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
文世芳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举办经济学讲座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其中，国外经济学讲座、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发展经济学讲习班开启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沟通交流、为市场化改革做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有利于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讲座；市场化改革；国外思想资源引入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85-08
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1980年前后，中国通过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举办经济学讲座、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等路径，将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史学界对中国改革思想的来源研究比较薄弱，对西方经济学如何引入中国、对改革开放有何重要作用往往言之不详①。本文拟在梳理西方经济学于改革开放之初引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基础上，重点挖掘具有当时历史特点的经济学讲座（讲习班）史料，并阐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没能受到应有重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经济学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人们的思想逐渐从迷雾中解放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也迎来了科学理论界的春天。在此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经验。在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中，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成为一时之需。如果说学习苏东经济改革思想是为了寻求改革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那么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则是试图运用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启发新的思维模式、拓宽改革路径。在涉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具体问题时，西方经济思想往往能带来具有操作性的重要启迪。尤其是在提高经济效率、释放经济活力、激发企业发展动力等领域，西方经济学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因此，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后，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引入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条路径。
（一）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美国、日本、西欧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邀请了一批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美经济界交流的桥梁，此后中美经济学家互访来往密切。比如，1979年7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受邀访问中国，提出要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世界经济讨论会的倡议，并于1980年3月、7月两次派代表访华磋商。1981年3月，在中美双方的组织下，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经济界人士在杭州进行了经济问题的探讨。①1980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受邀访华作学术报告，并与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弗里德曼强调市场价格机制有传递经济信息、刺激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可根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创立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妨碍其他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些观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②与日本经济界的交流互访，还走在美国之前，1978年前后就已有不少互动。1979年，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武郎两次访华与中国经济界进行广泛交流，影响巨大。谷牧回忆，1979年1月和大来佐武郎等进行的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啟蒙作用。”③此后，日本经济学家来华交流日益密切。1978年谷牧出访西欧五国，正式拉开中国学习借鉴西欧经验的大幕。此后，中国与西欧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频繁。比如，对西德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古托夫斯基多次访华、并被中国聘为经济顾问，他的意见得到中国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1979年8月，胡耀邦就在《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④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华考察、培训，无形中也给中国输送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在1980年、1984年两次大规模考察中国经济并写出考察报告，对中国政府高层和经济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
1979年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开始为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特别重视国外经济情报的搜集。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经济社团组织下，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前沿的讨论越来越多，并翻译出版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仅在1980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钟淦恩翻译的詹姆斯·托宾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张自庄、赵人伟翻译的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夏炎德翻译的格拉夫的《理论福利经济学》、陈彪如翻译的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易家详翻译的威廉·格·谢佩德的《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蔡受百翻译的约·肯·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9年11月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出版，风行一时。除了翻译，国内经济学家还撰写了介绍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比如胡代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张培刚和厉以宁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编的《国外经济学评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经济》、《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的《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后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与上个世纪之交西学东渐高潮时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直接翻译出版国外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中国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已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自己著述这两条渠道进行的。”①
（三）举办大规模的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理论和方法，培养中国自己的经济人才，举行了一系列经济学讲座和讲习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大经济学讲座（讲习班）：1979年11月开始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从全国抽调了40余位经济学专家进行讲授，一直持续到1981年。1980年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邀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讲授。1981年的发展经济学讲习班，邀请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讲述了当代美国及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现状。
这三条途径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作用和影响也各有侧重。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并作学术讲座和交流，主要对象是中国政府高层和重要经济官员，对中国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更直接，而政府高层对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认识和肯定，有利于经济学讲座的开展和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举办大规模的经济学讲座，主要对象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经济部门的研究骨干。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所在教学科研单位介绍和传授，发挥种子作用。西方经济学著作的最早翻译者和介绍者很多出自这个群体。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专著，主要对象则是全国读者，带有普及性质，尤其对高等院校青年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除此之外，其他途径对西方经济学引入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比如派遣留学生、进修学者出国学习，就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引入。
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路径，虽然重点不一样，但是一个互相联系而促进的整体。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所获得的理念和知识，往往会在经济学讲座中予以介绍，访华专家的著作也会趁机翻译出版。比较经济学的传播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经济学家钱荣堃回忆：“70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劳埃德·G·雷诺兹教授来南开大学访问，送给我一本他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比过去的著作有很大发展。不久，我国经济学界在北京举办外国经济学讲座，我以‘比较经济学为题作了一个报告，随后发表了几篇论文，简要地介绍了比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新的变化，引起国内一些听众和读者的兴趣，接着，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比较经济制度。”②西方经济学逐步扩大影响后，率先接触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又开始在一些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种多途径共同发力下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其科学方法被充分运用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之中。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举行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在三种路径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居于邀请西方经济学家针对“关键少数”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针对“普罗大众”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讲座是大张旗鼓的，能起到促进思想开放的作用。参与经济学讲座的学员、中国教员以后大都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以及重要的经济决策者。
（一）国外经济学讲座
1979年3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成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6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座谈会，正式启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决定成立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四个小组。负责理论与方法组的于光远，为了解当代国外经济学及其研究动态，委托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讲座于1979年11月初开始，每周一次，从全国各地抽调从事国外经济学研究有所成就的40多位学者进行主讲，其中有厉以宁、陶大镛、高鸿业、苏绍智、赵人伟和荣敬本等人。主要学员是国家机关中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等院校经济类教师和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人员。
国外经济学讲座内容全面，在当时对西方经济学带有启蒙性质。讲座一共进行了60讲，从1979年持续到1981年，包括当代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濟学中的应用、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经济学、经济法学、当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苏联东欧经济思想等专题，几乎涉及当时主要的外国经济理论。
国外经济学讲座对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参加讲座的学员毕竟有限，为了满足各界了解和学习国外经济学的需要，从1980年3月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就组织编撰《国外经济学讲座》丛书，拟每15讲出版一册，一共出版4册。当年7月，《国外经济学讲座》第一册出版。出版前言明确表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供我们参考”①。作为中国第一套较全面、系统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书籍，《国外经济学讲座》出版之后，满足了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界了解国外经济学的迫切需求，客观上起到了现代经济学启蒙的作用，影响甚广。有经济史专著认为，《国外经济学讲座》“从学说史的角度简略介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及其以后的主要学术流派和主要理论，对于普及西方经济理论起了较重要的作用。”②有经济学家表示：“读研究生后，又是经由于光远先生主办的‘西方经济学讲座才得以进入现代经济学。”③
（二）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逐渐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抓紧进行外交“补课”。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就在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率领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与中方进行了广泛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敲定，198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为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计量经济学主要是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来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一门经济学学科。它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青睐，许多重大政策和项目都重视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中，计量经济学家占很大比例。计量经济学可以弥补中国传统经济学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足，因此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计量经济学讲习由7位美国经济学家每人讲课1周，一共7周。克莱因讲授经济计量学导论；安德森讲授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刘遵义讲授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邹至庄讲授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萧政、安藤和粟庆雄分别讲授经济计量方法、应用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④讲习班的100名学员，以中国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研究人员和教师为主。
当时的中国政府高层对国外理论和思想资源十分重视，对于外国经济学家来华讲学求贤若渴。1980年6月，計量经济学讲习班开学典礼在彰显官方色彩和重视程度的政协礼堂举行。1980年7月初，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了讲习班的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安德森、刘遵义、邹至庄。198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刊发讲习班的消息。报道以介绍经济学家观点的方式指出：我国过去经济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的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是分不开的。①《人民日报》在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西方经济学讨论内容，是一件思想解放的大事，代表着改革开放的一种风向。将过去中国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和领导人“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挂钩，也是相当尖锐而醒目的。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的基础上，运用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成为亟需探索的新课题。数量经济学讲习班的举办可谓雪中送炭。
（三）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根据中美学术交流计划，1980年底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和美方进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会。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得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次讨论会，我们更加感到有必要在我国经济学中填补这个空白。”②中方代表提出“根据1980年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的经验，1981年可由美方组织一个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习班，希望有不同学派的人士参加”，美方表示很有兴趣。③根据中美双方的反复讨论磋商，1981年七八月间，美国9位知名发展经济学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进行授课。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这个研究主题契合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而且当时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不仅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关注，而且受到经济决策层的重视。
讲习班教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都名重一时，斯蒂格利茨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部分有驻外顾问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比如韦斯特法尔曾常驻南朝鲜任国家计委顾问、鲁杰尔曾任土耳其外贸顾问。参加培训的中国学员共80名，主要是高等院校教学科研人员、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计划、统计机关派出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④
专家们在讲习班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国很有启发。比如，安东尼·唐对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作了对比分析。他认为中苏两国都面临着非常敌对的国家。因此，对两国而言，如何变得很强大以对付敌对国家，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个很急迫的问题。同时，两国还肩负把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传播全世界的责任。所以，两国的发展战略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是一种以强国为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如果苏联不是实行这个战略和目标，那么就可能在希特勒入侵时垮台。从这种战略来看，经济发展的幅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不是十分必要的。瑞士的人均收入比美国高，但瑞士是个弱国。相反，中国人均收入尽管非常低，但却是个强国。在大规模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规划下，农业的作用就是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消费的作用也是如此。鉴于此，在评估中国的发展情况时，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以强国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求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指令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市场和价格就不是很重要。但是这种制度必将付出代价，代价大小与制度执行长短有关。如果执行时间不长，那么代价不会太大，低效率也将可以忍受、人民也可作出牺牲。如果时间太长，情况就会不一样，人们会问：“为什么这种时间那么长，我们需要改善生活！”⑤
对这次发展经济学讲座，媒体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日报》只是在讲座结束后，发了一条美国经济学家离京的消息，并没有作出任何评价。①但是，发展经济学讲习班在经济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的讲授，有很强的针对性。约翰逊对于粮食补贴政策和中国粮食进口的分析，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考虑粮食政策，并警惕通货膨胀。拉尼斯关于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理论，对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合理引进外资具有重要的启发。斯蒂格利茨关于计划和市场、集中和分散等观点的辩证分析，和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市场的观念是相通的，对于解放思想很有意义。安东尼·唐关于强国战略必然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然后必然实行指令性制度，实行这种战略和制度的时间久了，人民必将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的观点，对于解释新中国建设历程、解释一些重大经济政策、客观看待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现在看来都很有启发。通过学习，中国经济学界受到发展经济学启蒙，有利于跳出原有思维模式考察中国经济问题。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这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有研究者指出：“现代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如果不是在改革最初时刻，那样大张旗鼓，中国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改革开放，也全然没有思维的基础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符号。”②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首先是一种实用工具，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其次是一种沟通符号，有利于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一起为中国发展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再次是一种理论准备和人才储备，市场化改革需要熟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家群体；最后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东国家改革的经验借鉴等一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撑。
（一）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苏为师”，苏联政治经济学占有统治地位。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虽然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走上了靠群众运动发展生产的歧途。在很长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西方经济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剥削理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很多经济学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长期的思想禁忌被打破。经济学家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标准”、“按劳分配”等思想来批判极端思想，满足了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提出的最初需求。但是，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需要中国人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思维方式发生更彻底的转变。试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家庭的中国，无论在国际合作、引进外资与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界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总结和提炼出新思想和新政策，满足了实践的需要。
（二）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的沟通交流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融入世界，得到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和支持，中国也特别重视借助他们的思想资源、国际经验。如1980年、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考察，1985年国外顶尖经济专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和献策中国未来发展。但是，引入世界经验和国外智力资源的效果，容易受制于两个问题：一是国外经济学家毕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需要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协助，即协助调查研究、讨论，并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和预测。二是国外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和建议，需要借助中国经济学家的介绍、阐述和研究，使其符合中国实际，才能影响中国高层的决策和经济政策。这就需要中国具有一批掌握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思维和分析工具，又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熟谙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家，架起中外经济思想沟通的桥梁。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入，掌握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逐步成长，使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界有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和沟通符号，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吸收、消化。
（三）为市场化改革做理论准备和人才儲备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最直接的任务就是克服旧经济体制的弊端，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快速发展经济。因此，初期的改革是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情况下进行小的局部改革，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铺开的路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理论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①但是从1984年重点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尤其是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朝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走向发展，改革的复杂性、整体性越来越强，单凭“摸着石头过河”难以解决问题，亟需加强改革的整体设计和部署。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考察中国的经济专家都认为，中国改革必须有整体目标和设计，才能使各种改革协调一致、配套进行。邓小平也指出：“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②复杂的城市改革，势必要运用市场机制、价格杠杆、竞争机制以及各种计量模式和预测手段。因此，随着市场体制改革方向逐渐清晰和城市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资源已经不能满足改革的需要，而8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正好为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培养。
在改革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这一批既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又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工作者，逐步承担起为市场走向的改革进行制度设计、政策制订和理论论证的使命。比如，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前夕，1984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又称莫干山会议），在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国有企业等方面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学者的新思想理念和开放性改革思维其来有自。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中央国家机关相关研究机构的青年研究人员。这三个方面机构正是早期与国外经济学家交流、译介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参与国外经济学讲座（讲习班）的主体。这些机构青年人才的成长，无疑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学习与讨论。
（四）有利于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最大的阻力就是思想意识的禁锢。长期以来，中国将斯大林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板，在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将追求“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主张打破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如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没有突破，那么很多改革都将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寸步难行。为了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理论界主要在三方面寻求支持。
一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点，剥离历史发展过程中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从源头上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当时，在马列主义原著中为改革开放寻求依据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出版了马列主义论“生产力”、“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资料。比如，为“经济特区”寻找依据时，就找到了列宁论述“租让制”的理论。第二个是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中寻求经验性支持。因为意识到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中南关系的恢复，中国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性质的重新认同，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可供借鉴的改革资源。正如学者雷颐所强调的，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正是这种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所获得的成功，不仅证明改革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还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疑虑。第三个是从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和地区发展差距中寻求现实动力。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仅“垂而未死”，而且经过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获得空前发展、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亚洲邻国和地区也获得快速崛起。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和中国面临的巨大差距，迫使中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作为总结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它的引入，给中国提供了从理论深度认识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成功的机会。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判断，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整个世界经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发生的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依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少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学习吸收。
这三个理论资源各有特点：回到马克思主义原点，能够正本清源，从源头上解除思想禁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去魅”，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认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对西方经济学的重新认识、借鉴和消化吸收，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特性和时代特性。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重视宏观、原理和推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擅长微观研究、数量分析和具体探讨的特点，有利于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发展和不断推向前进。
（责编：张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