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南海”释义
摘要：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知的限制，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南海在内的四海在方位上都不具有具体指代性。同时由于对海洋文明关注的长期缺失，认识的缺憾导致了关于“古南海”的记载了了无几且模糊简略，这就使得其区域范围的详细考证愈显困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看法和争议。从史料记述和前贤的研究与争论来看，显然，南海的内涵有一个随时代不断变迁的过程，虽则古南海区域自宋以降便基本固定为今南海海域，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其地域范围与内涵并不相同。
关键词：古南海 范围 内涵 争议
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在备受学界学人关注的同时，亦为文博机构及相关文化事业团体所关注。2016年9月22日，“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图片展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该展览从展示中外文献史料入手，通过五大板块，直观表达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类似的是，南海问题亦多受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知的限制，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南海在内的四海在方位上都不具有具体指代性，而只能用于泛指中国周边海湖[1]。同时由于对海洋文明关注的长期缺失，认识的缺憾导致了关于“古南海”的记载了了无几且模糊简略，这就使得其区域范围的详细考证愈显困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看法和争议。那么，南海区域在古代有哪些史料记载？其范围、内涵乃至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一、有关“古南海”核心区——南海诸岛的史料记载概况
无论“古南海”区域范围在历史时期如何向东、西方扩展，其核心区域长久的固定在今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所谓变化，亦是在此基础上的向外延展，这是无异议的。就史料而言，传统著述图籍和《更路簿》、实地调查报告相结合，是了解完整南海诸岛地名称谓缺一不可的史料。在四大南海诸岛中，西沙和南沙又因为古南海航线行经，史料多载的缘故使其成为可探究和关注的焦点。
从史料记载来看，自宋开始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曾多，这主要依赖于五代、宋之际海外地理学的飞速发展。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应用于航海，使得此时的航海从“原始航海” 时期进入“定量航海”时期，这种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技术变革极大的促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为后世航海盛况的出现奠定了扎实基础[2]。在此过程中，舟师民人对中国各海域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具体，反映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上，便是出现了用以指代南海诸岛的繁复地名。大致而言，隋唐及其以前南海诸岛有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焦石、象石的称谓，自宋以降始有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的繁复称谓。
明时航海事业空前发展，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壮举将我国的航海事业推向极致，此时的航海多经今南海海域往东、西洋方向各自推進，因之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更加深入。其时不仅有诸多记载“石塘、长沙”乃至东、西洋地名的古籍涌现，更有标绘南海诸岛的古地图面市；与此同时，民间航海事业的繁盛使得指导其航海的民间航海手册如《顺风相送》等更路簿迭帙出现，就南海一隅而言，20世纪70年代就收集到十余部“更路簿”[3]，从中可稽考南海诸岛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虽因为南海往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航海行经而成为史籍记述的重点，但由于时人各自实践与认识的不同，故而时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有很大差异，这也成为明中叶后“石塘、长沙”繁复称谓的复杂化的原因；而《更路簿》这种南海民间史料，其口耳相传的特性及地方文化在认识上的趋同性，使得其有关南海诸岛各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明时古图已经体现出南海四群岛的初步划分，至清代则出现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以及出现“东沙”这样的近代仍在使用且对近代南海诸岛其他岛命名有影响的地名[4]。大量资料证明，无论其叙述的角度有何不同，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指代的都是我国南海诸岛及其具体岛礁，而其所属的南海海域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称谓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和自官方到民间使用的普遍性，是其主权归属的重要反映。正如林金枝所言，这种历史悠久的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已足以反映其主权归属[5]。
二、关于“古南海”区域的争议
宋以前关于古南海区域的考证往往只能探析其大致方位，而具体区划则往往不可考，就南海对外交通的角度而言，宋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洋”名，而且他们往往与“海”名交互使用，造成了一些地理概念上的杂乱[6]；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中叶南洋航海业兴盛，有关南洋航线的著述陡增，且相关记载基本冠以东、西洋大概念，这就使得对该时期包括南海在内的南洋航运研究基本以东、西洋尤其是西洋研究为主，而古南海问题则隐身于相关研究之中不显。学者在谈论相关区域问题时，或关注某国或某几国以及其间的航线，或关注大的东、西洋概念，而此情况延伸的结果，便是学界间或有“古南海”相关问题的提及，但至今并无关于古南海区域及内涵演变的通论探讨论说出现。
在民国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官方出于宣示并收回南海主权的需要，曾组织过对南海诸岛的海洋地理考察与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人员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从而为维护南海主权奠定了一定的史实与法理基础；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有关南海岛屿纠纷和争端增加，当代南海问题产生，南海研究亦进入国际化时代，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掀起了南洋研究的热潮，他们在史料搜集、实地考察、史实论证等方面的工作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南海研究的空白。此时的南海史地研究虽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历史上南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理研究亦渐趋起步，并最终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爆炸式增长的态势[7]。前贤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了解古南海史地变迁等基本问题并继续深入南海问题研究的根基。
就陈佳荣关于“海”、“洋”的考释来看，大抵唐以前把海洋称为“海”，如渤海、东海、南海、涨海、大瀛海等；至宋代，则“海”、“洋”并用，且逐渐开始以“洋”代“海”；元代出现东洋、西洋的提法，明清时遂有南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称[8]。陈氏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今东南亚一带的海域或洋面，最早是用“南海”一名泛称的，这在东汉扬雄的《交州箴》和刘熙的《释名》中都有明确反映[9]。也正是因于此认识，陈佳荣在其《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将有关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非洲沿岸的地名（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北部地区属中亚，不包括在内）收录在内，并在《出版说明》中明确了“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其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的看法。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海诸岛的地名不在该书所收范围之列[10]。
对比前贤关于“古南海”概念的认知可知，陈佳荣的观点基本类似于冯承钧的看法。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提及“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昔概称曰南海或西南海，惟于暹罗湾南之海特名涨海而已”[11]。其在该书第八章“宋代南海”及第九章“元代南海”中多谈及的“南海”，亦不涉及今南海海域，而是指东南亚诸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基本等同于当时南洋，亦即冯氏所谓明代东、西洋的概念[12]。
就“古南海”的区域及概念衍变而言，陈佳荣认为其初或指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含义不很确切，约在东汉后才逐渐用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而汉以后南海的概念一般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指今之南海，后者则泛指今东南亚一带（与南洋名略同）的海洋及沿海各国，然而在部分古籍中，其范围似又更加广大，如阿拉伯海与印度洋沿岸乃至爪哇以南至澳大利亚洲一带的海域，均有谓之南海[13]。与陈佳荣看法相类似的是，王元林亦认可先秦时期“南海”方位指代不明的特点，认为其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因时因地不同。但与陈佳荣看法稍异的是，王氏认为“南海”用以指代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海域，应是自秦以后而非自汉以后，并且认为这种区域范围一直维持到唐代未变[14]。台湾学者邱炫煜亦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唐代以前把东南亚统称为“南海”，而元明时代渐趋演化为东、西洋称谓，清以降则渐称“南洋”[15]。
以韩振华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中心的南海史地专家虽认可“古南海”有指代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乃至澳大利亚区域的时期，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宋代以前的“古南海”范围，自宋以降，“古南海”的区域范围已经跟今日南海的范围相当，这也意味着自宋代以来，我国已经拥有了南海主权，并实际实施了对南海的管辖[16]。
总体而言，以冯承钧、陈佳荣等人为代表的西域南海專家所认识的“古南海”，是一个广义南海的概念，其区域基本等同于明时东、西洋范围，古今范围变化不大，故而他们在研究涉“古南海”问题时，基本以此作为研究区间，作学理方面的考证；而以韩振华、林金枝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南海研究专家们所认识的“古南海”，则多以宋代为明显的划分时段，之前的“古南海”基本等同于冯氏所认知的“古南海”范围，而其后则取狭义南海概念，认为自宋以降的所谓南海已固定于今南海范围，故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今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并表现出明显的法理及政治诉求。可见，学界对宋以前“古南海”范围基本无异议，王元林通过对传统著述的梳理亦基本印证了其为广义南海的结论[17]；而宋以后的“古南海”由于缺乏对史籍中相关概念的考证，争议仍存。冯承钧等人虽采用广义南海概念，但并未对元明以降史籍中的“南海”进行考证，亦未给出其采用广义南海概念的理由；而韩振华等人则通过对南海海域称谓历代演变及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梳理[18]，展示了其立论的依据，所以相较而言，韩振华等人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三、南海地域范围与内涵
从史料记述和前贤的研究与争论来看，显然，南海的内涵有一个随时代不断变迁的过程，虽则古南海区域自宋以降便基本固定为今南海海域，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其地域范围与内涵并不相同[19]。
就名词概念而言，《诗经》、《禹贡》等先秦时代古籍中已出现“南海”二字，但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其具体范围仍然付诸阙如[20]。刘熙《释名》称“南海在海南， 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而“南海”除作为郡县名称外，约在东汉时才逐渐用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作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载籍所指范围又很不相同，或指今南海，或泛指今东南亚一带及其海域（略当南洋一词）， 甚至远至印度洋的海域，抑或指爪哇岛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洋[21]。
南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自东汉至隋唐，相当于今天南海范围的这个海更多被称为“涨海”，或因岛礁对潮汐涨落的衬托放大作用而名[22]；唐时南海另有“海”或“大海”之称，宋代因之；元代直呼南海为“大海”；至明清西洋人东来之后，原南海海域被西洋人名为“大明海”和“大清海”[23]。
就界限而言，隋唐及其以前，中国之境的涨海是以石塘或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的东、西两至，作为涨海南限之东、西两至的界限；到了宋代，南海的范围，不但包括原有的万里石塘及其海面，而且扩展到千里长沙（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此时中国南海的界限：其东为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东部的万里石塘），其南为南沙群岛（石塘）及其海面，其西为西沙群岛（西部的万里石塘及其海面）。自宋以来，中国之境的涨海，其范围正与今天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相同[24]。
关键词：古南海 范围 内涵 争议
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在备受学界学人关注的同时，亦为文博机构及相关文化事业团体所关注。2016年9月22日，“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图片展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该展览从展示中外文献史料入手，通过五大板块，直观表达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类似的是，南海问题亦多受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知的限制，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南海在内的四海在方位上都不具有具体指代性，而只能用于泛指中国周边海湖[1]。同时由于对海洋文明关注的长期缺失，认识的缺憾导致了关于“古南海”的记载了了无几且模糊简略，这就使得其区域范围的详细考证愈显困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看法和争议。那么，南海区域在古代有哪些史料记载？其范围、内涵乃至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一、有关“古南海”核心区——南海诸岛的史料记载概况
无论“古南海”区域范围在历史时期如何向东、西方扩展，其核心区域长久的固定在今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所谓变化，亦是在此基础上的向外延展，这是无异议的。就史料而言，传统著述图籍和《更路簿》、实地调查报告相结合，是了解完整南海诸岛地名称谓缺一不可的史料。在四大南海诸岛中，西沙和南沙又因为古南海航线行经，史料多载的缘故使其成为可探究和关注的焦点。
从史料记载来看，自宋开始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曾多，这主要依赖于五代、宋之际海外地理学的飞速发展。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应用于航海，使得此时的航海从“原始航海” 时期进入“定量航海”时期，这种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技术变革极大的促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为后世航海盛况的出现奠定了扎实基础[2]。在此过程中，舟师民人对中国各海域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具体，反映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上，便是出现了用以指代南海诸岛的繁复地名。大致而言，隋唐及其以前南海诸岛有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焦石、象石的称谓，自宋以降始有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的繁复称谓。
明时航海事业空前发展，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壮举将我国的航海事业推向极致，此时的航海多经今南海海域往东、西洋方向各自推進，因之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更加深入。其时不仅有诸多记载“石塘、长沙”乃至东、西洋地名的古籍涌现，更有标绘南海诸岛的古地图面市；与此同时，民间航海事业的繁盛使得指导其航海的民间航海手册如《顺风相送》等更路簿迭帙出现，就南海一隅而言，20世纪70年代就收集到十余部“更路簿”[3]，从中可稽考南海诸岛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虽因为南海往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航海行经而成为史籍记述的重点，但由于时人各自实践与认识的不同，故而时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有很大差异，这也成为明中叶后“石塘、长沙”繁复称谓的复杂化的原因；而《更路簿》这种南海民间史料，其口耳相传的特性及地方文化在认识上的趋同性，使得其有关南海诸岛各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明时古图已经体现出南海四群岛的初步划分，至清代则出现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以及出现“东沙”这样的近代仍在使用且对近代南海诸岛其他岛命名有影响的地名[4]。大量资料证明，无论其叙述的角度有何不同，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指代的都是我国南海诸岛及其具体岛礁，而其所属的南海海域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称谓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和自官方到民间使用的普遍性，是其主权归属的重要反映。正如林金枝所言，这种历史悠久的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已足以反映其主权归属[5]。
二、关于“古南海”区域的争议
宋以前关于古南海区域的考证往往只能探析其大致方位，而具体区划则往往不可考，就南海对外交通的角度而言，宋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洋”名，而且他们往往与“海”名交互使用，造成了一些地理概念上的杂乱[6]；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中叶南洋航海业兴盛，有关南洋航线的著述陡增，且相关记载基本冠以东、西洋大概念，这就使得对该时期包括南海在内的南洋航运研究基本以东、西洋尤其是西洋研究为主，而古南海问题则隐身于相关研究之中不显。学者在谈论相关区域问题时，或关注某国或某几国以及其间的航线，或关注大的东、西洋概念，而此情况延伸的结果，便是学界间或有“古南海”相关问题的提及，但至今并无关于古南海区域及内涵演变的通论探讨论说出现。
在民国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官方出于宣示并收回南海主权的需要，曾组织过对南海诸岛的海洋地理考察与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人员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从而为维护南海主权奠定了一定的史实与法理基础；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有关南海岛屿纠纷和争端增加，当代南海问题产生，南海研究亦进入国际化时代，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掀起了南洋研究的热潮，他们在史料搜集、实地考察、史实论证等方面的工作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南海研究的空白。此时的南海史地研究虽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历史上南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理研究亦渐趋起步，并最终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爆炸式增长的态势[7]。前贤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了解古南海史地变迁等基本问题并继续深入南海问题研究的根基。
就陈佳荣关于“海”、“洋”的考释来看，大抵唐以前把海洋称为“海”，如渤海、东海、南海、涨海、大瀛海等；至宋代，则“海”、“洋”并用，且逐渐开始以“洋”代“海”；元代出现东洋、西洋的提法，明清时遂有南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称[8]。陈氏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今东南亚一带的海域或洋面，最早是用“南海”一名泛称的，这在东汉扬雄的《交州箴》和刘熙的《释名》中都有明确反映[9]。也正是因于此认识，陈佳荣在其《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将有关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非洲沿岸的地名（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北部地区属中亚，不包括在内）收录在内，并在《出版说明》中明确了“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其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的看法。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海诸岛的地名不在该书所收范围之列[10]。
对比前贤关于“古南海”概念的认知可知，陈佳荣的观点基本类似于冯承钧的看法。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提及“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昔概称曰南海或西南海，惟于暹罗湾南之海特名涨海而已”[11]。其在该书第八章“宋代南海”及第九章“元代南海”中多谈及的“南海”，亦不涉及今南海海域，而是指东南亚诸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基本等同于当时南洋，亦即冯氏所谓明代东、西洋的概念[12]。
就“古南海”的区域及概念衍变而言，陈佳荣认为其初或指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含义不很确切，约在东汉后才逐渐用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而汉以后南海的概念一般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指今之南海，后者则泛指今东南亚一带（与南洋名略同）的海洋及沿海各国，然而在部分古籍中，其范围似又更加广大，如阿拉伯海与印度洋沿岸乃至爪哇以南至澳大利亚洲一带的海域，均有谓之南海[13]。与陈佳荣看法相类似的是，王元林亦认可先秦时期“南海”方位指代不明的特点，认为其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因时因地不同。但与陈佳荣看法稍异的是，王氏认为“南海”用以指代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海域，应是自秦以后而非自汉以后，并且认为这种区域范围一直维持到唐代未变[14]。台湾学者邱炫煜亦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唐代以前把东南亚统称为“南海”，而元明时代渐趋演化为东、西洋称谓，清以降则渐称“南洋”[15]。
以韩振华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中心的南海史地专家虽认可“古南海”有指代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乃至澳大利亚区域的时期，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宋代以前的“古南海”范围，自宋以降，“古南海”的区域范围已经跟今日南海的范围相当，这也意味着自宋代以来，我国已经拥有了南海主权，并实际实施了对南海的管辖[16]。
总体而言，以冯承钧、陈佳荣等人为代表的西域南海專家所认识的“古南海”，是一个广义南海的概念，其区域基本等同于明时东、西洋范围，古今范围变化不大，故而他们在研究涉“古南海”问题时，基本以此作为研究区间，作学理方面的考证；而以韩振华、林金枝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南海研究专家们所认识的“古南海”，则多以宋代为明显的划分时段，之前的“古南海”基本等同于冯氏所认知的“古南海”范围，而其后则取狭义南海概念，认为自宋以降的所谓南海已固定于今南海范围，故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今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并表现出明显的法理及政治诉求。可见，学界对宋以前“古南海”范围基本无异议，王元林通过对传统著述的梳理亦基本印证了其为广义南海的结论[17]；而宋以后的“古南海”由于缺乏对史籍中相关概念的考证，争议仍存。冯承钧等人虽采用广义南海概念，但并未对元明以降史籍中的“南海”进行考证，亦未给出其采用广义南海概念的理由；而韩振华等人则通过对南海海域称谓历代演变及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梳理[18]，展示了其立论的依据，所以相较而言，韩振华等人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三、南海地域范围与内涵
从史料记述和前贤的研究与争论来看，显然，南海的内涵有一个随时代不断变迁的过程，虽则古南海区域自宋以降便基本固定为今南海海域，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其地域范围与内涵并不相同[19]。
就名词概念而言，《诗经》、《禹贡》等先秦时代古籍中已出现“南海”二字，但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其具体范围仍然付诸阙如[20]。刘熙《释名》称“南海在海南， 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而“南海”除作为郡县名称外，约在东汉时才逐渐用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作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载籍所指范围又很不相同，或指今南海，或泛指今东南亚一带及其海域（略当南洋一词）， 甚至远至印度洋的海域，抑或指爪哇岛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洋[21]。
南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自东汉至隋唐，相当于今天南海范围的这个海更多被称为“涨海”，或因岛礁对潮汐涨落的衬托放大作用而名[22]；唐时南海另有“海”或“大海”之称，宋代因之；元代直呼南海为“大海”；至明清西洋人东来之后，原南海海域被西洋人名为“大明海”和“大清海”[23]。
就界限而言，隋唐及其以前，中国之境的涨海是以石塘或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的东、西两至，作为涨海南限之东、西两至的界限；到了宋代，南海的范围，不但包括原有的万里石塘及其海面，而且扩展到千里长沙（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此时中国南海的界限：其东为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东部的万里石塘），其南为南沙群岛（石塘）及其海面，其西为西沙群岛（西部的万里石塘及其海面）。自宋以来，中国之境的涨海，其范围正与今天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相同[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