间进行的今昔对比和地理空间对比呈现了明显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仍然体现出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镜头之下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神秘愚昧，在时间上停留在过去，在空间上从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动荡社会，转到封建迷信、习俗落后的深宅大院，再转到贫穷萧瑟、凋敝荒凉的没落农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镜头下欣欣向荣的美国社会，在时间上美国故事是当下，甚至延伸到了未来，所选取的空间不是其乐融融的中产阶级家庭聚会，就是富足文明的现代化都市景观。西方对于东方的优越感在时空不断来回转换的镜头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中国形象依然是一个被建构的、与西方优越感处处不平等相对的他者。“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 （萨义德，1999：22）。

    影片的人物塑造也依然出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母亲们在旧中国饱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压迫，主体性与自由受到严重压迫，似乎只有辗转来到美国才能打破沉默，获得自我解放的新生。旧中国的其他女性形象也要么也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要么是凶神恶煞、被父权社会同化了的帮凶。而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看似在自由平等的国度实现了美国梦，拥有了自我，不同于她们沉默的母亲他者形象，而实际上女儿身上仍然盘旋着好莱坞之前所塑造中国娃娃的幽灵。从对丈夫事事言听计从的露丝，到饱受家庭工作不平等却从不反抗的丽娜，女儿形象依然继承了苏丝黄的软弱。同时，顺利跻身中产阶级的女儿实际上生活在模范少数族裔的种族刻板印象之下，事业有成的她们模范保守，遵纪守法，不断控制自身欲望，否定真实想法，却在隐形的种族歧视之下成了“永远孤独的局外人”（胡乃麟， 2018：348）。此外，影片中中国男性形象的刻画也是新瓶装旧酒，延续了傅满洲与陈查理的幽灵。中国男性要么是在家庭中消声缺席的父亲，要么是旧中国性无能的富家子弟或者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

    在文化认同日趋多元的今天，东方主义式态度依然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一部分，因此尽管《喜福会》中的中国形象尽管与好莱坞在九十年代之前所塑造的一系列刻意丑化中国的形象不同，但是各种变体的刻板印象与隐形歧视依然贯彻始终，东方主义的阴影也挥之不去，中国形象仍然是建立在二元对立范式之上虚构他者。

    然而，随着影片的进展，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构。母女关系的缓和为打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多重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可能性。母亲通过向女儿讲述过去的故事，打破了沉默与言说的二元对立，在帮助女儿在家族母性谱系的建构与传递中，原本软弱无能的东方女性形象得到解构，坚毅的中国女性群像越发闪闪发光。随着情节发展的深入，两代人的形象都逐渐丰满。我们看到母亲们不仅仅是战争中流离失所，也不仅仅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下苦不堪言，而是战火中坚忍不拔的存活者，是父权社会勇敢的叛逆者，她们历经国难家难，积累起生存的勇气与智慧，比她们的女儿更具有面对不公与压迫的反抗精神。“女性主体从幽禁在父权文化背后破笼而出，借助女性家长和女性的神话得以确立”（孙萌，2010：230）。在母亲的鼓励下，女儿们也不再迷失在西方社会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中无法自拔，而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通过后期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积极塑造，东方主义的虚假建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也就是说，坚毅女性群像的刻画消解了部分中国形象的非日常化与猎奇性。女儿们毕竟不再是从前那些处处等待解救的中国娃娃，而是在影片的结尾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女儿们在认可母亲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识，最终形成了双重文化身份认同。影片结尾精美的中国之行与寻亲之旅就是这种双重认同的典型体现。

    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随着各国经济技术频繁交流以及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渐由边缘向中心运动，文化上非此即彼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霸权模式不再适合时代的潮流，东方也不再是一个沉默的经久不变的被凝视对象，而是得以对中心产生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刻板印象，以更平等的视角塑造相对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而不再是从远处从高处俯视东方，打破二元对立的壁垒，这是全球化语境下好莱坞中国形象变化的一个趋势。同时，由于“全球化模糊了民族的疆界，也模糊了文化的界线”（王宁，2010：：98），移民的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不可避免。单一认同西方文化身份，在文化霸权主导下自我他者化中国文化身份只会造成自我人格分裂。而《喜福会》中所展现的对于双重文化身份的最终认可不仅体现了移民群体自我东方主义的消解，更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在与中心的对话协商中获得新的定位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海外华裔的连接逐渐增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好莱坞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势必会因此而不同”（徐艳蕊，2013）。边缘化的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打破沉默化，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好莱坞的中国形象才得以部分扭转。

    《花木兰》：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中中国形象的混杂性

    全球化在带来边缘与中心的相互渗透，使得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上趋同性与差异性共存的趋势。詹姆逊在解释这种同一性与多样性共存的现象时指出，消费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文化出现同一的趋势，但这种同一是包含丰富性与差异性的同一，从而满足世界市场中不同需求（杨生平，2007）。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的本真性被消除，因此混杂性日益明显。在这一条件影响下，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形象也不会是中国文化本身，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文化的混杂与相互作用。

    1998年上映的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就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混杂性的典型体现。该故事取材于中国古代北朝乐府诗集《木兰辞》。原诗生动地刻画了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象，使一位刚柔并济、保家卫国、富有英雄气概的女性浪漫形象跃然纸上。而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版花木兰虽然汲取了大致情节，但所呈现的木兰形象则与传统中国木兰截然不同，而是在木兰的中国外表之下，处处体现着美国精神。这与好莱坞文化全球化的战略之下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影片的场景布置，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的确融合了相当一部分传统中国元素。祠堂里的祖先崇拜，气势恢宏的万里长城，张灯结彩的京城，舞龙舞狮的街道等典型中国元素的刻画，固然依然带有一部分神秘的东方色彩，但总的来说还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比较正面地呈现在荧幕上。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在全球化浪潮中，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突然间，世界上全部文化被置于相互容忍的交往，共处于一种巨大的多元主义中……不同群体、种族、性别、弱勢民族进入公共话语领域”（Jameson， 1998：57）。

    然而，在这种对后现代差异与区别的高扬之下，全球化同时使得各民族文化被纳入同一生产模式中，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渗透十分明显。乐府所歌颂的木兰代父从军是出于忠孝节气，然而好莱坞版的花木兰则是出于追求实现自我解放的个人主义追求。孝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人伦观念，对于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发挥着重要作用。孝这一概念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化成为典型的反俄狄浦斯文化”（叶舒宪，2005：552），而由孝到忠的政治化隐喻类比则进一步使得忠君也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人格的一部分。然而，俄狄浦斯情节在西方文化中经久不衰，使得西方文化中忠孝的概念也十分弱化。因此，动画片《花木兰》将替父从军的目的改为了西方文化所推崇的自由平等解放，带有浓厚的西方女性主义色彩。木兰所追求的，始终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受尊敬的人”。从影片开头木兰在家庭婚姻的束缚以及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约中失去自我，到最终走出家门，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反映出女性打破社会建构，从波伏娃所言的打破内在性到实现超越性的西方女性主义价值观，甚至带有追求美国梦的色彩。

    由此可见，动画片《花木兰》中的中国形象是对美国价值观与中国元素混杂的产物，是一种霍米巴巴所言“介于两者之间”的混杂形象，它既取材自中国本土元素，同时又经过西方艺术形式的包装才走向世界。这种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因素相互作用协调混杂之下所产生的罗兰罗布森所言“全球本土化”形象，是好莱坞影片中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的另一重要特征。弗朗哥·莫莱蒂（2000：58）在解释世界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曾指出，处于边缘文化中的文学的现代形式往往是西方形式与本土材料的结合。莫莱蒂曾用树和波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两种机制，树枝型的传播从单一走向多元，波浪形的传播由同一的形式吞没多元，而世界文化往往在这两种机制之间摇摆，犹如波浪遇上当地传统的枝丫，其产物是复合而妥协的，形式与内容的混杂不可避免。《花木兰》中中国形象的混杂性也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学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尝试。

    这种混杂形象的产生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的产物。在这种战略影响下，中国文化作为边缘文化一方面可能面临着被改写、误读进而同化的挑战。詹姆逊在解释文化全球化时指出，文化受到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因此在当今帝国主义依然操纵世界发展的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抵挡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横行，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舞台中也不是真的掌握了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民族文化利用市场规律包装自我，一国文化得到另一国的认可，有时并非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魅力，而是因为满足了他国的猎奇心理”（杨生平，2007），《花木兰》这一充满美国现代气息的古老中国故事显然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与增加票房。由这些论述可见，全球化时代好莱坞中国形象会在西方强势文化作用下背离传统中国文化的形象。

    但同时也应当辩证地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静止绝对的文化本真性诉求不复存在，而“文化间的互动与杂交是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陶东风，1998：227）。尽管《花木兰》所折射的最终价值观仍是好莱坞主流价值观，但是所选用的题材却是地道的中国故事，最终塑造出这种介于东西之间、却又不东不西的混杂式中国形象。全球化语境下本质化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不可靠的，而趋向“复合、开放、相对”的多重认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多重认同之下，好莱坞也需要摒弃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东西方对立的形象塑造模式，转而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对话。尽管各种文化在全球化市场中并不能以平等的方式交往，但是全球化还是为多种文化提供了相互对话交流的可能性，也促进了边缘文化向中心的运动。“真正的全球化不是消解弱势文化，而是要进行强弱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与互补”（王璐，2005）。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Roberson，1992：100）同时存在，好莱坞中流动、复合、混杂的中国形象的产生，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对话的产物，也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边缘逐渐向中心渗入的体现。好莱坞的宣传效应在客观上确实使中国的花木兰在世界范围内更深入人心，正如同迪士尼的《阿拉丁》等动画片使阿拉伯童话更广为人知。因此，尽管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可能会使花木兰中国形象失去其最初内涵，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会使得花木兰在保留一部分主体性的同时，以一种更开放灵活的混杂形态在好莱坞的舞台上发出声音，从而边缘与中心的渗透中更好地影响中心。

    结语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形象也更加丰富，更具包容性。文化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趋同性，使得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带由西方视角审视和西方价值观主导的趋向，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中，中国文化逐渐向中心渗透，使得好莱坞中的中国形象一方面结构了一部分东方主义想象，呈现出更积极正面的一面，同时也在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混杂形象，在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之间来回穿越，从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无论是《喜福会》中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坚忍不拔的女性群像、艰难曲折的双重认同，还是《花木兰》中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丰富多姿的中国元素、传统现代的中西合璧，好莱坞中的中国形象日益多元，尽管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刻板印象的幽灵与西方视角的束缚，却在这个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在交流对话中发出自己尚不强势、却坚定而生机勃勃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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