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时间节点问题

    刘明钢

    对于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学界有所研究，但对于狱中文稿的时间节点问题则没有引起关注，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推敲、考证、探索。

    一、《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何时完稿的

    方志敏每写完一篇稿子，就会在文末注明写作时间，有的还注明写作的环境。收入新版《方志敏全集》的狱中文稿共计13篇，只有两篇没有注明完稿时间，《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下文简称《略述》）是其中的一篇。有专家考证，《略述》是方志敏在南昌狱中完成的第一篇文稿，其完稿时间为1935年3月初。由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方志敏文集》有一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就持这种观点，2012年版的《方志敏全集》予以认同。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1935年2月初，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到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他就开始写第一篇文稿《略述》。方志敏写道：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一室的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方志敏是在2月初开始写作的，“万余字的稿子”需要写好几天，又“停了十几天”，那么，他重新动笔应是2月下旬了。而《略述》有六万九千余字，即使是快手，3月初也无论如何写不出来。在《略述》一文中，方志敏写道：“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较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写文稿。”这说明在写《略述》的过程中，方志敏就被移囚到优待室了，《略述》是在“优待号”完成的。方志敏被转囚的时间是在4月底，因此，《略述》完稿的时间不可能是3月初。

    方志敏在《略述》中还写道：“因同狱难友的友谊，传阅报纸，得悉我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消灭了王家烈匪军的全部及薛岳两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肖、贺红军在湘南同样获得胜利，不禁狂喜！”“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胜利系指1935年的嘉陵江战役。该战役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既然方志敏在报纸上看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胜利的消息，那么，《略述》完稿的时间应该在4月下旬。《略述》最后写道：“这篇略述，从此结束，底下附录我在狱中写出的几封信。”这说明在《略述》完稿之前，方志敏已经写出了“几封信”。

    方志敏狱中文稿完稿于4月底之前的、能称之为“信”的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写于3月25日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另一篇是写于4月20日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方志敏在《略述》文后附录的只能是这两封“信”。因此《略述》完稿的时间应该在4月20日以后。

    综上所述，《略述》的写作是从1935年2月初开始的，曾一度停止，直到2月底重新动笔，完稿的时间是4月下旬。

    二、《给党中央的信》是何时送出的

    胡逸民曾是方志敏的狱友，也是传送狱中文稿的关键人物。据胡逸民回忆，他曾派其夫人向影心为方志敏送过信，他写道：“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关于这次送信，1986年胡逸民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说：“方志敏写给鲁迅和宋庆龄的信，是由我夫人送去上海的，送信地址，方志敏单独写了一张字条……，这信送出后，方志敏对我更信任了。”

    鲁迅收到了方志敏的信件。据胡风回忆：“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拿给我看，我也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

    另一个知情人吴奚如也写道：“一九三五年春（或一九三四年冬），方志敏同志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小职员某某义士，把他写给党中央的一件报告和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交那位义士设法派其妻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这个秘密使命，那位义士的妻子顺利完成了。”“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

    胡风与吴奚如的回忆都说收到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或第一个报告书）。《给党中央的信》写于1935年6月11日。胡风与吴奚如收到该信只能在此后，而不能在此前。那么，此信是何时送出的呢？

    在此信签署日期之后，方志敏还写了一句话：“胡海同志亦押在此，他不久也是要枪毙的。这里枪毙人不大宣布。”笔者认为，可能是在写完信件之后，方志敏突然想到这件事也应该向中央汇报，于是补了上去。6月15日，胡海英勇就义。在《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中，方志敏记载了此事：“接着娄同志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有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殺人了。……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的临难的日子了！随即看见押着两人出去，一个是胡海同志，……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绝了生命！”

    如果胡海就义之时，《给党中央的信》尚未送出，方志敏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加上一句：胡海同志已于6月15日牺牲。但是信中没有这句话，这说明在6月15日之前信已送出。

    三、《遗信》写于何时

    方志敏狱中文稿中有一书信，没有收信人的姓名，故收人《方志敏文集》时，编者加了个标题《遗信》。该信很短，只有400余字。与《略述》一样，《遗信》也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也需要做考据工作。

    1985年版的《方志敏文集》附录二《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写到：《给党中央的信》中所列的七篇文稿，其中《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是6月29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这又说明写《遗信》的时间应在6月29日之后，不可能在此之前。其实，方志敏写《遗信》与密写《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没有任何关系。不管《遗信》写于哪天，都不妨碍方志敏于6月29日再密写《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因此，《遗信》写于6月29日之后的说法不能成立。《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还写道：《遗信》又说，“晚间蚊虫咬人很厉害”，要求弄顶蚊帐。从南昌气候的情况看，需要挂蚊帐也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第一批文稿送出是七月中旬。因此，写《遗信》的时间就应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其实，在长江中下游，蚊子最猖獗的时候是气温在摄氏25-28度之时，也就是五月底至六月初。到六月底或七月初，气温超过30度，蚊子相反会少一些。根据“晚间蚊虫咬人很厉害”，就断定写《遗信》的时间在六月底或七月初，缺乏科学依据。

    1951年9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的影印本，冯雪峰为该书写《说明》，冯写道：“这两篇文稿和这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有几个月了。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

    冯雪峰所说“短信”就是《遗信》；所说“三封信”就是分别给鲁迅、宋庆龄以及《给党中央的信》。冯还写道：另外这封不是密写的短信，也是由鲁迅先生一起交来的，大概是带信的那位朋友（或这位朋友转托的人）为了表明方志敏同志的意思起见，就一起留下了。这说明，《遗信》是与《给党中央的信》一起送来的。由此可以判断，方志敏在写完《给党中央的信》的当天，即写下《遗信》，并一起送了出去。

    四、方志敏是何时说服高家骏的

    狱中的方志敏十分清楚，自己的时日不多，因此在送出第一批信件之后，就争分夺秒地物色、争取新的送信人。他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

    有了新的人选，方志敏就开始为下一轮送信做准备。为了安全起见，他再次用米汤誊写两篇文稿：《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与《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六月十九日密写。由此可以判断，至少在6月19日之前，方志敏已经做通了高家骏的工作，于是方志敏才密写这批文稿。

    这次文稿的传送完全是按照方志敏的计划进行的。6月29日，方志敏誊完第二篇文稿；7月初，收到男友来信的程全昭正好放暑假，于是她赶到南昌，并将方志敏密写的两篇文稿顺利地送到上海，交给了地下党。不过，这批文稿最终被送到了莫斯科，并在国外率先发表，则不在方志敏的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