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兵
【摘 要】《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系统地反映了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因地制宜，要求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二是强调统筹兼顾，要求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三是强调改善民生，要求经济建设必须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四是强调体制改革，要求经济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各项体制机制。
【关键词】朱德；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0；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79-06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的新课题。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长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一百多篇调查报告，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和真知灼见。不久前，为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调查研究文集》，首次公开发表了大量文稿，反映了他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了解情况，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一、因地制宜：经济建设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外普遍存在以苏联为榜样的思想。但实践证明，照搬照套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朱德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①等主张，并强调“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②，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③。
朱德在各地调研时，反复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情况，一切都学习苏联是做不到的。1955年6月，他实地考察“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包头钢铁厂的规划情况，严肃批评规划设计盲目学习苏联，贪新贪大，“需要投资过多，不够切合实际”。他认为“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脱离中国实际是不可取的，目前“应采取先按厂区分区建设的方针，旧包头仍可作为新工业区的支援点”。新包头的规划方案“可以暂时搁下来，作为共产主义的远景，推迟到二、三十年后有条件时再去建设”。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一笔很大市政投资，而且便于集中力量按期或提前把包钢建设起来”。④经过朱德耐心细致的教导，内蒙古和有关部门改变了认识，重新设计了方案，保证了包头钢铁厂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正是立足中国底子薄、基础差的实际，朱德一贯倡导勤俭建国的方针。1957年3月，朱德视察成都刃具厂后，向党中央建议推广其“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经验。①
朱德在调研时从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在建设中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并综合考虑资源和交通等状况。也就是说，各地区都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经济发展路子，如同中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一样。1954年1月，他根据大连国营工厂规模较大、港口设备良好、交通运输方便等情况，提出“大连是可以有计划地建设成为一个很好的机器工业区的”，以“充分地发挥其现有的生产能力，并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技术人才”。②他还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省。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③1954年5月，朱德根据广东“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农产丰富，轻工业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等情况，提出应“确定广东为全国制糖工业的建设重点”；“解决当前渔业生产的困难，发展食品加工业”；“继续发展造纸业”等意见。④1955年1月，他又根据“广东最适宜养蚕丝”的特点，提出要支持他们扩大增产计划，包括“适当提高蚕茧收购价格”，“适当贷款，并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等。⑤1963年5月，朱德根据四川天然气资源丰富的特点，明确提出要“迅速发展天然气化学工业”，并建议“加强利用天然气的研究设计工作”，还可以买一部分“外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生产技术而又是我们迫切需要的项目”。⑥
朱德关于经济建设要因地制宜的思想，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较早提出沿海地区可在对外出口中发挥重要作用。1954年3月，朱德视察广东后指出：“广东是亚热带，经济特别发达，财源货源最易扩大，找到一切稀罕之物，供给全国及全世界之缺乏。海产陆产均极丰富，实在是我国财富之区，应特别重视此世界罕有之地区。”其“贸易发达，运输便利，特别是出香港，用土特产换得外汇，每年广东十二个口可出五六千万美元的外汇，价格亦高”。⑦1957年1月，他根据海南岛物产丰富且便于开采和出口的特点，明确提出：海南“极有开发价值和发展前途”，“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⑧1957年2月，朱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海南岛上的许多港口“既可以成为军港，又可以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也比较近，尤其是邻近港澳，正可以成为出口的基地”；不仅海南如此，两广、福建、云貴诸省“因地处亚热带，发展出口物资的条件很好，也应该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基地”。⑨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在思考对外贸易问题时，还提出要注意发挥我国的一些独特优势。1956年4月，朱德向中央报告出访苏联、波兰、捷克等国的情况时，就扩大经济合作问题指出：“从远处着眼，来大大发展我国亚热带、热带作物的种植，例如扩大种植橡胶、咖啡、可可、咖喱、金鸡纳、香蕉、菠萝、柑橘以及其他水果等，以便扩大向各兄弟国家的输出。这些东西，除我国外，在社会主义阵营只有苏联的南高加索出产一些柑橘”。“我国在地理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世界上只有美国可以同我们相比”，“这也就是扩大了我国工业建设的资金积累来源，并且这也是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门路。”⑩1958年6月，他还就上海、安徽等省市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国外消费者的需要，扩大国外销售市场和加强对出口商品生产的指导”。
二、统筹兼顾：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并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①朱德在调查研究中贯彻这一方针，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农村的生产资料，很大程度上依靠手工业生产。但是，不少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朱德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②1961年5月，他针对四川、陕西、河南三省手工业转厂并社后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已经转为地方国营工厂的社组，重新进行排队，凡升级转厂不恰当的，则退还为合作社组，仍按合作社组的章程制度办事。对城乡人民公社所领导的工业以及街道工业，凡适合于组织合作社组的，则组织为合作社组，行政上仍归公社和街道上领导，业务上受合作联社指导。凡适合于分散经营的，则组织为合作小组形式，游街串乡，流动单干，各负盈亏。”③1961年11月，他就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玉器、牙雕、刺绣等工艺美术品，有许多品种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好；同时，又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出口和商业部门应“少赚甚至不赚，以鼓励厂、社多多生产”。④1962年3月，朱德视察浙江、江西后，针对“农民除完成必须的交售任务外，对其他农副产品，不愿意卖给国家”的现象，指出：“原因是卖掉农副产品后，买不回所需的工业品来”。“农民对国家的希望是等价交换，有来有往。现在农村的农副产品是相当丰富的，但必须用工业品来交换”。所以，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特别是日用品和锅碗瓢盆、砖瓦石灰（群众迫切要求修改房屋）的生产”。⑤
朱德不仅认为工业、手工业、农业要统筹兼顾，农业生产内部也要综合平衡，搞好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1954年6月，他根据华南种植橡胶的情况，提议将之与农、林、渔、牧相结合，“把植胶工人每年空闲的时间用来种植亚热带的经济作物（菠萝、香茅草、咖啡等）和林木，饲养猪、马、牛、羊，打鱼（华南沿海鱼藏量很丰富），伐木（海南岛五指山的原始森林很好，积蓄量有二千七百万立方公尺，应设法采伐），这样就可以生产许多物质财富，替国家节省植胶投资”。⑥1958年6月，他根据浙江、江苏、安徽湖泊和河流多的特点，指出“水产是这三省一项十分重要的生产，如果再把养鱼和养贝类、藻类以及莲藕、菱角、芡实、荸荠、慈姑、芦苇等水生植物结合起来，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⑦
朱德关于经济建设要综合平衡的思想，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从各方面加强山区建设。他从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富有资源的情况出发，强调“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1957年4月，他视察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后，指出：“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區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做到双重利益的。”⑧1959年6月，他视察吉林后进一步强调：“靠山吃山，山区生产必须从山区的特点出发，并且要照顾到山区物产多、交通运输不便和劳动力缺乏的矛盾”。因此，“要确定山区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的生产方针，粮食生产只要求自给和每年略有贮备就可以了，既不要从外边调粮进去，也不指望从山区调粮出来，事实上有粮食也难以拿出来。这个方针，不仅适用于吉林省的山区，而且也适用于全国其他山区。”①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较早注意到统筹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的重要性。1956年5月，朱德视察山西后指出：“山西的军事工业比重较大，必须在开始建厂时，就考虑如何与和平生产工业相结合。军工生产往往由于生产任务不饱满，经常有大量的闲工，机器开动率很低，浪费很大。”他强调，“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如何有效地紧密结合起来配合生产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②1957年3月，他针对重庆兵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设备浪费很大的问题指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充分发挥和利用兵工设备等的有利条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不光是重庆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军工与民用生产结合问题。”③1957年4月，朱德结合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调研情况，再次指出：“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他还强调，“这个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广，比较复杂，需要作通盘的考虑和规划”。他还就此提出了两个机构整合的设想：一是“把二机部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另一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二机部今后专稿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④
三、改善民生：经济建设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不难发现，贯彻朱德调查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在他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⑤，“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⑥。他还明确指出：“如果不给群众增加福利，群众是不会关心生产的。要使群众的生活逐年有些改善，才能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下来，并得到发挥。”⑦
在各地调研中，朱德善于考虑和照顾群众的实际利益，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调动群众积极性。1954年1月，他在大连中苏造船公司调研时，就工人中出现的“劳动纪律不很好，旷工还多”等问题，具体分析了旷工的原因，强调旷工问题的解决，既要“加强劳动纪律教育”，也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福利状况”。⑧1957年1月，朱德视察广西时，了解到当地土特产收价低、售价高、税目繁多等问题，提出“在税收方面应作适当的减免，使农民有利可图，同时对收购价格也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植方针，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⑨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生平，朱德非常重视副业生产。1954年6月，他针对华南地区副食品减产的情况，建议“通过宣传教育等办法，消除群众的错误认识与顾虑，动员群众大量饲养家畜家禽。饲料困难的地区，应研究解决的办法，多方开辟饲料来源。”⑩1957年2月，他就海南岛大部分农场赔钱的问题指出：“国营胶园应该特别注意多种经营。如养猪、养牛，种咖啡、香茅、剑麻、菠萝等。在目前胶树幼小的情况下，必须以副业来养正业。如果这样，国家不仅不需要什么投资，而胶园还可以更加扩大。”
朱德关于经济建设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的思想，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提出住有所居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1955年7月，他视察内蒙古后强调“修造房屋是农民工建设中必须加以特别注意的问题”，“一定要符合经济、实用的原则”，“一切非生产性的建筑，应实事求是，从当地条件出发，向老百姓学习、看齐，并应就地取材，注意防风、保暖（如设土炕等），宜矮小不宜高大，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这就可以“在充分发挥因地制宜的潜在力量，尽量节约国家资金的原则下，修造出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大量的房屋”。①1959年6月，朱德视察黑龙江后强调：“无论城市和乡村，今后应该鼓励群众自己建筑房屋。”“黑龙江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这一方面可以鼓励群众成家立业，做到安定人心；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购买力对日用品的冲击。”②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在调研中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细节问题，强调管理工作要方便群众生活。1959年6月，朱德视察辽宁后，就“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长年食堂”的原因明确指出，“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群众对于自己的粮食安排，向来是有计划地食用，细水长流”。③1962年5月，他视察陕西、四川后，针对“集市上的饭铺小吃等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觉得很不方便”的现象，指出：“我和农民谈话，他们说，愿意赶场时自己带上粮食换吃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人或者供销社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国家不供粮食，只是由农民自己出粮食吃饭。这样既养活了一部分人，又便利了群众。”④
四、体制改革：经济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各项体制机制
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是理顺关系并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建设更好发展的必然要求。朱德在各领域的调研中，就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经济建设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朱德较早提出经济管理不能统得过死，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56年6月，他视察辽宁后指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至于中央和地方在领导上如何进行分工，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在双重领导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问题，我认为流通税和国营企业利润应作为中央的财政收入。但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可在企业利润中给地方一定的提成”。⑤1957年4月，朱德视察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后，针对“中央条条对地方的干预过死、过多，地方上无权、无钱办事”的问题，进一步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体制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应下决心把财权下放，不要害怕放下去以后拿不上钱来。”⑥他还以机械工业为具体事例，指出中央对地方“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协作，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⑦1957年5月，朱德就东北三省在出口工作中“上边的限制较多”，“不能放手去做”的情况，指出：“如果能够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⑧
朱德关于经济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各项体制机制的思想，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提出机构改革的重要性。1957年4月，他视察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后，指出：“在森林的采伐和管理上，森工部门同林业部门互相掣肘，常常扯皮。两套机构、两套人员也不符合精简节约的原则，应该考虑把这两个部门依然合并起来。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机构和人员，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便利于工作。”⑨1958年7月，朱德视察甘肃后，充分肯定甘肃在商业方面实行“四合一”和“三合一”的做法，“四合一”就是将原来的省商业厅、服务厅、供销社、外贸局合并组成为省商业厅，“三合一”就是将原来的农业社、基层供销社和信贷社三者合一，农业社中建立服务部和信贷部。“四合一”好处甚多，“大大精简了机构，紧缩了人员”；“便于统一领导和全面安排工作”；“减少了流转环节，改善了经营管理”。“三合一”同样如此，“进一步便利了农民的购销，节省了大批劳动力”；“更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及时地供应了生产资料和推销了土特产品”；“彻底改造了小商贩”；“加强了购销的计划性”；“给基层商业机构的精简创造了条件”。①1963年5月，他指出四川天然气的研究设计和经营管理缺乏统一领导，并针对“有关的石油、化工、纺织等几个部门在同时进行，因此技术力量弱，又不集中，有些工作又在重复进行”的问题，强调“四川应当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统一和协调对天然气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并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对于已有气田和供用气的经营管理问题，现在也还没有解决，因此在气田和输气管线的维护上，在供气和用气上以及在价格上和收费上等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也应当由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和解决”②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朱德在调研中非常关心党的建设，强调要完善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体制机制。1956年5月，他视察山西后，就部分农村党支部“对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些忽视”的问题指出：“有些同志认为：‘高级合作化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了，富农阶级消灭了，地主分子和坏分子不敢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有的‘只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甚至连党的生活会议都不愿参加。有的支部认为：‘今后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以前重要了，生产工作有‘上级作决定，干部下命令，党员作保证，社员去执行就行了。这种情况在目前虽不太多，但值得注意。”③1956年6月，朱德视察辽宁后，就企业中党的领导的问题指出：“不少干部对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在思想上有抵触，认识上很混乱。省委认为在辽宁省各厂矿贯彻中央这一决定，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主要是有计划地调整和加强企业中党的领导干部。沈阳市委建议调动政治质量比现有党委书记为高的厂长任党委书记。这个问题最好能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工业交通部统一加以研究解决。”④他还就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分管问题指出：“辽宁省党的基层组织已实行分管，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已交省、县委农村工作部管理。但是省、县委农村工作部因为力量不足，经验缺乏，做得很少。同时省委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组织部挂不上钩，中央农村工作部又不管这项工作，因此，在业务指导上发生了不少困难。县里的工作重点是农村，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交给县委农村工作部管理是否合适，请中央考虑。”⑤
综上所述，朱德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观点，及其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责编：张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