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西北学说”提出的背景及可行性探析
安济森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重大成果——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随着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使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对革命未来的出路也开始产生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提出“西北学说”，主张北伐军进军西北地区，获得苏联援助，推翻北洋军阀，战胜国民党右派。
【关键词】“西北学说”；鲍罗廷 ；苏联；共产国际；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4-0024-02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政变反共反苏，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北伐战争的形势岌岌可危，国共两党对革命出路产生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了“西北学说”，主张北伐军进军中国西北地区，获得苏联援助，推翻北洋政府，使业已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重回革命阵营。
一、“西北学说”提出的背景
（一）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发动政变反共反苏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蒋介石在这场斗争中崛起，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势力不断增强，其反苏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戴季陶、吴铁城等一批国民党右派成员也逐渐聚集在他身边，形成了国民党新右派势力。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在仙岩旅馆密谈数日，最终做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在党内外表明“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1]
随后，蒋介石根据既定方针开始积极行动，一方面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攻击，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将其驱逐出中国；另一方面密会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表明他的反苏反共态度，以获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同时还和江浙财阀不断接近，以镇压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为许诺获得江浙财团在经济上的支持；除此之外还秘密勾结帮会，指使上海帮会向工人纠察队挑衅，制造摩擦，为“四一二”政变制造借口。
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肆屠戮，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广州、北京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苏、桂、浙、閩、徽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众多共产党员在政变中被抓捕和杀害，包括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大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必须找到新的革命出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不稳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面对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内部意见不统一、军事力量薄弱的局面，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不稳定。
政变后，蒋介石占据福建、浙江全部和安徽、江苏大部广大地区，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南京为行政中心，与四川、广东地方军阀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包围，武汉以北又有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残部，复杂的局势使武汉国民政府四面受敌。蒋介石还收买拉拢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军官，策动各地军事政变，武汉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军队本就兵力不足，此时更有离心之势，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14师夏斗寅部叛变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驻长沙的第35军33团许克祥叛变武汉国民政府，第3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6月29日，第35军何健投向敌对阵营，引起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巨大恐慌。
蒋介石和西方列强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致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大量工人失业，武汉地区生活必需品因供应不足而日益缺乏，农村土豪劣绅开始猖狂起来，资产阶级公开反对革命政府，上层资产阶级因恐慌而反对革命。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不稳定，迫使其寻找革命的出路。
（三） 西北地区冯玉祥势力的崛起
冯玉祥自1921年率部队入陕西以来，以西北地区为主要势力范围，大力发展“西北军”。冯玉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临阵倒戈，率部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联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从西北方向策应北伐战争。
冯玉祥早在1923年初就引起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注意，由于冯玉祥部所在绥远地区毗邻外蒙，并且冯玉祥反对北洋政府，因此获得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是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在华代表重点联络的一个中国地方实力派。加拉罕、鲍罗廷等曾联络冯玉祥，商讨合作事宜。苏俄、共产国际同意支持冯玉祥，为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团提供军事培训，以加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影响，遏制北洋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从而保证苏俄在外蒙的权益不受损失。
冯玉祥在苏联的支持下崛起，并于北伐期间在绥远五原誓师，策应北伐，使鲍罗廷认为冯玉祥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北伐军可以通过联合冯玉祥达到靠近苏联获得援助的目的。
（四） “西北学说”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西北学说”中的某些观点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时，蒋介石集团在江浙一带得到英美列强和国内财阀的支持，严重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安全。“西北学说”主张突破封锁，可以扭转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进军西北，打通与苏联之间的通道，可以将革命力量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较薄弱的地区，避免在中国东南沿海或腹地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较量，可以保存革命力量，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西北学说”中对武汉国民政府领导者的阶级分析具有一定科学性，鲍罗廷认为武汉国民政府领袖们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处于严重的动摇之中，因此，急需将革命力量转移出帝国主义的包围圈，转向苏联方向，通过获得外部支持维持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这一事件认识不清，尤其是广大官兵认为蒋之所以叛变只是因为与武汉政府在是否容共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仍然将蒋介石看成自己人，不希望讨伐蒋介石，而“西北学说”主张继续北伐，符合广大官兵的意愿，也可以实现消灭北洋军阀的既定目标。另外，“西北学说”主张到达西北与冯玉祥会合，冯玉祥是支持北伐战争且具备一定实力的友军，可以有力增强北伐军的实力。
二、关于革命出路的争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矛盾开始凸显。首先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华工作人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争论中，鲍罗廷提出了“西北学说”，反对东进上海，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应向西北方向扩展，以摆脱盘踞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处于优势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对国民革命的阻挠与干扰，并在占领西北地区后，沿津浦铁路南下，消灭蒋介石的势力。[2]他批评去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认为如果将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将自动放弃第一期北伐中取得的胜利，所占领的地区将重新被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所占领，并且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不利于革命军南下。[2]他还批评留下深入发展革命的意见，指出“总的政治形势足以说明，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由于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四面包围，我们应当给自己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鲍罗廷认为一方面应该在国民政府已经占领的地区实行部分改革，一方面国民革命军要继续向前推进，从而使革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发展，打破帝国主义对国民革命军的封锁。[2]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北上的主张，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首先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形势，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范围仅有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且湖南实际上由唐生智控制，只是名义上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则控制着国民党占领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分裂暂时使蒋介石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比武汉更强大了”[2]，他表明了反对北上的理由：“没有基地的保证，继续进攻会是很危险的”，他担心革命力量北上会导致后方空虚，使蒋介石趁虚而入，占领南方革命根据地，他建议开展土地革命，并在北方防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帮助西北地区冯玉祥国民联军向东挺近，以牵制奉系军队，同时要加强对国民政府已占领省份的控制和政权建设，改组国民革命军后继续向北推进。罗易的总的观点是首先应开展土地革命，待稳定后继续实施北伐。[2]中共中央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分歧，陈独秀支持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赞成北上。周恩来主张东征讨蒋，为此他还于4月16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通过分析敌我兵力部署态势，认为东征讨蒋比较有利。在中共中央，还有一些领导人主张回广东去，恢复和巩固广东的革命基地，然后再向新旧军阀进攻。因此，他们认为回广东最大的好处是既有广东的群众基础，还有一百多万农会会员的支持，又能通过港口接收苏联的军事援助，等等。但是，鲍罗廷威胁如果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上，他就辞职，最终迫使共产党人转而支持北伐，而不是东征。
三、“西北学说”最终形成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极其愤慨，反蒋情绪高涨，汪精卫还喊出口号“革命的望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这种情况下，鲍罗廷、中共中央与武汉国民党曾经达成一致意见，计划先东征讨伐蒋介石，但时局的变化改变了东征方针。
当武汉国民政府准备东征時，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师南下，沿京汉路向南，从北面威胁武汉国民政府。此时，广东军阀李济深也发动政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了南下的退路，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东征的军事部署，决定北上先消灭奉系军阀以打破封锁。
而就地坚持湖南、湖北地区的土地革命的策略则更加难以实施。虽然当时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蓬勃发展，但由于不重视培植军事实力，工人纠察队实力弱小，开展土地革命将会受到掌握军权的国民党将领的镇压。武汉地区掌握主要军权的唐生智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可能对侵害自身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在武汉面临如此恶劣的情况下，鲍罗廷、中共中央只有实施继续北伐、联合冯玉祥、进军西北获取苏联援助的战略，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光远.“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J].科技文萃， 2001，（4）.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 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C].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褚永慧]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重大成果——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随着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使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对革命未来的出路也开始产生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提出“西北学说”，主张北伐军进军西北地区，获得苏联援助，推翻北洋军阀，战胜国民党右派。
【关键词】“西北学说”；鲍罗廷 ；苏联；共产国际；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4-0024-02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政变反共反苏，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北伐战争的形势岌岌可危，国共两党对革命出路产生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了“西北学说”，主张北伐军进军中国西北地区，获得苏联援助，推翻北洋政府，使业已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重回革命阵营。
一、“西北学说”提出的背景
（一）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发动政变反共反苏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蒋介石在这场斗争中崛起，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势力不断增强，其反苏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戴季陶、吴铁城等一批国民党右派成员也逐渐聚集在他身边，形成了国民党新右派势力。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在仙岩旅馆密谈数日，最终做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在党内外表明“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1]
随后，蒋介石根据既定方针开始积极行动，一方面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攻击，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将其驱逐出中国；另一方面密会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表明他的反苏反共态度，以获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同时还和江浙财阀不断接近，以镇压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为许诺获得江浙财团在经济上的支持；除此之外还秘密勾结帮会，指使上海帮会向工人纠察队挑衅，制造摩擦，为“四一二”政变制造借口。
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肆屠戮，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广州、北京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苏、桂、浙、閩、徽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众多共产党员在政变中被抓捕和杀害，包括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大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必须找到新的革命出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二）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不稳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面对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内部意见不统一、军事力量薄弱的局面，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不稳定。
政变后，蒋介石占据福建、浙江全部和安徽、江苏大部广大地区，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南京为行政中心，与四川、广东地方军阀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包围，武汉以北又有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残部，复杂的局势使武汉国民政府四面受敌。蒋介石还收买拉拢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军官，策动各地军事政变，武汉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军队本就兵力不足，此时更有离心之势，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14师夏斗寅部叛变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驻长沙的第35军33团许克祥叛变武汉国民政府，第3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6月29日，第35军何健投向敌对阵营，引起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巨大恐慌。
蒋介石和西方列强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致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大量工人失业，武汉地区生活必需品因供应不足而日益缺乏，农村土豪劣绅开始猖狂起来，资产阶级公开反对革命政府，上层资产阶级因恐慌而反对革命。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不稳定，迫使其寻找革命的出路。
（三） 西北地区冯玉祥势力的崛起
冯玉祥自1921年率部队入陕西以来，以西北地区为主要势力范围，大力发展“西北军”。冯玉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临阵倒戈，率部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联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从西北方向策应北伐战争。
冯玉祥早在1923年初就引起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注意，由于冯玉祥部所在绥远地区毗邻外蒙，并且冯玉祥反对北洋政府，因此获得了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是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在华代表重点联络的一个中国地方实力派。加拉罕、鲍罗廷等曾联络冯玉祥，商讨合作事宜。苏俄、共产国际同意支持冯玉祥，为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团提供军事培训，以加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影响，遏制北洋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从而保证苏俄在外蒙的权益不受损失。
冯玉祥在苏联的支持下崛起，并于北伐期间在绥远五原誓师，策应北伐，使鲍罗廷认为冯玉祥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北伐军可以通过联合冯玉祥达到靠近苏联获得援助的目的。
（四） “西北学说”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西北学说”中的某些观点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时，蒋介石集团在江浙一带得到英美列强和国内财阀的支持，严重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安全。“西北学说”主张突破封锁，可以扭转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进军西北，打通与苏联之间的通道，可以将革命力量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较薄弱的地区，避免在中国东南沿海或腹地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较量，可以保存革命力量，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西北学说”中对武汉国民政府领导者的阶级分析具有一定科学性，鲍罗廷认为武汉国民政府领袖们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处于严重的动摇之中，因此，急需将革命力量转移出帝国主义的包围圈，转向苏联方向，通过获得外部支持维持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这一事件认识不清，尤其是广大官兵认为蒋之所以叛变只是因为与武汉政府在是否容共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仍然将蒋介石看成自己人，不希望讨伐蒋介石，而“西北学说”主张继续北伐，符合广大官兵的意愿，也可以实现消灭北洋军阀的既定目标。另外，“西北学说”主张到达西北与冯玉祥会合，冯玉祥是支持北伐战争且具备一定实力的友军，可以有力增强北伐军的实力。
二、关于革命出路的争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矛盾开始凸显。首先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华工作人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争论中，鲍罗廷提出了“西北学说”，反对东进上海，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应向西北方向扩展，以摆脱盘踞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处于优势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对国民革命的阻挠与干扰，并在占领西北地区后，沿津浦铁路南下，消灭蒋介石的势力。[2]他批评去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认为如果将革命中心转移到南方，将自动放弃第一期北伐中取得的胜利，所占领的地区将重新被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所占领，并且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不利于革命军南下。[2]他还批评留下深入发展革命的意见，指出“总的政治形势足以说明，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由于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四面包围，我们应当给自己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鲍罗廷认为一方面应该在国民政府已经占领的地区实行部分改革，一方面国民革命军要继续向前推进，从而使革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发展，打破帝国主义对国民革命军的封锁。[2]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北上的主张，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首先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形势，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范围仅有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且湖南实际上由唐生智控制，只是名义上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则控制着国民党占领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分裂暂时使蒋介石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比武汉更强大了”[2]，他表明了反对北上的理由：“没有基地的保证，继续进攻会是很危险的”，他担心革命力量北上会导致后方空虚，使蒋介石趁虚而入，占领南方革命根据地，他建议开展土地革命，并在北方防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帮助西北地区冯玉祥国民联军向东挺近，以牵制奉系军队，同时要加强对国民政府已占领省份的控制和政权建设，改组国民革命军后继续向北推进。罗易的总的观点是首先应开展土地革命，待稳定后继续实施北伐。[2]中共中央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分歧，陈独秀支持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赞成北上。周恩来主张东征讨蒋，为此他还于4月16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通过分析敌我兵力部署态势，认为东征讨蒋比较有利。在中共中央，还有一些领导人主张回广东去，恢复和巩固广东的革命基地，然后再向新旧军阀进攻。因此，他们认为回广东最大的好处是既有广东的群众基础，还有一百多万农会会员的支持，又能通过港口接收苏联的军事援助，等等。但是，鲍罗廷威胁如果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上，他就辞职，最终迫使共产党人转而支持北伐，而不是东征。
三、“西北学说”最终形成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极其愤慨，反蒋情绪高涨，汪精卫还喊出口号“革命的望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这种情况下，鲍罗廷、中共中央与武汉国民党曾经达成一致意见，计划先东征讨伐蒋介石，但时局的变化改变了东征方针。
当武汉国民政府准备东征時，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师南下，沿京汉路向南，从北面威胁武汉国民政府。此时，广东军阀李济深也发动政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了南下的退路，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东征的军事部署，决定北上先消灭奉系军阀以打破封锁。
而就地坚持湖南、湖北地区的土地革命的策略则更加难以实施。虽然当时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蓬勃发展，但由于不重视培植军事实力，工人纠察队实力弱小，开展土地革命将会受到掌握军权的国民党将领的镇压。武汉地区掌握主要军权的唐生智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可能对侵害自身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在武汉面临如此恶劣的情况下，鲍罗廷、中共中央只有实施继续北伐、联合冯玉祥、进军西北获取苏联援助的战略，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参考文献：
[1]王光远.“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J].科技文萃， 2001，（4）.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 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C].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