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建构的机理分析与运用策略

    徐健

    在关于学习的研究由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向认知学习理论再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展的背景下，对于学习行为的理解，也已由“单一的环境刺激反应”向“学习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到“环境中的学习者自主建构”等的认识逐步提升。应该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揭示了人类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应然状态以及学习“真正”发生的实然状态。在人类诸多学习中，母语学习应该是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学习。《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8年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指出语文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其目标“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同时“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基于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養的基础，也是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要素的发展形式。因此，有必要从“语言建构与应用”入手，就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出课堂实践之建议。

    一、语言效用与语言本质决定了语言课程性质

    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样，人类的语言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就在于语言的效用。

    语言的首要效用就是“交际”。交际的目的，就是要在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信息的沟通。人的“任何感觉器官都可以用来创造一种语言。有嗅觉语言和触觉语言，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①但是，审视从亘古发展演变至今的语言材料，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是“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人类究竟是嗅觉语言、触觉语言、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发展的先后顺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类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首先选择了“听觉语言”。之所以会选择“听觉语言”，是因为人不仅有天然的声带、口腔共鸣器，而且声音的传播距离较“触觉语言”“嗅觉语言”要远，其“扩散”传播方式又较视觉的“定向”以及超越障碍物的阻断的方式要优越。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发声要较其他动物的嚎叫更富有变化，更具有意义。

    其次，语言的“标识”意义。语言学家对语言的一般定义就是“声音的符号系统”。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声音符号的意义来自于群体中各个个体“反复”使用声音符号传播并观察与认同符号意义。由此可见，生活在同一群落里的人才会形成“认同”具有符号意义的声音即语言。语言定义身份的效用，尤其是在人的活动受到江河湖海、雪山草地等地理阻隔的远古时代，就显得尤为突出。众人熟知的“印度狼孩”的故事表明，语言是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志。而世界上不同的语言也是不同的人的社会身份标识（除了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第三，语言的信息功能。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只有掌握了本民族语言身份的人才能有效交流，而交流的信息则是本民族全体成员在实践中形成的情感、文化、思想等。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的确没有记录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化、思想只能依靠口头语言传承，当然这种传承能力是很脆弱的。也有些民族譬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自己的楔形文字，但由于王朝的更替，民族的消亡，其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已经无法“言传”，更不能“意会”了。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本质就是人“外在的”交流与“内在的”思维的工具以及人的情感与思想的载体。语言的本质表明，承担母语教育的各国语言课程，其性质都是一致的，不仅是语言实践课程，而且也是本民族人文教育课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8年版）》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性质的进一步明确，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语言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性质之争，也厘清语文教师对于课程目的的“各执一端”的理解。必须肯定，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其课程性质首先是本民族“语言建构与应用”的能力培养课程，同时也是培养具有本民族心理特征、社会担当、家国情怀等的文化思想“孳乳”的人文课程，而且语言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相对于人的第二种外语的学习显得更为重要。否则，语言课程的学习，就成了呆板的语言技能训练而失去语言艺术之魅力。这种语言学习，在目前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哑巴”英语。这也从侧面进一步佐证了语文课程，不仅是中国国民的语言能力培养课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人文课程。

    二、语言形成和建构机理奠定语言习得规律

    语言的起源至今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对于语言的形成，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与人类的形成同时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产生要比人类的形成晚得多。”②应该说，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现象，似乎要晚于人类的形成。纵观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的形成是有规律的，总的趋势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其次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语言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语言的渐变甚至突变。表现为，在不同民族和平交往期，语言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就一衣带水的日本文字而言，就是在学习借鉴中国汉语文字之后创造了日文。而强制性的用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这在人类进程中尤其是民族冲突中是经常发生的。远的不说，就说都德写于1873年的《最后一课》，小说所叙述的，就是普鲁士民族与法兰西民族在阿尔萨斯对于语言控制权的争夺以及民族成员对于语言应用的情感变化。就近代中国而言，日本在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对占领区也实施以日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侵略。由此可见，语言的形成，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发展的社会规律也表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的语言建构，总是受制于人类社会的特定阶段以及某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制约的。

    基于人类社会语言的形成规律，在肯定语言发展是社会现象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探索社会个体成员语言的建构与应用。从具体的生命个体来看，人的语言建构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物基础和发生机理的。

    首先，语言是声音的符号。语言的听、说需要声音的发生器与接收器即口腔与耳朵作为生物基础。如果先天性听说有缺陷，则哑巴和聋子就不能使用语言的声音。但是，为了生存的需要，通过器官的“代偿作用”，聋哑人还会发展动作语言、表情语言等语言形式以弥补听说器官的不足。

    其次，语言是音义的结合。音是语言的形式，义则是语言的内容。音与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然一旦约定俗成，则音义间的结合就相对“固化”。由此可见，语言的音义结合首先是“个体的”，然后逐步“社会化”，通过全体成员的“群体认同”，从而实现语言音义的有效结合。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上已知的语言就有上千种。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世界上查明的有5651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是独立的语言，或者是正在衰亡的语言。

    第三，语言音义链接的机理。语言的音义链接虽然具有随意性，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的声音与意义的建构，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习得机理，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机制。从胡塞尔的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作为声音的符号具有“指号”与“表述”的双重意义。因此，在特定的场域，人与动物发出的声音都具有“指号”作用。譬如人与动物遇到危险都会发出“急促”的声音，但是人的声音可以发展成为语言而动物的嚎叫却不能发展为语言。原因就在于动物的嚎叫一定是在特定场域中危险来临之时才发出声音，且因发声器的发音较为简单，对于不同的危险发出的声音区别不明显;而人则不一样，会对不同的危险譬如狮子、老虎、狼等的出现发出富有变化的声音。由此可知，虽然在生物学意义上区分语言的声音和非语言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的声音能发展成为语言，就是人的语言更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机制。人可以在“不在场域”的情况下，理解语言的声音“表述”的意义。譬如，猴子看到苹果之后会发出兴奋的叫唤声音，其他猴子听到这种叫唤就会赶来分享。人的语言习得，在经过多次反复后，即使苹果未出现在人的眼前，人依旧会发出“苹果”的语言声音，也就是说语言的声音是可以在“指号”的基础上脱离特定场域而具有“表述”意义。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表明，每次给狗进食之前，先听铃声，这样经多次结合后，当铃声一出现，狗就有唾液分泌。尽管铃声具有“指号”作用，但依旧不能发展成为狗的语言，因为这种外部刺激一旦与“食物”分离之后，狗后天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就会消失。生活中老百姓常说的“手上无米，唤鸡也不来”就是有力的佐证。人的语言声音与动物的非语言声音就不一样，以苹果为例，“苹果”语言一旦习得，即使时间推移再长，人只要听到“苹果”语音，就会意会到“苹果”语言所“表述”的意义，并形成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应。所以，人的语言习得不仅有生物意义的习得机理作为基础，还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机制，且后天的习得更具有意义。

    当然，人的语言建构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机制，首先要遵循生物学意义上的习得机理，即在一定的场域，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对于“指号”的声音符号进行音义的链接。以苹果为例，先出示苹果实物，然后通过视觉看形，嗅觉闻味，味觉品味，后形成“苹果”概念并与“苹果”的语言声音结合。当然，人的语言习得，也可以先行将声音与意义进行脱离“场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然后再通过人的实践来进一步领会声音符号所“表述”的意义。譬如，在未见到“苹果”实物之前，先通过“苹果”的语言声音来了解“苹果”的“表述”，然后逐渐形成“苹果”的概念意义，即苹果是水果，是一种可食的水果，是一种果肉清脆香甜的水果，等等，从而形成苹果的“语词定义”。至于最终要形成关于苹果的“科学定义”，则人还要通过具体的生物学科的学习，才能最终形成对“苹果”的全面而又科学的认识。事实上，人的语言习得，更多的是依靠社会学意义上的习得，即间接性的学习来获得。人的语言学习是可以通过“在场域”的直接学习与“不在场域”的学习协同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学习是一种有别于动物模仿的高级学习。有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中掌管语言学习的区域叫“布罗卡”区，4-12岁，是这个区域的灵敏期，此时被存储的语言会被大脑认为是“母语”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很快掌握并灵活运用。错过了语言关键期后再学语言，大脑会将这些语言存储在记忆区，运用时就不再那么自如灵活了。因此，人类语言的习得过程是一个关键阶段与一生的关系。

    三、语言生命和语言力量彰显语言应用魅力

    科学研究证明，只有生物体才具有“生命特征”，即“复制和变异”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非生物体的人类语言，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作为生物体的人类能否“应用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及记录语言的文字的生命就在于“使用”，也只有在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保存和发挥语言的“复制”（即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变异”（即语言的变革）功能。

    首先，要保存语言的“复制”能力，就必须“应用”语言。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看，能否保存语言的“复制”能力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应用语言的能力。“所有语言的兴衰变化乃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时间，二是社会的盛衰。当所有语言都在变化时，社会强大，语言也就兴盛;社会衰弱，其语言往往灭亡——这其实是被外来语言所代替了。消逝的语言和使用它的那些人一样成为了牺牲品。可能语言受害会更加严重一些，因为人们更愿意放弃他们的语言，而非生命。”③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代際传递”被中断，主要有两种可能，就是使用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主动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或者外部力量主要是社会的更替逼迫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字，就意味着放弃本民族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以我们的近邻印度为例，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近代印度遭受过英国的长期殖民，除宪法规定的18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外，还规定英语为行政和司法用语。因而使得英语在印度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要保持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必须强化本民族的母语教育。此次中国新课程改革十分强调语文课程地位和国家定位。科学界定了语文课程的地位，就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课程目标就是要“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培养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同时，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旗帜鲜明地明确了基础课程（包括语文）的国家战略地位，“承载着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进一步明确“语文、思想政治、历史”等课程必须使用统编的国规教材。“整个历史上，人们认同自己的语言，也认同那些和自己说话最相似的人。的确，通过认同其他说同一语言的人，各民族的‘国家观念出现了。”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尽管香港已经回归二十多年，但由于汉语教育的国家战略地位未得到充分的落实，从而导致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和民族感情上出现了信念危机。

    其次，要保持语言的“变异”能力，就必须“创新语言”。语言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语言的发展史来看，包括汉语在类的所有语言都有一个从有声语言向书面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漫长的曲折的。世界上有些民族的语言缺乏创新能力，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仍然停留在“声音”语言上，还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书写体系。作为记录汉语言的汉字，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古老的语言文字，是因为汉语言文字有着很强的创新能力。第一是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表达，由象形到形声的发展，突破了无字表意的困境，让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间形成匹配的关系。第二是汉字由图形到笔画的形体创新，突破了汉字的书写困境，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便利了汉字对语言的记录。第三是汉字注音的拉丁字母化，让汉字的注音由直音法和反切法向拼音化方向发展，实现了汉字的表意（书写）与语言的声音（拼读）的联接，突破汉字的拼音化困境，从而确保了汉字既定的书写地位和语言声音的拼音化发展。由此可见，汉语言与汉字就是在使用中不断“变异”创新，从而提升了汉语言文字使用的适应性。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以笔画和字形特征对汉字进行编码的王码五笔字型录入法，再次突破了汉字无法通过26个字母键盘输入的困境。除此之外，汉字还有拼音输入法，但由于输入重码多，以及由于一些生字拼读不出无法录入甚至一些人因为普通话和拼音方案掌握不够不能输入，等等。汉字输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是采用字型输入法。近年来随着国人教育水平的提升，拼音输入法易学，以及计算机智能技术主要是计算机的分词技术的提高，智能拼音输入已经成为国人汉字录入的主要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升，汉字已经摆脱了键盘录入的限制，进入“语音”录入的阶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录入速度与准确率。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网络热词诸如“神马”（什么）、“雷人”（出人意料）、“脱粉”（ 不再是某人的粉丝）等，不仅符合语言规范与发展规律，也有随心所欲、兴之所至等的“编造”创新，也以独特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并且寄寓了世人丰富的社会情感而逐渐成为社会公众用语。由此可见，汉语在规范的同时也在“变异”创新中继续绽放汉字之美。

    语言生命张力的外显，进一步彰显了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首先体现在语言所传递的思想与文化上。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显然，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力量取决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古人云：“言贵于有物，无物，非言也。”可见，文化积淀在语言中，思想蕴藉于语言里，言之成理，方能展示语言的力量。因此，如果说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核心素养的根基，那么语言所传递的思想与文化才则是根基里的“营养”。离开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的滋养，则语言的建构与应用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再次，语言的力量体现在语言使用的精准上。语言不恰当就不能有效传递信息。譬如“门没有锁。”由于这里的“锁”既可以作名词，又可以作动词，因而会产生理解的歧义。如果强调门没有装锁，可以改成“门上没有锁”;如果要描述门没有锁好，可以改成“门没有锁上”。因此，只有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才能简明扼要地表达信息。鲁迅对语言的准确性曾有精辟的论述：“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显然，用詞不当、词不达意、生造词语等都是语言使用的大忌。对于用字的精准，古人非常注重“炼字”，甚至达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建构时，要在“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等的品鉴中感受用字精准的艺术魅力。

    最后，语言的力量体现在语言的修辞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表明，缺乏修饰的语言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语言使用精准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强化语言的修辞，就是要在语言表达得清晰明了的基础上还要表述得生动形象。“生动形象”是一种体验，因此，在运用时要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离开了修辞主体与语言接受者的积极心理参与，则无法感受到修辞的艺术魅力，更不会产生在“生动形象”的情绪维度上发展与提升人的审美与思维。语言实践表明，语言使用中的诸如比喻、移觉、比拟、夸张、移就等修辞手法，其修辞效果的感知都离不开联想、想象和情感等心理活动。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所以能成为名句，就是运用了人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对象物上的“移情”修辞。因此，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要适度使用修辞，同时要注重语言修辞的综合运用，以进一步从情绪的角度体会语言修辞的艺术魅力。

    基于母语教育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在语言的建构与应用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学习以语言材料形式出现的本民族的优秀经典，在文选式的经典文本阅读中了解本民族语言的“前世今生”，并感受到汉语言表达与应用的艺术之美以及所传递的思想与文化的价值之真。因此，当前的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提倡整本书的阅读，要在语言表达与应用中更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这是培养具有“中国心”的中国人的奠基教育。此外，还要用世界眼光、全球视野与国际情怀去汲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通过母语译介来跨越民族文化的“鸿沟”并感受到世界各族文化之魅力和不同民族文化之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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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页。

    ②张树铮.《语言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③[新西兰]斯蒂文·罗杰·费希尔.《语言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作者通联：江苏海安市教育体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