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海运城市见顶，内陆城市复兴？
导语：最近，著名财经评论人刘晓博的文章《雄安新区问世，中国城市格局重大转折：海运城市见顶，内陆城市复兴》引起我们的兴趣，也给了我们一次思考港口城市发展趋势的好机会。本期专栏汇总了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陈舜、陈扬、章强等讲师的独立评论，希望能够对受众有所启发。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交流，提升影响力。
【陈扬博士】
“看懂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看懂未来！”刘老师的文章以这句话结尾，似乎蕴含着很深的哲学思考。但问题是，谁可以看懂这个时代？他的声音被我们关注到了吗？我们注意到的是不是那些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声音？这些问题看似“玄乎”，但却影响着作为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愚以为：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很难找到所谓的客观规律。当我们自以为看到了本质，事实上很可能陷入了另一个逻辑的怪圈。因此，在国航汇智公众号中（包括课堂教学），我们更多阐述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并对潜在的一些相互替代性的解释进行了阐述，而把“得出结论”的机会留给了读者。以本期所讨论的主题为例，所涉及到的“城市的兴衰”可能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1. 何为“城市的兴衰”？
城市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以及该城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雄安新区的设立初衷和北京大城市功能部分的外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央高瞻远瞩的规划。在短期内，受其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京津冀城市圈，这种效应需要多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到全国，尚不能确定。因此，以此作为起点，讨论沿海城市的兴衰，恐有失偏颇。
2. 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均是区域经济系统中的节点
地区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沿海城市受到其地理位置与物流成本的影响实现的经济发展，可能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形式向内陆传递，从而带动了内陆城市的发展，并形成了内陆与沿海城市不同的产业分工。而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高效的区域物流系统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润滑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高铁，公路，铁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我国今年相关部委积极推进多式联运的一大初衷；
3. 另一种发展的逻辑：产业的外迁
接替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并不一定是内陆城市，一种潜在的逻辑是产业的外迁。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沿海城市承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换而言之，如果企业在被沿海城市高劳动力成本挤出的过程中，平衡内迁与外移的得失以后，也有可能选着后者。三星最近迁往越南建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建议客观地看待制造业转移所引发的内陆城市发展，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与海外潜在选择竞争的结果，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物流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总结：海运城市见顶的对立面不一定适合内陆城市的崛起，还有一种可能是海外城市的崛起！
【陈舜博士】
“雄安”二字，一夜之间，闻名天下。一个曾经的六线县城瞬间成了全国焦点，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仿佛一个没文化、没底蕴、没颜值的穷小伙，忽然被大户人家千金相中，顿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纵观中国发展历程，哪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不是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开始的呢？1979年，伟大的邓爷爷在宝安县画了一个圈，迎来了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新纪元；1990年，上海市政府在浦东画了一个圈，迎来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金融发展的新纪元。2017年，习大大在雄安画了一个圈。这一次，雄安又对中国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层面这三次重大战略决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破局之举。雄安特区的横空出世，正是事关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一次重大破局。放眼国外，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来依赖的“大树”忽然百病缠身。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逆全球化潮流盛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对接国外、依靠发达国家来发展自身经济，已经到了瓶颈期。反观国内，房产资产泡沫膨胀，债务高企。在“大树”指望不上的背景下，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维护政治稳定，是众所周知的难题。雄安特区的设立，正是在中国深陷困局的情况下被赋予了重任。
设立雄安特区的初衷是要打造中国梦的样板城，要让大家相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把这座“一穷二白”的城镇打造成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北方的财富中心，重构中国的财富格局，形成南有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东有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北有雄安为中心的京津冀“铁三角”。深圳和上海重点在对接外部，而雄安是内陆县城，远离港口，因而发展重点在对接内部，通过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突围。雄安这块创新发展的试验田，将打造成依靠内需、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内陆城市崛起的标杆工程。但是内陆城市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海港城市的没落，而是内外兼修、内外并重。在深圳、浦东珠玉在前，雄安在后的格局下，突破目前的困局，迎来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章强博士】
自古以来，黄土文化一直都是我中华文明的主基因。但从一百多年前开始，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开始有了激烈的对抗，百年屈辱史便是这场对抗留给国人的痛苦民族记忆，但也正是这场对抗使得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得以融合，也为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拥抱海洋文明奠定了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大批沿海城市的兴起，港口与航运成为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分工的关键支撑，“以港兴市”成为多少城市既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说此次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设立，的确给了我们一次思考港口城市未来定位与发展的机会。笔者想简要谈谈个人的浅见。
第一，目前，尚且不能因为雄安新区的选址就判断沿海港口城市发展遭遇“天花板”并陷入内陆与海洋二元论的错误选择。就个案而言，雄安新区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当年深圳、浦东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不一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也是存有差异，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对比拔高到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的兴衰之论。即便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代表了内陆城市的发展，而内陆城市的兴起并不必然意味着沿海港口城市的衰退，沿海港口城市在过去发展中所积淀的先发优势仍足以使其得以延续。
第二，沿海港口城市需要跳出“只看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来看待“以港兴市，港城互动”的问题。可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港口城市从来就是把港口、航运作为经济要素来对待，忽视了港口的社会性，忽视了港口与港口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忽视了港口与城市生态的联系，“8·12”天津港事件不正是因为这些种种忽视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吗？未来港口城市发展需要赋予港口更多的功能，需要为港口注入更多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关怀。
第三，即便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沿海城市也需要跳出港口航运，从“经略海洋”更大的视野来谋求發展。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升级，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点，无论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已清晰地意识到了，沿海城市需要从过去的港口经济迈向海洋经济。
最后，笔者想表达的是：无论城市身在何处，也无论城市以何立身，城市的主角永远是人！唯有一个个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具有了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城市才有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陈扬博士】
“看懂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看懂未来！”刘老师的文章以这句话结尾，似乎蕴含着很深的哲学思考。但问题是，谁可以看懂这个时代？他的声音被我们关注到了吗？我们注意到的是不是那些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声音？这些问题看似“玄乎”，但却影响着作为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愚以为：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很难找到所谓的客观规律。当我们自以为看到了本质，事实上很可能陷入了另一个逻辑的怪圈。因此，在国航汇智公众号中（包括课堂教学），我们更多阐述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并对潜在的一些相互替代性的解释进行了阐述，而把“得出结论”的机会留给了读者。以本期所讨论的主题为例，所涉及到的“城市的兴衰”可能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1. 何为“城市的兴衰”？
城市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以及该城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雄安新区的设立初衷和北京大城市功能部分的外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央高瞻远瞩的规划。在短期内，受其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京津冀城市圈，这种效应需要多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到全国，尚不能确定。因此，以此作为起点，讨论沿海城市的兴衰，恐有失偏颇。
2. 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均是区域经济系统中的节点
地区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沿海城市受到其地理位置与物流成本的影响实现的经济发展，可能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形式向内陆传递，从而带动了内陆城市的发展，并形成了内陆与沿海城市不同的产业分工。而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高效的区域物流系统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润滑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高铁，公路，铁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我国今年相关部委积极推进多式联运的一大初衷；
3. 另一种发展的逻辑：产业的外迁
接替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并不一定是内陆城市，一种潜在的逻辑是产业的外迁。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沿海城市承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换而言之，如果企业在被沿海城市高劳动力成本挤出的过程中，平衡内迁与外移的得失以后，也有可能选着后者。三星最近迁往越南建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建议客观地看待制造业转移所引发的内陆城市发展，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与海外潜在选择竞争的结果，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物流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总结：海运城市见顶的对立面不一定适合内陆城市的崛起，还有一种可能是海外城市的崛起！
【陈舜博士】
“雄安”二字，一夜之间，闻名天下。一个曾经的六线县城瞬间成了全国焦点，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仿佛一个没文化、没底蕴、没颜值的穷小伙，忽然被大户人家千金相中，顿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纵观中国发展历程，哪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不是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开始的呢？1979年，伟大的邓爷爷在宝安县画了一个圈，迎来了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新纪元；1990年，上海市政府在浦东画了一个圈，迎来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金融发展的新纪元。2017年，习大大在雄安画了一个圈。这一次，雄安又对中国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层面这三次重大战略决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破局之举。雄安特区的横空出世，正是事关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一次重大破局。放眼国外，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来依赖的“大树”忽然百病缠身。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逆全球化潮流盛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对接国外、依靠发达国家来发展自身经济，已经到了瓶颈期。反观国内，房产资产泡沫膨胀，债务高企。在“大树”指望不上的背景下，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维护政治稳定，是众所周知的难题。雄安特区的设立，正是在中国深陷困局的情况下被赋予了重任。
设立雄安特区的初衷是要打造中国梦的样板城，要让大家相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把这座“一穷二白”的城镇打造成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北方的财富中心，重构中国的财富格局，形成南有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东有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北有雄安为中心的京津冀“铁三角”。深圳和上海重点在对接外部，而雄安是内陆县城，远离港口，因而发展重点在对接内部，通过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突围。雄安这块创新发展的试验田，将打造成依靠内需、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内陆城市崛起的标杆工程。但是内陆城市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海港城市的没落，而是内外兼修、内外并重。在深圳、浦东珠玉在前，雄安在后的格局下，突破目前的困局，迎来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章强博士】
自古以来，黄土文化一直都是我中华文明的主基因。但从一百多年前开始，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开始有了激烈的对抗，百年屈辱史便是这场对抗留给国人的痛苦民族记忆，但也正是这场对抗使得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得以融合，也为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拥抱海洋文明奠定了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大批沿海城市的兴起，港口与航运成为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分工的关键支撑，“以港兴市”成为多少城市既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说此次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设立，的确给了我们一次思考港口城市未来定位与发展的机会。笔者想简要谈谈个人的浅见。
第一，目前，尚且不能因为雄安新区的选址就判断沿海港口城市发展遭遇“天花板”并陷入内陆与海洋二元论的错误选择。就个案而言，雄安新区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与当年深圳、浦东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不一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也是存有差异，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对比拔高到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的兴衰之论。即便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代表了内陆城市的发展，而内陆城市的兴起并不必然意味着沿海港口城市的衰退，沿海港口城市在过去发展中所积淀的先发优势仍足以使其得以延续。
第二，沿海港口城市需要跳出“只看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来看待“以港兴市，港城互动”的问题。可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港口城市从来就是把港口、航运作为经济要素来对待，忽视了港口的社会性，忽视了港口与港口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忽视了港口与城市生态的联系，“8·12”天津港事件不正是因为这些种种忽视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吗？未来港口城市发展需要赋予港口更多的功能，需要为港口注入更多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关怀。
第三，即便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沿海城市也需要跳出港口航运，从“经略海洋”更大的视野来谋求發展。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港口城市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升级，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点，无论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已清晰地意识到了，沿海城市需要从过去的港口经济迈向海洋经济。
最后，笔者想表达的是：无论城市身在何处，也无论城市以何立身，城市的主角永远是人！唯有一个个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具有了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城市才有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