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湖湘文化视域下的“朱氏风格”
刘华清
【摘 要】朱镕基作为湖南人，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心忧天下、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根植于他的骨髓里，造就了他施政的“朱氏风格”。同时，“朱氏风格”又继承和弘扬了湖湘文化。
【关键词】朱镕基；湖湘文化；“朱氏风格”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15-07
哲人胡适先生说过：“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①朱镕基自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以前，在湖南生长了18个春秋，他的青少年时代即世界观形成及其智慧成长的黄金期是在湖南度过的，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湖湘文化心忧天下、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根植于他的骨髓里，造就了他施政的“朱氏风格”，这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表现得特别鲜明。同时，“朱氏风格”又继承和弘扬了湖湘文化。
一、湖湘文化影响和孕育了“朱氏风格”
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时，中国青年报概括了《实录》的“朱氏风格”，即“深刻、简单、直接”②。笔者认为，这从“为文”的角度来看是可行的，但“朱氏风格”不仅表现在“为文”上，而且表现在“为人”、“为官”上。若从后者的角度看，朱氏风格的内涵则要深刻得多，至少包含“忠诚、求实、担当、创新”的内容。而这些品格正是湖湘文化熏陶、濡染、滋润的结果。
首先，湖湘文化孕育了“朱氏风格”的忠诚精神。忠诚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因。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贾谊“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忠诚为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湖湘大地一直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棠坡村一书香门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其先祖在明初即来湖南定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贡献者。朱氏祖屋便有“读书继世，忠厚传家”的家训。朱镕基堂兄朱天池曾这样总结朱氏家族的家风：“十五世诸祖均取朝廷功名，为官清正，世励清操，为民办实事，戒奢糜，崇俭约，忠厚孝友，和宗族，睦乡邻。醇风美德，世代相传。”③朱氏家族还有唱京戏的爱好，每到闲时，叔伯兄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一展歌喉。那些京剧的经典剧目，大多是精忠报国的题材。朱镕基耳濡目染，从小养成了一种家国情怀。这种情怀在抗日战争的斗争环境中迅猛地生长起来。抗战期间，湖南既是全国抗战的战略后方，又是正面会战的重要战场，全国抗战正面战场开展的22次会战中，就有6次发生在湖南。湖南人民和军队在抗战中的斗争和牺牲深深地影响和感动着朱镕基，国破家亡的感受更令他刻骨铭心，使得他的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深沉和强烈。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深情地说：“抗战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起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①后来，他在给长沙楚怡学校百年庆典的贺信中也写道：“我虽然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但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的时候，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唯愿母校之年轻学友发愤自强，刻苦学习，诚信做人，振兴我中华民族，实有厚望。”②
其次，湖湘文化孕育了“朱氏风格”的担当精神。勇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曾豪迈地说：“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湖南少年歌》更是骄傲地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蔡元培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也特别感慨：“湖南人敢负责任。”无论是抬棺西行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还是舍生取义以求变法成功的谭嗣同；无论是建立华兴会以振兴中华为使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还是建立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们身上都充分折射出勇于担当的精神气质。朱镕基出生地长沙是湖湘文化的重镇，从小就受到先贤事功的感染。他特殊的身世又增强了这种感染的力量。他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一出生便遭遇不幸，出生前便死了父亲，9岁时又死了母亲，由伯父们抚养长大。家庭的不幸，使得他少年早熟，从小就养成了自强和担当精神。在求学时，他便不畏艰难，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路途多么遥远，他都不言放弃。在抗日的烽火中，他随学校不断迁徙，读初中时，涉湘江，过洞庭，随广益中学辗转来到衡阳常宁乡下。读高中时，1944年到1946年，又随国立八中从新化、辰溪、泸溪、吉首辗转至永绥（花垣），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一直坚持下来，即使感染了霍乱也不放弃。他勇敢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在广益的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在省立一中，他又以優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他从小养成了正义感，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譬如，他在广益中学求学时，学生宿舍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一楼住女生，二楼住男生。二楼的木板地面很简陋，木板之间有不小的缝隙。一次，有名男生泡完脚，从缝隙里看到正好有女生在楼下，就把洗脚水浇下去。楼下的女生被淋湿，引起楼上男生们一片哄笑。朱镕基发现后立即制止：“不要开这种欺侮女同学的玩笑！”③
再次，湖湘文化孕育了“朱氏风格”的求实精神。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经世致用。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宏曾说：“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王船山强调“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魏源也提倡“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虽“肆力于宋学”，但主张“不说大话”，“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抗战时期的湖南教育更凸显了讲求实际、关注现实的湖湘学风。比朱镕基小一岁，此时也在湖南乡下求学的龚育之曾回忆说：“我们毕竟生活在战火烽焰的时代。我们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写给前方将士的一封信》，我们在课堂里作时论，题目是《莫斯科外围战的臆测》，我们在游艺会上演唱《流亡三部曲》不用化妆，我们歌咏队练的是《黄河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④朱镕基求学的学校也都贯穿着经世致用的办学宗旨。他小学时就读的时中学校和崇德小学，灌输着“讲求有用之学”的思想。他上的中学也都是务实重行的湖南名校。广益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1905年创办的，原名“惟一学堂”，一年后更名为广益中学堂，秉承“广开学路，益我中华”的宗旨。高中就读的楚怡中学，取“惟楚有才，怡然乐育”之意，形成了“自动、自学、自治、自立”的传统校风。高中毕业时就读的省立一中，1912年由符定一、贝允昕等创办，校长符定一为其制定了“公、勇、勤、俭”的校训。朱镕基深受这些名校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从小养成了求真务实和关注时事的习惯，在广益初中毕业考试时，他的公民课（即政治课）成绩得了满分。
最后，湖湘文化孕育了“朱氏风格”的创新精神。湖湘文化历来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从周敦颐创建理学开中国古代思想史“三教合流”之先河，到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创自由讲学之风气；从王船山提出“更新而趋时”，到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曾国藩、左宗棠等开启洋务运动，到郭嵩涛、曾纪泽等驰骋外交舞台，湖南人变革、创新的精神一脉相承。朱镕基在湖南求学时期就受到这一精神的影响，面对问题喜欢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善于另辟蹊径。譬如，他在广益中学读书时，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大家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有时因计时不准而起争执，朱镕基见状后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
二、“朱氏风格”继承和弘扬了湖湘文化
“朱氏風格”是湖湘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一方面，湖湘文化孕育了“朱氏风格”。湖湘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朱镕基的心田种下以后，迅速生根发芽，并随着朱镕基走出湖南，不断成长壮大，最终绽放出“朱氏风格”这朵奇葩。另一方面，“朱氏风格”形成后，特别是在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又因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领导风范，使湖湘文化得以在更大的历史舞台展现风采，从而继承和弘扬了湖湘文化。“朱氏风格”对湖湘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继承和弘扬了心忧天下的情怀。心忧天下是湖湘文化的核心，“朱氏风格”将其发挥得完美极致。
一是忧国。1998年3月24日，在作为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国家目前潜伏着很多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①他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忧虑。当了解到国有企业有三分之一的亏损，还有三分之一的潜亏，他心急如焚地说，“这个问题如果拖得太久，是会坐吃山空的。”②他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忧虑。当发现一些地方卖企业成风，而且是贱卖，像长春拖拉机厂那样的大厂也在卖的行列，他担心国有资产会被掏空，批评说，有些所谓“卖厂”，实为送厂。卖的时候七折八扣，几乎变成零资产卖掉，然后把银行的贷款、债权都给冲掉，这不等于倒贴吗？③他为国家生态环境的破坏忧虑。看到四川大凉山地区海拔3000多米的森林被砍得一塌糊涂，又听说阿坝地区砍得更厉害，他忧虑地说：“这还了得！再这样砍下去，水土不断流失，三峡水库过不了几年就会淤掉。”④他为国家的重复建设忧虑。看到大量的加工企业设备闲置，一些地方还在不断地搞重复建设，他忧心忡忡：“搞重复建设，产品没有市场，企业不能生产，它就没办法扭亏。”⑤他为国家的服务质量忧虑。看到民航的服务质量上不去，他说，外国人首先是从我们的民航、民航人员看这个国家的素质和精神状态的。一个国家的民航服务水平很低，飞机老不正点，如果连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⑥
二是忧政。作为国务院领导人，朱镕基的忧国之情常常表现为对政权机关、政府部门作风的忧虑。在担任总理的第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提醒大家：现在问题很严重，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干部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有的高级干部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的利益，人民对此很不满意！如果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弊端不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看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很难办。①他为政权机关的腐败现象忧虑。他说，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当县长。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②他为某些权力部门的恶劣作风忧虑。看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山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就加倍惩罚。他愤慨地说：“你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③他为机关干部的特殊化现象忧虑。他说，“最近，中纪委派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④他为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忧虑。他说，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百分之二十就算成功了；一件事情批示了十次之多也贯彻不了。他十分忧虑地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这件事情说明，所有好的思想、好的思路、好的政策都会在官僚主义中被埋葬，这太可悲了。”⑤他为国家机关的奢侈风气担忧。他说：“我现在有一点担忧，就是我们花钱花得太多了！你们看京西宾馆金碧辉煌，钓鱼台国宾馆也是金碧辉煌，人民大会堂更是金碧辉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不是不要建这些设施，而是我们是不是应‘悠着点？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⑥
三是忧民。他常常为老百姓而忧虑。在就任总理的第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他说：一定要关心民间疾苦。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他曾坦露心迹地表示：“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⑦他为贫困地区的百姓生活忧虑。1996年10月，他在四川凉山地区考察时说：“我到广西、云南昭通等地看贫困地区时，都掉了眼泪。老百姓那么苦，如果还建那么多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于心何忍？”⑧他为征地拆迁的失地农民忧虑。他说，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的“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⑨他为下岗职工的生活忧虑。他说，看着国有企业职工开不出工资、生活困难，不采取措施怎么行？⑩他为假冒伪劣商品坑民害民忧虑。当他从电视上看到传销组织推销伪劣产品害人的消息后，痛心地说：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害得参与者家破人亡。推销给病人的所谓“医疗器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感到痛心。他为人民的生命安全忧虑。他说：我每天担心两件事：一件是煤矿不断爆炸、死人；另一件就是交通事故多，不断地死人。①因此，他对关注民生的《焦点访谈》格外关注，他说：“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②。
第二，继承和弘扬了勇于担当的气魄。勇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特质，“朱氏风格”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是勇于负责。1998年3月，刚刚当选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中外记者庄严表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③他的报告、批示都彰显出果敢、坚毅、务实的风格。譬如，“对税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坚决停止砍伐天然林”，“坚持不懈地打击经济犯罪”，等等。他说到做到。譬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他敢于碰硬。通过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减轻企业负担和历史包袱，积极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大力加强企业外部监管，打了一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在政府机构精简上，他知难而进。1998年改革之后，国务院副总理由上一届的6位减到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正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一半。在惩治贪污腐败上，他铁面无私。在查出陈希同贪污腐败案后，他极为震怒地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④在治理通货膨胀上，他铁腕相向。1993年夏天，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他昼夜苦干，研究出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经过这样一击击重拳，终于降伏了经济过热这只老虎。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攻坚克难。直接主持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他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铺轨者”。
二是勇于问责。朱镕基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好人主义”的深恶痛绝，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91年10月7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当‘老好人不行，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怕得罪人，党和国家的工作是搞不好的。我宁肯不当这个官，看到问题，我一定要指出来。心软的官是带不出好兵的。”⑤他在担任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⑥他自己便带头做起了“恶人”。1993年7月，为治理金融混乱，他主持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命令属下银行行长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为了贯彻“约法三章”，他“挥泪斩马谡”，查处了违规比较严重的12个行长，其中有支行行长、分长行长，也有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1998年8月7日，长江九江段决堤，他紧急飞赴九江，在座谈会上，他异常严肃地说：“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①对走私犯罪分子，他更是严惩不怠。他亲自督办厦门远华走私案，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多名罪大恶极的腐败官员被判处死刑。
三是勇于担责。朱镕基事事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从不推卸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譬如，他为一些地方发生的安全事故自责。在2001年“两会”期间，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发生了惨痛事件，他心情沉重地说：“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多次作出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感到心情沉重，我应该进行检讨。”②他为一些国有企业做假账自责。2001年12月6日，他在同新华通讯社总社各部门负责人座谈时说：“首先该批评的就是我，我主管经济工作十年了，至今还有68%的国有企业造假账，我首先应该引咎辞职。”③他为生态环境的恶化自责。2001年1月11日，他在环保总局听取工作汇报后指出：“问题已经这么严重，还不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那是我们的失职！”④他为自己在公开场合批评下属时的失态自责。他在给一位部长的回信中说：“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缺失，点滴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⑤为了改进工作，他常常自我“找骂”。对于敢于批评他的香港舆论，他非常重视，说：“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共和国总理为人民服务永不满足的赤诚情怀，以及从谏如流、虚怀若谷的崇高境界。
第三，继承和弘扬了敢为人先的胆识。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朱氏风格”将其演绎得出神入化。
一是学习在先。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朱镕基的勇于担当，源于他深厚的学识，超人的胆略。他从小就酷爱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从小培养了一种超强的学习能力。他具有渊博的学识，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经委工作时便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邓小平曾称赞说“朱镕基懂经济”，外国人称他为“经济沙皇”。他以追求完美的清华精神要求自己，为了做一流的工作，创一流的业绩，他总是学习在先，思考前先。担任总理后，日理万机，但他从未放松过自己的学习。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深有体会地说：现在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⑦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使他总是站在知识的巅峰，从而能够运用自如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二是调研在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了找到适合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改革措施与发展思路，朱镕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譬如，为了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他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从而形成了分税制改革的科学方案。为了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了找到治理洪灾的根本办法，1998年大灾过后，8月28日至9月12日，他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区市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出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并且作出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策。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1999年8月，他到延安等地考察，提出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为了解决农民种粮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他调取了农业部调查的详细数据，发现农民的负担还在继续加重，农民的收入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在减少，从而得出“已经到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的结论。
三是创新在先。渊博的学问知识，丰富的从政经验，不懈的探索精神，使他能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为人所未为。他所主持的工作多有创新之举。譬如，清理三角债有新思路。1991年4月，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就着手清理三角债工作。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他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增长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①由于抓住了源头，结果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又如，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有新举措。1998年上半年，面对对我国经济冲击逐渐加大的亚洲金融危机，他果断地提出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凭着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他在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十余年时间里，办了许多大事、好事、难事，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氏風格”的上述表现，展示了湖湘文化的风采，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开拓了湖湘文化的境界，使湖湘文化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责编：张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