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概念运用之思考

    曹子洋

    【摘要】教育部在2017年初因一封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件被卷入争论漩涡。针对这一热议话题，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出争辩双方的主要论点论据，才能使读者客观全面地了解大陆学术界围绕“十四年抗战”概念有着怎样的争议，更深刻地理解寻求历史真实的艰辛。对教育部修改教材的这一举动不必过度解读而将问题复杂化，“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概念各有其适用语境，只要科学把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国民普及教育与学术研讨的关系，完全可以找到推进史学研究的发展与更好地进行教育宣传之间的平衡，而避免陷入种种争议的窠臼。

    【关键词】十四年抗战；八年抗战；抗战历史研究和教育宣传

    教育部一则关于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教材修改要求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和地方课程教材的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到底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其实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争论热点。经过多年争论，“十四年抗战”之说日渐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更由党的领导人在官方讲话中予以确认。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再次强调：“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按常理推断，教育部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是顺理成章，不应引起热议，但事实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2017年1月3日在《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中提出：“请你们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进行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与此相关的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凡“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这一规定是引发争议的缘由。

    笔者以为，对教育部修改教材的这一举动不必过度解读而将问题复杂化。“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概念各有其适用语境，“八年抗战”指的是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则包括了局部抗战阶段，更加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在国民教育中强调“十四年抗战”与学术界继续围绕“十四年抗战”概念展开学术争论，可以并行不悖。

    一、“十四年抗战”的提出及其主要论点

    “八年抗战”本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和习惯用语。在中国大陆，传统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时期划分，是将十年内战与抗日战争八年分成两个历史阶段。台湾方面则是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十年建设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中國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史学界出现了抗日战争应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十四年抗战”的意见。以下就是笔者摘录的部分持“十四年抗战”概念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

    1984年7月，何英在《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一文中率先提出：“把芦（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端是不妥当的、不符合事实的、不科学的。抗日战争应当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算起为宜。”他提出三条理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而芦（卢）沟桥事变却没有这种作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就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也把这段时间称作‘抗日时期”。

    1985年8月，简明在《“七·七”事变前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文中也提出：“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日本入侵中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所谓‘地方性事件。就‘九·一八事变本身而言，它是日本对华侵略总政策中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东北军民的局部抗战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事件；‘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战，是局部抗战的继续和发展。”

    1986年6月，王维礼、高二音在《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否认“九一八事变”作为中日战争开端的历史地位的不良后果：轻视“九一八事变”的作用，“就会抹杀六年间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侵略手法的变化和阶段性割裂开来，势必割断了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必然地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野心”、“就会人为地低估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的程度。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掩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包含的反民族的性质，减轻蒋介石由于执行这一反民族的政策而导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责任”、“以‘七七事变为界，将中日战争分成两段，也不利于我们从整个中日战争的高度，全面地评价党在民族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并且也在实际上否定了王明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在民族斗争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存在。同时，也贬低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中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和作用”。1991年10月，王维礼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强调：“事实上，推动阶级关系变化的是中日民族矛盾，不是阶级战争；推动抗日斗争发展的是中日民族矛盾，不是‘围剿与‘反围剿的胜负；蒋介石最终被迫转向抗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日民族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象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

    1987年6月，刘庭华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止，历时整整十四年。”其理由是：“‘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对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进一步加深与扩大，而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改变。因此，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既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客观实际，又符合马克思义主关于划分历史不同时期标准的科学理论。”2006年2月，刘庭华在《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其观点：“我们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能以国民党政府是否主张、参加抗战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由局部侵华演变成全面侵华的过程。”“任何事情的起点总是由小到大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区别抗日战争的起点与规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扩大为全国性抗战的转折点。”

    1987年10月，王秉忠在《“八年抗战说”之异议》一文中提出：“只承认八年抗战，而不强调十四年抗战，这对东北广大人民十四年来，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同敌人战斗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否定。”“‘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人民、察绥人民，上海及其他各地人民的抗日，本来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不同意‘八年抗战论，提倡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观点，不仅是个历史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2007年7月，刘为钦、杨家英在《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一文中指出：如果将“卢沟桥事变”视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这样很容易淡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容易导致小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轻视包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昂扬的爱国热情，无视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忽视东北义勇军自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功绩。”

    2010年4月，程舒伟在《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一文中针对“十四年抗战”说是否是历史真实的再现、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否应该不同于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是人提出来的，但与人为制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也正因如此，‘八年抗战才成为正统观点、习惯语、通用语，成为不该成为定论的定论。”“承认‘九一八事变史，东北十四年沦陷史、伪满洲国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游击队抗日联军史，‘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六年间的局部抗日活动、抗日战事，都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内容的组成部分，却否定‘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如果抗日战争没有开始，哪有这些内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综合“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学者观点，其主要考量是：突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强调国民党爱国将士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将士的牺牲与贡献。

    二、“八年抗战”争鸣的主要论点

    “十四年抗战”概念提出后，持“八年抗战”说的学者不断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学术争鸣。了解争鸣双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

    1991年5月，王桧林在《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中提出：“作为专史，作为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着眼点是抗日战争或抗日斗争，从这里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我们认为应从七七事变开始，整个时期是从‘七七到‘八一五，共8年。”“从中国通史观点看，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国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这个综合体来看，‘七七以前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还不是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各政治军事集团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国内阶级斗争、政治军事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日两国矛盾还不是主要的。”2009年2月，王桧林在《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一文中再次阐述：“十五年中日战争论者，不管他们思想是否明确，实际都认为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史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此时日本的大陆政策已发展到灭亡全中国的具体实施阶段了。因此，中日矛盾当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年抗战论者对此问题持否定的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分歧的焦点，必须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考察。”

    2006年2月，张振鹃在《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一文中指出：“八年抗战之所以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因为这八年间中国遭受的外来侵略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归结起来，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有3年中国发生过抗日战争，可以说‘三年抗战，并没有‘六年抗战；这6年是不能和‘七七以后真正的八年抗战加在一起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就不存在什么‘十四年抗日战争”“‘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有所上升，但并没有升到超越其他社会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地步；中日民族矛盾达到这个地步，是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的，是与中国的八年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人们为避免给人以某种‘错误印象，为避免‘淡化日本侵华罪行，为有利于‘宣传中国的抗战而‘承认十四年抗日战争。这样的论辩恐怕未必有效，即使有人因此而‘承认，也无法赋予‘十四年抗日战争以真实性。”2011年9月，張振鹍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请拿出事实来——向‘十四年抗战论者呼吁”的大会发言，言辞犀利地指出：“抗日战争就是中日战争，是中国、日本两国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的具体化就是战争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实际上，作为当时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国民政府不只是‘参加抗战，它一开始就主持领导了抗日战争。说它‘参加，是有意无意贬损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间，前一半有抗日战争，主要是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后一半有抗日斗争，没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多少年，要看事实，‘十四年抗战之说不能成立，是因为没有连续14年抗战的事实（主要是1934、1935、1936这三年没有抗日战争）。如果有人还坚持‘十四年抗战，请拿出事实来吧，主要是请拿出1934-1936年真正抗战的事实。”

    2009年8月，蔡双全、陈其贵在《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关键，既不是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是以往史学界所简单认为的‘阶级矛盾，而是国家的统一问题。”“因此，郭先生所主张的抗日战争应从九一八事变算起的观点，没有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2009年9月，章百家在重庆召开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抗日战争是‘十四年还是‘八年”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还是倾向‘八年抗战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更准确。一个基本的史实是，直到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才进行战时动员，整个国家才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而‘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这次会议提到一个概念，即‘15年战争时期，这是就日本讲。因为日本人一直在琢磨怎么侵华，从1931年起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但是，中国人刚开始的抵抗是很被动的，断断续续的，很难被看作是国家行为。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想通过妥协维持现状，推迟战争爆发。中日战争进行了14年，但中国方面前6年只能说是‘局部抗战，转折明显地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

    2010年4月，曾景忠在《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一文指出：“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东北三省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作的抵抗，前后加到一起不到18天。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东北军或弃城而去，或不战而降。马占山江桥抗战和李杜、丁超哈尔滨保卫战，也只作了短暂抵抗。东北军主力几乎未作有效抵抗。马占山和李杜等也是旅一级军官自主地抗战，而非有组织的抵抗。……东北军‘九一八抗战之说不能成立。”“一般地说，两国之间的战争，必须是两国政府间正式宣战，或者虽然未曾宣战，但实际上两个国家间已经进入交战状态，两国军队进行相当规模、持续相当时间的作战，伴以国交断绝（撤使断交）等武装交锋以外的斗争。”“‘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两国之间并未进入战争状态，不能说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至于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武装袭击骚扰活动，更加不能视为两国间的战争。这6年时间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而未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并不能增大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将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改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长度，说明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长久，却并不能提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11年5月，臧运祜在《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一文中表示：“就19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而言，作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华行动，无疑具有主导的地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笔者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因此赞同日本学界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从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局部抗战而可以笼统地称为‘十四年抗战史，不过，考虑到中国局部抗战的间断性而非连续性的特点，并从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即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举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仍然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笔者因此同意并坚持中国学界传统的‘八年抗战史观。”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八年抗战”争鸣方的主要论点论据，是想让人们了解在大陆学术界对“十四年抗战”概念的运用有着怎样的争议，以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寻求历史真实的艰辛。

    三、“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争论之我见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概念其实各有其道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按不同的标准来分析判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或开端，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两种概念一直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不同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1995年9月3日，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讲话涉及这一问题时的表述是：“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7月7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全面侵华战争。”这一表述其实可以很好地回应“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之争：“八年抗战”指的是全国性抗战，而“十四年抗战”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從整体上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派抗日力量和军队的奋起抵抗，包括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各种抗日斗争，其中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击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间的联系和意义。

    目前，在大陆学术界持“十四年抗战”说的专家学者呼吁强烈，但争议尚存，因此，站在学术研究的视角，应放手让专家学者继续展开研究和争鸣。“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是出于强调中国人民抗战的整体性，是对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东北义勇军抗战、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抗日斗争的肯定和尊重，是为了突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无抹黑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之意。教育部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也是对长期以来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和民众呼吁的回应。目前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基础二司发出的通知中的有关措词，其实如果再仔细审读中小学教材中有关抗日战争单元的有关内容，再考虑到教材修订过程中必然会有的征求各方面专家学者意见的流程，质疑“十四年抗战”概念的专家学者意见是会得到尊重和包容的，不存在“十四年抗战”说战胜“八年抗战”说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都是以1937年7月7日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的。八年全国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每逢7月7日都进行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并发表纪念“七七”的抗战宣言。“八年抗战”概念是历史形成的，尽管它表述不够严密，但它并没有违背历史实际，也没有否定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对于教材修改后出现“十四年抗战”与诸多历史文献仍提“八年抗战”的矛盾，完全可以解释清楚，而且学历教育越高，解释可以更学术化。只要科学把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国民普及教育与学术研讨的关系，我们就能胸怀全局，聚焦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关节点，从而找到推进史学研究的发展与更好地进行教育宣传之间的平衡，而避免陷入种种争议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