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上)

    赖某深

    晚清最着名的外交官曾纪泽所着出使日记有多种版本，其中最为学界熟知、引用最广泛的应该是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所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钟叔河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论《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中，专门有一节《他的出使日记》，告知读者岳麓书社出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底本是原来保存在湖南湘乡富厚堂曾国藩故居的曾纪泽日记原件，台湾影印出版，分装八大册，名为《曾惠敏公手写日记》。钟先生还将手写日记与通行节本（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曾纪泽出使日记《使西日记》）分年对比，列表作了统计，证明手写日记近五十万字，而通行节本只有五万字。而将两者逐日进行对比以后，更是发现“节掉的重要内容确实不少”。因此通行节本不能算作“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一般人读到此处，可能以为《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是很完善的版本，其实不然。

    曾纪泽所着出使日记的版本众多，笔者所见到的主要有：

    1. 《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起光绪三年（1877年）秋，止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约五万字。

    2. 《曾纪泽集·日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据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刊印《曾惠敏公遗集》整理。起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止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约五万字，二卷。

    3.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走向世界丛书》版，2008年重印。起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止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约五十六万字（包括人名、译名索引）。

    4. 《曾纪泽日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起同治九年正月，止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即1870年到1890年共20年的日记，是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的汇集。

    在以上各种版本中，最完整、较完善的是《曾纪泽日记》。那是因为点校者刘志惠对所见到的各种版本进行了鉴别，而且作了辑注。以光绪四年曾纪泽日记为例：

    九月初一日。写西字函致裴式楷，借其电报书一观。盖就英国字典，去其甚僻者，取有用之语，以数纪之。中国电报书，字不满万，故以四位码号纪数；西字较少，以五位码号纪数也。（《曾纪泽集·日记》第336页，《曾纪泽日记》779页）

    这段文字非常重要，是曾纪泽自编电报号码（后文有详细叙述）的纪录。因为那时电报费很贵，用汉字编写电报号码字数少费用省，而且西方人编的电报号码不便于保密，所以曾纪泽下决心自编电报号码。而这样重要的内容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写西字函致裴式楷”之下文字全部没有（117页）。

    初二日。法国公使白罗呢来久谈。西人男女并重，故于亲串称谓，最易混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同称，曰父之父母，与母之父母无异也。伯叔父与舅氏、姑丈、姨丈同称；伯叔母与妗氏、姑母、姨母同称；表兄弟、表姊妹、从父兄弟、从父姊妹同称。皆由于男女并重，故亲疏不甚分别。白公使询余亲属，其翻译官德微理亚不能转达，余自以英语译而答之。白、德二君闻亲串名目之细，差等之殊，瞿然以为异焉。（《曾纪泽集？日记》第336、337页，《曾纪泽日记》780页）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则记作 “白罗呢来，久谈”（118页），以下讨论中外亲属称谓的内容全部不见。这段文字可见曾纪泽对中西亲属称谓的深刻认识，而且从中可看出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德微理亚在翻译时辞不达意，曾纪泽自己用英语翻译，起到了较好的沟通效果。但是《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另外记载了试制新衣数件，张之洞、李善兰先后来拜访，中午到英国公使傅磊斯处赴宴等情况，这些内容都是《曾纪泽集？日记》没有的。由此可见，《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虽然源自《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文字大大多于《使西日记》《曾纪泽集·日记》，但也不完整和完善。相反，《使西日记》《曾纪泽集？日记》虽然文字较少，但有的内容《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却没有。原因可能是曾纪泽经常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修改和增删，加之其在国外时有人未经其同意即翻刻其日记，导致各个版本文字详略不同。笔者不能理解的是，《使西日记》《曾纪泽集·日记》《曾纪泽日记》均为钟先生能看到的版本，为何没有在2008年再版《走向世界丛书》时将几种版本对勘，增补相关的文字，使《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更臻完善？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素称难读，这不仅因为该书卷帙浩繁，正文近一千页，将近60万字，而且因为日记像流水帐，枯燥乏味，每天照例记载何时起床，何时睡觉，做了什幺事，读了什幺书，下了几盘棋，写了几副对联，见了什幺人，但都一笔带过，不知其详，不像有些出使日记那样内容丰富多彩，读来兴味盎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纪泽记日记非常刻板，深受父亲影响。

    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十巨册《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从中可看出曾国藩是如何记日记的。他记日记的格式很特别，合两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项。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正是如此记日记的，试看光绪四年八月初二日记：

    晴雨互见。辰初二刻起，批字典，饭后，复批良久。写一函寄刘伯固，又片缄致邓洪芳。至上房一坐。批字典。饭后，恽小山来，一谈。其友裕朗西后来，同谈。入城，拜白罗尼、德微理亚，久坐。拜壁利南、傅磊斯，坐极久。傍夕，拜夏子松，一谈。至总理衙门。因从前交涉事件，须调案牍考求，故移寓署中也。阅《使西纪程》良久。夜饭后，写西字函答阿恩德。阅江宁李小池（奎）所着《东行日记》极久。子初睡。

    曾纪泽这天的主要活动是学英语、批字典；对客，中外友人都有；写信，包括英文信件；因上月二十七日获悉派充驻英、法公使，所以到总理衙门查阅往年交涉事件，甚至干脆住到总理衙门查阅案卷；阅读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及李奎访美的《东行日记》。和曾国藩的“日课”没有两样。

    曾纪泽日记中，经常记载与使馆同僚下围棋，有时看人下围棋看半天。曾国藩日记中，下围棋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记：

    早饭后见客一次，旋清理文件。与筱泉围棋一局，又观筱泉与石洲围棋一局……

    

    还有，曾纪泽对于出国前蒙两宫皇太后召见时的问话详尽记载，各种曾纪泽出使日记均一字未删，甚至连自己在对话时的表情、动作均一一记录，如“免冠碰头，未对”，“肃然未对”，“退至原位”，充分表明了曾纪泽对朝廷的感恩心情。而这在其他出使日记中很少看到。曾国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面见同治帝与两宫太后，十五日、十六日连续接受帝后召见，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第四次陛见，均作了详细的记载，这充分说明了曾国藩记日记的习惯对曾纪泽的影响。

    “与民同乐， 则民不怨”。曾纪泽注意考求西方 “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日记中多有记载：

    中国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筑苑圃林园， 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5，1，20。表示光绪五年一月二十日。下同）

    从房屋建筑谈到城市建设，归结到社会政治制度，“与民同乐， 则民不怨”，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

    驳斥中国刑法过严之说。西方往往认为中国刑法过于严酷，曾纪泽尽量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一次是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土爱师（另处译为屠爱士）谈话，土爱师问：“大辟之刑，一死足矣，何以有凌迟、斩、绞之分？”曾纪泽答道：“罪有轻重，则刑有等差，非独以处犯者，亦欲使齐民知所儆畏也。”另一次是和税务司葛德立讨论左宗棠奏请朝廷将俘获的侵占新疆的雅古贝（即阿古柏）子孙“阉割为奴”，西方舆论哗然，曾纪泽解释说：“宫刑究竟下于大辟一等”，毕竟不是死刑。况且“雅古贝称兵作乱，战斗多年，杀人无算，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其子孙孑遗，不坐殊死之典，而科以应得之刑，西人乃羼入而袒庇焉，名为好仁，实多事耳。”痛斥西方人假仁假义，多管闲事。还有一次则是看到英国报纸议论中国刑罚过严，语涉侮辱，令人愤懑，与使馆翻译、英国人马格里讨论宫刑，马格里说：“欧洲各国，最不以宫刑为然。谓叛逆子孙，若于战斗之际，或于俘获之顷，遽蒙诛戮，西人必不讥为残忍。今事定而科以秽辱之刑，是以哗噪不休。”曾纪泽笑对道：“性命总算第一要紧，英人之论，若谓与其宫之，无宁杀之者，此说终不圆足。”可谓义正辞严。

    介绍法国超级大市场。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记：

    至琫马舍大店，纵观极久。巨细器物，无所不备。使工匠暨男女隶役二千馀人。每日送货之车，用马二百馀匹。庖厨锅甑，大逾等伦，炊炮之事，皆以火轮机器运动升降。店面联数十号合为一家，冬夏尝择日设乐肆筵，以宴宾客。平日游观者，肩摩于堂，毂击于市。茶、酒、果、饵，皆精洁丰腆，陈设于大厅，任游客饮啖，不索值也。入其店市物者，视他处散店，货精而值廉。是以昼夜出入男女，或市器具、衣饰，或专事游览，喧阗络绎，如蚁如蜂。司帐目者百馀人，算不停筹，簿不辍书。又用伙友数人，导客巡视楼阁数重，厨室、畜圈，磨不周至。复有大厅，陈设图籍、书画、小说、新闻，以供游客与店友之分班休息者，偃息而观赏焉，盖杂货店之伟观。而问其资本，出于一人，则其家之富亦可想矣。尝遣店友至中国京师、天津一带，采买瓷器、铜器之属，挈银数万两，遇有适用之物，辄阖一店而收买之，运载以来，陈为一类。局面之开展，于此亦见一斑。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细引录这段话，是因为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超市，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就有了。从日记中可看出，这家大超市货物巨细无遗，琳琅满目，价廉物美，货物全球采购，还有免费饮料，有导购，有休息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无怪乎曾纪泽这天从午饭后一直逛到黄昏，并津津乐道。

    主张面向洋人子弟，在西方设立中国学校，传授中国文化，此为设立孔子学院之先声。光绪五年四月五日记，使馆翻译、英国人马格里提出，中国人流落到英法两国的时时有之，应当仿照西洋各国之例，由本国筹款交给公使，随时收留而遣送回国。曾纪泽认为这个设想很好，但因使馆经费不敷，不易举行。进而联想到：

    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学塾，择中华积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获助益。而所费仅塾师之束脩，赁屋之价值耳，其效甚速而远。然当此经费不敷之际，亦只能托诸空言。

    晚清最早在海外创办华人中西学堂的是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任期为1886—1889），他在旧金山、古巴、秘鲁等地兴办华人中西学堂，是倡导和兴办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笔者在《“绝域使才”张荫桓写的<三洲日记>》一文中已详述。而倡导面向欧洲洋人子弟设立中文学校，曾纪泽则是第一人。

    不遗余力宣传中国文化。马格里向他请教中国好龙起于何时？他答以史事可考者，以龙纪官与黄龙负舟为最早而有据。马格里又说，华人所称龙德，能大能小，能飞能潜，西人以为无据。答以古代有豢龙御龙之官，必是确有其物。《周易》以龙为阳气取象，则然，不必定有其物。还说海里的生物亿万种，“不可以西人未尝见龙，遂以为无是物也”。他与英国着名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雅各讨论《周易》。理雅各曾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他表示诸经都能通晓大意，唯独《周易》难懂。曾纪泽说，《周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精神所注，文字不多，却包含宇宙万物之理，当然深奥难懂。理雅各又说，《周易》为卜筮之书，无关学问。答以西洋人近日的发明创造，几千年前编写《周易》的中国圣人即已道破：“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出入无疾，七日来复”，圣人预存西医之说；即使是七日一礼拜，火车汽机，也都是中国圣人几千年前就预见到的。总之，《周易》于中国学问，“仰观天文，俯观地理”，无所不包，即使西学，亦不能出其范围。曾纪泽是“西学中源说”的典型代表，所举证难免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成分。日记说：“理雅各心折”，约定今后经常来拜访，“剖问疑义”。理雅各是否心服口服只有天知道，日记记录与理雅各的讨论就只有这一次。

    

    曾纪泽“西学中源说”，最集中体现在下文中：

    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文物，与吾华上古之世为近。尝笑语法兰亭云：中国皇帝圣明者，史不绝书，至伯理玺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尧舜而已。此虽戏语，然亦可见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曾有之，不为罕也（5，2，23）。

    弘扬中国文化是对的，但是什幺风俗文物乃至发明创造都是中国“古已有之”，那就不是文化自信，而是牵强附会了。

    为使馆建章立制。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历来注重外交思想和外交交涉，而对于驻外使馆建设，极少有人关注。为使馆建章立制的鼻祖当然是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他为属员规定了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作为第二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主要做了以下建章立制工作：商定使馆医药章程，因有人用药太多，有人无病也喜欢服用补药，导致从国内带去的药物都已用尽，所以制订一个用药章程，加以限制而昭公允；使馆经费不足，如何办理？因使馆公事繁多，随行人员不少，尤其是有大量半公半私之开支，如捐款、奖赏之类，没有报销名目，因此曾纪泽出国之前，即与总理衙门商定，变通办理，即各人扣发应得之薪水，贴补那些候补武弁及难以明文规定报销的费用，到伦敦后，曾纪泽见到郭嵩焘，才知郭正是如此办理的；使馆陈设器具，要精美还是实用？依曾纪泽之见，但求坚固，不须精美。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使馆翻译马格里则认为，要从中国运去精美器具，使外国称羡，以广贸易；此外曾纪泽非常重视使馆官员的文化教育，亲自命题考试、阅卷、评定等次，这在晚清外交官中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效法的。

    

    曾纪泽深刻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对巴黎的繁华绮丽不以为然：“巴黎为西国着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靡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专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

    对于西方文化、科学，他记载了参观伦敦画报社、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动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林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着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

    在法国，他得知“新任下议院首领刚必达，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因此想到“宜与结交，则以后遇事牵涉教堂者，易于了结”，反映了他作为外交官的敏锐性。

    但他的政治观点，有的也较为保守，如评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

    日记中有一些对人、事、书的独特评论，耐人寻味。对正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这样评价：

    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指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不知道严复是否看到过这段文字，作何感想？

    对商人胡雪岩代左宗棠借外债营私舞弊，则评论说：

    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指胡雪岩）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

    日记对于有些重要内容记载太简略甚至失载，像赴俄谈判时的唇枪舌剑就没有具体记载。另外，在离英归国前夕，在伦敦《亚洲季刊》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日记中无只言片语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