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班玛地区人数之考证

    黄生秀

    到底有多少红军指战员长征途经了青海班玛地区?以往的研究者有多种说法,主要有:1.青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青海历史纪要》中说:“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在朱德等同志的率领下……7月下旬,红军左翼约5000余人”进入青海境内。2.格桑本、朱永馨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的情况》一文说:“红四方面军之一部”,由骑兵数百作前导,步兵数千为后续,进鱼托沟,到达班玛县境。3.《红军长征经过青海果洛的一些情况》一文说:“九月初,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将近万人”长征经过了青海。4.张嘉选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上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青海再探》一文认为,“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人数大约15000人。”5.《红军长征经过青海果洛地区人数之考证》一文则认定,“进入青海省境的红二方面军人数应为18000人。”6.张世华、索南发表在《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上的《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全部经过了青海班玛地区》一文,由于增加了长征左纵队中的四方面军部分,因而进入青海的红军人数就大为增加了:“左纵队经过青海班玛地区的大体人数……二方面军三个军约15000人,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十师、十一师,骑兵独立师,西北局党校、红军总部,总部五局约10000人。总计约25000人。”

    提出上述观点的均是青海本地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其中既有高校教师、党校专事党史党建的教学研究人员,也有专职的党史研究部门的学者。然而,所提出的红军长征来到青海班玛的红军指战员的人数竟有如此大的悬殊,从几千人到二万五千人。

    那么,上述情况为何会出现?其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上述六种说法实际上依据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红军长征来到青海班玛的是偏师的说法,认为来到班玛的是红军的侧翼部队,不是主力,因此,人数不会太多,五千人或者几千人的说法产生了;二是认为来到班玛的是红军二方面军,所以有了“近万人”、“15000人”和“18000人”的说法;三是认为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全部经过了青海班玛地区,所以人数也增加到了25000人。

    那么,到底有多少红军指战员来到了青海果洛呢?笔者认为必须进行深入的有史料依据的研究。

    首先,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解决有哪些红军部队来到青海的问题。

    左纵队分这样几部分北进,一是以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八十九师和红军骑兵师以及红军总部五局(教育局)为先头部队,以筹粮和为左纵队探路为目的率先北进部分;二是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四军十师、十一师、红军总部和二方面军组成的左纵队;三是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为主的北进部队,这部分中含红三十二军,这支部队曾是四方面军编制,7月5日,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之第九军团,时有1300人,不包括当时从红二军团划归红三十二军团的第五师的人数,到当年的9月1日统计,全军尚有2677人)編入二方面军建制。7月6日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会合共同北上;四是以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部及二军团,于7月11日,从东谷出发北上。

    上述这些部队是否都来到了青海班玛呢?尽管有学者认为“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是否全部经过青海没有定论,尚有若干疑问”。但从众多的红军将领的长征日记和红二、四方面军、红军总部与中央的电报中可得出红军左纵队全部进入了青海班玛的结论,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的依据:

    1.由李先念率领的左纵队先遣部队为了探查道路及筹集粮食,7月3日率先进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知钦乡唐摇沟境内。对这支部队在青海的最直接的证据是,1936年7月13日17时《朱德、张国焘对徐向前十二日建议的复电》中提到的:“先念率八十九、骑兵两师昨到作木沟,明(十四)日可到达阿坝。”这里的作木沟就是今天青海班玛地区。所以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八十九师和红军骑兵师以及红军总部五局(教育局)为先头部队进入青海班玛是没有问题的。

    2.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四军十师、十一师、红军总部进入青海班玛地区,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电报找到答案。1936年7月7日4时《朱德、张国焘为九军及九十三师速出松潘控制粮区致徐向前、陈昌浩电报》中提到了红军总部及红四军随红三十军跟进的语言:“如让倘粮不足时,四军可在左翼出阿坝跟三十军进。我们明日向西倾寺进。”实际上最有力的证据是1936年7月11日任弼时在从绒玉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发了电报。所以,红军总部及其部队进入了青海班玛也是没有问题的。

    3.六军和三十二军这两个军来到班玛史料最多,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两个军。首先,从红军总部的电报《朱德、张国焘关于四军、三十二军行动致王宏坤等电报》(1936年7月2日6时)和《朱德、张国焘对徐向前十二日建议的复电》(1936年7月13日17时)中都提到六军、三十二军在班玛行军的表述。特别是第二封电报直接说:“六军今到绒玉已无粮。”实际上红六军和红三十二军进入青海班玛地区有太多的日记可证明,无论是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的日记,时任红军第六军军长的陈伯钧的日记,时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张子意的日记,还是左齐的日记,王恩茂的日记,都详细描述了红二军和红三十二军在青海班玛地区的行军路。

    4.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红二军进入青海班玛地区的证据了,当然我们依然从当时的电报中找到证据了:1936年7月13日《朱德、张国焘对徐向前十二日建议的复电》中称“六军今到绒玉己无粮。二军明(十四)日由东谷出发,每人带有十天干粮”。这里虽然不能完全证明红二军进入班玛地区,但红二军跟随六军的意思非常明确,更何况整个左纵队是受红军总部指挥的,总部有让二军跟随六军的意思,所以二军进入班玛地区是必然的。红二军进入了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一名老红军的回忆,他说:“草地中央有个叫阿坝的地方,它是草地的中间站。原来说十天可到,但我们整整走了二十二天。距阿坝一天之程有个绒玉,当时李伯钊团长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夜,为二方面军的六师f郭鹏当师长,廖汉生当政委)演出。记得黄昏时,我们为六师唱了七支歌,跳了四个舞,演了一个小戏。部队的欢笑声使平静的草地变成了澎湃的海洋。我们在六师住了一夜。”从他的回忆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不知道绒玉是青海班玛,但他对绒玉这个地名记得相当清楚,原因就是在绒玉失去了一些战友,在给六师演出后的“第二天起床时,我们这十六个人的小组,有四位同志停止了呼吸。”所以,他的记忆相当牢固,在几十年后的回忆直接说出了绒玉这个地方。笔者认为这是红二军来到过青海班玛藏区的证据。

    以上我们用了最有说服力的电报和一些回忆文章、红军长征日记证明了红军左纵队的全部人员都到了青海班玛藏区,这支部队是整个北上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北上部队的中枢。

    其次,来到班玛的红军各部队人数的史料依据。

    前述六种红军长征来到班玛的人数,除了提到二方面军时有一定史料依据外,其余都经不起考证。前述5000人、数千人、近万人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前述三篇文章或著作没有任何交代。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都是建立在估计上的数据;而四、五种说法的前提是来到班玛的只是红二方面军,所以得出了15000人和18000人的数字。红二方面军人数有史料依据,持15000人之说者,依据的是1936年10月5日朱德、张国焘給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打电报所反映的二方面军人员的统计数字。据1936年9月1日统计,二军人数为7643人,六军为4059人,三十二军为2677人,共计14379人。持18000人之说者在二方面军中加上了红三十二军。就红二方面军而言,18000人之说更符合实际。但是,来班玛的不只是红二方面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所以18000人之说不全面;第六种说法对二方面军人数的统计是正确的,但红四方面军来班玛的部队人数是在估计的前提下形成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十师、十一师,骑兵独立师,西北局党校、红军总部,总部五局约10000人。”

    依史料考证,进入青海班玛的红军人数超过32000多人,其理由和史料依据如下:

    1.北上进入青海班玛的红二方面军人数有17000人:二军9000人,六军5300人,加上从红四方面军并入的三十二军2700人左右。这一数字有最原始且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我们不能怀疑;

    2.红三十军人数在7000人以上,7000人这个数字是徐向前元帅《历史的回顾》中谈到1936年10月红三十军西渡黄河时的数字,他说:“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六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由于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序列中所说的红三十军由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组成,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第四方面军序列中红三十军依然是由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组成,所以过黄河时的红三十军人数只能少于北上时的人数,故我们将三十军的人数确定为7000人以上。

    3.四军十师、十一师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军之一的两个师,红四军总数超过6000人,共四个师,所以每师人数不少于1500人,二个师就是3000人。

    4.骑兵独立师是北上前于1936年5月上旬刚刚在甘孜建立的,全师编3个团共3500多人,许世友任骑兵司令兼骑兵独立师师长。

    5.红军大校、红军总部机关、总部五局以及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等等的人数不少于2000人。

    从上述史料来看,可以得出进入青海班玛的红军人数不少于32000人的结论。

相关文章!
  •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

    李传喜+张红阳〔摘要〕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

  • 新中国70年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

    蒋国宏摘 要:政治参与有助于减少决策失误,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政府规范运作,减少和预防权力腐败,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新

  • 《东文选》首篇诗作《织锦献唐高

    [摘要]《东文选》收录的第一首诗作题为无名氏的《织锦献唐高宗》,据现存收录此诗的其余十五种中、韩古代文献,可知其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