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政治特色

    孙迪

    【摘 要】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围绕保家卫国这个政治任务而展开，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这种政治特色在陕甘宁边区小学的国防教育、劳动教育以及政治思想教育中都有不同特点的展现。独具特色的政治教育，使小学生建立起抗日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成为边区政治宣传的生力军，在边区的统一战线、宣传教育、反对敌人渗透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政治特色；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52-08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这一地区环境恶劣，地广人稀，经济基础薄弱，在文化方面更是落后。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说：“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仅有一百二十个……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①。边区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即把小学教育提上发展日程，着力增加小学数量和儿童入学人数，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效。通过一组数据，可以看到边区小学教育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937年春，共有小学320个，学生5000人；秋，小学545所，学生10396人；1938年春，小学706所，学生14207人；秋，小学773所，学生26725人；1939年，小学883所，学生20402人。1940年，小学902所，学生26912人。②时值战时，政治和军事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这一“中心工作”也充分体现和嵌入到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之中。本文拟从国防教育、劳动教育以及政治思想教育3个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政治特色做一探讨。

    一、国防教育：配合战争动员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对小学生们实施国防教育十分必要。

    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要进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③1938年初，边区教育厅响应国防教育的号召，发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在此抗战时期，尤其敌人逼近边区，边区将成为直接抗战区域的形势下，我们的小学校也应该配合着抗战动员，适应着战时的环境和需要，更具体更紧张的把应教的课、应做的工作推动起来，这样才能和群众的抗战运动与儿童的战时活动取得密切的联系，使国防教育在任何环境下可以继续发展，不至受丝毫的妨碍。”④1939年，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指出：“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材，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①可见，边区政府已经将国防教育作为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来抓。因而，边区教育厅要求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并转移课程重心，将统一战线和抗战政治教育作为课程重点，其次注意防空防毒、反汉奸托匪等常识教育；课外活动方面，建议小学生积极参加各个抗战动员活动的布置、参加少先队、慰劳抗属等，一切活动都应以配合抗战为主。②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再次强调：“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③可见边区政府对小学国防军事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1940年之前，边区小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被抗日战争的相关内容所占据。据边区教材编者刘御的回忆，1940年之前的国语教科书“三句话不离抗日”，一切家禽家畜、益虫益鸟的本能活动，都被描写为抗日，就连石炭石油、钢铁棉花、火车汽车、飞机轮船也都在教科书中自言自语，争先恐后要抗日去。对人的教育更是“人人去当兵，当兵打日本”。④1938年，《全民抗战》刊登《半年来边区的国防教育》一文，其中有一篇《常識课教学法》，该文指出，选择教材时应注意“能引起儿童爱国热情的”、“和目前各种抗战工作有关系的”。⑤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也都采用相关教材进行国防教育，如国语教材“以能发挥抗战精神，激发抗日情绪的生动的文字为原则……”美术课是“注重以抗战时事讽刺漫画的欣赏及创作为中心，并注重战时群众生活及儿童生活的素描和宣传图画的制作”⑥。此外，保育院小学每天吃饭之前都要齐唱《吃饭歌》，而歌词内容也一样“三句话不离抗日”，歌词唱道：“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⑦可见这种教育渗入了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者们逐渐意识到教材内容几乎全部围绕抗日，太过单一，因而对教材进行了改革。在陕甘宁边区负责编写教材11年的辛安亭同志回忆道：“（1938年）开始编写教材，我们只提出教材要抗日化的口号……对儿童特点和科学知识却有所忽视，群众对此很有意见。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1940年我们对教材进行了一次改编。改编的指导方针是：在贯彻抗日的教育政策、坚持教材抗日化的前提下，着重一般文化知识方面的内容，注意教材的科学化与儿童化，长期性与全国性。”⑧经过1940年的这次修改，第二部教科书大大减少了这种满是抗日口号的课文，增加了许多文化知识内容，但仍然属于抗日化教材的性质，继续坚持对小学生们的国防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随之开始，战争状态依然持续。陕甘宁边区随即制定相应的《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规定：“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亦应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一切教育工作都应成为保卫边区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①方案还要求中小学应战争需要补充课程内容，进行军事教育：国语、政治及公民课应着重培养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军尚武的精神，并应向学生解释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史地课应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及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史迹，并联系战争形势，说明各解放区的形势概况，以提高保卫边区的高度热情；理化或自然卫生课应添授防空防毒、急救看护、熬硝炼磺、制造火药和地雷等实用知识；体育课应添加简单的军事训练。此外，还要求加强学生会或儿童团的组织及工作，充分开展包括拥军优抗、动员参展等活动。②由此可见，在国共内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依然具有军事化、政治化的特点，这与当时处于战争之下的国情是紧密相关的。

    严酷紧迫的战争状态使得条件艰苦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不得不最大限度调动一切资源为之服务，采用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将边区群众动员起来，使之迅速适应战争状态，掌握必要的战争知识，坚定保家卫国的信念，增强抗敌御辱的勇气，从而提升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战斗水平和御敌能力。

    二、劳动教育：培育阶级观念和群众观念

    劳动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重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科长李之钦曾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实行国防教育，而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问世之后，开始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但是，“不论国防教育也好，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好，都贯串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个基本精神。边区的国民教育始终是按照这两个精神办学的”。③

    1939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就把“劳作”作为小学教学科目之一，并规定劳动生产“应与其他课目取得密切联系”。④在整风运动之前，边区学校劳动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集体劳动中锻炼身体、培养集体精神、训练组织能力、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⑤然而，从教科书内容以及一些边区小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此时的劳动教育并不是很成功，劳动与其他课目的密切联系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小学生们也因教学内容与边区劳动生活脱节而未能真正培养起正确的劳动观。1940年，边区编写了第二部教科书，增加了一些文化知识的内容，但其中不少内容与边区的生产生活、劳动人民脱节。例如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讲火车、轮船、电气机械，而不把边区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知识教给学生。又如课本上画一个高挂在天空中的太阳和一个刚从梦中醒来准备起床的娃娃，课文写道：“太阳出来了，妈妈起来了，爸爸起来了，小娃娃起来了，大家都起来了。”⑥边区的人民由于生产劳动的需要，每天早睡早起，太阳还没出来就扛起锄头下田劳动去了，所以这样的课文完全反映的是都市生活，与边区劳动生活相去甚远。因为教学内容与边区劳动人民的需要脱节，学生们，尤其是那些非工农子弟，就变得轻视生产劳动，不愿务农；很多群众因此不愿送孩子入学。⑦边区保育院小学的教员教一个孩子纺羊毛，孩子说：“教我弄这么臭的羊毛，真不卫生，将来还会得肺病哩！我就不要赚这几个工钱。”有的孩子又说：“我死也不愿意纺纱，将来我要到外国去学机械工程咧！”①可见为边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光靠劳作课程的设置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更全面的劳动教育。

    随着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开展，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边区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改革。

    1943年的整风学习中，有人批评小学教材“基本上还是洋教条”，“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情绪。”负责编写教材的辛安亭等同志反复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文献，对照文件进行思想检討与业务检查，逐步认识到教材中“确有受不良影响而出现的洋教条”。②因此，1944年出版的新教材加入了许多与劳动生产、劳动人民相关的内容，如国语课本中，反映生产知识、生产运动及劳动英雄的课文占了1/5，这是相当显著的变化。③1946年，教材再次更新，编写者们更是“紧紧抓住培养劳动观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④。据统计，1946年编写的初小国语教材中，有30%的课文是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⑤编写者们希望，通过这些课文，“教育儿童深刻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的道理，帮助他们树立起劳动光荣，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憎恨和蔑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的思想感情”。⑥

    整风运动之后，许多边区小学也响应政府的号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方针。除了劳动观点的灌输，学校还大力进行生产知识教育，将边区生产所需的技术教给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如子长第一完小增设植棉等课程，课余时间教员带领学生种菜烧灰⑦；吴堡李家塬小学将二十四节令、收种庄稼、种棉、栽树、养蚕、养羊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学生们回家又将这些知识告诉家长⑧。许多学校改革都取得了优良的成效，学生们真正懂得了热爱劳动，帮助家庭干活，敬爱边区劳动人民，因此很多群众纷纷送孩子入学，改变了对学校的态度。⑨

    劳动教育大大加强了政治教化的效果。1941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初步总结两年来的完小工作和今后意见》指出：“把生产劳动与教导和身体的修养相结合，这是我们新教育的努力方向，也就是与资产阶级教育最基本差别之一。因此，进行劳动生产教育（如种菜、纺毛等）不仅可以改善生活，同时含有很大的教育意义。”⑩可见边区的劳动教育是具有阶级性的。边区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过程也表明，劳动教育不仅仅使学生热爱劳动，更是建立群众基础、树立群众观念和阶级观念的一种方式。

    三、政治思想教育：灌输基本政治理论

    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政治化，除了包含国防教育和劳动教育两方面，当然还有包括比较直接的政治思想教育。如果说前两者是较为间接的政治灌输，后者则属于比较直接的政治灌输。除了政治课之外，小学的常识、国语、地理等教材中都有鲜明的政治教育的特征，都向学生们灌输着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

    一方面，指定教材本身政治化倾向明显，“几乎没有一种教材不是连篇累牍的大谈政治，甚而至于国语常识等教科书，都编成了政治课本”①。初小三年级的常识课本中有《共产党就是革命的领导者》一文，写道：“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当中，两方面都有自己的领导者。在近代的中国，革命方面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是毛泽东。反革命方面的领导者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蒋介石就是反革命的大头子。”②高小《地理课本》中《惊天动地的变动》一课写道：“后来共产党来了，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民众都很欢迎。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动——土地分了，土豪打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费打倒了。政治变成民主的，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做官的只给大家工作，再不象以前抖什么威风。各处都训练自卫军，以抵抗敌人和查拿汉奸。”③此外，辛安亭还曾于1948年将《旧三字经》改编为《新三字经》（后书名改为《儿童三字经》或《儿童三字歌》），供儿童学习，其中有“毛主席，领导强，新中国，立东方，党中央，指航向”等语句。④这些教材都用简明扼要、高度概括的语言对边区的政治变化、当前任务进行了总结，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在边区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作风，将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灌输给学生。除了这一类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课文之外，还有一些教育小学生树立阶级观点的课文。如第二部国语课本中的《石匠苦》一文，就通过“楼上富人吃酒肉，楼下石匠打石头……富人吃糕又吃馍，穷人没有米下锅”⑤这样的贫富对比来树立起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从而对小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再比如历史课本中，用元朝统治者的故事来解释统治阶级进行残酷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恶行，用陈胜吴广起义来灌输农民革命、阶级反抗的思想，在《道教和佛教》的课文中讲解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群众的情况。⑥这些课文将阶级观念生动地体现在文化知识中，让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思想灌输。

    另一方面，小学教员们自选教材时，往往选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政府训令甚至延安干部学校的材料。如甘泉完小国文课选用防旱备荒训令为教材⑦；吴堡李家塬小学政治常识课采用生产自卫、人民防奸公约、报纸作教材⑧；子长完小有计划地组织读报，定期报告时事，并将其与各门课程——特别是国语、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在国语课上还经常请请县区负责同志报告各种建设、运动、政策以及革命故事⑨。这些材料中有太多官方政治话语，很容易让教学字字句句离不开政治。

    在课外活动时，边区小学经常进行一些富有政治象征性的游戏项目，做到寓教于乐。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文体生活，而且还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如《捉特务》就是根据1935年秋，边区华池县悦乐区五乡青年救国会主任李建英带领儿童团员执行任务时，盘查一个带驳壳枪的便衣特务，当即送交了区保安科的情节而创编的。类似的还有《骑兵打仗》、《抬飞机》等游戏。①

    这种较为直接的政治思想灌输能够让学生们很快熟知“共产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特务”等诸多概念，能够小小年纪就跟延安的干部一样大谈政治。1940年，延安举行儿童节纪念大会，很多小学生登台演说，一个个都像延安的干部一样，“满口时髦名词，慷慨激昂的讲出成篇的政治大道理”。第二天，报纸将其大加表扬一番，称赞某些小朋友为“小政治家”。而这并不是发生在保育院小学这样干部子弟学校中的特殊案例，这在边区条件稍好一些的小学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就算是一般的乡村小学，虽然训练不出前面所说的那样登台演说的小政治家，但他们所教出的学生，喊喊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那是绝不成问题的。②

    陕甘宁边区小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起步之初并不顺利，脱离实际的老问题依然凸显，学生们往往只是鹦鹉学舌，未能够真正消化、理解这些概念，因而在思想转变方面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儿童只学会了一套政治名词语句和口号，但是并不能了解这些东西的内容。”这是一种“太政治化的病症”，对儿童来说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正如保育院小学校长程今吾所说，这种教育是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的。③随着小学教育的逐步发展成熟，中国共产党、小学教育工作者对边区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加深入，渐渐出现了《新三字经》等朗朗上口的课文、采用了一些实用性更强的教材、创造了将趣味性与政治象征性相结合的游戏活动，使得课程教材、教学方式越来越贴合边区实际生活、贴合儿童本身的特质，使孩子们能够真正受到教育。

    基礎教育无疑在政治理论的灌输、政治觉悟的养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列宁高度重视学校政治思想灌输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④少年儿童时期是形成政治取向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时期，在其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稳定的阶段，用政治思想灌输来引导其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将对其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接受了特定政治观念、政治话语教育的少年儿童，其积极性、创造性、宣传动员能力也相当可观，陕甘宁边区的小学生因此在边区的宣教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教育成效：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化

    从1937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始终坚持“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对小学生们进行系统的国防教育、劳动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国防教育，小学生们养成了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掌握了在战争中求生自救的知识和技能，爱国热情和同仇敌忾的情感被激发。由于这种教育，有的学生被敌人捉去，打得死去活来，也不吐露一句实话，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少年英雄的气概。⑤有的学生在面对鬼子和伪军时，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回答他们的盘问，与他们机智周旋。⑥通过劳动教育，在改善了学校物质生活的同时，小学生们还建立了正确的劳动观，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树立起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并且配合边区的大生产政策；同时，群众也更加爱护边区的小学校，愿意送孩子们来上学。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这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小学教育还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教化的方式对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通过国防教育、劳动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边区的小学生们迅速成长为边区建设的生力军。小学生们从学校里了解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运动等等，主动利用假期进行宣传，并配合政府工作。如裴庄小学“配合本庄的卫生运动，发动学生打扫自己的家院，并且帮助政府检查他们各自周围邻舍的卫生，结果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并在村民大会上受到指导员的奖励。……成为政府检查公共卫生的得力助手”。①据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完小毕业学生百分之四十以上参加了边区工作，成为边区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②以延川为例，延川完小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完小毕业生有340人，党政机关从1943年起从中提拔与培养了102人到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占总毕业人数的30%。完小学生从小受革命教育，思想纯洁，工作十分积极主动，并且能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工作表现十分突出。③鄜县也提出教育新方针，指示今后完小要多培养地方干部。④这大大缓解了边区干部紧缺、素质不高的情况。

    其次，小学生们能够深入群众，通过扫盲、读书读报、办文化合作社等形式为边区的大众教育、政治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较低、文盲较多，学校“运用小先生的办法，领导附近的群众识字工作……在教学内容中讲授政府的政策法令，使学生对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权有清楚的认识，并随时帮助政府推动工作”。⑤比如三岔小学，“孩子们由学校回家了，还要当小先生，给识字组或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哥嫂姐妹们教书。幼年的娃娃们，这时都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小战士了。”⑥有的学生在休息时间为群众读书读报，“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政治认识”。⑦比如张家坪小学的学生们“在村里成立了两个读报小组，每逢三、六、九日的晚上读报，群众都听得很起劲”。⑧鄜县第一完小的小学生们组织了文化合作社，出售笔、墨、书本、戏本等文化用品，一方面增加了学校收入，另一方面起到了宣传教育及普及文化的作用。⑨

    再次，边区小学生们还常常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秧歌戏是边区小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一些小學的体育课上，“除了打球以外，即以宣传秧歌队为主。”⑩边区的秧歌剧与过去旧的“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小小画家”等的儿童歌剧是完全不同的，“新的儿童秧歌剧，是和生产劳动，革命斗争相结合的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儿童歌剧。”秧歌戏和秧歌剧不仅是小学生的体育活动，更是进行民众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1944年，《新华日报》刊载《延安完小的新气象》一文，写道：“今春拥军拥政爱民运动中，完小学生把拥政拥军爱民的道理，一一给他们的家长传说。此外学校又以生产拥军防奸伪内容，编成秧歌剧，到处去宣传，给了市民很大的教育。”除了秧歌戏和秧歌剧，还有话剧、歌咏等一些其他文艺演出。如庆阳市举行大会时，完小或女小就会在会上演唱《八路军进行曲》、《保卫边区》等政治宣传性质的歌曲。①再比如子长第二完小举办游艺会，“本村一百余户农家有很多全家都来了，就是轻易不出门的妇女也来了五十余人”。“剧目有秦腔改编成话剧的二流子转变，及自编的生产四部曲歌舞和饭前一席话”。②子长完小学生更是利用寒假组织工作队，在全县演出进行宣传。1944年，子长完小学生在寒假期间奔走42天，在本县10个区演出了以二流子转变、防奸斗争、武装保卫边区、爱护军队、加紧生产等现实题材为内容的剧目，很受群众欢迎。为了使观众对剧情进一步了解，印象更深刻，每次出演时，没有角色的学生都会挤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工作。③在演出过程中，很多群众都产生共鸣，流下眼泪；有的二流子深受感触，当场决心要改正。除了演出，每到一处，工作队还要“派小先生去教歌，派教员去讲时事”；学生们还跟群众拉话，帮助百姓干活儿，百姓们都觉得他们很懂事，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娃娃都这样有规矩”，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好感。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对当地群众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也让学生和教员“实际看见了全县人民丰衣足食的生活、武装保卫边区的力量和情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活生生的再教育。④

    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不仅使得小学生们受益匪浅，更在边区建设、大众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学生愿意上学、群众积极送学生上学、群众接受学生们的帮助教育、学生和群众支持边区政府相关工作的良性局面。

    五、结语

    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的灌输一直是中共政治的鲜明特色。教育本身除传授知识之外，还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职能，更是政治动员和宣传的关键环节。陕甘宁边区小学通过国防教育、劳动教育和直接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小学教育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使边区儿童从小就受到政治的熏陶，建立群众观念、阶级观念、劳动观念，并且还通过小学生的扫盲、读书读报、文艺演出等活动帮助推动了整个边区的政治宣传，进一步实现了政治动员的效果。虽然这种教育存在着泛政治化、过于功利性、忽视系统知识等问题，但对当时的边区建设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政治特色影响深远，对1949年后的教育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然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⑤的方针，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责编：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