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与整体性
王秀娟 耿界
【摘 要】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多元性、整体性的特征。同时，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也逐渐增强，在“多元”民族构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性；整体性；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C9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3-0060-02
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其形成、发展和历史渊源不尽相同凸显了中华民族“多元”的一面。同时，各民族之间鉴于战争、民族迁徙、通婚等多方面的需要，其交流交往交融的程度不断深入，中华民族渐具“一体”的总体形态，“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显现。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重要前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和经济地域发展的多元性。
（一）中华民族起源的多源并举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本身就是多元的。目前学界占主流的分别是：“多元论”“一元论”“外来论”“本土论”。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汉文文献和一些神话传说记载，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在中原逐步发展为“华夏”一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一部分汉族迁徙到中国的边疆繁衍生息，逐步演变为少数民族，于是形成为“五方并举”的大格局，这便是“一元论”。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中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中华民族“外来说”日渐盛行。17世纪，欧洲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起源于欧洲。有人认为来自埃及，之后又有人认为来自巴比伦。20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根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相近这一现象，推测我国文化是从西方传入新疆再传入内地，此外还有东南亚、南亚、西伯利亚等说法，由达尔文提出以斯塔夫里阿诺斯为代表的“非洲单源说”也十分盛行[1]（P.5）。但通过现代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于中华大地的。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具备本土起源和多区域繁衍的条件，由此可以确定中华民族起源是本土的，多元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前分散的区域开始相互交流，并逐渐融合成多个不同的区系，由此也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起源奠定了科学基础。陈连开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九个文化区：第一、黄河中游文化区。主要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这一文化区系相对应的是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以后逐渐发展为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第二、黄河下游文化区。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第三、长江下游文化区。主要是从马家浜、松泽文化，是百越民族的起源；第四、长江中游文化区。主要是皂市下层文化，大圩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是三苗文化的起源；第五、辽西及燕山南北文化区。主要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玉器与礼治的萌芽成为中华民族溯源的重要依据；第六、黄河上游文化区。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氐羌部落文化及其先民的遗存；第七、华南地区文化區。已命名的主要是江西的山背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应是百越先民的遗存；第八、西南地区文化区。这个地区囊括的是昌都、甘孜、川西和滇西等文化区；第九、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盆地东源文化区。主要是以细叶石器为代表的文化[2]（P.26-31）。以上诸多考古资料都能证明，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明衔接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多元性的发展模式。
（二）中华民族经济地域发展的多元并举
经济发展的多元并举主要体现在地域上的“华夷并举”和经济上的“农牧并举”。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陈连开先生曾提到，中华民族的主体结构与文化发展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为主要演变特质，“多元起源”和“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区域单元结构，而“汇聚融合”则于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干——华夏民族。随着中原地区民族的发展，周边少数民族也在各自的地盘上发展着，最终在战国时期少数民族通过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华夷并举”“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其中多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长城以南，秦的统一与长城以北，匈奴的统一，两个强大的力量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产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许多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山地、高原等草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发展形成了游牧业；而地处平原区的中原地区则依据自身优势，发展了农业，逐渐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类型，经济地域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和单一性。鉴于此，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成为必要，各民族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补充和互促互进成为趋势，经济地域发展出现“农牧并举”的态势，为中华民族多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整体性特征形成，主要来自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内聚性和引导性。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从未间断过，锻造出了多彩的中华文化，塑造出了中华民族内聚性的民族精神和脊梁，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演变和推进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导致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性改变。印度在遭到雅利安人和穆斯林的入侵之后，带来了印度文明的断层和分裂，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衰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1]（P.295），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在剧变中被改变，而是一直保持其连续性和完整性。曾有外国学者想把元朝和清朝作为中国之外来王朝，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南北方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也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大地“五方并举”的历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
可以说“汉族”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居于突出位置。首先，从地缘方面来看，汉族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经过夏商周三代汲取新成为历练而成了华夏民族，再经过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进一步形成的民族，本身就带有强大的包容性。其次，汉民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民族，前文已提到，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且发展不平衡。所以，游牧民族需要依赖汉族的农业经济，就必须加强和汉族的交流。再次，汉族的文化，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天下为家的思想，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影响很深，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统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哲学[1]（P.361），是促進中华民族内聚性和凝聚力形成的历史合力。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着汉族的发展，如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就大大增强了赵国的战斗力。各民族之间交融程度的不断深入，也使得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得以凸显。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在：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中国要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从而达到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例如农耕地区向游牧地区提供充足的粮食、农作物、丝织品等等，游牧地区向农业地区输送军马等等。第二，政治上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也出现过通婚、互派使节的例子。此外，就算有的王朝如元朝、清朝，虽然限制了汉族官吏以及人民的权利甚至带有民族歧视的色彩，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是要依靠汉族的力量。第三，从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数次斗争中也可以看出，面对亡国的危险时，中华民族会自觉地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去抗击外来侵略者。另外，费孝通先生注意到一个例子：中原地区统一，边疆地区就安宁，中原地区一旦分裂，边疆地区也会出现纷争。如中原建立了强大的唐王朝，西藏的吐蕃王朝也采取开放政策，唐朝分裂之时，吐蕃也随之分裂。这种情况不是巧合，因为整个中华民族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的一体性联系，客观地起着使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规律性作用。
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多元”和“整体性”内嵌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这种由各民族之间共有的、难以分离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民族统一体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是不容置疑的。
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各兄弟民族因其起源、发展、社会、文化等不同而“多元”，却又因各民族之间的互促互进、耦合共生而“一体”。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表现为“多元一体”的整体态势，各部分之间因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而交融相处，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基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发展历程较长。从各个地区最单一的统一体和凝聚力核心，比如黄河地区、长江地区、西南地区等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在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初级统一体。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经过流动、分裂和融合又逐渐形成了汉族为中心的主要核心聚居区和文化区。之后，汉族通过屯垦移民、通商和战争等形式把东亚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起来，初步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网络格局，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统一格局和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下，遭受了严重的民族危难，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也正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抗衡中，中华民族逐渐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未被吓倒和灭亡，而以一种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东方，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整体性统一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并在这个格局中存在着分分合合、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状态。
多元性和整体性作为中华民族特质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民族内在吸引力和号召力。现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利益共同性、整体相关性和共生共荣性深入增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发展局面，逐步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陈连开.论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5）.
[责任编辑：秦 超]
【摘 要】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多元性、整体性的特征。同时，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也逐渐增强，在“多元”民族构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性；整体性；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C9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3-0060-02
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其形成、发展和历史渊源不尽相同凸显了中华民族“多元”的一面。同时，各民族之间鉴于战争、民族迁徙、通婚等多方面的需要，其交流交往交融的程度不断深入，中华民族渐具“一体”的总体形态，“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显现。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重要前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和经济地域发展的多元性。
（一）中华民族起源的多源并举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本身就是多元的。目前学界占主流的分别是：“多元论”“一元论”“外来论”“本土论”。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汉文文献和一些神话传说记载，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在中原逐步发展为“华夏”一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一部分汉族迁徙到中国的边疆繁衍生息，逐步演变为少数民族，于是形成为“五方并举”的大格局，这便是“一元论”。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中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中华民族“外来说”日渐盛行。17世纪，欧洲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起源于欧洲。有人认为来自埃及，之后又有人认为来自巴比伦。20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根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相近这一现象，推测我国文化是从西方传入新疆再传入内地，此外还有东南亚、南亚、西伯利亚等说法，由达尔文提出以斯塔夫里阿诺斯为代表的“非洲单源说”也十分盛行[1]（P.5）。但通过现代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于中华大地的。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具备本土起源和多区域繁衍的条件，由此可以确定中华民族起源是本土的，多元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前分散的区域开始相互交流，并逐渐融合成多个不同的区系，由此也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起源奠定了科学基础。陈连开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九个文化区：第一、黄河中游文化区。主要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这一文化区系相对应的是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以后逐渐发展为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第二、黄河下游文化区。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第三、长江下游文化区。主要是从马家浜、松泽文化，是百越民族的起源；第四、长江中游文化区。主要是皂市下层文化，大圩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是三苗文化的起源；第五、辽西及燕山南北文化区。主要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玉器与礼治的萌芽成为中华民族溯源的重要依据；第六、黄河上游文化区。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氐羌部落文化及其先民的遗存；第七、华南地区文化區。已命名的主要是江西的山背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应是百越先民的遗存；第八、西南地区文化区。这个地区囊括的是昌都、甘孜、川西和滇西等文化区；第九、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盆地东源文化区。主要是以细叶石器为代表的文化[2]（P.26-31）。以上诸多考古资料都能证明，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明衔接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多元性的发展模式。
（二）中华民族经济地域发展的多元并举
经济发展的多元并举主要体现在地域上的“华夷并举”和经济上的“农牧并举”。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陈连开先生曾提到，中华民族的主体结构与文化发展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为主要演变特质，“多元起源”和“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区域单元结构，而“汇聚融合”则于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干——华夏民族。随着中原地区民族的发展，周边少数民族也在各自的地盘上发展着，最终在战国时期少数民族通过与华夏民族的融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华夷并举”“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其中多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长城以南，秦的统一与长城以北，匈奴的统一，两个强大的力量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产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许多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山地、高原等草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发展形成了游牧业；而地处平原区的中原地区则依据自身优势，发展了农业，逐渐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类型，经济地域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和单一性。鉴于此，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成为必要，各民族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补充和互促互进成为趋势，经济地域发展出现“农牧并举”的态势，为中华民族多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整体性特征形成，主要来自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内聚性和引导性。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从未间断过，锻造出了多彩的中华文化，塑造出了中华民族内聚性的民族精神和脊梁，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演变和推进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导致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性改变。印度在遭到雅利安人和穆斯林的入侵之后，带来了印度文明的断层和分裂，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衰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1]（P.295），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在剧变中被改变，而是一直保持其连续性和完整性。曾有外国学者想把元朝和清朝作为中国之外来王朝，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南北方民族互动交融的历史，也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大地“五方并举”的历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
可以说“汉族”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居于突出位置。首先，从地缘方面来看，汉族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经过夏商周三代汲取新成为历练而成了华夏民族，再经过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进一步形成的民族，本身就带有强大的包容性。其次，汉民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民族，前文已提到，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且发展不平衡。所以，游牧民族需要依赖汉族的农业经济，就必须加强和汉族的交流。再次，汉族的文化，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天下为家的思想，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影响很深，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统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哲学[1]（P.361），是促進中华民族内聚性和凝聚力形成的历史合力。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着汉族的发展，如赵武灵王提出的胡服骑射就大大增强了赵国的战斗力。各民族之间交融程度的不断深入，也使得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得以凸显。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在：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中国要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从而达到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例如农耕地区向游牧地区提供充足的粮食、农作物、丝织品等等，游牧地区向农业地区输送军马等等。第二，政治上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也出现过通婚、互派使节的例子。此外，就算有的王朝如元朝、清朝，虽然限制了汉族官吏以及人民的权利甚至带有民族歧视的色彩，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是要依靠汉族的力量。第三，从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数次斗争中也可以看出，面对亡国的危险时，中华民族会自觉地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去抗击外来侵略者。另外，费孝通先生注意到一个例子：中原地区统一，边疆地区就安宁，中原地区一旦分裂，边疆地区也会出现纷争。如中原建立了强大的唐王朝，西藏的吐蕃王朝也采取开放政策，唐朝分裂之时，吐蕃也随之分裂。这种情况不是巧合，因为整个中华民族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的一体性联系，客观地起着使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规律性作用。
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多元”和“整体性”内嵌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这种由各民族之间共有的、难以分离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民族统一体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是不容置疑的。
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各兄弟民族因其起源、发展、社会、文化等不同而“多元”，却又因各民族之间的互促互进、耦合共生而“一体”。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表现为“多元一体”的整体态势，各部分之间因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而交融相处，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基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发展历程较长。从各个地区最单一的统一体和凝聚力核心，比如黄河地区、长江地区、西南地区等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在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初级统一体。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经过流动、分裂和融合又逐渐形成了汉族为中心的主要核心聚居区和文化区。之后，汉族通过屯垦移民、通商和战争等形式把东亚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起来，初步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网络格局，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统一格局和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下，遭受了严重的民族危难，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也正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抗衡中，中华民族逐渐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未被吓倒和灭亡，而以一种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东方，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整体性统一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并在这个格局中存在着分分合合、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状态。
多元性和整体性作为中华民族特质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民族内在吸引力和号召力。现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利益共同性、整体相关性和共生共荣性深入增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发展局面，逐步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陈连开.论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5）.
[责任编辑：秦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