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必武对黄麻起义的突出贡献
徐丙祥
【摘要】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在长江以北地区发生的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董必武通过创办武汉中学，在黄麻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创建党群组织，打击和镇压土豪劣绅，指导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等长达数年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黄麻起义培养了领导和骨干，筑牢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准备了武力条件，使起义得以成功发动，并对以后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董必武；黄麻起义；中共武装斗争；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98-07
1927年11月13日，位于湖北省东部的黄麻地区①约3万名农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在长江以北地区发生的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②，它不仅为后来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③。董必武长期在武汉组织和领导革命工作，他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大力推动黄麻地区的革命运动，为黄麻起义的成功发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创办武汉中学，为黄麻起义培养领导和骨干
为启发群众觉悟，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董必武与张国恩等于1920年3月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学校成立后，董必武在教学、学术氛围的培育、社会活动的引导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黄麻起义等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领导与骨干。
（一）亲自教学，注重学生进步思想的培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
为了启发学生的进步思想，董必武亲自担任两个班的国文教师，精心挑选古今中外具有人民性思想的优秀文章和诗词作为自编教材的内容，在传授国文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新思想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启迪。此外，董必武还十分注重与学生在课外交流，积极引导他们树立革命思想。他尤其重视对黄麻籍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与董贤珏、王鉴、雷绍全、余泽涵、杨仆、王文凤等黄安籍学生一起散步交谈④，通过身边的日常事物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在董必武的谆谆教导下，包括众多黄麻籍学生在内的武汉中学学生国文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高，为他们以后回乡参加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通过购买先进书刊，邀请名家学者来校演讲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革命思想
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革命思想，“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①。同时，董必武还在武汉中学主办了《武汉中学周刊》（不定期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想。此外，董必武“还先后邀请李汉俊、钱介磐（钱亦石）、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灌输革命思想”②。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董必武在武汉中學营造了自由活跃、积极上进的学术氛围。许多学生，尤其是黄麻等地的鄂东籍学生，都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而催发了革命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如1924年考入武汉中学的潘忠汝，在学校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他立志改造社会，献身于民主革命事业，在一首自勉诗中写道：“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③，充分表达了他投身革命的坚强决心。还有同年进入武汉中学第二部学习的黄安籍学生张行静，他在学校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后，“如获至宝，每读一句，都用笔在旁边做上个‘○的记号，并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④。毕业后，张行静就回到家乡，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潘忠汝后来在黄麻起义中担任总指挥，张行静也率家乡的农民武装参加了黄麻起义，两人均在起义不久后的革命运动中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成长
除了采取各种方式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和理论外，董必武还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他先后组织、引导武汉中学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一道，积极参与武汉地区的学潮运动、各界群众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和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使学生们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增强了革命意志，提升了组织能力。董必武还注重在日常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入工农群众。他一方面亲自领导武汉中学二部的党团组织，发动师生在附近工厂创办工人识字班，在武汉中学设立平民学校，吸收大批工人及其子弟入学，并指导学生同工人联欢，到工人家庭进行调查访问⑤；另一方面，从1922年暑假开始，每年利用寒暑假时间，动员和指导学生回到本县开展思想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这些工作使学生们开始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深化了对革命理论的认识，积累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初步经验。
在董必武等的努力下，武汉中学培养了大量的革命人才，尤其是为黄麻起义培养了大批的领导和骨干。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十名领导人中就有潘忠汝、王志仁、汪奠川、王秀松、刘文蔚五位毕业于武汉中学⑥。黄麻起义的很多骨干分子也都先后毕业于武汉中学，如：王鉴、赵赐吾、江竹青、詹才芳、张行静、徐其虚等⑦。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使武汉中学成为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为黄麻起义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开展革命宣传，播撒革命火种，为黄麻起义的爆发筑牢思想基础
长期以来，董必武始终注重在家乡黄安县及毗邻的麻城县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为黄麻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及黄麻起义的爆发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数次亲赴黄麻地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为了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运动，董必武多次亲赴黄麻地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1922-1923年间，董必武3次回到家乡黄安宣传和组织群众。在县城和高桥等地，董必武直接向手工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并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广泛传播，促进家乡人民群众领悟革命的道理①。1925年6月，为进一步推动黄安县革命的发展进程，董必武又专程回黄安开展革命活动，并明确提出创办《黄安青年》刊物，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还为其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号召青年从点滴做起，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革命力量②。这一刊物在黄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启发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在家乡黄安开展活动，董必武还亲自到麻城进行革命宣传。1925年秋，“董必武来到麻城宋埠的张杰塆，利用各种方式接触老农，了解农民，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③，并积极发动他的同年学友参加革命。由于董必武长年参加革命运动，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有着很高的威望，他亲自在黄麻地区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在该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为进一步开展革命宣传，组织和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发动和引导学生回乡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除了亲自到黄麻地区开展革命宣传外，董必武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回乡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思想宣传活动，推动革命思想在黄麻地区进一步传播。
从1922年暑假开始，董必武派董贤珏、王鉴、雷绍全、王文凤、王文焕等黄安籍学生回家，“采取办夜校或串亲访友等形式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④。麻城籍学生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等也都受董必武的派遣，先后回到家鄉开展革命宣传。次年暑假，董必武利用在湖北省第一师范任教的机会，指导该校进步学生成立了革命团体“人社”，并根据他的意见，组织暑假宣传团“赴黄安、麻城、黄冈等地宣传新知识、新思想、开展放足运动，散发各项印刷品”⑤。后来，“人社”的张卓群还在黄安县南八里区的农村办起了“启人小学”，编印了《启人月刊》，进一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⑥。
为了更好地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董必武还亲自教给回乡学生接近农民的具体工作方法：“（一）注意看房子，青砖瓦屋一般较富，要先找贫苦农民，取得他们的信任；（二）先不宜作空泛宣传，要闲谈，与农民搞拢；（三）帮助农民办好事，写信记账，助工助教，多帮忙，不要使农民吃亏；（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情干，先小后大，注意团结农民”⑦。学生们按照董必武指导的方法回乡开展工作，很快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黄麻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群众中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影响。
三、创建党群组织，为黄麻起义创造了组织基础
董必武高度重视黄麻地区党群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他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使该地区的党群组织建立和发展起来，为黄麻起义的成功发动创造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指导创建黄麻地区党组织，建立革命领导核心
为了进一步推动黄麻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1923年冬，董必武与中共汉口地委研究决定，由黄安籍党员董贤珏、王鉴、雷绍全等10人先在武汉中学成立中共黄安工作组，然后回县发展党员，正式成立党组织①。1924年寒假，中共黄安工作组成员与旅汉学生一同回县开展工作。同时董必武又以在武汉读书的麻城籍学生党员蔡济璜、王幼安、刘文蔚等为主要成员，组成中共麻城工作组，于1925年暑假回到麻城，开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宣传，团结进步青年，发展党团组织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黄麻地区的党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1925年10月下旬，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黄安党团特支”）成立。中共麻城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麻城党团特支”）则在同年冬季成立。从此，黄麻地区开始有了正式的党、团组织。
董必武还为黄麻地区党组织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及时进行了指导。他在1925年6月回黄安检查指导工作时，明确向当地党组织提出了“把全县教育权迅速掌握在党的手里，以便往各区乡派送更多的骨干”③的工作要求。于是，新成立不久的黄安党团特支在1925年冬迅速从清算县教育局的教育经费入手，发起了夺取县教育局领导权的斗争，并在董必武等的支持下，由共产党员刘崇毅出任县教育局局长④。此后，黄安党团特支一方面对教育局进行改组，选调革命骨干到各校担任领导和教员，以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一方面大规模创办新式学校和农民夜校，并通过先后四次对全县教师进行检定，淘汰不合格教师，选派大量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到各校任教，为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到1927年上半年止，黄安县的党、团员由1925年的45名增加到218名⑤。党、团支部或党、团小组在黄安县各地相继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中共黄安特支于1927年3月改为中共黄安地方委员会，4月又改为中共黄安县委员会⑥。同时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黄安县委员会⑦。麻城党团特支也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掌握了县教育局的领导权，由共产党员王幼安任教育局长，并通过在各地进行串连发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在不少地方秘密成立青年团组织⑧。在这一基础上，中共麻城特支于1927年5月扩建为中共麻城县委⑨。黄麻地区党、团组织的发展为该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及黄麻起义的爆发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指导黄麻地区成立农协，形成革命的基干力量
董必武对黄麻地区农民协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了对农民进行宣传和鼓动，组织农民进行“武装自卫”、“组织农民自卫军”，以反抗军阀的横征暴敛⑩的主张。不久后，董必武秘密组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和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省农民运动的机关和团体，并筹办《湖北农民》杂志作为指导农运的专门刊物。同年10月，“董必武还与陈潭秋、陈荫林组建了湖北省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通过一系列工作，董必武在省一级创建了比较完备的指导农民运动的组织体系，为推动农民运动在全省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麻地区的各级农民协会是在董必武的亲自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成立后，特支书记董贤珏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通过回乡创办农民夜校，在农民中发展积极分子的方式成立了首个村农民协会。此后，在黄安的其他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也采取类似的方式纷纷在各村成立了秘密农协，并吸收大量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到1926年4月止，黄安县已成立十四个村农民协会，共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人，会员人数超过了湖北全省人数的一半①。“麻城党团特支也通过党员采取串连发动、秘密召开会议等方式在乘马岗、顺河地区的十几个地方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②。
黄麻地区各村农民协会成立后，董必武又及时给予指导和支持，使农协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北伐军在1926年10月占领武汉后，董必武迅速要求各地农协组织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并通过由自己主持工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和支持，黄麻地区的农协组织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1926年10月底，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麻城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两县的农民协会从此开始公开活动③。1927年1月，由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大会决定派遣40名特派员，分别到各县指导农民运动。曾在武汉中学学习，并由董必武介绍入党的王鉴被委为省党部特派员，在黄安就地领导农运工作④。他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团结和组织农民打击土豪劣绅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27年3月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还明确提出了土地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对农民的鼓舞很大⑤。同年3月，按照董必武主持工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要求，黄安和麻城选派了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桂步蟾多名骨干人员前往由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他们都成为黄麻地区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的重要领导人。
在董必武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影响下，黄麻地区的农协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7年春，黄安有10个区，21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5.6万余人；麻城有13个区，340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2.4万余人⑥，成为开展革命运动，打击土豪劣绅势力，发动黄麻起义的基干力量。
四、推动农运持续健康发展，为黄麻起义的爆发奠定牢固的社会基础
湖北省各县的农民协会普遍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发起了打击土豪劣绅，保障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和各项权益的革命斗争。这些革命斗争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端仇视，他们遂利用各种手段来捣毁农会，杀害农民干部和农运积极分子，企图摧毁兴起不久的农民运动。
1927年4月，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相邻的河南省光山县的地主民团及反动红枪会一万余人，进攻农运兴起的乘马岗、顺河集两区。“他们沿途抢财物、拉耕牛、毁青苗、奸淫烧杀、屠杀工农群众，无恶不作，最后包围县城，妄图摧毁县党部”⑦，制造了“麻城惨案”。惨案发生后，该县中共组织和农协一面组织抗敌，一面立刻派遣王树声到武汉求援。董必武听取了王树声关于麻城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赴麻城开展调查。为彻底打退土豪劣绅武装，解麻城县城之围，董必武与当时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协商后，决定派农讲所两百名武装的学生军前往麻城作战。同时，董必武又通过邓演达命令在黄安执行任务的一个警备营驰援麻城。农讲所学生军、警备营会同麻城农民武装不仅合力解除了土豪劣绅武装对县城的包围，还摧毁了他们在该县北乡的据点，一直进剿到河南省光山县，给他们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黄安县北乡的土豪劣绅因革命运动兴起而外逃至河南光山，并不断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引起光山红枪会对国民党黄安县党部的不满①。而光山的土豪劣绅也有意阻挠革命向本地扩展，便借机挑唆红枪会进攻黄安县北部地区，以打击和削弱革命势力。1927年5月底到6月初，光山南部的大土豪陈二辉亲自指挥红枪会三次进犯黄安县紫云区的箭厂河，前两次进攻均被黄安农民武装击退。不甘失败的陈二辉遂聚集三万多人发动了第三次进攻，黄安方面也集结当地农民迎敌，并电请省政府派兵增援。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刻派省警卫营一个连增援黄安，会同当地农民武装击溃敌人，并直捣其老巢。为了取得抗击光山红枪会斗争的彻底胜利，以董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决定加派军队对黄安进行支援②，先后两次派遣部队到黄安，并准备再调部分军队到该地增援。中共黄安县委凭借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持，经过积极奔走，于同年6月24日与麻城、光山达成了和平协议，对三县边界地区的和平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董必武的大力支持下，黄安和麻城两县得以击败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保卫了农民运动的胜利成果，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势力，进一步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推动了革命运动继续发展，为不久后爆发的黄麻起义奠定了牢靠的社会基础。
五、指导建立和壮大农民自卫军，为黄麻起义的爆发准备武力条件
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长期革命经历，使董必武较早就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③。在处理1927年2月发生的“阳新惨案”④时，董必武又进一步地认识到，要大力推动农村革命运动，不能完全依靠国民革命军，而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思想上的成熟，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坚定。“阳新惨案”发生后不久，董必武立即将其主持拟定的《人民自卫军组织法及进行大纲》送交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并对组建人民自卫军的目的、性质、领导机构和大体规模都作了明确的说明，表明其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又进一步深化。其后，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湖北省的数十个县在两个月内都相继建立起了农民革命武装。
黄麻地区的革命武装——农民自卫军，也是在董必武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得以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指导和支持两县成立农民自卫军。黄安县在成立农民自卫军之前，首先确定了具体办法。该办法规定：“（一）县农民自卫军必须新建，不能以原县警备队和其他地方武装为基础经过改编而成；（二）县农民自卫军的队员要从出身好、年纪轻、身体好、革命积极性高的农协会员中挑选，适当配备革命青年学生作骨干，不得随意招收散兵游勇”⑤。这充分体现了董必武所强调的开展武装斗争要建立工农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思想。1927年3月5日，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发动黄麻起义的主要力量。麻城县的农民自卫军也是在董必武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麻城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在毛泽东、邓演达等的大力支持下，派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和省警备营部队驰援麻城，追剿当地土豪劣绅纠集的反动红枪会武装，并在追剿过程中成立了约二百余人的“农民敢死队”⑥。这支队伍在后来的追剿反动红枪会战斗中英勇作战，配合援军打垮了红枪会的几次反扑。1927年5月，根据省农协公布的《农民自卫军条例》，麻城县将农民敢死队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全军编为三个排，共有近百人，有长短枪六七十支，成为麻城当时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柱①。
二是尽力提供武器弹药，直接推动农民自卫军发展壮大。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之初，由于武器装备缺乏，仅编有一个队，共有30多人，20多支枪。董必武在为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提供枪支弹药上想尽了办法，多次设法为自卫军提供武器。1927年春，董必武在得知原黄安警备队长毛厚安伙同董少臣为个人升官发财，公然强夺枪械40多支投奔夏斗寅部后，立即责成省农协与夏斗寅面商，最终成功将这批枪械追回。这批枪械，成为黄安农民自卫军的一个来源。5月，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又根据黄安县的呈请，发给黄安县农民自卫军一批枪支弹药，进一步壮大了农民自卫军的力量。上述两方面的来源，再加上黄安县在本县范围内对武器进行的收缴，共得长短枪100余支，使县农民自卫军迅速扩大到100多人②。同年6月，当土豪劣绅再次纠集会匪对黄安、麻城进行反扑时，董必武通过党组织秘密购买了长短枪120支及一批弹药，并派人及时送到黄安，加强了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力量，为黄麻起义的成功发动创造了重要条件。
六、结语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辞去在湖北省政府的本兼各职，随即转入地下，因而未能直接领导黄麻起义。然而他长年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有着崇高威望，在黄麻地区更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因此，在黄麻起义爆发时，当地党组织仍“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统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③，使起义得以顺利组织和发动。黄麻起义无论是领导和骨干的培养，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形成，还是武力条件的准备，起义的成功组织和发动，无一不与董必武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其巨大作用无可替代。
董必武长期对黄麻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支持，也使黄麻起义对以后的革命發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始基础，并是又一个全国第二大苏区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历史起点；播下的革命火种为新四军五师在鄂豫边坚持敌后抗战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发挥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战略作用；起义的红色沃土还为党和国家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革命家和军事家④。这与董必武长年在黄麻地区为革命辛勤劳动、深耕细作，打下的深厚基础是分不开的。虽然黄麻起义爆发后不久，革命力量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中损失惨重，被迫撤离黄安县城，但仍保存了相当部分的骨干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董必武在该地区长期努力而形成的革命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未遭到根本破坏。从黄安县城撤出的革命骨干和武装力量，得以继续在鄂豫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三、四年内就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⑤。此后，从黄麻起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在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周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