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时期陈毅统战实践探究
郭金雨
【摘 要】抗战时期，陈毅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他“击敌、孤韩、联李”，创建党的“外围军”；团结、争取、扶助，努力改造地方武装；以文会友，广结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及文人雅士；积极引导、争取海外人士，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宣传与组织同时并重，唤醒敌伪良知。学习和研究陈毅统战思想，总结其统战实践的经验，对于新时期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陈毅；新四军；统一战线；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72-07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战时期，陈毅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者，之所以能够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在日、伪、顽包围之中英勇抗战、成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与他创造性地依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科学进行统战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一、“击敌、孤韩、联李”，创建党的“外围军”
1939年春天，陈毅按照党中央指示，率领一部分新四军到苏北开辟敌后战场。当时苏北地区敌、伪、顽三种军事力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一是敌伪，这是最大的军事力量，但因为兵力有限，为保障交通线畅通，只占领南通、靖江、如皋、仙女庙、徐州、连云港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镇；二是时任国民党24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副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各部，控制着苏北的军政大权，拥有7万人左右；三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部，约3万人，以及位于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约3000人。新四军刚进苏北，人数少，兵力单薄，按陈毅的说法，是4个主要势力中的老四。
韩德勤、“两李”均属国民党系统，名义上，都应听从韩德勤指挥，但“两李”却长期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同时，又因为地盘、税收、供应等问题相互间意见纷歧，“两李”与韩德勤同床异梦，互存戒心，冲突时常发生。据此，陈毅制定了发展苏北的方针：“击敌、孤韩、联李”。
为顺利实施这一方针，陈毅决定深入虎穴做“两李”的统战工作。1939年7月中旬，陈毅一进泰州，带去了以朱、毛名义写的问候信，“谓玉阶（朱德字）与师广兄（李明扬字）皆属同盟会反袁起义军伟人”①，并且措辞诚恳，两李颇为感动。会谈中，陈毅态度谦虚恳切，称李明扬为革命前辈，并向其推心置腹地分析了战争的形势以及发展趋势，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申明了利害关系。此次会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赢得了李明扬对新四军以及陈毅的好感。后来，李明扬致函陈毅，请求新四军帮助将皖南王敬久军长送给自己的10万发子弹从第三战区运往苏北。可以说，这既是“两李”与韩德勤矛盾的结果，又是陈毅“一进泰州”的结果。陈毅接到信之后，十分高兴，立即安排此次行动。11月中旬，10万发子弹“统交一粒不少”。李明扬大为欣喜，觉得新四军既有能力，又有诚意，与新四军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2月上旬，陈毅趁热打铁，二进泰州。此次拜访，两李以上宾之礼相迎，会面过程中表现出极其友善的态度。陈毅趁机再次向李明扬“进行了扩大解释我党政策的工作”①，并请李明扬“具实调停，略平好战者意气”②，以期继续合作，共同抗日。李明扬当即召集部队进行讲话，并将蒋、韩的反共密件告知陈毅。同时他还表示绝不会跟着韩德勤反共，并答应“商定时机助我东进，慰劳我军万元”③，表现出了友善的态度。1940年3月，陈毅三进泰州，再次向两李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战争形势，晓之以民族大义，要其分清利弊，并直言劝告“二李在苏北的处境，一直是寄人篱下，想要从夹缝中求生存，就要多考虑自己的后路”④。李明扬见陈毅热情坦诚相见，再次申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
1940年6月，新四军挺纵队为了应付敌伪“扫荡”，暂时借驻郭村。李长江受韩德勤的挑唆，趁李明扬不在泰州，指使13个团10倍于新四军挺纵队的兵力进攻新四军挺纵驻地郭村。陈毅得知后，第一时间给挺纵司令员叶飞连发数电，指出：“在苏北，新四军第一是对付敌伪，第二是对付顽固派，‘两李作为中间实力派，是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的。”⑤7月2日，挺纵和苏皖支队在“两李”的猛烈进攻火力下，被迫奋力反击，最终歼灭“两李”3个团，迫使李明扬部全线溃退，一直到泰州城下。当时如再继续进攻，泰州则唾手可得。陈毅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指出：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⑥并且，主动提出与李明扬议和，释放俘虏，归还枪支弹药，退出郭村及所占“两李”防区。“两李”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当面道歉，并表示对新四军的感激，许诺让新四军通过其防区，保证自己会严守中立。之后，“两李”兑现诺言，在新四军通过其防区时，如约让路，命令部队朝天放空枪。然后，向韩德勤做假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⑦
二、团结、争取、扶助，努力改造地方武装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在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积极团结、争取和改造地方抗日武装，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增强抗日的力量。为了把他们改造成为抗日的武装，或者正规的抗日军队，陈毅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其进行改造。
（一）联络并整编地方抗日武装，扩大新四军力量
管文蔚，原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抗战以来，他联络了一批当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农会骨干，组建了江南抗日自卫团，活跃于丹北地区。陈毅获悉后，于1938年7月，约见管文蔚。交谈中，管文蔚主动提出编入新四军并请陈毅派人指导。后来，陈毅经过请示，恢复了他们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派遣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焱到管文蔚部，授其新四军丹阳游击队番号。9月中旬，陈毅又派20多名干部到管文蔚部开展政治工作，“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⑧，并改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新四军派去的郭猛、张富前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随后，新四军一支队又抽调管文蔚部干部到云岭军部和第一支队进行学习。11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指导梅光迪、朱松涛部工作的负责人何克希及管文蔚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梅光迪和朱松涛根据陈毅决策，率所部到达茅山。之后，陈毅亲自对他们进行了短期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又将梅、朱两部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遣參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很快，“江抗”就被派往东路地区活动。
（二）改造土匪、帮会等地方武装，使其走上抗日道路
挺进江南后，陈毅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调解土匪之间、帮会之间内争，平息他们内部纠纷，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之上，以促进他们共同抗日，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如团结、改造青洪帮时，陈毅就指出：“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①章啸衡早年参加过大革命，革命失败之后一度悲观失望，在铜陵沙洲一带组织青洪帮混日子。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章以青洪帮为基础，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拉起了队伍。1939年2月，在叶挺、项英、陈毅等人的争取下，章啸衡决定接受新四军指挥，改番号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独立第一大队。11月底，改番号为铜陵沙洲游击大队，章啸衡任大队长，正式编入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大队。
（三）团结华中上层爱国人士，为抗战出力
纪振纲，茅山地区茅麓公司的总经理，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曾是黎元洪的幕僚，有一支300多名的队伍，装备齐全，不仅有中正式步枪，还有30多挺轻机枪以及一些重机枪、迫击炮。他的茅麓公司资金雄厚，自称“40万投资，20年经营”，在上海、镇江、南京等地都有业务。陈毅初到茅山时，就给其写过信，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起初，纪振纲对于一支只有一二千人，并且武器装备极差的新四军，很瞧不起。他不想当汉奸，也不想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茅麓公司葬送在没有把握的抗战上。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腐败无能使他痛恨不已，由此，他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是半信半疑。新四军在韦岗、新丰等战斗获得胜利，使纪振纲对新四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初次见面，陈毅引证唐代陆羽的《茶经》畅谈品茶之道，其博学的才识让纪振纲颇为佩服。虽然前几次陈毅的拜访，纪振纲都采用“玩虎弄蛇”的办法应付，但是心中已经对新四军慢慢地改变了看法。后来又经过陈毅多次的拜访，做了多次合作抗日的工作，纪振纲终于表示了愿意支持新四军抗日的明确态度。当即捐赠了大批钱物、西药、粮食以及枪支弹药。不久，日军要他建立伪政权，担任“剿匪”司令，他宁死不从，被关监狱。释放后，纪振纲把整个茅麓公司的自卫队伍和武器弹药全部给了新四军，自己避居上海，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三、以文会友，广结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及文人雅士
作为儒将，陈毅深知文化对于抗战的重要性，因此，他“从军以来，每莅一地，辄乐与当地贤士大夫游”②，以更好地开展对地主绅士、社会名流以及文人雅士的统战工作。
（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上层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韩国钧，字紫石，清末曾任知县，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民政长、代理督军、省长等职务。在国民党的政界军界都有自己的门生，在苏北中上层人士具有极高的威望。苏北的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关注他的政治动向。因此，争取韩紫石不仅在苏北，而且在全省、全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③陈毅一到苏北海安，就立即同管文蔚一道，拜望了韩国钧。后来管文蔚回忆道：“初次见面，韩国钧待我们很客气，但并不热情。”①但陈毅则显得落落大方，应对自如。陈毅提出：希望韩国钧能够站出来，主持正义，召开苏北各方代表会议，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不要相互排挤，贻害百姓。韩国钧见陈毅谈吐不俗，言辞有理，思考片刻后，即答应为民族存亡，愿效命奔走。事后，他对家人说：“平日所闻之中共，似乎不近情理。今见通情达理，益知传言之妄缪矣。自问阅人多矣，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②
庞友兰，清末举人，盐阜地区著名人士。1941年秋，为团结民众，壮大新四军的力量，陈毅专程拜访他，想请他出“山”为抗日出力。但庞友兰看不起新四军，认为新四军是泥腿子出身，没什么本事。为争取到他的支持，陈毅三次到访，才得以相见其真容。會谈中，陈毅措辞恳切，态度谦恭，并以庞老、庞先生等称呼他。③在交谈中，两人谈古论今，说文道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种话题，无所不包。经过多次交流，庞友兰改变了对陈毅，对新四军的看法。最后，庞友兰被陈毅的诚心所感动，答应为抗日奔波，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毅用他的真诚以及高尚的气节，团结了一大批开明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及文人雅士，除韩国钧、庞友兰外，还包括茅麓公司总经理纪振纲、知名爱国人士朱履先、原国民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琳、原泰兴县教育局局长巫恒通等华中地区重要人士，使他们能够理解、同情和支持新四军的抗战。
（二）真诚相待，无私无畏，与开明地主士绅相互监督
邹鲁山，阜宁县吴滩乡人，出身书香门第，十分厌恶当时黑暗的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组织地方武装，在射阳河南岸蛤蜊港附近伏击日寇。邹鲁山的爱国情怀引起了陈毅的高度关注，于是，陈毅亲笔修书一封，托三师敌工部干事张剑秋带给邹鲁山，信中说：“鲁山先生，闻君有围棋，若此情属实，能否借我一用？如方便，请至我处一叙。陈毅。”④邹鲁山见信后，异常激动，见共产党的干部如此恭敬谦虚，当即拿出一副围棋转交陈毅。
此后，陈毅便在戎马倥偬之余，经常和邹鲁山黑白对弈，慢慢结成至交。在陈毅的推荐下，邹鲁山还当选为射阳县首任参议长。在敌伪开展大“扫荡”的时候，陈毅将刚出生不久的长子陈昊苏托付给邹鲁山抚养。后来，邹鲁山之子邹人煜曾回忆说：陈毅托子后，“我的父亲变了，豪爽变得深沉了，粗心变得谨慎了。”⑤从此，邹鲁山对外声称陈昊苏是自己在外地的小夫人所生，还专门为其雇佣了乳母。在敌情异常紧张时，邹鲁山不顾自己小孩的安危，带着陈毅长子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东台，开明士绅施文舫当着陈毅的面批评新四军和国民党无异，一样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惹得陈毅当场发火。事后经过详细调查，一名乡干部确实如施文舫所说，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陈毅认为施文舫敢于当面批评难能可贵，于是特地登门道歉，并告知违纪的乡干部已作处理。此举使施文舫深感愧疚，承认自己的批评也有点言过其实。同时，陈毅还告诫大家：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善者是吾贼，希望大家欢迎并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⑥
四、积极引导、争取海外人士，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国际友人同情、支持新四军，陈毅按照中央“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①的指示，大力开展了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
（一）放宽视野，广交朋友，争取国际知名人士参加新四军
罗生特，奥地利医学博士，泌尿科专家。曾因反对法西斯，被希特勒的部下逮捕关进集中营，后来被驱逐出境。1938年来到中国。1941年2月，陈毅派遣军部卫生部长沈其震秘密来到上海，与罗生特取得了联系，并转告了陈毅求贤若渴，希望他能到苏北对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提供一定帮助。罗生特了解情况之后，答应奔赴苏北。罗生特抵达盐城后，陈毅专门为他分配了翻译、警卫和大洋马，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配给面粉、鸡蛋等。只要部队从敌人那里缴获了咖啡、罐头、香烟，陈毅总是派人第一时间给罗生特送过去。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使罗生特深为感动。1943年春天，经过陈毅等人介绍，罗生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②
汉斯·希伯，德国人，著名作家兼新闻记者。1932年来到上海，1939年与陈毅相识。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后，陈毅派人与汉斯·希伯取得联系，并邀请其到苏北采访。1941年5月，汉斯·希伯及其夫人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采访。为了方便汉斯·希伯的采访，陈毅指示军部为他安排了一名翻译、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女服务员，并且安排他到部队、农村、城镇采访，以了解苏北真实情况。在陈毅的帮助下，汉斯·希伯完全赞同新四军的统战工作，撰写了多篇有关新四军战地的通讯和评论文章，如《拜会陈毅将军》、《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并发表在美国《太平洋事務》和英国《曼德斯特报》等报刊上，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情况及其光辉业绩。
（二）积极引导，促进联合，扩大新四军的反日国际联盟
当时苏北根据地有一部分朝鲜人，有的是过去流亡中国的，有的是沦陷区逃到苏北，但是他们都仇恨日本侵略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陈毅的指示下，新四军对朝鲜友人实施了一些尊重和保护的措施：根据地内的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平等，有出版、集会、结社，参加政治活动，参政竞选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在生活上享有国际友人待遇，工作上给予帮助指导，充分信任。如新四军三师不仅委任朝鲜人李成镐为抗大五分校教育长，而且还组织朝鲜人学习革命理论，使他们懂得中朝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才能争取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的彻底解放。陈毅还指示新四军三师帮助苏北朝鲜人建立抗日团体。在新四军三师的指导下，1942年5月，朝鲜人王信虎、金润锡、李成镐等在阜宁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简称：“苏北分会”），王信虎任主任委员。陈毅亲笔致函王信虎等人：“今者我三师朝鲜同志提议组织朝鲜青年联合会，加速日本法西斯灭亡，宏谋远见，良用赞佩。”③
在促进朝鲜人联合的基础上，陈毅指示新四军三师充分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在不违背新四军抗战主张之下，让“苏北分会”独立开展工作。三师给他们反日斗争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武装保护他们的活动。“苏北分会”的同志在苏北不仅同军民一起投入反扫荡战斗，参加大生产运动，帮助新四军改造俘虏，而且还在新四军中树起了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了在华朝鲜爱国人士开展反日斗争，成为新四军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宣传与组织同时并重，唤醒敌伪良知
根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在抗战8年期间，总计作战24602次，毙伤敌伪军292596人，俘虏敌伪军109759人，日军投诚30人，伪军反正46025人。①陈毅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尤其皖南事变之后任代理军长，在这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一）宣传是开展敌伪工作的首要手段
在陈毅、项英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新四军对伪军、日军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对伪军，主要是沿路发放、张贴宣传品或穿过伪军的哨岗，直接发到伪军据点等。发放的宣传品形势繁多，有漫画、油画、报刊等；内容生动、真实，可读性强。另外还有火线喊话、播放爱国音乐等。这些宣传方式都对伪军有一定心灵教育的作用。如安徽抗日根据地敌工人员杨德明就把传单和《拂晓报》散发在货车厢内或张贴在货车上，使得伪军人员见之胆寒，感到“四面楚歌，如临大敌”。②
对日军，为了加强宣传攻势，新四军还建立了对敌宣传网络。新四军宣传品由军政治部统一制作，向各支队供给基本宣传品。当然，各支队也可自行印制。如豫鄂挺进纵队就从油印标语口号和各种颜色的宣传品，进而发展到石印传单，最后发展到用铅字平板印刷各种宣传品和日文报刊、日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及有相当水平的文艺书籍等。而宣传品散发的主要方法有：在敌据点内建立坐探，由坐探散发；利用经常来往于敌占区的船民散发；由释放回来的俘虏散发；组织游击武工队或派骑兵散发；利用风筝散发；夜间在敌占区会场或戏院散发等。这些宣传品引起了日军士兵的共鸣，“他们私下谈话都认为有理，还有的不少把传单收藏起来”③。此外，新四军还组织人员在夜静时对孤立的碉堡进行喊话，唱日语反战歌曲以及日本国内歌曲。这些歌曲引起了日本士兵无限的思乡思亲之情。在新四军的大力宣传之下，日军对这场战争悲观失望，觉得归国无期，于是，厌战、怠战、反战的情绪日益高涨。
（二）组织工作是开展敌伪统战工作最主要手段
相对于宣传手段，组织工作可谓是对敌伪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段。在陈毅的指导下，新四军也使用了多种方法来统战敌伪军。
新四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开展统战工作。在陈毅等领导人的指导下，新四军各部、各根据地党组织都纷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广泛地向敌伪宣传新四军胜利的消息，以动摇其军心，削弱其士气。以伪军来说，如盐城县一区参议长陈熔通过私人关系，策动东夏庄伪军头目吕森率部起义，带着40支步枪、两挺机枪和一门炮加入了新四军；苏中三地委在做伪军工作时，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④以日军来说，如1941年冬，苏南区党组织派陈志东等人打入丹阳县日本宪兵队，搜集日军情报，营救被铺人员，打击叛变投敌分子。1944年秋，苏南区党委负责人吴仲超又派李涤非秘密潜入南京，策反争取了日本政府驻汪伪卖国政府“大使馆”顾问李帷身。淮北区和第四师策反争取了伪淮海省省长兼保安司令郝鹏举的日本翻译祖国华等。
新四军设立严密的组织机构，各方密切协同。组织机构是实施对敌伪统战工作的主体和依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7年10月6日下发的《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⑤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新四军在组建过程中，就把设立敌工部门和配备敌工干部放在了重要位置上。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时，就任命林植夫为敌军工作部部长。之后，各支队、各团亦相继成立了敌军工作机构。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和刘少奇在重建军部和组编各师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敌伪工作的组织领导，均设立了敌工部。军部敌工部长由刘贯一担任，副部长为李亚农。各师均成立了敌军工作部、联络部等对敌心战机构。各旅和軍分区均设立了敌工科，各团均设敌工股。
为进一步加强敌伪军统战工作，形成党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方面都做敌军工作的局面，华中各区党委又成立了敌伪工作委员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掌管。同时，党委的城工部、社会部、统战部，军队的民运部等部门，也都从事敌伪军工作。至此，整个华中地区和整个新四军形成了全党全军动手做敌伪统战工作的格局。
六、结语
抗战时期，陈毅进行的统战实践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带有典型的时代性以及独特性。虽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背景、环境、条件不同，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以及统战实践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对当下统战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世情党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道路。其次，必须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抗战时期，陈毅统战工作之所以如此出众，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当今世界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不断进步，这就为当下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各级统战部门要加强统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全面提高统战干部履行职责的能力，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一支勤奋学习、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廉洁自律、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统战干部队伍。”①再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切实照顾同盟者利益。在统战工作中，针对种类繁多的统战对象，陈毅始终坚持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努力增进与他们之间的共性，同时又十分注意彼此的差异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仍然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协调、照顾统战同盟者的利益，以“促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②。最后，必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率领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期间，陈毅每到一处就要求新四军战士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并且亲自去农村做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困难。“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特殊组成部分。”巩固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也必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责编：张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