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
贾鑫 赵福生
【摘 要】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在近年来社会化养老的趋势中，其功能的发挥逐渐被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经济、文化、制度变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提供了机遇和技术资源。文章从家庭养老入手，结合“互联网+”时代的背景，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的机遇以及发展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家庭养老；回归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3-0082-03
一、家庭养老的回归的必要性
（一）家庭养老的不可或缺
“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1]
具体来看，家庭养老包括以下两个内涵：
第一，家庭养老是一种模式，是集养老理念、行为方式、责任与义务于一身的家庭养老文化模式，反映了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价值观以及情感模式的继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第二，家庭养老是一种养老方式，是家庭成员履行养老责任、解决养老问题的时运用的具体行为方式。养老方式的选择必然受到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亲代和子代双方经济情况、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
家庭养老是家庭养老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体与局部、内在规定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家庭养老不会消亡，而只是一种适应性变化。[1]
（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中国的养老模式是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养老方式从普遍的家庭养老向小范围（单位承担主要养老职责）制度化养老，单位养老退出再回到家庭养老又到逐步扩大制度化养老的范围，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体系。[2]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推动了制度化的社会养老模式的迅速发展，而日渐普及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也逐渐改变了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文化氛围。当下老人对于自己的需求是表现出一种内忍特征。父母关心孩子前途发展，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选择社会养老，而不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調查显示，[3]在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时子女的主动性比老人高。社会化养老不仅替代了部分家庭养老功能，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舆论环境，使得子女能够将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进行正当转移。
（三）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
根据2011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服务研宄》显示，老年人内心更希望得到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的照料，这是社会化养老服务无法提供的。
社区、居家养老等方式无法替代亲缘关系的精神扶持作用，更无法填补亲缘关系缺失带来的精神空虚。家庭养老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然应该是养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坚力量。各种养老方式的功能不应此消彼长，而应相互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产生应是对家庭养老压力的分担，而不应成为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反作用力。因此家庭养老功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回归。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一定能够依靠发展来解决。[4]，而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必将提供一种促进家庭养老功能回归的契机。
二、“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回归的机遇
（一）“互联网+”时代化解家庭养老困境
“互联网+”突破了传统互联网的物理局限，实现了网络连接随时随地化，能够跨越物理屏障实现无限量、实时化。“互联网+”时代在不牺牲生产效率前提下满足个性化需求，是人们物质需求满足的又一次革命。[5]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积极开展与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行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集成和优化功能，全面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创新力。[6]
在时空分离以及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和现代制造业的结合使这一困境得以破解。而“互联网+”又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更加个性化、便捷化、智能化。
（二）“互联网+”政策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倡导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各类产业相结合。
当前国家层面越来越高度重视发展养老服务，“互联网+”行动计划目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且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益民服务，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兴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7]由此可见，“互联网+养老”已在政策层面得到大力支持，使得“互联网+家庭养老”的推进有了一定的制度优势。
（三）互联网接受度的提高和孝文化传统形成有利环境
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2 132万人，半年增 长率为3.1%，较2015年下半年增长率有所提升。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较2015年底提升1.3个百分点。互联网的使用比例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这意味着，未来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中，能够接受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将大大提升。[8]
传统孝文化的历史传承使得开发家庭养老服务功能的工作更加易于推进，相比于机构养老等其他养老服务形式，家庭养老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优势和孝文化影响下的伦理资源。
（四）网络经济潜在商机吸引养老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年初的数据报告《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O2O（Online To Offline）市场的休闲娱乐类、餐饮服务类的运营模式逐步成形稳定，但医疗、家政O2O市场有很大需求空间，亟待释放扩展。[9]
今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除即使通信类网络应用使用率依旧呈现稳步增长、地位进一步稳固以外，继2014年商务交易类应用使用率快速增长，其中旅游预订类应用使用率从低位转向爆发式增长。新数据表明，2016年上半年商务交易类应用使用率保持平稳增长，其中一直处于低位的手机旅行预订呈现爆发式增长。另外网上外卖行业和网上理财类应用使用率增长最快：网上外卖出于市场培育前期，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网上支付线下场景不断丰富，带动非网络支付用户逐渐转化，同时也带动网上理财类应用使用率大幅增长。
由此可见，O2O模式在我国各类服务领域都取得良好的成效。且线上支付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数据显示医疗和家政的O2O商业发展还未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这几类服务需求很有前景，这些潜在的商机会促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五）可供借鉴的“互联网+家庭养老”新思维
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在“互联网+养老”的实践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可拓展“互联网+家庭养老”新思维，提供经验指导和技术支持。
苏州市沧浪区区政府和区民政局早在2007年10月就正式提出“虚拟养老院”这一概念，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养老精准服务，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针对性，有效整合了资源，大大降低了运營成本。
全国第一个智能化养老服务实验基地——康灜养老服务机构于2014年底在北京投入使用。基地提供管家服务，掌握老人日常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配备现代化通讯设施，可与子女视频交流。入住公寓的老人随时都要佩戴“老人活动检测器”，自动记录老人一日三餐的内容以及健康指标，并自动传输到基地中心服务网站，据此对老人的实时动态、所处位置和身体情况进行远程监控，紧急情况仪器会第一时间报警并向服务中心请援。生活在基地的老人吃住行全部自动化和无障碍。
杭州市上城区在原有较好的“居家养老、居家教育”等公共服务模式基础上，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工作原理和后台支撑，以信息化手段整合民政、劳动、教育、卫生、计生、文化等多部门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资源，实施“居家服务无忧在线平台”工程，让居民从享受“单一部门服务”变为享受统一的“政府服务”，为辖区所有居民“零距离”提供居家养老等系列居家服务。[10]
“互联网+养老”在我国各大城市已纷纷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践成果，各大企业积极开发的智能设备，都为老人的安全和生活方便提供了保证。从技术层面各地的实践成果是可以提供经验指导和技术支持。
三、“互联网+家庭养老”路径展望
（一）互联互通共享新价值倡导家庭养老功能回归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传播媒介。政府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倡导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播放公益宣传片，传播先进事迹、甚至可以利用政府官员以及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宣传其敬老爱老事迹；各级政府还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搞一些孝为主题的活动，如向网友征集类似于“我和父母的故事”等照片、视频，在互联网上发动网友投票，对得票多者给予一定的精神为主的奖励。
（二）网络激励机制增强子代参与动机
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子代在忙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要保证其足够的动机去给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进行情感交流，需社会各方形成激励机制。
社区、医院以及国家扶持的养老机构等可利用互联网信息共享性特征整合学校、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宫等文体机构的活动资源，几方联动设计一些亲子交流、竞技类活动项目，要求亲子合作完成，活动可设立奖项，利用互联网将老人子女的联系方式进行汇总，建立群组，定期发布活动信息，鼓励大家踊跃参与，对于生活照料有较多需求的老人，社区、机构、医院等可鼓励子女前来照顾，建立“敬老档案”，对子女照料陪伴父母的次数和效果（可以探索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设置）进行统计汇总，最终也可换算成积分形式，设置各种形式的奖励，例如敬老光荣榜，在社区、机构或医院等展示；也可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还可进行费用的适当减免、物业费、水电费等的抵扣等；有固定工作的子女，其“敬老档案”数据也可共享至子女所在单位，在职称评定、晋升加薪等发展机会面前对其敬老情况进行参照，最好在考评体系中设置一定权重。激励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于利用此类激励机制大力鼓励员工敬老爱老的私人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也可利用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建立“企业敬老档案”，并进行一定的企业形象宣传和相关政策优惠。
（三）个性化网络设计形成持久动力
网购类应用使用率的提高、O2O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也给“互联网+家庭养老”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不过老龄人口对网络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难以辨别，对线上支付形式普遍心存疑虑。因此在设计此类应用时应注重两个方面：第一，尽量设计简化老人操作的移动网络设备，如老年智能手机的一些常用功能尽量使用按键，避免误碰；操作界面设计应清晰，功能简化，对删除、支付等易引起老人紧张的功能设置多次语音提醒和确认程序。服务评价功能应尽量采用语音输入形式；第二，在应用开发上，可探索将老人和子女设置实名关联账户，对一些服务的呼叫、支付以及评价可由老人和子女合作完成。另外这一三方绑定模式还可以解决失能、办失能老人的需求，子女可根据老人习惯或需求在网上选定服务、填写备注并完成在线支付，服务结束后老人可直接评价也可与子女对话沟通后由子女提出评价及建议。
呼吁家庭养老功能一定程度的回归，并不是希望家庭养老模式回归到传统社会，社会养老体系的健全不影响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而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趋势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其回归提供了机遇，借助互联网，家庭成员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生存发展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更多地履行自己的养老义务，“互联网+”是当今社会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随时随地的互联互通，化解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实现了“母在家中儿不愁”。于父母而言，不仅身体和生活得到了照料，心理上有了“养儿能防老”的满足和慰藉；于子女而言，将减轻“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于社会而言，中华民族的血脉——传统孝文化得以永续传承。
参考文献：
[1]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2]刘燕.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D].华 东理工大学，2014.
[3]史雯珺.社会化养老导入对城市家庭养老的影响研 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4.
[4]邬沧萍，王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求是，2009， （7）.
[5]后向东.“互联网+政务”：内涵、形势与任务[J].中国 行政管理，2016，（6）.
[6]陈潭，邓伟.大数据驱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 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6，（7）.
[7]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Z].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2015-07-04）.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ER].2015.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ER].2016.
[10]翁列恩，王振，楼佳宁. 集成化、信息化与标准化的 居家服务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J].公 共管理学报，2013，（3）
[责任编辑：褚永慧]
【摘 要】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在近年来社会化养老的趋势中，其功能的发挥逐渐被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经济、文化、制度变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提供了机遇和技术资源。文章从家庭养老入手，结合“互联网+”时代的背景，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的机遇以及发展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家庭养老；回归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3-0082-03
一、家庭养老的回归的必要性
（一）家庭养老的不可或缺
“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1]
具体来看，家庭养老包括以下两个内涵：
第一，家庭养老是一种模式，是集养老理念、行为方式、责任与义务于一身的家庭养老文化模式，反映了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价值观以及情感模式的继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第二，家庭养老是一种养老方式，是家庭成员履行养老责任、解决养老问题的时运用的具体行为方式。养老方式的选择必然受到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亲代和子代双方经济情况、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
家庭养老是家庭养老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体与局部、内在规定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家庭养老不会消亡，而只是一种适应性变化。[1]
（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中国的养老模式是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养老方式从普遍的家庭养老向小范围（单位承担主要养老职责）制度化养老，单位养老退出再回到家庭养老又到逐步扩大制度化养老的范围，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体系。[2]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推动了制度化的社会养老模式的迅速发展，而日渐普及的社会化养老模式也逐渐改变了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文化氛围。当下老人对于自己的需求是表现出一种内忍特征。父母关心孩子前途发展，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选择社会养老，而不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調查显示，[3]在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时子女的主动性比老人高。社会化养老不仅替代了部分家庭养老功能，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舆论环境，使得子女能够将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进行正当转移。
（三）家庭养老功能的回归
根据2011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服务研宄》显示，老年人内心更希望得到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的照料，这是社会化养老服务无法提供的。
社区、居家养老等方式无法替代亲缘关系的精神扶持作用，更无法填补亲缘关系缺失带来的精神空虚。家庭养老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然应该是养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坚力量。各种养老方式的功能不应此消彼长，而应相互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产生应是对家庭养老压力的分担，而不应成为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反作用力。因此家庭养老功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回归。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一定能够依靠发展来解决。[4]，而互联网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必将提供一种促进家庭养老功能回归的契机。
二、“互联网+”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回归的机遇
（一）“互联网+”时代化解家庭养老困境
“互联网+”突破了传统互联网的物理局限，实现了网络连接随时随地化，能够跨越物理屏障实现无限量、实时化。“互联网+”时代在不牺牲生产效率前提下满足个性化需求，是人们物质需求满足的又一次革命。[5]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积极开展与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行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集成和优化功能，全面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创新力。[6]
在时空分离以及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和现代制造业的结合使这一困境得以破解。而“互联网+”又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更加个性化、便捷化、智能化。
（二）“互联网+”政策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倡导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各类产业相结合。
当前国家层面越来越高度重视发展养老服务，“互联网+”行动计划目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且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益民服务，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兴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7]由此可见，“互联网+养老”已在政策层面得到大力支持，使得“互联网+家庭养老”的推进有了一定的制度优势。
（三）互联网接受度的提高和孝文化传统形成有利环境
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2 132万人，半年增 长率为3.1%，较2015年下半年增长率有所提升。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较2015年底提升1.3个百分点。互联网的使用比例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这意味着，未来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中，能够接受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重将大大提升。[8]
传统孝文化的历史传承使得开发家庭养老服务功能的工作更加易于推进，相比于机构养老等其他养老服务形式，家庭养老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优势和孝文化影响下的伦理资源。
（四）网络经济潜在商机吸引养老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年初的数据报告《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O2O（Online To Offline）市场的休闲娱乐类、餐饮服务类的运营模式逐步成形稳定，但医疗、家政O2O市场有很大需求空间，亟待释放扩展。[9]
今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除即使通信类网络应用使用率依旧呈现稳步增长、地位进一步稳固以外，继2014年商务交易类应用使用率快速增长，其中旅游预订类应用使用率从低位转向爆发式增长。新数据表明，2016年上半年商务交易类应用使用率保持平稳增长，其中一直处于低位的手机旅行预订呈现爆发式增长。另外网上外卖行业和网上理财类应用使用率增长最快：网上外卖出于市场培育前期，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网上支付线下场景不断丰富，带动非网络支付用户逐渐转化，同时也带动网上理财类应用使用率大幅增长。
由此可见，O2O模式在我国各类服务领域都取得良好的成效。且线上支付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数据显示医疗和家政的O2O商业发展还未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这几类服务需求很有前景，这些潜在的商机会促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五）可供借鉴的“互联网+家庭养老”新思维
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在“互联网+养老”的实践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可拓展“互联网+家庭养老”新思维，提供经验指导和技术支持。
苏州市沧浪区区政府和区民政局早在2007年10月就正式提出“虚拟养老院”这一概念，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养老精准服务，实现了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针对性，有效整合了资源，大大降低了运營成本。
全国第一个智能化养老服务实验基地——康灜养老服务机构于2014年底在北京投入使用。基地提供管家服务，掌握老人日常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配备现代化通讯设施，可与子女视频交流。入住公寓的老人随时都要佩戴“老人活动检测器”，自动记录老人一日三餐的内容以及健康指标，并自动传输到基地中心服务网站，据此对老人的实时动态、所处位置和身体情况进行远程监控，紧急情况仪器会第一时间报警并向服务中心请援。生活在基地的老人吃住行全部自动化和无障碍。
杭州市上城区在原有较好的“居家养老、居家教育”等公共服务模式基础上，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工作原理和后台支撑，以信息化手段整合民政、劳动、教育、卫生、计生、文化等多部门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资源，实施“居家服务无忧在线平台”工程，让居民从享受“单一部门服务”变为享受统一的“政府服务”，为辖区所有居民“零距离”提供居家养老等系列居家服务。[10]
“互联网+养老”在我国各大城市已纷纷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践成果，各大企业积极开发的智能设备，都为老人的安全和生活方便提供了保证。从技术层面各地的实践成果是可以提供经验指导和技术支持。
三、“互联网+家庭养老”路径展望
（一）互联互通共享新价值倡导家庭养老功能回归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传播媒介。政府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倡导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播放公益宣传片，传播先进事迹、甚至可以利用政府官员以及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宣传其敬老爱老事迹；各级政府还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搞一些孝为主题的活动，如向网友征集类似于“我和父母的故事”等照片、视频，在互联网上发动网友投票，对得票多者给予一定的精神为主的奖励。
（二）网络激励机制增强子代参与动机
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子代在忙于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要保证其足够的动机去给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进行情感交流，需社会各方形成激励机制。
社区、医院以及国家扶持的养老机构等可利用互联网信息共享性特征整合学校、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宫等文体机构的活动资源，几方联动设计一些亲子交流、竞技类活动项目，要求亲子合作完成，活动可设立奖项，利用互联网将老人子女的联系方式进行汇总，建立群组，定期发布活动信息，鼓励大家踊跃参与，对于生活照料有较多需求的老人，社区、机构、医院等可鼓励子女前来照顾，建立“敬老档案”，对子女照料陪伴父母的次数和效果（可以探索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设置）进行统计汇总，最终也可换算成积分形式，设置各种形式的奖励，例如敬老光荣榜，在社区、机构或医院等展示；也可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还可进行费用的适当减免、物业费、水电费等的抵扣等；有固定工作的子女，其“敬老档案”数据也可共享至子女所在单位，在职称评定、晋升加薪等发展机会面前对其敬老情况进行参照，最好在考评体系中设置一定权重。激励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于利用此类激励机制大力鼓励员工敬老爱老的私人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也可利用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建立“企业敬老档案”，并进行一定的企业形象宣传和相关政策优惠。
（三）个性化网络设计形成持久动力
网购类应用使用率的提高、O2O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也给“互联网+家庭养老”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不过老龄人口对网络平台上的服务提供者难以辨别，对线上支付形式普遍心存疑虑。因此在设计此类应用时应注重两个方面：第一，尽量设计简化老人操作的移动网络设备，如老年智能手机的一些常用功能尽量使用按键，避免误碰；操作界面设计应清晰，功能简化，对删除、支付等易引起老人紧张的功能设置多次语音提醒和确认程序。服务评价功能应尽量采用语音输入形式；第二，在应用开发上，可探索将老人和子女设置实名关联账户，对一些服务的呼叫、支付以及评价可由老人和子女合作完成。另外这一三方绑定模式还可以解决失能、办失能老人的需求，子女可根据老人习惯或需求在网上选定服务、填写备注并完成在线支付，服务结束后老人可直接评价也可与子女对话沟通后由子女提出评价及建议。
呼吁家庭养老功能一定程度的回归，并不是希望家庭养老模式回归到传统社会，社会养老体系的健全不影响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而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趋势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其回归提供了机遇，借助互联网，家庭成员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生存发展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更多地履行自己的养老义务，“互联网+”是当今社会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随时随地的互联互通，化解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实现了“母在家中儿不愁”。于父母而言，不仅身体和生活得到了照料，心理上有了“养儿能防老”的满足和慰藉；于子女而言，将减轻“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于社会而言，中华民族的血脉——传统孝文化得以永续传承。
参考文献：
[1]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2]刘燕.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D].华 东理工大学，2014.
[3]史雯珺.社会化养老导入对城市家庭养老的影响研 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4.
[4]邬沧萍，王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求是，2009， （7）.
[5]后向东.“互联网+政务”：内涵、形势与任务[J].中国 行政管理，2016，（6）.
[6]陈潭，邓伟.大数据驱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 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6，（7）.
[7]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Z].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2015-07-04）.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ER].2015.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ER].2016.
[10]翁列恩，王振，楼佳宁. 集成化、信息化与标准化的 居家服务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J].公 共管理学报，2013，（3）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