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再研究

    任云飞+许斌

    【摘 要】中国和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同志加兄弟”般的密切联系，由于意识形态及苏联大国“老子党”的原因，双方在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外交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弃了一直奉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全球反苏统一战线，苏联的对华政策也有所松动，双方在八十年代进行了长达十二轮的会谈，终于在1989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探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历程，对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开展和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80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1-0102-06

    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最大的国家，中苏关系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线和缩影，也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国际格局。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苏联曾经给予了莫大的支援和帮助，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从“一穷二白”到迅速建立起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在五十年代，中苏两国可谓建立了“同志加兄弟”般的深情厚谊，中国也采取了完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后来又相继发生“中苏大论战”和苏联撤走专家，以至发展到1969年相继发生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等流血事件，双方反目成仇，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都处于“冰点”状态，外交关系形同虚设，毛泽东称苏联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①，双方互相指责。七十年代，苏联依托自己超级大国的雄厚军事实力，“包括在中苏边界部署50个师和在蒙古驻扎8万部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升级，包括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SS-20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在内的2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②，还同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印度等国关系暧昧，同时，中国也开始“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③的大规模备战，双方一度剑拔弩张。苏联在1979年出兵中国西部邻国阿富汗，还大力支持越南入侵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形成威胁。但是，随着对外扩张的进行以及军备竞赛的愈演愈烈，苏联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中苏两国接近二十年的“外交坚冰”开始有所松动，苏联高层与中国恢复关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

    一、艰难破冰

    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虽然在军事战略上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已经在与美国的争霸过程中愈加力不从心，庞大的军事开支让苏联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很快就陷入“战争泥潭”，使得苏联的境遇雪上加霜，很大程度上重挫了苏联称霸全球的野心，中美成功建交也使得苏联“腹背受敌”，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趋于务实，开始考虑与中国缓和关系，在他执政最后一年的1982年3月，在中亚重镇塔什干发表讲话，除了固有的攻击中国话语外，也表达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肯定，并且称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威胁”①，被公认为是苏联有意缓和对华关系的开端。中国也给予了回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更加“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②。实际上，中国在恢复中苏谈判前有一个前提条件，共分三项：1.要求苏联呼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2.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3.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中国高层的意思是看苏联能否真正做出一两件缓和两国关系的事，以表诚意。

    从1982年起，双方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从1982年到1988年的6年间，双方进行了多达12轮的“马拉松式谈判”，谈判之所以长期陷于僵持状态，关键在于双方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但主要责任在苏联一方，苏联的亚洲政策是服务于其欧洲政策的，重要性低于美苏争霸的主战场——欧洲，可以说苏联参与谈判的很大原因是“缓兵之计”，所以诚意不足，但中国对这场谈判无疑重视程度更高，因为苏联陈兵中苏边境、入侵阿富汗以及唆使越南入侵柬埔寨，分别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了军事合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及民族利益，所以中方坚持苏方需首先在“三大障碍”中有所作为，才有谈下去的必要，但是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一次谈判中蛮横地说：“难道改善中苏关系就要恶化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吗？”③谈判未能取得实质进展，但可以看出，双方斗而不破，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谈判决心和耐心。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鉴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苏联曾主动派出高官参加吊唁以缓和两国关系，中国也决定利用这一事件，派出与六年前苏联官员层级相当的中国官员前往莫斯科参加国葬，以谋求缓和双边关系，中方派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以及外交部部长黄华赴苏吊唁。对于这次出行，中方可谓是精心准备，甚至于在莫斯科需要怎样说、怎样安排磋商，都由邓小平亲自过问，并且由胡乔木起草、邓小平审阅后由黄华向苏联高层传达。为了保证苏联之行的顺利，中方在谈话中提高了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并避开了两国有争议的话题。苏方对中方的行为表示赞赏，此后由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双方会谈，谈判提高到外长级，中方重申了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但葛罗米柯却避实就虚，称两国关系改善不应牵扯第三国，并且建议两国首先从经贸领域打开局面。黄华指出这样的实际意义不大，双方谈判进展依然有限，此次谈判的象征意义大于實际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关系徘徊不前，谈判处于拉锯状态。表明苏联并不想因为缓和中苏关系而收回在低纬度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留给老对手美国以可乘之机，但是随着美国里根总统的上台，美国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等措施开始在美苏争霸中占据主动，一改七十年代对苏斗争中的颓势，在各个地区向苏联频频出击，而苏联却迫于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以及在阿富汗的遭遇，不得不暂取守势、疲于应对，逐渐处于下风。

    苏联对华政策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除了缺乏真正大刀阔斧实行战略收缩的原因之外，国内政局不稳也是一大原因，苏联领导人没有任期的限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层领导人都已年逾七八十，身体素质欠佳，头脑不清晰，是典型的“老人政治”。国内问题尚且应接不暇，更遑论对华关系问题。再加上从1982年到1985年，年迈的统治者相继逝世，对外政策无法连贯，也是两国关系难以迅速恢复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在契尔年科当政时秉持了更为谨慎的对苏政策，没有积极响应苏联抛出的“橄榄枝”，因为中国高层认为契尔年科“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①，使得中苏更高层谈判有所放缓。

    二、柳暗花明

    1983年中苏外长级谈话后，中方希望双方谈判层级进一步提高，1984年，中国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突然病逝，直到是年12月21日，阿氏的访华才得以成行。虽然阿氏的访问也没有在实质上解决“三大障碍”，但却促进了两国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阿氏与中国许多高层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催化剂。双方不管是高层互访，还是民间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之前的那种“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②式的两国关系一去不复返了。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次年，阿尔希波夫再度回访，两国的经贸、文化、体育交流更趋频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政治、外交僵局的破冰。

    1985年可以被视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年轻有为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他甫一上任，就延续了前几任领导人一贯的缓和关系的政策，表示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③中国迅速做出反应，派遣副总理李鹏出席苏联前领导人契尔年科的葬礼，并且在行前就已安排好赴苏后的日程，为了早日与戈尔巴乔夫谈判，李鹏甚至婉拒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约请。

    为了尽快实现高层互访，中方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首先提出：“三个障碍一下子消除很难，但是总应走出第一步。三个障碍消除都很重要。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④。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⑤并有意让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进行传达，足可见中方之诚意。中国已经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对苏态度，已经从防范苏联的直接威胁转移到了维护地区安全上，苏联的直接威胁已经远非之前那么严重。

    三、最后博弈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权力根基不牢，又面临纷繁复杂的国内问题，所以在任职初期，他在解决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上进展不大，中苏双方在三大障碍上基本停留在数年前的原地，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1985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苏期间，戈尔巴乔夫在欢迎宴会上提出“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⑥，随后双方发表《苏越联合宣言》，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出现了“双方认为，苏联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这样的语言。⑦

    在收到齐奥塞斯库的口信后，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⑧。随后，苏方提出双方可以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表明苏联方面对于中方的善意尚未做好准备。但是，双方从未放弃过努力，1985年底李鹏访欧回国时途经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其会见，这一会晤并非事先安排，李鹏向中央请示后得到批准。谈判中，苏联建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李鹏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即中国不会与苏联再次结盟，而是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再次重申了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所在，虽然两国在此次会谈中并未达成共识，但双方都表现出了各自的诚意，双方关系又拉近一步。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的召开是中苏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巩固了权力，并且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改善的催化剂是越南的举动，是年3月，波兰《晚快报》刊登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阮颐年的谈话，指出：“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的更早些”①。相应地，在中国的支持下，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代表在北京开会后，一致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即表示越南可以同民柬联合政府直接谈判解决撤军问题，撤军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撤军后联合政府可同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谈判，越军全部撤出后可以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实际上默许了联合政府中可以有亲越势力存在。随后，胡耀邦在会见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代表时也声明：“中国对越南没有坏心眼，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②，表明中国也向越南抛出了橄榄枝。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靠近中国的海参崴发表讲话，为了表示诚意，他指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以最认真的态度与中国讨论建立睦邻友好局面应采取的措施问题。”并且提出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③，还表达了削减亚洲常规武装力量的意愿。此外，他提出愿意为与中国解决领土争端而努力。④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访谈时指出，戈氏的讲话虽然有新东西，但是“步子迈得并不大”，提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本人愿意跟他见面，甚至不惜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⑤。邓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戈尔巴乔夫虽然力表其诚意，但是对于核心问题却含糊其辞，迈不开步子，甚至认为这是戈氏的缓兵之计，是想绕过核心问题缓和对华关系，来增加抗衡美国的资本。此时，民柬表示他们可以等待，直到越南接受“八点建议”与民柬进行谈判为止，中方表示赞赏。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步伐明显加快，虽然最为核心的柬埔寨问题仍未解决，但三大障碍实际已解决了两个，成效显著。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1987年，中苏重启了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断了九年之久的边界谈判，双方对东段边界大部分达成原则协议，西段边界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苏联方面的柬埔寨政策也開始逐步松动，不再回避这一问题，接下来的谈判由中方钱其琛、田曾佩两任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分别带队进行，持续了数轮，苏方的意思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提问时首次提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⑥表明苏联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一阻碍双方关系的“毒瘤”。作为回应，5月上旬，在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期间，中国总理赵紫阳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即要求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政由自身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并且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正如苏联所愿，中方做出了让步，不支持红色高棉在撤军后掌权。双方的分歧也越来越小，但是苏联出于其大国战略考虑，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预想中的迅速，因为苏联想先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取得进展再处理柬埔寨问题，前者对于苏联更为重要。1988年，美国也在柬埔寨问题上向苏联施压，5月24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赴苏前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提出撤军“时间表”，几乎同时，苏联外长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联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贡献，仅仅两天后，越南就表示当年六月开始先撤出一部分军队，并且于1990年底前撤出全部军队。

    柬埔寨问题取得重大实质进展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已基本得到解决。在1988年举行的双方第12轮副外长级磋商决定这一机制结束，遗留问题将交由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解决。是年8月27-31日，中苏双方展开了柬埔寨问题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共识加强，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分歧，主要是中方希望越南于1990年前撤军，苏联迅速将会谈情况告知了越南外长丁儒廉，只是越南一时还难以接受，但可喜的是双方同意将柬埔寨问题切割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但是想让苏联就此问题真正实施尚有难度，就在双方会谈结束后的九月，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同苏联发表联合公报表示，越南撤军同消除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政权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①。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9月16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讲话，首先希望立即着手准备中苏最高领导人会晤，其次是呼吁中越双方加强交流，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说明苏联在为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为中国选择捷径，也表现了他们与中国恢复关系的急切心情。中方迅速做出反应，拟派外交部长钱其琛赴苏访问。

    1988年12月1-3日，应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苏联，这是三十年来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在此之前，中方提出，只要越南同意1989年前撤军，中方将同意举行中苏最高首脑会晤，实际上已经将撤军后柬埔寨国内政治发展问题进行搁置，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次要矛盾。关于越南撤军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时再次建议中越直接谈判，认为那样会收到更快的效果，因为苏联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损害与越南的关系，事实上苏联当时能否真正替越南做出决定也是存疑的。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其琛也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在1989年访华。此后，钱其琛又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主题是争议核心问题——柬埔寨问题，钱其琛提出越南应该在1989年9月前撤军，撤军后任何外国势力都应停止插手柬埔寨国内事务，并且建议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由国际维和部队及国际监督保证这一进程的顺利实现，苏方也大体同意了中方的建议，只是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②，但是这一分歧影响不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的大局。但是苏联仍旧没有给出促进越南撤军的期限，因为它并不想亲自向越南施压，而是提出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鉴于此，中方也后退一步，提出了越南撤军的大体时间段为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

    仅仅距离钱其琛访苏不到半个月，1988年12月14日，越南外交部给中国驻越大使馆打电话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次日上午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15日，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递交给李世淳一封越南外长阮基石写给钱其琛的亲笔信，建议1989年3月前中越双方外长举行会晤，经过研究，中方建议越方近期派副外长来华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可以看出，中方对于解决柬埔寨问题，心情是急迫的。越南方面能够如此迅速做出行动，与苏联的幕后推动不会没有关联。1989年1月6日，越南主动宣布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侵柬越军，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华，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越军将于9月底前完全撤出。这样，影响中苏关系的最大一块绊脚石已基本解决。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中国，实际是为戈尔巴乔夫的顺利访华打前站。他与钱其琛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同意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声明，阐述双方一致的主张，但就在这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耍起了外交手腕，翻脸不认账，突然表示不同意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令中方大为震惊。中方迅速做出反应，4日通知苏方，同意暂不发表双方联合声明，但是也暂缓公布戈尔巴乔夫五月访华的具体日期。钱其琛将苏联立场倒退的情况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①。在同日举行的邓小平与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举行的会谈中，谢瓦尔德纳泽一开始就放出烟雾弹，说他昨天已经同钱其琛谈了戈氏访华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建议于5月15日至18日访华，妄图让最高决策者邓小平确认这一日期，造成既定事实，再迫使中方在柬埔寨问题上让步。不料却被邓小平识破，邓小平立即说道：“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②。谢氏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返回北京后，谢瓦尔德纳泽直奔苏联大使馆，钱其琛在机场等候谢氏良久，晚上两人再次会晤，钱其琛不卑不亢地表示谢氏的访问是有建树的，但是不能出尔反尔，因为此时两国关系还未真正正常化。谢瓦尔德纳泽自知理亏，将责任归咎于他的副手罗高寿，只好拿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难处来搪塞中方，最终，他只能留下两位司长处理善后事宜，自己先行回国了。2月6日，双方顺利发布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戈氏访华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然就绪。

    四、修成正果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如期正式访华，这是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终于修成正果。在访华的四天里，戈尔巴乔夫同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和邓小平分别举行了会谈，其中与邓小平的会谈规格最高，会谈实际上由邓小平主导，戈尔巴乔夫更多地扮演了聆听者的角色，在会谈之前，戈氏就“打算像晚輩同长辈谈话那样去进行会谈，东方很重视这一点”③。在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苏态势，随后以亲历者的角度回顾了中苏关系的历史，针对以前两国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建议两国“多做实事、少说空话”④，邓的意思就是当年的中苏大论战，并无什么实际意义，还谈了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看法，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宣布是在此次会谈上发布的，5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顺利实现。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是值得称颂的，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外交方针的进步，中国外交朝着稳健、务实、成熟的方向发展，不再以意识形态的差异来决定外交关系的走向，而是切实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前途为考虑重心，坚持不结盟、不对抗，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双边关系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任云飞，中共中央党校2015级党史专业博士生；许斌，聊城大学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