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从廖蒋配到汪蒋配

    曾庆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不久，廖仲恺被戕。孙、廖之死，让历史走进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不仅将国民党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也让孙中山手创的黄埔军校，同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的“代帅”地位，即受到了挑战。1925年4月底和5月中旬，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加伦避开胡汉民，在东征前线的汕头，召开过两次秘密会议。两次会议除了密筹回师广州，讨伐滇、桂军外，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议题：筹划改变广州政府体制，调整国民党权力架构，更换最高领导人。5月8日，从北京返至香港的汪精卫，不回广州，而特意绕道前往潮州，同蒋介石“倾谈”。10日汪、蒋二人在汕头再次“长谈”。据毛思诚编《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述：汪在谈话中告诉蒋说，“总理病瞀中，犹以微息呼介石，绵惙不已”。意思是孙中山临死之前，念念不忘（以微息呼）蒋介石，并且“绵惙不已”。这一信息，在有关的史料中，似乎还未见过，这是不是汪随口说来让蒋听了感动呢？ 这就很难查考矣。反正蒋听了很受用，不但“呜咽良久”，并且“感其（汪）亲爱也”。①也就是说，蒋即对汪产生了好感，两人即时拉近了距离。此为汪、蒋结盟的开始。5月13日，汪在汕头参加了廖、许、朱、蒋等人的第二次秘密会议。在胡汉民、汪精卫的第一轮权力角逐中，蒋明显是站在拥汪的一边。汪之成为广州政坛一号人物，蒋显然起了推动作用。

    这年8月20日，“廖案”发生。此后，广州开始了汪、蒋在政治、军事上的联手运作。他们一度密切配合，脉脉相契。正如李宗仁所说：“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全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直到对付西山会议派时，他们还是互相合作的。然而在黄埔军校，他们的关系却并非“亲如手足”，而应另当别论。

    廖仲恺生前，是黄埔军校党代表，被称为军校的“慈母”。黄埔军校之筹办、招生、经费筹措、干部配备、教学训练直至“校军”、“党军”的组建，无一不是廖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亲力亲为，无一不浸透着廖的汗水与心血。更为重要的是，廖身为国民党之党代表，代表党掌握着军校、军队的方向。他是舵手，是“党”的威力、意志在军中的体现。党代表制是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心机所在。孙长期周旋于各种军队之间，却多次为各种军人所反噬，深知对有枪在手的军人，不能不有所监控与制衡。军中设党代表，以党控军，是孙结合自身的经验教训、借鉴苏俄红军体制长期思索的结果。孙所设计的廖蒋配，让廖任党代表，蒋任校长，也是对二人之品行观察、权衡所致。廖仲恺与蒋介石，当然是思想、个性各不相同的人物，而廖的资历、地位、能力、人脉及他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均有超出蒋的因素。从实际效果看，廖蒋配是黄埔军校得以在艰难中筹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廖仲恺去世，黄埔军校的廖蒋配被打破，廖對蒋的影响、制衡因素不再存在。天平失衡，大厦倾仄，处在这一历史关头，黄埔军校何处去？特别是孙中山决定的党代表制，即党管军队的体制（党军体制）能否坚持？又让谁代表党来掌握军校和军队？这自然就成为万众瞩目的问题了。

    这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被“请”出局后，又由汪“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能顶替廖仲恺，以国民党的形象出现，继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看来只有汪精卫了。1925 年9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汪为“党军”和黄埔军校总党代表；10月2日，汪正式就黄埔军校党代表职。廖蒋配一变而成为汪蒋配，这是一个未免让人猜度多端的组合。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够资历，但在为人、处事诸方面，却有欠缺，尤其是缺乏原则的坚定性，易于随风摇摆。他只是主要因为被俄方看好而勉强上台，而不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人物。汪热衷于搞政治，然而不会玩政治，上台伊始连二接三地搞“地震”，借故造势，将胡汉民、许崇智及一帮政治异已势力（林森、邹鲁等）全部排出了广东（这部分人初时并不都是反汪的），一心将国民党搞成清一色。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是打破平衡，撤去缓冲势力，并非是一种明智的作为。令人更有联想的是，汪本身缺乏内在的罩得住蒋的能力与气度，在与蒋联手掌政时，他只是一味想得到蒋的支持，急于让蒋的枪杆子来支撑、配合他的笔杆子，因而，在拉蒋的过程中，过分地取悦甚至取媚于蒋，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蒋的吹鼓手，为蒋抬轿子、吹喇叭，这无异于在蒋的面前自我示弱和自我矮化。有的人因之担心，汪顶替了廖仲恺的岗位，可能起不到廖的作用。汪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可能会导致军校中党的地位、作用的弱化。在许多人看来，汪蒋配，是跛足而配。

    10月2日，举行黄埔军校党代表就职典礼。汪的演讲，一开始就称自己“不敢担任”，接着又讲了一个“哲学家的驴子”的故事。说一头驴子拉着沉重的车辆，一路上，人们不断往车上增加什物，最后驴子倒了，车子也翻了。汪显然在埋怨自己负载过重，但从这番话也可以听出，他是把“党代表”当作是往他的驮车上添加的“什物”来看待的，看作是一种额外的、过分的、让他不堪承受的负重。作为一篇就职演说，这样子破题，实在是于理不直，于气不壮，自我矮化；通篇演讲，也未涉及到如何治校和如何治军。这就让人感到他是底气不足，倦于职守，对“党代表”这样的重任亦漫不经心，在全校教官、学生面前，露出了他的弱点与欠缺。

    自然，汪并不是一位不作为者。为了挤进军校和军队，为了在这一他未曾开垦过的领地中找到属于他的位置，他还是搞了不少动作的。汪任党代表的决定刚刚作出（9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即于9月23日发表《旧军新化》一文，大造其势，说军队设党代表，“无论什么军的号子，都操之党代表的手里，而不是操之于军官手里。”①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之锣鼓，敲得不落凡俗。汪自己也大讲“党治”，强调“党”高于政府，高于军队，高于军校。他的原话是：“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当孙、廖逝世，胡汉民出局之后，这时讲突出“党”，其实就是要突出汪。汪欲借“党”而自我升值，谁听了，都心知肚明。

    1926年1月12日，当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这是汪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党代表之后作出的一个不小的动作。据蒋的“年谱”记载：“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称埔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汪主席提议：‘国民革命军事、政治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宜合并军校暨各军所立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入伍生班，仍于埔校为校舍。各委员全体通过。”①即载明为汪的“提议”，说明这出于汪的意旨。汪3月1日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典礼上的“训话”中，也说明这件事在去年（1925年）12月就“决定”了（蒋这时还在潮汕），可见，这是汪的一个自选动作。军校缘何改名、改组？汪给出的理由是“统一”两个字，即让国民党统管各军、各校，汪说：“无论什么军队和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亦无所谓特别的党军。”这里讲的“特别”，很容易就让人听出是暗指蒋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点儿“特别”了，隐约释放出此后他作为“总”党代表，将会一碗水端平，让国民党领导下的各校、各军，享受同等待遇的意向。这些话，自然是说给蒋之外的谭延闿、朱培德、程潜这些人听的。在军校校名上加上“政治”两个字，亦应当出于汪的斟酌，为的是让这所学校添上可以认作是属于汪的标记。汪当时可能已注意到蒋的“承受能力”，在他的“训话”中，再次为蒋评功摆好，说“蒋校长的人格和他的奋斗精神，本党各同志，都是极端的钦敬，所以我们拿蒋校长的人格改组这个学校，同时并请蒋校长依然担任本校校长。”②3月8日，改组后的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综观汪在军校改名、改组中的所作所为，可知汪并不甘于将“党代表”做成仅供摆设的“花瓶”，而要有点儿作为，不仅要在黄埔军校打下他的烙印，而且要在国民革命军全军施加点儿影响，让谭、朱、程等有所体察。

    当军校改名、改组还在步步进行时，汪精卫又于2月6日，通过军事委员会作出决议，将黄埔军校的教导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直辖于军事委员会，归广州卫戍司令部指挥节制。③这更加是汪要干预军队、并干预蒋介石的一个非同一般的动作。1925年夏（廖仲恺还在世），当国民政府大力整顿军事时，曾经决定在黄埔军校实行“校”、“军”分立，将黄埔“校军”（教导团）从黄埔军校中独立出来。对此，蒋介石可能是持有不同的主张的，故从当年10月起，即另行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至年底，已经先后组成了三个团。1926年1月4日，蒋又将教导团的三个团，正式组编为黄埔军校教导师，由王柏龄任师长，包惠僧任党代表，刘峙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王文翰、叶剑英、李杲分别任第一、二、三团团长。1月27日、28日、30日，蒋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先后到广州西村、广州北校场和东莞虎门三个地点，分别检阅了这三个团。可见，黄埔军校教导师是蒋一手经营的部队，与“校”、“军”分立的意旨，颇有互相抬杠之意。黄埔军校教导师正式成立不过一个月，蒋刚刚分途去检阅过部队，返回广州，气还未喘过来，就要改变名称，脱离黄埔军校，全部收归于军事委员会。汪的这一个动作，可以称得上是晴空劈雳，猛然劈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蒋当时的感受，应当是大出意外，连做梦都不曾想到。

    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校军队总党代表，对于黄埔军校改名、改组，对黄埔军校教导师改名及改变隶属关系，汪可能认为他有这样做的权力，也有这样做的充足理由。如果廖仲恺还活着，他可能也会这样做，或者会做得顺顺当当。但汪的遭遇却不是这样，他惹上了麻烦。1月12日军校改组的决议通过，13日蒋说了句“谁人可侮，人贵自强耳”！意思显然是说他受人欺侮了。15日，蒋向军事委员会请辞第一军军长职。据《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19日）蒋“对鲍罗廷、汪兆铭的主张‘心辄不乐”。蒋说：“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之同志也。”④他又说：“欲避退不能”，“群疑众谤”。并以“心闷足痛”为由，避不出席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按理说，军校改名、改组，规模扩大，校长未换，对蒋并无损害，蒋不应有所反弹。但是蒋显然心有所忌，因为蒋的品性加上他对于汪的了解，决定了他对汪欲插足黄埔军校的举动，不可能抱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蒋对汪添加于校名上的“政治”两个字，更有不同的看法。本年10月22日，蒋在北伐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请仍改为党立陆军军官学校”。①可见，他对此是耿耿于怀的。蒋此时满腔的怨气牢骚，总之是冲着汪而来的，是对汪欲染指黄埔军校的反感情绪的宣泄。

    对汪变动黄埔军校教导师的举动，蒋介石的反弹，更为明显。据蒋的“年谱”记载：蒋感到“处境屯厄”，“急思解除军职”，多次提出辞职，不但拒不就任刚刚于2月2日任命的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而且于2月9日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蒋说：“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漏适逢连夜雨也。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欲愤而自杀……”（2月18日）。教导师改名为第20师之后，蒋于2月10日、2月16日、2月19日仍然使用“教导师”的名称，对部队发号施令，这说明他并不认同、不接受新的名称。最让蒋感到纠结的，可能还在于汪决定将教导师划归于广州卫戍司令“指挥节制”。蒋本来是广州卫戍司令，蒋出发东征后，从1925年10月12日起，由王懋功（第二师师长）代行这一职务。此时，王懋功被认为是汪精卫的人，与汪走得很近。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是“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汪精卫。”②仅这一点，已经不免让蒋有所疑忌矣。虽然，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让蒋重新担任广州卫戍司令，但或许越是这样，蒋就越觉得不对劲，越觉得这是一个已经设计好了的、等待他往里钻的套子，分分钟都有引爆的可能。这让蒋介石“一月以来，心坎憧拢，时自提防。”③這件事情的后果十分严重，直接导致了后来“王懋功事件”（2月26日）的爆发，种下了蒋、汪破裂的根子。

    对于汪精卫来说，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的召开，算是他皱眉舒展的一段日子。在几个月时间内，胡（汉民）派政治势力和许（崇智）派军事势力因“廖案”而被削弱，胡、许相继离粤。但与汪政见相左之分子，却在北京搞了个“西山会议派”，结果，有将近半数的中央执行委员，站到了反汪、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边。汪排斥异已的结果，是制造出更为难缠的政治反对派。汪派掌权的合法性，成为颇受到质疑的问题。而现在，国民党二大总算召开了，有代表大会的支撑，这种危机，可以认为是过去了。到了这个时候，汪是不是觉得他可以伸展一下自己的手脚了呢？是不是认为他应当出来理顺“党”、“军”关系，发挥党代表的作用，让孙中山、廖仲恺创建的党代表制度得以延续下去呢？他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可能的。前面讲的军校改名和教导师改名、改制，就是二大期间及二大闭幕后不久发生的。这两件事，虽然不排除有俄人和中共党员参与决策的可能性，但总与汪的权衡、思考相关，可以看作是汪基于上述思考而精心选择的两个带突破性的动作。但如上所述，汪遇到了阻力，招来了蒋的猜忌和怨恨。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至此，事态已经很清楚，船到码头车到站，汪的“党代表”的角色，只能当到这里为止。他进不了军校，进不了军队。在黄埔军校，党代表体制的实际存废，已经不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随之，中山舰事件爆发。逼于蒋的军事压力，汪表示“不复欲与闻政治军事矣”，离职远去。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