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学说的扬弃
张丽红
【摘 要】“节制生育”是久已有之的词语，带有浓厚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痕迹，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毛泽东首创的“计划生育”提法，巧妙地摆脱了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的理论困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口观的话语体系。从“節育”到“计划生育”，不仅是名词的变化，而是代表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从“计划生育”话语体系的建立，可以一窥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灵活、智慧地对资本主义学说开展扬弃，深入地透视这一历史时段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
【关键词】节育；计划生育；毛泽东；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60-07
资本主义是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国家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已经产生了许多资本主义学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形势。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新中国更多地是学习苏联，实践社会主理论，但是具体到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面对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学说，比如提倡节制人口时就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国家节制生育的学说。对于这些资本主义学说，除了批判之外，其实也吸收了其合理因素，进行了实用主义的扬弃，只是批判是大张旗鼓的，吸收合理因素是悄悄进行的。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影响力最广泛的主张“节育”的理论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以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美国白皮书的反驳，新中国成立之初，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主张销声匿迹。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主张“节育”的言论从国家领导人到学者又重新活跃，毛泽东首创“计划生育”之说。尽管学者小心翼翼，都标榜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但还是很快受到了批判，被认为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些学者甚至被打为右派，“节育”主张重新沉寂下来。此情此景凸显出社会主义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遇到了理论上的困境。“大跃进”狂热过后，20世纪60年代重提控制人口的主张，毛泽东曾提出的“计划生育”一词全面替代了“节育”，巧妙地摆脱了理论困境。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对于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均已有专论进行过论述，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的是人口学家梁中堂教授的相关研究。①本文立意于以“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提法所代表的理论体系为突破口，侧重考察新中国从反对节育到提倡节育、进而到“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阐释新中国提倡节育遇到的理论困境及破解之法，进而窥视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对资本主义学说开展扬弃，更为深入地透视这一历史时段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
一、毛泽东曾经撰文痛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谬论”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一书，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他的人口论发表以后，影响很大，推崇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等学者对其关注、争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者均曾撰文进行评价。总的来说，他们批评得多，肯定得少。
1949年8月，美国政府面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从而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阐释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所以发生革命；过去的政府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写下《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文章来反驳，首先申明革命的发生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进而直接点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①被毛泽东斥为谬论后，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新中国臭名昭著，马尔萨斯主义成为悬在主张控制人口者头顶的政治帽子。毛泽东之所以斥责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谬论，一方面是出于对美国政府将其作为指责中国革命的政治工具的愤恨，一方面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对它的批判。
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谈到马尔萨斯，甚至在《资本论》中专辟一章评价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他批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一书“是一本攻击法国革命和与它同时的英国改革思想（葛德文等）的小册子。它对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行辩解。理论是从唐森等人那里剽窃来的。”②恩格斯则具体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理论基础错误所在，“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③恩格斯曾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阶级本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④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马尔萨斯并没有全盘否定，曾辩证地指出：“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⑤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人口过剩的“道德的抑制”办法基本未置可否，甚至肯定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⑥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扬弃态度，其实为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留下了理论空间。不过，苏俄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却进一步升级。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短暂地实行过节育政策，后来一直提倡生育，实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苏联曾一度授予生育并抚养10个以上子女的妈妈“英雄母亲”的称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马尔萨斯为“反动经济学家”，称马尔萨斯理论“反动透顶”。
二、重提“节育”，凸显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的理论困境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苏联的影响，也因为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和中国数千年“多子多福”传统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实行了反对节育、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与此同时，人口控制理论作为一种负面的资本主义的“谬论”，受到严厉的批判。曾有作者检索1949-1952年的《人民日报》，发现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①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
195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告，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净增率高达千分之二十。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以及人民群众要求节育的呼声②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和领导人的注意，人口过度繁殖的现实迫使党慢慢改变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开始重视节制生育问题。邵力子的节育主张对共产党高层影响比较大，毛泽东与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讲话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特别提到邵力子提倡节育；周恩来也曾将节育办法冠之以“邵老提议的”③。目前发现，共产党高层中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是最早提倡节育的，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1953年8月以后，邓小平副总理一再指示我们改正”④；1954年他对邓颖超来信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⑤；同年，他向卫生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节制生育的指示。⑥周恩来1956年曾肯定提倡节育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⑦”1954年12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并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开宗明义“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然后引用列宁的讲话和苏联先节制生育后提倡生育的历史申明中国不同于苏联，不需要提倡生育。⑧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示下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卫生部党组在这份报告中进行了自我批评，“上述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我们中央卫生部领导上对节育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盲目地不赞成绝育。对这样的重大政策性问题，我们既未认真研究，亦未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和请示方针，就自作主张，这是忽视党的领导，是严重的分散主义的错误”；卫生部在主张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同时，小心翼翼地申明“我们这样主张，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毫无共同之点”。①
国家领导人讲话提倡节育和中共中央的批示下发以后，社会上有关节制生育的言论重新出现，但仍有不少人高举反马尔萨斯的帽子反对节育。1955年7月，邵力子、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浙江小组会上提出节制生育，遭到不少代表的反对，反对者多次指责他们陷入了马尔萨斯主义泥潭。②
目前为止，暂无发现毛泽东在1956年以前对节育的直接意见，但依据中国当时的领导体制，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提倡节育的座谈会、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的报告应该是得到毛泽东的赞同的。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曾问到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③”这段讲话很重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概念的讲话，但这段讲话长时间以来并未公开，估计当时知道的人不多。广为人知的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讲第七个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讲到“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政府設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要想办法，要做宣传。”④
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主张节育的学者，马寅初、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医学界、社会科学界专家、教授活跃起来，先后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或在报刊上发文倡导节育。1957年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接着在《新建设》1957年4月号上发表《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2月21日，吴景超在《文汇报》上发表《开展人口问题的研究》，接着在《新建设》杂志1957年3月号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3月5日《人民日报》曾以《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研究》为题对吴文进行介绍；陈达在《新建设》1957年5月号上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并得到毛泽东的表扬，7月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
不料，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不清楚是否他们的节育主张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为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带来了右派帽子，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中却点名指责他们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⑤马寅初的情况比较特殊，据说有人提出要把他划为右派，但周恩来和陈云保护了他，《人民日报》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不点名批评了他，他后来单枪匹马跟反对者在北京大学和学术期刊上公开论战了两三年。⑥虽然这些学者在文中都申明不是马尔萨斯主义，如马寅初《新人口论》专辟“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两部分，但别人批评他们的时候还是把他们视作马尔萨斯的孝子贤孙。最著名的就是广为流传的康生质问马寅初，你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其实，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经多次修改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时，已经没有“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等内容。①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的修改，先后产生13稿，反复推敲。有学者通过细致研究毛泽东对这篇文稿的反复修改，指出此时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已有微妙变化。②笔者也认为毛泽东绝不是无意漏掉了“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等字眼，而是有意为之，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适合在这篇理论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需要低调。1957年10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③1958年，“大跃进”发动后，开始着重强调“人多好办事”，“节育”、“计划生育”不再被提起，甚至被批判。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提到“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④邓子恢在为《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作序中直接点出，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无可争辩的彻底地粉碎了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⑤
从1956年到1958年，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节育主张经历了大起大落。毛泽东首创“计划生育”提法，提倡节育，学者群而从之，但是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打乱了节奏，主张节育的学者被质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领导人也不再提倡节育。这凸显了政治环境对人口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也凸显了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的理论困境。控制人口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但遭遇了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怎样才能名正言顺地控制人口，而不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主义呢？这成为摆在国家领导人及节育主张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用“计划生育”替代“节育”，巧妙规避理论困境
人口众多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开始重提控制人口，并进入了切实操作阶段。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仍然保留了“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实行计划生育”这一条。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开篇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生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进而申明“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⑥地方政府切实推行中央的政策，比如广东1963年成立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由一名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担任主任，突出抓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到1965年，改变了历史上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状况。又如，陕西普通农民侯永禄，深受娃多的困扰，在1964年自愿做了绝育手术，并编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快板。①即使在“文革”期间，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中断。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0世纪60年代初重提控制人口时，像50年代一样，仍然是“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并用，稍显混乱。卫生部部长助理齐仲桓曾经在1958年的节育工作汇报会上提到：“节育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提法？我们没有规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到节育，也提到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提法更积极主动一些，节育是个手段，是男女双方的事。”②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也是既提到“计划生育”，也提到“节制生育”。1963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报告时，提出“计划生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節育”；同时提出“应该产生我们社会主义对人口的正确观点。③”
周恩来的上述讲话表明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建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迫切性。马恩列斯虽然对人口问题有过经典论述，但内容并不是非常丰富，而且也不能完全照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首创的“计划生育”提法，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在人口问题上的探索。“计划生育”中的“计划”二字借自计划经济，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从词义上分析，“计划”二字比“节制”二字有弹性，当时是节制生育的意思，以后内涵可随实际情况拓展。这个探索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对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学说开展扬弃的结果。周恩来就曾肯定，“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他一定的客观性，而他主观主义作出的结论为帝国主义所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④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展轰轰烈烈批判的同时，实际上又借鉴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展现了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
到1965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杨振亚明确强调：“计划生育是人口发展的科学理论。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不是计划生育而是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是社会基础不同；第二是理论观点不同；第三是实施的方法也不同。节制生育是从一家一户、个人生活、安逸享乐出发的。计划生育是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出发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具体到大夫作手术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上环、流产、结扎，我们也上环、流产、结扎，这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我们看到一些文件，有的提节制生育，有的提计划生育，老是搞不清楚。实际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是两种不同思想体系。”⑤同年11月，周恩来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时讲话，只提“计划生育”，未见“节制生育”字眼。⑥这两份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到这个时候，毛泽东首创的“计划生育”提法全面替代了旧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的“节育”。
由此可见，人口问题被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不仅反对节育、提倡节育被视为“姓社姓资”的有关大是大非的问题，实质内涵相同的“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也被贴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节育”、“计划生育”的此消彼长，绝不是简单的名词替换，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解决现实问题时遭遇到以及如何解决意识形态束缚的缩影。
四、结语
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但历史事实却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成立之初即面临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形势。社会主义中国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往往不得不面对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文明，如何规避、突破意识形态障碍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是经常会遇到的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可惜建国以后，面临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对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日趋保守，再无见到毛泽东的类似表态。但是在解决中国人口过多的现实问题而遭遇“姓社姓资”意识形态障碍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在实际上又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用实际内涵相似、社会主义意味浓厚的“计划生育”替代了早已开始使用的资本主义味道浓厚的“节育”一词。这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对资本主义学说加以改造利用和扬弃，彰显了中共高层的智慧和灵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国人才彻底解放了思想，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中共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出身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一度踊跃参与此种话语体系的创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毛泽东明确提倡节育之后发表了大量文章，人口学界一度活跃起来。但很快被政治运动冲击下去，许多学者被指责为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一些学者甚至被打为右派，人口学界再度沉寂，好在并未形成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大的運动。时隔几年，党和国家重提控制人口时，学界再无声音，而是由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借力毛泽东“计划生育”的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的话语体系——计划生育，但是由于缺乏学界的参与，话语体系并不是非常完善。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同时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提醒党和政府着力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让知识分子充分发表意见，帮助党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决策。
（责编：周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