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境遇与媒介转型
陈定家
摘 要： 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既是观察当代文化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当代文学克服市场危机、实现媒介转向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缩影。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期刊发展的黄金时期，90年代以来，受市场經济大潮的冲击，文学日渐式微，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不少文学期刊进行了艰难的改革和转型。进入21世纪，文学期刊又经历着网络化的巨大冲击而面临生死考验。期刊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大众媒介，在全球化数字技术媒介技术革命新的冲击和影响下，必须与时俱进地向新媒介新技术靠拢。当下文学期刊已经在如何利用网络技术拓展媒介空间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整合出版资源，充分发挥知名期刊的“名牌效应”，吸引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成为众多传统期刊探索的重任。
关键词： 文学期刊;市场化;媒介转型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53-08
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至今，中国期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两个多世纪里，究竟出现过多少文学期刊，迄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内部出版的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收录期刊和副刊1586种。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由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教师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276种。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收录657种。2015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刘增人等主编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则“收罗了10207种文学期刊的学术元信息” ① 。相关研究者认为，这种“摸清家底”的工作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其重要性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实际上，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总体性视角和必不可少的学术史背景。
一、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
相较而言，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期刊发展情况似乎要明晰得多，但也复杂得多。从现代媒介发生学的视角看，任何期刊都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各种影响因素的消长起伏直接影响着期刊的发展态势和时代特征，文学期刊自然也不例外。根据既有研究成果，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与变革历程（1949—2018）划分为五个阶段：（一）体制转型的奠基期（1949—1956）;（二）种群失序的萧条期（1957—1977）;（三）改革创新的繁盛期（1978—1991）;（四）面向市场的竞争期（1992—2005）;（五）融入网络的转型期（2005—2018）。 ② 其中后面三个阶段横跨改革开放4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既是观察当代文化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发展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当代文学克服市场危机、实现媒介转向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缩影。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1949年中国出版刊物总数257种，总印数未超过2000万册;到1978年，期刊总数发展到930种，总印数达到7.62亿册;1998年期刊总数达7999种，总印数超过25亿册;2009年期刊总数达9851种，总印数超过31亿册。1981年，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以上的期刊近20家，其中文学类刊物《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印数均在百万册以上。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实现数字化生存之前，文学期刊的影响由此可略见一斑。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作为精神生产领域的排头兵，率先吹响解放思想、轻装前进的号角。文学期刊在文学繁荣期相应出现了“改革创新与种群繁盛”的局面。资料表明，到1976年年底，全国期刊542种，总印数近6亿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文学艺术类期刊有五六百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8，印数则占到全国期刊总印数的1/5。那时，人人以爱好文学为荣，“甚至一个时期的征婚广告上，也有不少人宣称自己的特长是‘爱好文学，以此来吸引异性，其实，不过是多看了几本文学刊物而已” ③ 。据白水的研究，我国文艺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保持着数量增加、种类齐全、布局全面的良好势头，到1993年文艺期刊总数已达616种，13年间增加了66%，这样的增长率在国外期刊史上是很难找到的。 ④ 直到今天，当莫言、贾平凹、梁晓声等著名作家回忆起当年频频发生“轰动效应”的文学黄金时代时，会深情地提及当年一些文学刊物及其编辑的名字。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发行量逐年下降。在1981年至2009年期刊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统计数据中，除1981年《人民文学》以113万册的发行量跻身“排行榜” ⑤ 以外，在此后的年度百万册发行量的榜单上再也看不到文学期刊的身影。当然，纯文学期刊原本就是阳春白雪式的小众读物，无论古今中外，以审美诉求为指归的文学艺术，在市场上总是无法与以娱乐为主的大众文艺争高低。当年诗人臧克家在创办《诗刊》时，曾经因为纸张紧缺问题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吵得不可开交，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臧克家只得向“诗人毛泽东”反映情况，《诗刊》才得以保住5万印数。同样因为纸张紧张，当年的《读者文摘》险些被停刊。因为这些大众文化期刊，尤其是文摘类期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比纯文学期刊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据说辉煌时期的《大众电影》一期的用纸量，相当于全国所有科技期刊整年用纸量的总和。由此不难看出，期刊市场化导向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
当然，市场化语境下纯文学期刊也并非毫无作为，事实上也有不少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时，敢于充当时代的弄潮儿，为文学期刊市场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例如上海的《收获》和北京的《北京文学》就是文学期刊订户普遍断崖式下降这一大趋势中的“抗跌大户”。《收获》除了依靠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留住读者外，还在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方面下足了功夫。201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收获》提高稿酬，使原来千字80元跳跃式提到最高500元，有效地增强了期刊组稿的竞争力。有统计显示，2002年《北京文学》的固定订户比2001年增加12%左右，2003年的订数又比2002年增加34%。加上零售的数量，《北京文学》实际发行量曾连年增长。《北京文学》毕竟是老舍、赵树理、杨沫等著名作家担任过主编的大刊，当年吴晗那部引起强烈反响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编创人员在充分利用首都文化圈优势的同时，通过增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形式扩大销售量，有效抵消了市场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期刊的市场竞争者并非只有同类期刊。有研究者指出：“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反衬着一些畅销书的畅销，动辄发行五六万、十几万，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行了15万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发行了20多万就是个例证。而《白鹿原》累积发行到了近百万、《易中天品三国》借助电视媒体被天价收购也已发行超百万，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发行40多万更是说明了纯文学的市场效应。文学期刊虽说有可观发行量的屈指可数，但毕竟还有一些以其自身的号召力挺立在市场上。这样看来，历史又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施展其本事的一个机遇，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自身刊物的生存环境，兴利除弊、各显其能。” ⑥
与出版社的畅销书形成对照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期刊种类在20世纪80年代呈快速增加态势，但期刊发行总量却并未随之明显增加。相对于同一时期的阅读市场来说，书籍与期刊所分享的原本就是同一块蛋糕，在一定程度上，畅销书的大量发行必然会挤占期刊市场。“如现代出版社推出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纸生态·非主流文学典藏的作者中，桑邑、王坚平、裴志海、徐庄等人，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出现。”“实力雄厚的文学新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他们厚实、大气的作品陆续出版、连载，文学刊物却还在抱怨闹稿荒。” ⑦ 当文学期刊制造的“70年代后”“新生代”“美女作家”等泡沫纷纷破灭之后，这批崛起于图书和网络的文学新生力量，自然不会再像前辈作家那样怀着感激的心情搭乘传统期刊这艘风雨飘摇的旧船了。不少年轻的文学人绕过期刊直接进入畅销书作家行列。同样的道理，刊物种类的增加，对于具体的刊物而言，它所分享的蛋糕分量必然会减少。例如，1986年，期刊种数与前一年相比虽然增加了11.5%，但是年总印数却下降了6.2%。此后几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因种数增加的比例大大高于总印数增加的比例，因此，不少期刊的期印数仍在大幅度下降。其中文学期刊的情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如印数曾达15万册的《山西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行量不断减少，1998年订阅数仅为1815册。实际上，印数更少的期刊也绝不在少数。
随着整个文学场域气候变冷，文学期刊的冬季也随之降临。当读者对期刊的态度渐趋冷淡时，尽管文学期刊想方设法要留住“往日的温度”，但终究是繁华不再，好景不长。某些期刊轰轰烈烈地制造文学之外的“互动”与“联欢”，以期留住作者和读者，但终归收效甚微。譬如某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文学大奖，在媒体上热热闹闹地吆喝一阵后，很快曲终人散，人走茶凉。诚如著名编辑家王干所言，这些评奖自评自得，自娱自乐，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譬如说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大作家。相反，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少人问津，文学期刊的“窗口”功能已然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正如被时代淘汰的老工业基地不得不为求生转产一样，传统文学期刊转型也是大势所趋。但现实社会的变化超乎想象，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各种颠覆想象的惊人巨变常常比小说更为精彩，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和传奇人物，甚至足以让基于想象的神话传说黯然失色！当现实生活使得以虚构为业的小说家相形见绌的时候，对虚构的“去魅”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个神话纷纷破灭的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无论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王干指出：“文学期刊这三十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的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重奖再多金钱，最后也难逃脱一种‘准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的，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⑧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艺术类刊物越来越不景气的现象与文学式微的大气候密切相关，这些年文学期刊的总数量历经了几次大幅度的下降，据《上海文坛》1993年第3期发表的张泽青的《1993：大众化期刊寻找大众》一文提供的数据，到1992年，正式出版的文学艺术类刊物已减少到300来种了，而且发行量也一落千丈，文学期刊能有1/10发行到10万册以上，达到自负盈亏，略有盈余就不错了。有的省文联作协办的刊物，每期也就印个三五千份，还有不少是用于赠阅、交换，订户越来越少。 ⑨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学期刊的情况更是不妙，与20世纪80年代的盛况相比，说“文学知音日少、期刊寥若晨星”一点也不过分。这类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严重畸形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拜物教盛行和人文精神失落的必然结果。如果文化出现了危机，作为文化载体的期刊的命运不可避免会受到严重影响。并非巧合的是，“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引爆文章《旷野上的废墟》也发表于1993年，這场波及全国、影响持久的论争，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也不无影响。
二、文学期刊的市场化生存境况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飞速增长，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程度已经使得小说中的虚构情节相形见绌。虚构的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使得虚构的特权受到伤害，虚构的神秘性也在电影大片和游戏的具象化过程中得到消解。因此，虚构受到人们的冷落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有研究者断言，当代读者对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有兴趣，因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让作家和戏剧家的想象力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采用实录其实的写实原则创作而成的《明朝那些事儿》成为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作者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尽力还原历史上那些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即便只是“看似”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要比虚构的故事更受读者的信任和喜爱。当然，这并不是说虚构明朝的故事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事实上《回到明朝当王爷》《锦衣卫》等也都是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王干认为，采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他的理由是“在当下实用主义大于理想主义，经济利益浓于精神诉求的语境里，文学、文学期刊似乎在强调实感、实用、实际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人的灵魂的抚慰，缅怀历史、挖掘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抚慰，正视当下、展望未来、弘扬理想是一种向前看的抚慰。前者是针对过来人的，后者是面向青年的。而文学本身是青年的，失去了青年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⑩ 。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坛，在市场和网络的冲击下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就是出版社、期刊和网络三大媒介平台，共同经营着中国文学的发生、发表与发展的园地。出版社依靠市场优势出版大量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化出版物，某些出版社依靠书号资源就能获得一定的利润，网络文学依靠新媒体资源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在资本介入之后，网络文学在电影改编和游戏改编方面，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相比之下，期刊只能在夹缝中求生。但是，期刊也并非毫无优长。大多数期刊原本就是以出版社为依托的，它们与出版社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期刊无所不包的杂志性质与互联网极为接近，所以期刊对网络并无太多隔膜之感。某些期刊以“增刊”“专号”“扩版”来谋求发表长篇小说的空间，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单行本的市场。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担忧的，期刊社过分关注长篇，是否会影响中短篇小说的发展？某些刊物设置以选刊或文摘形式来取代原创，这必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版权问题，二是原创问题。此外，期刊套种也成了一种颇有争议的现象。例如《山花》和《中国作家》，分别出版上、下半月刊（也有成为A、B版），《芳草》杂志开辟出“原创文学版”“网络版”“少年版”等多种版本，变着花样增加出版量，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大利润。这些所谓的改革，大多“利”字当头，致使文学期刊的文化性质和使命意识受到损害，因而颇受诟病。
老牌刊物不断翻新，新创刊物更是花样百出。郭敬明主编的文学杂志《最小说》（2006年创刊）主打青春文学，这里的“最”字，意在突出“最优秀”“最前卫”“最受喜爱”等特点，该刊所刊载的小说、散文的确吸引不少年轻读者的关注。开始几年《最小说》走的是以书代刊的路子，2008年申请到刊号后才正式转变为“标刊”。由于刊物经营比较顺当，市场前景看好，2009开始尝试改为“子母刊”，即在《最小说》月刊之外增办一个《最映刻》月刊。一年后《最映刻》因故停刊，《最小说》以月刊形式坚持到2017年后改版为“选题书”，每逢双月出版。类似的新刊物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鲤》《文艺风赏》《大方》《天南》等。其中，2014年创刊的《天南》颇引人瞩目，其创刊号装帧考究，“艺术范儿”十足。诚如评论所言，首期主题“亚细亚故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题，意在通过对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和乡土主义运动潮流的介绍，来分享亚洲地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有评论指出，期刊新人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期刊腔”，网络作家则熟练操持着20世纪“先锋文学”作家的“旧把式”。市场化的时代为不同的写作个体提供了写作的资源，然而，经验的匮乏和同质、叙述的沿袭和落套却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不能从中增益，最后推倒传统文学期刊的力量也许正来自它的无法接续、无法更新。这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判断，真实地折射出当下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一个侧面。
在世纪之交涌现出的众多新生刊物中，《天涯》是其中的翘楚。有研究者指出，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地方级文学期刊，一跃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知名品牌，《天涯》的声名鹊起无疑要归功于1995年末1996年初由杂志社社长韩少功所主持的全面改版。《天涯》改版领先并且影响了20世纪末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它的成功策略在于跳出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纯文学”框架，凸显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强调写作者的文化责任，走泛文化之路，凸显大文化，淡化纯文学，“由纯到杂”，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有市场卖点的问题。有批评者认为，改版后的《天涯》也遇到许多新问题，一是因过分强调姿态而落入“为立场而立场”的陷阱;二是过分依赖读者而带来的“同仁腔调”;三是文学性与思想理性的磨合问题。此外，更重要的也更保守的问题，恐怕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如何在自己的“杂”与“综合”之间安顿“纯文学”类作品，如何承担它鼓励创作、发掘新人、筛选经典的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与责任问题。 ?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天涯》改版的软肋。
随着众多文学网站的崛起以及多媒体时代各种强有力的冲击，纯文学期刊早已风光不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作家们发表作品主要有报纸、期刊和图书三种选择。相比之下，报纸周期短，但容量有限;图书容量大，但出版周期长。期刊介于二者之间，在书面载体中，期刊兼具图书和报纸的优势。相比之下，作家更喜欢在期刊上首发自己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在谈到文学三分天下时，更多的是将纯文学与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报纸多为一次性阅读品，以新闻报道为主;书籍内容则相对集中些，且篇幅远在报纸之上。即便书籍未必一定比报纸更有保存价值，但书籍会被“收藏”而报纸被“处理”是惯常做法。在这一点上，期刊也是介于图书与报纸之间。但相对于网络而言，期刊就成了运营成本高、运转周期长的载体。
面临市场和科技的双重压力，期刊除了改革别无出路，改革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改版。文学边缘化，社会新闻和经济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于是，淡化文学，贴近新闻与新潮文化成为各种文学期刊改版的一条捷径。但改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刊物变脸之后，不仅丧失了自身原有的优势，也没有办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有些甚至变得雅不雅俗不俗的，一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样子。当然，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经历过市场洗礼的期刊即便能勉强度日，但在网络化的冲击下，又一次面临着生死考验。就连《人民文学》这样的老牌期刊，“断奶”之后也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编辑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以求维持现状。譬如化缘酒业，与茅台酒厂联手举办诗歌活动;譬如编辑专刊，2007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就以整本的篇幅推出“诗歌号”。有人说，作为文学期刊界的龙头老大《人民文学》，居然以抓品质、抓内容的名义与《诗刊》“争夺读者”，岂非咄咄怪事？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市场压力无处不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与封面、装帧和栏目的改变不同的是，基于原刊的“母子刊”与“姐妹刊”大量涌现。媒体曾经把1998年称为“期刊年”，准确地说应该叫“期刊转型年”。但有趣的是，这个“期刊转型年”却把重头戏延续到了1999年。也许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期刊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社办刊物的生存问题更是受到媒体的特别关注。根据熟悉期刊改革的有关人士分析，社办期刊受到多角度的不同审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办期刊作为“正规军”，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社会资金的注入和企业经营方式的导入，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媒体、时尚杂志、白领杂志和科技期刊，刺激了出版社的神经。第三，经濟降温和书刊市场的萎缩以及新式期刊的崛起，使市场竞争日渐白热化，社办期刊也被推推搡搡着走到“生存或者死亡”的十字路口。但无论如何，社办刊物发展中体现出的整合出版资源的观念，代表了一种新潮流。这个观念表明必须对信息从时间到空间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笔者在长达十余年的相关调研中发现，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岁月的大多数老牌文学期刊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就知名度而言，在电视还不太普及的时代，很少有能与文学期刊媲美的文化载体。即使在电视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舞台的今天，期刊的“名牌效应”仍然不可小视。如江苏电视台资助有着60多年历史的《雨花》杂志，希望这一滋养过江苏几代文化人的老牌期刊能够协助电视台宣传电视文化。由此可见，名刊的影响力即便是电视台这样的大众媒体也不敢小觑。在文学边缘化的日子里，著名文学期刊虽如昨夜星辰，已经没有了耀眼的光芒，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深刻记忆难以磨灭。想当年，《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长城》《黄河》《长江文艺》《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作品》《芙蓉》《钟山》《收获》《萌芽》《芳草》《飞天》等，哪一家期刊不是美名九州动，风流天下闻？在当前这个名声赫赫就等于财源滚滚的时代，這些期刊的美名，人们并未完全淡忘，这些名字本身难道不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文学期刊需要积极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知名期刊的“名牌效应”，利用好这笔潜在的财富。
毋庸讳言，市场与文学的矛盾难以调和，不可避免。文学期刊在市场化大潮中迷失方向甚至永远停刊的事例不在少数。2012年《大家》陷入“盗版风波”被停刊整顿，这已成为期刊业的一个“经典个案”。1994年创刊的《大家》，曾邀请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王干、陈晓明等文学大家出任栏目主持。《大家》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引领风骚，在文学青年中炙手可热。《大家》从创刊起就十分注意在报刊上做宣传，创刊号被炒作到100元人民币一本。1995年开始举办的“大家·红河文学奖”（隔年一奖），奖额高达10万元，并特意把颁奖会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轰动效应”。这些举措，确实如它的一则推销广告所说的，为疲软的中国期刊市场注入一剂兴奋剂。1996年，《大家》以“不一样的《大家》”为题进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使刊物的知名度得到极大的巩固和提高。1998年，大家杂志社成立，大胆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得令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大家》刊发的中篇小说《天缺一角》和《双鱼星座》双双荣获“鲁迅文学奖”，获此殊荣的大型文学期刊除了《收获》之外只有《大家》。当时，这本期刊的知名度高过一批创办时间较久的大型文学期刊，并以“先锋性+可读性+豪华包装”等特性受到市场的青睐。社会上出现多个版本的《大家》，一些机构变换花样盗版出刊，各种版本鱼龙混杂，难辨真假。
在多年的苦心经营过程中，《大家》这个曾在当代文坛有着“黑马”之称的名刊，渐渐成长为云南文化艺术的重要品牌。只不过花妍易谢，好梦难留，当“先锋文学”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消逝时，也正是文学边缘化、消亡论哀声四起的时候。随着整个文坛快速走向市场，出版社也不得不转型改制，阵痛袭来，人心浮动。面对前途未卜的期刊改制，《大家》内部开始躁动不安，编辑队伍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与重组迹象。一时间，《大家》陷入一种价值导向和资金短缺的双重危机之中。有人甚至动起来以套刊形式有偿发表学术论文的“创收”念头。“刊物在寻找经济生存点的时候，误入歧途，新创的子刊交给刊外人员编辑，纯粹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利用核心期刊的品牌，卖版面发文章，且发表了一些非文学类的文章，终于被管理部门亮了红牌，停刊整顿。” ?“《大家》现象”并非个案，它的沉浮与挣扎，堪称一曲旧媒介的悲歌，令人唏嘘。
三、媒介转型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
有媒介史家说，19世纪是文学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2l世纪则是作家记者两结合以及信息充塞、多媒体齐头并进的时代。因此，与时俱进地向新媒介、新技术靠拢，是21世纪期刊的求生之道。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期刊仅仅在内容上切近生活、贴近时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必须在媒介技术层面及时跟进前沿动态。例如，《芙蓉》曾明确宣称要办成一份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文学刊物，面向少壮派，主打新生代，把读者群定位于城市青年、文学青年。为了应对市场危机，《芙蓉》在内容上的锐意改革产生了较好反响。但是，也有人对《芙蓉》的“变脸”颇不以为然，认为“它所推出的以女性为主的新作者中，‘时尚化、欲望化写作令人不堪卒读”。毕竟，内容创新，众口难调，标准难以把握，这种老毛病需要慢慢治疗。与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芙蓉》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应对数字媒介的挑战。
期刊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大众媒介，对全球化数字技术、媒介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冲击和影响不可能无动于衷。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的必备读物。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文学黄金时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众文学的文化身份。今天的情况与那时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即便是那些拥有辉煌历史的大刊，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也颇感生存不易。即便《收获》这样的明星刊物，也不得不在刊物的组稿、编辑和推广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利用媒介革命的新成果。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刊物的整个编辑过程中，从内容创新到渠道拓展，“重视微博宣传、支持淘宝销售、构思与豆瓣合作等”，事实上，微博、微信客户端早已是各种媒体的“居家必备”了。
综观今日世界，生活数字化、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期刊业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在经营管理上，应该尽早与国际接轨，主动参与国际期刊竞争。目前我们“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品牌刊物很少，只有极少数刊物能够依照国际报刊业范例运作，少数国际合作刊物，如《商业周刊》《计算机世界》等在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已明显比国内其他期刊领先一步，但文学期刊还见不到这方面的例子。期刊界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市场文化的启示录。虽然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的载体等同于文学艺术本身，但是，在电子书刊和移动阅读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文艺期刊也必须朝着网络化和国际化的大方向发展。在这方面，网络文学积极出海大获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网络媒体时代，传统期刊的辉煌历史渐行渐远，文学期刊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在这个多媒体盛行的时代，作家们获得读者认可的渠道更多了，文学期刊不再是优秀作家一展风采的最重要舞台，期刊对作家的扶持和推介作用明显不如电视和网络来得直接。从写作者的视角看，作品发布平台的多样化使文学刊物丧失了对文学的掌控能力，文学刊物不再是作家发展的唯一通道。“今天，网络的普及化为文坛外高手提供了一展身手的阵地，数不清的文坛外高手，如上海的七格、内蒙古的穷人郭发财、云南的南琛、山东的蜘蛛，他们的作品已远远地把一些所谓的‘作家抛在了身后。相反，那些经常在文学刊物上露面的作家，并不能说他们占领了文学刊物就意味着占领了文坛制高点。事实上，他们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自家大院，文学刊物只在他们那个狭小的文学帮派圈子里还有点‘票房号召力。”
从编辑的视角来看，与作者“分享编审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的创始编辑凯文·凯利在介绍办刊经验时指出：“我们在1992年创办了《连线》，那时万维网还未发明……一个简明的念头挥之不去：如果我们将传统模式完全颠覆，让受众或消费者当家作主会怎样？这样他们就成为托夫勒所称的‘产消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正如创新大师拉里·吉利所洞察的，‘没有人会比任何人都聪明。或者像克莱·舍基说的：‘大家一起来！我们是否让受众中的‘每一个人来创作在线杂志的内容就好了？编辑是否应该退居幕后，只需对大众智慧创造的作品批准放行即可？” ?如今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其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借鉴了凯文·凯利所谓的“编辑退居幕后”“大家一起来”的模式。
在“大家一起来”的模式中，不但编辑不再是作品的掌门人，就连作家也不再只是独立的个体化创作者了，“作坊式”的分工合作已成为新媒介时代文学生产公开的秘密。早在19世纪就有人指责报刊连载“长篇连载小说”对文学具有“毁灭性影响”：“它使一种好像是在工厂制造出来的文学作品诞生了：大家认为，在机械性艺术作坊里存在一种使长篇連载小说创作更加容易、更加迅速的分配工作的方式……当看到某些作品自称为智慧作品时，我们的确试图相信存在使用这些手法的文学作坊。” 如今，不少网络文学大神都有众多小伙伴们默契合作的“作坊”。
法国经济学家茱莉亚·卡热在《媒体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数字时代，媒体正在发生巨变。“记者人数不断减少，进行算法推荐的计算机工程师不断增多。热点事件背后，主观情绪开始取代冷静调查，成为新的内容生态……报道越来越多，我们离真相却似乎越来越远。”“这是全世界媒体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媒体要想在当下困境中获得重生，拯救的重点既不是关注纸媒消失，也不是寄希望于数字付费，而是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介于基金会和股份公司之间，可以依靠读者、员工和包括众筹在内的新型融资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使其避免成为赚取商业利益的工具，从而使得媒体有精力和能力重新制作出高质量的资讯。”茱莉亚说的虽然是如何保持新闻媒介自身的独立性，使其避免成为赚取商业利润的工具，但对于文学期刊不无借鉴意义，因为文学媒介所面临的困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保持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独立性，抵抗经济利益裹挟和媒介技术宰制，无疑是文学期刊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当西方媒体正在探索建立非营利媒介组织的时候，我国期刊业却在市场化道路上为营利而上下求索，这种逆向错位令人不胜感慨。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网络媒体浪潮对传统媒介实现了全覆盖式的“占领”。这种“占领”既有技术的精挑细选，也有经济的不择手段，既有暴风骤雨式的强攻，也有和风细雨式的渗透，全世界媒体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当世界变成地球村时，网媒、纸媒融为一体，形成无国界的新部落，期刊如何守正与创新，堪称生死攸关之问。但无论如何，媒介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融为一体的。中国期刊和西方报纸一样，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网络和市场的强烈冲击。
令人欣慰的是，当下中国文学期刊都在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拓展媒介空间。“目前，各大文学期刊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探索与新媒体的有效合作，寻求并拓展文学期刊新的发行与传播途径。如《当代》《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传统期刊，都在实践着各自的新媒体建设蓝图，几乎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这其中，有的完成了电子付费阅读系统，有的拓展了网络销售渠道，有的创办了手机客户端，等等。越来越多首发在文学期刊上的好文章，也会及时出现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与各类手机应用中，实现了更有效、更广泛的传播。”“时代在发展，文学的读者也在代代更新——如何吸引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成为众多传统期刊的又一探索重任。”“《当代》杂志，正在利用便捷的网络交流平台与读者实现及时有效的沟通，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共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社群。”
回顾中国文学期刊业40年走过的风雨沧桑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具有启示性意义。在应对市场化和新媒介连环冲击的过程中，文学期刊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上演着一部部动人心魄的悲喜剧，为中国文化写下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断代史。文学期刊在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过程中的辛酸苦辣，也为文艺的发展提供许多借鉴和启示。总结期刊特别是文学期刊的发展经验，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市场、媒介与文艺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①刘增人：《文学期刊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9日。
②参见李频主编：《共和国期刊6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③张泽青：《1993：大众化期刊寻找大众》，《上海文坛》1993年第3期。
④⑨参见白水：《当代文艺期刊概览》，《中国出版》1994年第2期。
⑤李频主编：《共和国期刊6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⑥王童：《明天的預感》，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⑦刘跃清：《文学期刊：危机迫在眉睫》，《北京日报》2003年5月25日。
⑧⑩王干：《王干最新文论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42页。
《文学报》编：《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上海书店，2015年，第204—205页。
宋家宏：《批评的空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曹玲娟、王珏：《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人民日报》2013年6月13日。
[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法]转引自米里埃拉·梅拉腊：《摄影及对十九世纪法国艺术和文学传统构成的其它威胁》，柳利译，《第欧根尼》1996年第2期。
[法]茱莉亚·卡热：《媒体的未来：数字时代的困境与重生》“封底”，洪晖、申华明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孔令燕：《文学期刊有望青春再造》，《人民日报》2016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采 薇 ?
Market Situation and Media Transformation
— Study On Chinese Literary Periodical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en Dingji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and media，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eriodical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not only a mirror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from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era， but also the witness and epitome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of the market and to realize the historic change of the media turn. The 1980s is the golden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periodicals，but since the 1990s， literature has been declining，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res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risis of survival， many literary periodicals have made difficult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literary periodicals are undergoing the great impact of networking and have to face the choi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s a mass media for litera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eriodicals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r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edia technology. At present， literary journals have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use of network technology to expand the media space. How to further integrate the publishing resourc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famous brand effect of well-known periodicals and attract more extensive and younger reader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exploration of many traditional periodicals.
Key words： literary periodicals; marketization; media transformation
摘 要： 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既是观察当代文化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当代文学克服市场危机、实现媒介转向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缩影。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期刊发展的黄金时期，90年代以来，受市场經济大潮的冲击，文学日渐式微，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不少文学期刊进行了艰难的改革和转型。进入21世纪，文学期刊又经历着网络化的巨大冲击而面临生死考验。期刊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大众媒介，在全球化数字技术媒介技术革命新的冲击和影响下，必须与时俱进地向新媒介新技术靠拢。当下文学期刊已经在如何利用网络技术拓展媒介空间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整合出版资源，充分发挥知名期刊的“名牌效应”，吸引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成为众多传统期刊探索的重任。
关键词： 文学期刊;市场化;媒介转型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53-08
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至今，中国期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两个多世纪里，究竟出现过多少文学期刊，迄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内部出版的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收录期刊和副刊1586种。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由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教师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276种。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收录657种。2015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刘增人等主编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则“收罗了10207种文学期刊的学术元信息” ① 。相关研究者认为，这种“摸清家底”的工作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其重要性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实际上，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总体性视角和必不可少的学术史背景。
一、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
相较而言，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期刊发展情况似乎要明晰得多，但也复杂得多。从现代媒介发生学的视角看，任何期刊都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各种影响因素的消长起伏直接影响着期刊的发展态势和时代特征，文学期刊自然也不例外。根据既有研究成果，从市场与媒介视角看，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与变革历程（1949—2018）划分为五个阶段：（一）体制转型的奠基期（1949—1956）;（二）种群失序的萧条期（1957—1977）;（三）改革创新的繁盛期（1978—1991）;（四）面向市场的竞争期（1992—2005）;（五）融入网络的转型期（2005—2018）。 ② 其中后面三个阶段横跨改革开放4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既是观察当代文化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发展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当代文学克服市场危机、实现媒介转向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与缩影。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1949年中国出版刊物总数257种，总印数未超过2000万册;到1978年，期刊总数发展到930种，总印数达到7.62亿册;1998年期刊总数达7999种，总印数超过25亿册;2009年期刊总数达9851种，总印数超过31亿册。1981年，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以上的期刊近20家，其中文学类刊物《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印数均在百万册以上。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实现数字化生存之前，文学期刊的影响由此可略见一斑。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作为精神生产领域的排头兵，率先吹响解放思想、轻装前进的号角。文学期刊在文学繁荣期相应出现了“改革创新与种群繁盛”的局面。资料表明，到1976年年底，全国期刊542种，总印数近6亿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文学艺术类期刊有五六百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1/8，印数则占到全国期刊总印数的1/5。那时，人人以爱好文学为荣，“甚至一个时期的征婚广告上，也有不少人宣称自己的特长是‘爱好文学，以此来吸引异性，其实，不过是多看了几本文学刊物而已” ③ 。据白水的研究，我国文艺期刊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保持着数量增加、种类齐全、布局全面的良好势头，到1993年文艺期刊总数已达616种，13年间增加了66%，这样的增长率在国外期刊史上是很难找到的。 ④ 直到今天，当莫言、贾平凹、梁晓声等著名作家回忆起当年频频发生“轰动效应”的文学黄金时代时，会深情地提及当年一些文学刊物及其编辑的名字。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发行量逐年下降。在1981年至2009年期刊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统计数据中，除1981年《人民文学》以113万册的发行量跻身“排行榜” ⑤ 以外，在此后的年度百万册发行量的榜单上再也看不到文学期刊的身影。当然，纯文学期刊原本就是阳春白雪式的小众读物，无论古今中外，以审美诉求为指归的文学艺术，在市场上总是无法与以娱乐为主的大众文艺争高低。当年诗人臧克家在创办《诗刊》时，曾经因为纸张紧缺问题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吵得不可开交，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最后臧克家只得向“诗人毛泽东”反映情况，《诗刊》才得以保住5万印数。同样因为纸张紧张，当年的《读者文摘》险些被停刊。因为这些大众文化期刊，尤其是文摘类期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比纯文学期刊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据说辉煌时期的《大众电影》一期的用纸量，相当于全国所有科技期刊整年用纸量的总和。由此不难看出，期刊市场化导向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
当然，市场化语境下纯文学期刊也并非毫无作为，事实上也有不少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时，敢于充当时代的弄潮儿，为文学期刊市场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例如上海的《收获》和北京的《北京文学》就是文学期刊订户普遍断崖式下降这一大趋势中的“抗跌大户”。《收获》除了依靠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留住读者外，还在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方面下足了功夫。201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收获》提高稿酬，使原来千字80元跳跃式提到最高500元，有效地增强了期刊组稿的竞争力。有统计显示，2002年《北京文学》的固定订户比2001年增加12%左右，2003年的订数又比2002年增加34%。加上零售的数量，《北京文学》实际发行量曾连年增长。《北京文学》毕竟是老舍、赵树理、杨沫等著名作家担任过主编的大刊，当年吴晗那部引起强烈反响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编创人员在充分利用首都文化圈优势的同时，通过增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等形式扩大销售量，有效抵消了市场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期刊的市场竞争者并非只有同类期刊。有研究者指出：“文学期刊的不景气反衬着一些畅销书的畅销，动辄发行五六万、十几万，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发行了15万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发行了20多万就是个例证。而《白鹿原》累积发行到了近百万、《易中天品三国》借助电视媒体被天价收购也已发行超百万，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发行40多万更是说明了纯文学的市场效应。文学期刊虽说有可观发行量的屈指可数，但毕竟还有一些以其自身的号召力挺立在市场上。这样看来，历史又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施展其本事的一个机遇，重要的是要调整好自身刊物的生存环境，兴利除弊、各显其能。” ⑥
与出版社的畅销书形成对照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期刊种类在20世纪80年代呈快速增加态势，但期刊发行总量却并未随之明显增加。相对于同一时期的阅读市场来说，书籍与期刊所分享的原本就是同一块蛋糕，在一定程度上，畅销书的大量发行必然会挤占期刊市场。“如现代出版社推出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纸生态·非主流文学典藏的作者中，桑邑、王坚平、裴志海、徐庄等人，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出现。”“实力雄厚的文学新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他们厚实、大气的作品陆续出版、连载，文学刊物却还在抱怨闹稿荒。” ⑦ 当文学期刊制造的“70年代后”“新生代”“美女作家”等泡沫纷纷破灭之后，这批崛起于图书和网络的文学新生力量，自然不会再像前辈作家那样怀着感激的心情搭乘传统期刊这艘风雨飘摇的旧船了。不少年轻的文学人绕过期刊直接进入畅销书作家行列。同样的道理，刊物种类的增加，对于具体的刊物而言，它所分享的蛋糕分量必然会减少。例如，1986年，期刊种数与前一年相比虽然增加了11.5%，但是年总印数却下降了6.2%。此后几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因种数增加的比例大大高于总印数增加的比例，因此，不少期刊的期印数仍在大幅度下降。其中文学期刊的情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如印数曾达15万册的《山西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行量不断减少，1998年订阅数仅为1815册。实际上，印数更少的期刊也绝不在少数。
随着整个文学场域气候变冷，文学期刊的冬季也随之降临。当读者对期刊的态度渐趋冷淡时，尽管文学期刊想方设法要留住“往日的温度”，但终究是繁华不再，好景不长。某些期刊轰轰烈烈地制造文学之外的“互动”与“联欢”，以期留住作者和读者，但终归收效甚微。譬如某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文学大奖，在媒体上热热闹闹地吆喝一阵后，很快曲终人散，人走茶凉。诚如著名编辑家王干所言，这些评奖自评自得，自娱自乐，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譬如说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大作家。相反，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少人问津，文学期刊的“窗口”功能已然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正如被时代淘汰的老工业基地不得不为求生转产一样，传统文学期刊转型也是大势所趋。但现实社会的变化超乎想象，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各种颠覆想象的惊人巨变常常比小说更为精彩，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和传奇人物，甚至足以让基于想象的神话传说黯然失色！当现实生活使得以虚构为业的小说家相形见绌的时候，对虚构的“去魅”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个神话纷纷破灭的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无论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王干指出：“文学期刊这三十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的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重奖再多金钱，最后也难逃脱一种‘准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的，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⑧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艺术类刊物越来越不景气的现象与文学式微的大气候密切相关，这些年文学期刊的总数量历经了几次大幅度的下降，据《上海文坛》1993年第3期发表的张泽青的《1993：大众化期刊寻找大众》一文提供的数据，到1992年，正式出版的文学艺术类刊物已减少到300来种了，而且发行量也一落千丈，文学期刊能有1/10发行到10万册以上，达到自负盈亏，略有盈余就不错了。有的省文联作协办的刊物，每期也就印个三五千份，还有不少是用于赠阅、交换，订户越来越少。 ⑨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学期刊的情况更是不妙，与20世纪80年代的盛况相比，说“文学知音日少、期刊寥若晨星”一点也不过分。这类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严重畸形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拜物教盛行和人文精神失落的必然结果。如果文化出现了危机，作为文化载体的期刊的命运不可避免会受到严重影响。并非巧合的是，“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引爆文章《旷野上的废墟》也发表于1993年，這场波及全国、影响持久的论争，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也不无影响。
二、文学期刊的市场化生存境况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飞速增长，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程度已经使得小说中的虚构情节相形见绌。虚构的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使得虚构的特权受到伤害，虚构的神秘性也在电影大片和游戏的具象化过程中得到消解。因此，虚构受到人们的冷落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有研究者断言，当代读者对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有兴趣，因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让作家和戏剧家的想象力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采用实录其实的写实原则创作而成的《明朝那些事儿》成为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作者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尽力还原历史上那些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即便只是“看似”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要比虚构的故事更受读者的信任和喜爱。当然，这并不是说虚构明朝的故事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事实上《回到明朝当王爷》《锦衣卫》等也都是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王干认为，采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他的理由是“在当下实用主义大于理想主义，经济利益浓于精神诉求的语境里，文学、文学期刊似乎在强调实感、实用、实际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人的灵魂的抚慰，缅怀历史、挖掘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抚慰，正视当下、展望未来、弘扬理想是一种向前看的抚慰。前者是针对过来人的，后者是面向青年的。而文学本身是青年的，失去了青年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⑩ 。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坛，在市场和网络的冲击下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就是出版社、期刊和网络三大媒介平台，共同经营着中国文学的发生、发表与发展的园地。出版社依靠市场优势出版大量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化出版物，某些出版社依靠书号资源就能获得一定的利润，网络文学依靠新媒体资源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在资本介入之后，网络文学在电影改编和游戏改编方面，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相比之下，期刊只能在夹缝中求生。但是，期刊也并非毫无优长。大多数期刊原本就是以出版社为依托的，它们与出版社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期刊无所不包的杂志性质与互联网极为接近，所以期刊对网络并无太多隔膜之感。某些期刊以“增刊”“专号”“扩版”来谋求发表长篇小说的空间，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单行本的市场。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担忧的，期刊社过分关注长篇，是否会影响中短篇小说的发展？某些刊物设置以选刊或文摘形式来取代原创，这必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版权问题，二是原创问题。此外，期刊套种也成了一种颇有争议的现象。例如《山花》和《中国作家》，分别出版上、下半月刊（也有成为A、B版），《芳草》杂志开辟出“原创文学版”“网络版”“少年版”等多种版本，变着花样增加出版量，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大利润。这些所谓的改革，大多“利”字当头，致使文学期刊的文化性质和使命意识受到损害，因而颇受诟病。
老牌刊物不断翻新，新创刊物更是花样百出。郭敬明主编的文学杂志《最小说》（2006年创刊）主打青春文学，这里的“最”字，意在突出“最优秀”“最前卫”“最受喜爱”等特点，该刊所刊载的小说、散文的确吸引不少年轻读者的关注。开始几年《最小说》走的是以书代刊的路子，2008年申请到刊号后才正式转变为“标刊”。由于刊物经营比较顺当，市场前景看好，2009开始尝试改为“子母刊”，即在《最小说》月刊之外增办一个《最映刻》月刊。一年后《最映刻》因故停刊，《最小说》以月刊形式坚持到2017年后改版为“选题书”，每逢双月出版。类似的新刊物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鲤》《文艺风赏》《大方》《天南》等。其中，2014年创刊的《天南》颇引人瞩目，其创刊号装帧考究，“艺术范儿”十足。诚如评论所言，首期主题“亚细亚故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论题，意在通过对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和乡土主义运动潮流的介绍，来分享亚洲地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有评论指出，期刊新人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期刊腔”，网络作家则熟练操持着20世纪“先锋文学”作家的“旧把式”。市场化的时代为不同的写作个体提供了写作的资源，然而，经验的匮乏和同质、叙述的沿袭和落套却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不能从中增益，最后推倒传统文学期刊的力量也许正来自它的无法接续、无法更新。这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判断，真实地折射出当下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一个侧面。
在世纪之交涌现出的众多新生刊物中，《天涯》是其中的翘楚。有研究者指出，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地方级文学期刊，一跃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知名品牌，《天涯》的声名鹊起无疑要归功于1995年末1996年初由杂志社社长韩少功所主持的全面改版。《天涯》改版领先并且影响了20世纪末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它的成功策略在于跳出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纯文学”框架，凸显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强调写作者的文化责任，走泛文化之路，凸显大文化，淡化纯文学，“由纯到杂”，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有市场卖点的问题。有批评者认为，改版后的《天涯》也遇到许多新问题，一是因过分强调姿态而落入“为立场而立场”的陷阱;二是过分依赖读者而带来的“同仁腔调”;三是文学性与思想理性的磨合问题。此外，更重要的也更保守的问题，恐怕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如何在自己的“杂”与“综合”之间安顿“纯文学”类作品，如何承担它鼓励创作、发掘新人、筛选经典的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与责任问题。 ?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天涯》改版的软肋。
随着众多文学网站的崛起以及多媒体时代各种强有力的冲击，纯文学期刊早已风光不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作家们发表作品主要有报纸、期刊和图书三种选择。相比之下，报纸周期短，但容量有限;图书容量大，但出版周期长。期刊介于二者之间，在书面载体中，期刊兼具图书和报纸的优势。相比之下，作家更喜欢在期刊上首发自己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在谈到文学三分天下时，更多的是将纯文学与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报纸多为一次性阅读品，以新闻报道为主;书籍内容则相对集中些，且篇幅远在报纸之上。即便书籍未必一定比报纸更有保存价值，但书籍会被“收藏”而报纸被“处理”是惯常做法。在这一点上，期刊也是介于图书与报纸之间。但相对于网络而言，期刊就成了运营成本高、运转周期长的载体。
面临市场和科技的双重压力，期刊除了改革别无出路，改革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改版。文学边缘化，社会新闻和经济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于是，淡化文学，贴近新闻与新潮文化成为各种文学期刊改版的一条捷径。但改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刊物变脸之后，不仅丧失了自身原有的优势，也没有办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有些甚至变得雅不雅俗不俗的，一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样子。当然，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经历过市场洗礼的期刊即便能勉强度日，但在网络化的冲击下，又一次面临着生死考验。就连《人民文学》这样的老牌期刊，“断奶”之后也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编辑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以求维持现状。譬如化缘酒业，与茅台酒厂联手举办诗歌活动;譬如编辑专刊，2007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就以整本的篇幅推出“诗歌号”。有人说，作为文学期刊界的龙头老大《人民文学》，居然以抓品质、抓内容的名义与《诗刊》“争夺读者”，岂非咄咄怪事？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市场压力无处不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与封面、装帧和栏目的改变不同的是，基于原刊的“母子刊”与“姐妹刊”大量涌现。媒体曾经把1998年称为“期刊年”，准确地说应该叫“期刊转型年”。但有趣的是，这个“期刊转型年”却把重头戏延续到了1999年。也许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期刊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社办刊物的生存问题更是受到媒体的特别关注。根据熟悉期刊改革的有关人士分析，社办期刊受到多角度的不同审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办期刊作为“正规军”，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社会资金的注入和企业经营方式的导入，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媒体、时尚杂志、白领杂志和科技期刊，刺激了出版社的神经。第三，经濟降温和书刊市场的萎缩以及新式期刊的崛起，使市场竞争日渐白热化，社办期刊也被推推搡搡着走到“生存或者死亡”的十字路口。但无论如何，社办刊物发展中体现出的整合出版资源的观念，代表了一种新潮流。这个观念表明必须对信息从时间到空间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笔者在长达十余年的相关调研中发现，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岁月的大多数老牌文学期刊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就知名度而言，在电视还不太普及的时代，很少有能与文学期刊媲美的文化载体。即使在电视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舞台的今天，期刊的“名牌效应”仍然不可小视。如江苏电视台资助有着60多年历史的《雨花》杂志，希望这一滋养过江苏几代文化人的老牌期刊能够协助电视台宣传电视文化。由此可见，名刊的影响力即便是电视台这样的大众媒体也不敢小觑。在文学边缘化的日子里，著名文学期刊虽如昨夜星辰，已经没有了耀眼的光芒，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深刻记忆难以磨灭。想当年，《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长城》《黄河》《长江文艺》《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作品》《芙蓉》《钟山》《收获》《萌芽》《芳草》《飞天》等，哪一家期刊不是美名九州动，风流天下闻？在当前这个名声赫赫就等于财源滚滚的时代，這些期刊的美名，人们并未完全淡忘，这些名字本身难道不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文学期刊需要积极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知名期刊的“名牌效应”，利用好这笔潜在的财富。
毋庸讳言，市场与文学的矛盾难以调和，不可避免。文学期刊在市场化大潮中迷失方向甚至永远停刊的事例不在少数。2012年《大家》陷入“盗版风波”被停刊整顿，这已成为期刊业的一个“经典个案”。1994年创刊的《大家》，曾邀请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王干、陈晓明等文学大家出任栏目主持。《大家》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引领风骚，在文学青年中炙手可热。《大家》从创刊起就十分注意在报刊上做宣传，创刊号被炒作到100元人民币一本。1995年开始举办的“大家·红河文学奖”（隔年一奖），奖额高达10万元，并特意把颁奖会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轰动效应”。这些举措，确实如它的一则推销广告所说的，为疲软的中国期刊市场注入一剂兴奋剂。1996年，《大家》以“不一样的《大家》”为题进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使刊物的知名度得到极大的巩固和提高。1998年，大家杂志社成立，大胆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得令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大家》刊发的中篇小说《天缺一角》和《双鱼星座》双双荣获“鲁迅文学奖”，获此殊荣的大型文学期刊除了《收获》之外只有《大家》。当时，这本期刊的知名度高过一批创办时间较久的大型文学期刊，并以“先锋性+可读性+豪华包装”等特性受到市场的青睐。社会上出现多个版本的《大家》，一些机构变换花样盗版出刊，各种版本鱼龙混杂，难辨真假。
在多年的苦心经营过程中，《大家》这个曾在当代文坛有着“黑马”之称的名刊，渐渐成长为云南文化艺术的重要品牌。只不过花妍易谢，好梦难留，当“先锋文学”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消逝时，也正是文学边缘化、消亡论哀声四起的时候。随着整个文坛快速走向市场，出版社也不得不转型改制，阵痛袭来，人心浮动。面对前途未卜的期刊改制，《大家》内部开始躁动不安，编辑队伍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与重组迹象。一时间，《大家》陷入一种价值导向和资金短缺的双重危机之中。有人甚至动起来以套刊形式有偿发表学术论文的“创收”念头。“刊物在寻找经济生存点的时候，误入歧途，新创的子刊交给刊外人员编辑，纯粹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利用核心期刊的品牌，卖版面发文章，且发表了一些非文学类的文章，终于被管理部门亮了红牌，停刊整顿。” ?“《大家》现象”并非个案，它的沉浮与挣扎，堪称一曲旧媒介的悲歌，令人唏嘘。
三、媒介转型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
有媒介史家说，19世纪是文学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2l世纪则是作家记者两结合以及信息充塞、多媒体齐头并进的时代。因此，与时俱进地向新媒介、新技术靠拢，是21世纪期刊的求生之道。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期刊仅仅在内容上切近生活、贴近时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必须在媒介技术层面及时跟进前沿动态。例如，《芙蓉》曾明确宣称要办成一份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文学刊物，面向少壮派，主打新生代，把读者群定位于城市青年、文学青年。为了应对市场危机，《芙蓉》在内容上的锐意改革产生了较好反响。但是，也有人对《芙蓉》的“变脸”颇不以为然，认为“它所推出的以女性为主的新作者中，‘时尚化、欲望化写作令人不堪卒读”。毕竟，内容创新，众口难调，标准难以把握，这种老毛病需要慢慢治疗。与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芙蓉》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应对数字媒介的挑战。
期刊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大众媒介，对全球化数字技术、媒介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冲击和影响不可能无动于衷。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的必备读物。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文学黄金时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众文学的文化身份。今天的情况与那时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即便是那些拥有辉煌历史的大刊，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也颇感生存不易。即便《收获》这样的明星刊物，也不得不在刊物的组稿、编辑和推广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利用媒介革命的新成果。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刊物的整个编辑过程中，从内容创新到渠道拓展，“重视微博宣传、支持淘宝销售、构思与豆瓣合作等”，事实上，微博、微信客户端早已是各种媒体的“居家必备”了。
综观今日世界，生活数字化、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期刊业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在经营管理上，应该尽早与国际接轨，主动参与国际期刊竞争。目前我们“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品牌刊物很少，只有极少数刊物能够依照国际报刊业范例运作，少数国际合作刊物，如《商业周刊》《计算机世界》等在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已明显比国内其他期刊领先一步，但文学期刊还见不到这方面的例子。期刊界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市场文化的启示录。虽然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的载体等同于文学艺术本身，但是，在电子书刊和移动阅读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文艺期刊也必须朝着网络化和国际化的大方向发展。在这方面，网络文学积极出海大获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网络媒体时代，传统期刊的辉煌历史渐行渐远，文学期刊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在这个多媒体盛行的时代，作家们获得读者认可的渠道更多了，文学期刊不再是优秀作家一展风采的最重要舞台，期刊对作家的扶持和推介作用明显不如电视和网络来得直接。从写作者的视角看，作品发布平台的多样化使文学刊物丧失了对文学的掌控能力，文学刊物不再是作家发展的唯一通道。“今天，网络的普及化为文坛外高手提供了一展身手的阵地，数不清的文坛外高手，如上海的七格、内蒙古的穷人郭发财、云南的南琛、山东的蜘蛛，他们的作品已远远地把一些所谓的‘作家抛在了身后。相反，那些经常在文学刊物上露面的作家，并不能说他们占领了文学刊物就意味着占领了文坛制高点。事实上，他们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自家大院，文学刊物只在他们那个狭小的文学帮派圈子里还有点‘票房号召力。”
从编辑的视角来看，与作者“分享编审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著名的《连线》杂志的创始编辑凯文·凯利在介绍办刊经验时指出：“我们在1992年创办了《连线》，那时万维网还未发明……一个简明的念头挥之不去：如果我们将传统模式完全颠覆，让受众或消费者当家作主会怎样？这样他们就成为托夫勒所称的‘产消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正如创新大师拉里·吉利所洞察的，‘没有人会比任何人都聪明。或者像克莱·舍基说的：‘大家一起来！我们是否让受众中的‘每一个人来创作在线杂志的内容就好了？编辑是否应该退居幕后，只需对大众智慧创造的作品批准放行即可？” ?如今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其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借鉴了凯文·凯利所谓的“编辑退居幕后”“大家一起来”的模式。
在“大家一起来”的模式中，不但编辑不再是作品的掌门人，就连作家也不再只是独立的个体化创作者了，“作坊式”的分工合作已成为新媒介时代文学生产公开的秘密。早在19世纪就有人指责报刊连载“长篇连载小说”对文学具有“毁灭性影响”：“它使一种好像是在工厂制造出来的文学作品诞生了：大家认为，在机械性艺术作坊里存在一种使长篇連载小说创作更加容易、更加迅速的分配工作的方式……当看到某些作品自称为智慧作品时，我们的确试图相信存在使用这些手法的文学作坊。” 如今，不少网络文学大神都有众多小伙伴们默契合作的“作坊”。
法国经济学家茱莉亚·卡热在《媒体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数字时代，媒体正在发生巨变。“记者人数不断减少，进行算法推荐的计算机工程师不断增多。热点事件背后，主观情绪开始取代冷静调查，成为新的内容生态……报道越来越多，我们离真相却似乎越来越远。”“这是全世界媒体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媒体要想在当下困境中获得重生，拯救的重点既不是关注纸媒消失，也不是寄希望于数字付费，而是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介于基金会和股份公司之间，可以依靠读者、员工和包括众筹在内的新型融资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使其避免成为赚取商业利益的工具，从而使得媒体有精力和能力重新制作出高质量的资讯。”茱莉亚说的虽然是如何保持新闻媒介自身的独立性，使其避免成为赚取商业利润的工具，但对于文学期刊不无借鉴意义，因为文学媒介所面临的困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保持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独立性，抵抗经济利益裹挟和媒介技术宰制，无疑是文学期刊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当西方媒体正在探索建立非营利媒介组织的时候，我国期刊业却在市场化道路上为营利而上下求索，这种逆向错位令人不胜感慨。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网络媒体浪潮对传统媒介实现了全覆盖式的“占领”。这种“占领”既有技术的精挑细选，也有经济的不择手段，既有暴风骤雨式的强攻，也有和风细雨式的渗透，全世界媒体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当世界变成地球村时，网媒、纸媒融为一体，形成无国界的新部落，期刊如何守正与创新，堪称生死攸关之问。但无论如何，媒介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融为一体的。中国期刊和西方报纸一样，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网络和市场的强烈冲击。
令人欣慰的是，当下中国文学期刊都在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拓展媒介空间。“目前，各大文学期刊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探索与新媒体的有效合作，寻求并拓展文学期刊新的发行与传播途径。如《当代》《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传统期刊，都在实践着各自的新媒体建设蓝图，几乎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这其中，有的完成了电子付费阅读系统，有的拓展了网络销售渠道，有的创办了手机客户端，等等。越来越多首发在文学期刊上的好文章，也会及时出现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与各类手机应用中，实现了更有效、更广泛的传播。”“时代在发展，文学的读者也在代代更新——如何吸引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成为众多传统期刊的又一探索重任。”“《当代》杂志，正在利用便捷的网络交流平台与读者实现及时有效的沟通，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共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社群。”
回顾中国文学期刊业40年走过的风雨沧桑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具有启示性意义。在应对市场化和新媒介连环冲击的过程中，文学期刊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上演着一部部动人心魄的悲喜剧，为中国文化写下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断代史。文学期刊在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过程中的辛酸苦辣，也为文艺的发展提供许多借鉴和启示。总结期刊特别是文学期刊的发展经验，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市场、媒介与文艺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①刘增人：《文学期刊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9日。
②参见李频主编：《共和国期刊6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③张泽青：《1993：大众化期刊寻找大众》，《上海文坛》1993年第3期。
④⑨参见白水：《当代文艺期刊概览》，《中国出版》1994年第2期。
⑤李频主编：《共和国期刊6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⑥王童：《明天的預感》，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⑦刘跃清：《文学期刊：危机迫在眉睫》，《北京日报》2003年5月25日。
⑧⑩王干：《王干最新文论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42页。
《文学报》编：《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上海书店，2015年，第204—205页。
宋家宏：《批评的空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曹玲娟、王珏：《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人民日报》2013年6月13日。
[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法]转引自米里埃拉·梅拉腊：《摄影及对十九世纪法国艺术和文学传统构成的其它威胁》，柳利译，《第欧根尼》1996年第2期。
[法]茱莉亚·卡热：《媒体的未来：数字时代的困境与重生》“封底”，洪晖、申华明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
孔令燕：《文学期刊有望青春再造》，《人民日报》2016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采 薇 ?
Market Situation and Media Transformation
— Study On Chinese Literary Periodical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en Dingji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and media，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eriodicals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not only a mirror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from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era， but also the witness and epitome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of the market and to realize the historic change of the media turn. The 1980s is the golden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periodicals，but since the 1990s， literature has been declining，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res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risis of survival， many literary periodicals have made difficult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literary periodicals are undergoing the great impact of networking and have to face the choi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s a mass media for litera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eriodicals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r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edia technology. At present， literary journals have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use of network technology to expand the media space. How to further integrate the publishing resourc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famous brand effect of well-known periodicals and attract more extensive and younger reader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exploration of many traditional periodicals.
Key words： literary periodicals; marketization; media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