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儿》：东方主义的解构与中国形象的重构

    孔一尧

    摘 要：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作为一名少数族裔作家，其代表作《上海孤儿》通过戏拟侦探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军包围的上海为背景将“今日战火”与“昨日回忆”对立起来，从而体现了作者对东方主义、“主体”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解构，通过其流散的视角反映了正视历史的勇气。本文旨在通过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从小说中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刻板偏见分析作者如何对传统殖民文学中的东方情调解构，进而重构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其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对东方国家形象的思维定式、谋求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诉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次有益尝试。

    关键词：《上海孤儿》;班克斯;东方主义;中国形象

    石黑一雄是当代英国最负盛誉的作家之一。不同于其他少数族裔作家，石黑一雄作为一个成长在西方的东方人，尽管拥有日本和英国的双重文化背景，他却从不利用西方对东方的思维定式迎合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和市场需求，也不操弄其双重文化背景获取亚裔的族群认同，而是始终正视历史、坚持国际主义作家立场。其重要代表作之一《上海孤儿》故事背景设置在英国和中国两个国家，时间上横跨1930年-1958年，讲述了英国少年班克斯童年与父母一同生活在上海租界中，度过了一段温馨快乐的岁月，因父母的离奇失踪回到英国，多年后成长为一名著名侦探并跻身上流社会，为探寻父母失踪之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回到被日军包围的上海，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丑恶与黑暗，与童年的记忆大相径庭，从而看清了个人之力之渺小以及自己妄图以个人之力拯救世界的宏图大志是多么不切實际。

    对该作品的以往研究，已通过分析其不可靠叙事研究作者的创伤书写或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对流散作家在家园感缺失与多重身份危机下的精神焦虑作了充分讨论，部分研究从后殖民理论入手分析作者如何对传统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进行颠覆与解构，但缺乏作者对解构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并重新建构一个相对公正的中国形象这一过程的针对性研究。本文旨在通过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Orientalism）从小说中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刻板偏见分析作者如何对传统殖民文学中的东方情调解构，进而重构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本文认为其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对东方国家形象的思维定式、谋求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诉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次有益尝试。

    1 赛义德与东方主义

    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借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 和《规训与惩罚》所描述的话语概念”以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为基础来剖析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赛义德认为， 东方学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 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呈现， 而也同样充斥着权力，如果将东方学看作一种话语，那么东方学话语无疑是东方学知识与西方文化霸权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正如他所说：“关于东方的知识， 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是西方人虚构出来的。一方面，东方主义体现了东方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客观存在的无法弥合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它强调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 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其建构起的是一种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他者”的东方，一方面充满着古老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长久以来的偏见、优越感以及猎奇等心理，东方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落后”、“愚昧”、“懒惰”等刻板烙印。因此，解构东方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去他者化”、解构这一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

    2 《上海孤儿》中东方主义的解构与中国形象的重构

    通过戏拟侦探小说，作者巧妙地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上海租界这一多种文化杂存交融碰撞、多方矛盾冲突蓄势待发的流散空间和主人公班克斯生长在中国的英国人这一流散身份，追根溯源使“今日战火”与“昨日回忆”鲜明对立起来，以达到解构东方主义和重构中国形象的目的。

    2.1 小说的背景建构和班克斯的身份选取

    1842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一。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领事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此后，美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在上海相继辟设。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的外国租界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英租界更是从1845年设立开始，至1943年结束，历时近百年。石黑一雄选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上海作为故事背景，是因其各种文化交融杂存、各方势力矛盾并立，更利于小说塑造的戏剧性、冲突性。上海就如同一个“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中心”，具有世界缩影，为作者戏拟东方主义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土壤。

    作者将主人公克里斯托夫·班克斯设定为生长在中国的英国人，由于生活在上海租界的父母因鸦片贸易离奇失踪，不得不送回英国与姑姑一同生活。他对上海一直有深厚的感情。他特殊的流散身份为他的叙述增添了中立、客观的特点，使得作者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更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性。此外，班克斯的另一身份是英国年少有为的著名侦探，以一己之力侦破许多大案。一方面，这一身份为其揭开父母失踪之谜、回到上海的情节铺垫，在上海这一流散空间里，他的童年记忆与现实发生了重叠，才有了颠覆东方主义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作者采用了戏拟侦探小说的写作手法：对班克斯所处理的案件均仅寥寥数语概括，并不向读者展示案件起因、作案手法及其破案的来龙去脉，而是始终强调案件结果以及其主人公班克斯如何因为案件名声大噪、跻身上流社会。其顺风顺水的探案过程坚定了他以名侦探的身份追溯父母失踪的离奇悬案的迫切感和拯救世界、伸张正义的使命感，他用之前无往不利的侦查思路得出了父母长期被拘禁在上海一处民宅的结论，然而却最终发现所有的事实都与他所认为的真相相去甚远。笔者认为该戏拟手法不仅充满了戏剧性冲突效果，更是体现出作者如何将班克斯长久以往的认知方式一一击碎并将事实真相还原给读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东方主义的解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2.2 对东方主义的质疑与颠覆

    对于东方主义的刻板偏见和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石黑一雄首先戏拟了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例如：小班克斯是“绝对不允许进入城里华人区的”。……他对租界外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于大人们和他的日本朋友山下哲——“据大人们说，那里瘟疫肆虐，遍地污秽，坏人横行……据他（山下哲）说，华人居住区的真实情况比传言的更糟。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全是破旧的屋棚，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那里到处是死人，苍蝇在他们身上嗡嗡直飞……军阀随便指向哪个人，那个壮汉便上前砍掉那个人的脑袋”。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哲告诉“我”家中的中国仆人田岭“有收集手、爪的可怕嗜好”，“地板上堆满了斩断的手、爪，有男人的，女人的，孩子的，还有猿猴的”，“田岭显然发明了一种可以将剁下来的手变成蜘蛛的办法”。这种带有偏见的夸张离奇想象比比皆是，但是进一步分析，却都可以看出其建构源头的人为性、虚拟性和不可靠性，无外乎于道听途说或口口相传，并无任何事实依据。

    其次，作者以班克斯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解构了东方主义。例如：上文提到的“妖魔化”的中国仆人田岭，当班克斯进入田岭的房间时，亲眼所见的却只是一间干干净净的普通小屋，“眼前是一间不大的屋子，窄小却十分整洁，木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看不出有任何阴森骇人的东西”。再比如，班克斯重返上海，走出租界，亲眼看见战争给上海带来的满目疮痍，与童年记忆中道听途说的充满疾病、污秽、坏人的场景不同，这里“几乎所有的屋顶不是被炸烂，就是完全不见踪影”，“路上满是炮火留下的坑坑洼洼……一拐弯又是满目苍痍”。主人公的亲眼所见不再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偏见，而是去除了“有色眼镜”之后的客观战争遗留场面，从而又和租界内一派歌舞升平、置身事外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2.3 中国形象的重构

    作者解构东方主义的另一个关键在于重构出相对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首先，从人物塑造上看，作者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例如：开车带班克斯去见莎拉的年轻人，“说话语气温和……沉稳自信、车技熟练”，当“我”希望年轻人等在原地拿出钞票给他时，他的脸却“因为生气涨得通红，面对钱扭头就走”，司机非但没有接受报酬，还穿越战火将班克斯带到了目的地附近并为其指引方向。再比如：尽管没有支援也不知道還能坚持多久，中国军官仍在废墟一般的临时指挥所中坚守岗位，调动仅有的力量抵御日军的进攻。即使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面对“我”提出为寻找父母、破解谜案的支援请求，以周中尉为代表的军官仍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理解，带“我”深入战区、指明道路。同时，作者并没有为了颠覆东方主义而过度美化中国形象，而是致力于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形象的多维性和立体性。例如因吸食鸦片自甘堕落的孔督察，罔顾同胞生命介入鸦片贸易攫取利益的湖南军阀顾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官的不作为等等，使得中国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可信。其次，作者对于中国形象的描述基本基于史实，对于上海空间形象上的塑造，无论是其对战争残酷性、战争场面的描述，还是对租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与租界之外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描述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作者对战争和租界的描述均体现了文本与历史的高度重合。

    综上所述，石黑一雄通过对小说中时间、地点、人物的精心安排和巧妙构思，戏拟侦探小说和东方主义的建构过程，追根溯源，使读者更加具体地感受到东方主义的人为性与虚拟性，再用班克斯的亲身经历打破了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解构了东方主义，在“去他者化”的前提下，成功重构了一个相对客观公正且多维立体的中国形象。

    3 结语

    石黑一雄的作品《上海孤儿》通过巧妙解构东方主义并重构中国形象体现了作者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对东方国家形象的思维定式、谋求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诉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就必须要打破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形象的宰制，不断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英国流散作家，石黑一雄没有利用西方对东方的思维定式迎合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和市场需求，也不操弄其双重文化背景获取亚裔的族群认同，而是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立场，这就是其作品大获成功、广为流传的原因，因而其作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次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石黑一雄. 上海孤儿[M]. 陈小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2）：54-6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