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丽萍的烦恼》批判风波的历史解读与思考

    文世芳

    【摘 要】1942年创作于晋绥根据地的小说《丽萍的烦恼》，以女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婚姻为主题，揭露根据地婚恋问题以及官僚主义作风和物质不平等现象，有其深刻的现实素材和创作气候。《丽萍的烦恼》受到批判，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暴露黑暗”文风和整风的必然结果。通过《丽萍的烦恼》批判风波，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文艺座谈会前后根据地的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也有历史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丽萍的烦恼》；批判风波；历史解读；历史启迪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2-0008-06

    1942年，因创作《延安颂》歌词名噪一时的莫耶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小说在“暴露黑暗”思潮影响下，用比较尖锐的笔调，以女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婚后的隔阂以及由此暴露的“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家庭妇女”与“革命战士”等一系列矛盾为主线，揭露了根据地革命干部和女知识青年婚恋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也对物质不平等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希望用“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使党更好发展。因小说对男主人公（革命队伍指挥员）和女主人公（女知识青年）有过多负面描述，文风讽刺辛辣，引起部队干部不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暴露黑暗”文风和整风大背景下，小说成为晋绥地区的反面典型，受到严厉批判。目前，学术界对这次风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过程叙述，停留在“描述”阶段；二是从文艺角度进行阐述。①本文试图在厘清事件经过基础上，就创作和批判背景作一历史考察并探求现实借鉴与启迪。

    一、背景：现实素材与创作风气双重作用下的产物

    《丽萍的烦恼》创作于1942年的晋绥革命根据地。作者莫耶是一位爱国女知识青年，1938年由其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曾传诵一时，成为经典。1938年，莫耶跟随贺龙来到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抗战第一线，莫耶勤于搜集素材，创作出不少鼓舞人心的剧本、歌曲，贺龙高度赞扬她是“我们一二〇师的出色女作家”。这位曾经纵情讴歌延安的红色女作家，之所以写出对革命干部和女知识青年充满讽刺和批判的文章，有其深刻历史背景：一方面，伴随大量女知识青年来到抗日根据地所产生的感情和婚姻问题，为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另一方面，当时根据地文坛存在揭露黑暗、写讽刺文章的气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逐步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合法地位得到承认。同时，通过范长江和斯诺等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英勇事迹和革命传奇被广为传播。广大进步青年为中共坚决抗战所吸引，纷纷突破国民党的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年初，这种风潮（奔赴延安——作者注）开始蔓延，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去延安是最时髦和最时尚的选择。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封锁，风潮才冷却下来。”①根据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②。据研究，这4万人中，女性接近一半。在延安的男女比例中可以反映，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为8∶1③。

    虽然女性人数在不断增长，但男众女寡现象依然严重，女知识青年成为众多年轻男同志革命生活之余的聚焦点。这一点，我们从众多亲历者对延安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延安，男女比例实在太悬殊，大概是十比一，男同志对女同志十分感兴趣。”④“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⑤感情和婚姻问题免不了成为革命之余的焦点。围绕如何看待文化程度不高，但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干部，以什么作为择偶的标准等话题，各种议论悄然展开。“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⑥因此，感情矛盾与纠纷也屡见不鲜，震惊中共中央的“黄克功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创作源于现实。善于观察生活、思想敏锐而深刻的青年女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所以，当被指责《丽萍的烦恼》是“无的放矢”时，莫耶据理力争：“首先，为着说明我那篇《丽萍的烦恼》并非‘无的放矢的东西，我想简略地谈这件材料的酝酿经过——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部队中的女同志逐渐多起来，婚姻问题便成为日常生活中引起大家注意的事，于是我便注意观察着这些人物，与她们亲切地过往着，直接间接的听取了她们自己说的与别人说的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事件，例如谁又在进攻谁啦，谁快结婚啦，谁结婚以后怎么不痛快啦，谁又要离婚啦之类……”⑦

    莫耶创作《丽萍的烦恼》受当时文艺界暴露与讽刺现实气候的影响。暴露与讽刺现实之风的主要表现有：“‘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①胡乔木指出当时文艺界五大问题之首就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主张‘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②莫耶回忆：“碰巧在1941年从延安传来一股风——写革命队伍中自我批评的文艺作品。我当时也看到延安《解放日报》上批评革命队伍某些缺点的文章。我那时是晋西文协常务理事，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我答应也写一篇。”③

    二、争鸣：政治视角下的创作分歧

    《丽萍的烦恼》一发表，就在晋西北文坛引起广泛关注。“《丽萍的烦恼》在《西北文艺》发表以后，我看见自己周围的人热心地互相传阅，正式地非正式地征询着交换着意见，有的文艺小组特为它召集座谈会，连平素对文艺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找这篇来读并且表示态度。他们读着，或摇头，或咋舌，或皱眉，或会心地微笑，有的点着头说风凉话，有的则要‘提出抗议……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前所未有的。”④这种关注，刚开始主要是就文艺创作和一些现象的探讨。

    转折发生在当年6月。6月11日，非垢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丽萍的烦恼》内容上不客观，“射下的许多是乱箭”，比如X长随意调动丽萍工作、丽萍打骂为她服务的“小鬼”等细节，“任何一个八路军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认为违背事情自身发展规律，用挖苦代替教育、鄙视代替同情，是《丽萍的烦恼》的致命弱点。⑤16日，莫耶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回应，承认文章有缺陷，但主要对批评表达不同看法，特别是坚决否定《丽萍的烦恼》是“无的放矢的东西”，认为那些现象确实存在，为防止蔓延有必要纠正和警惕。⑥30日，叶石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文章声援非垢：“非垢同志的那篇《偏差》，我读过来，大体上我是同意的。他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存在于《丽萍的烦恼》中的一些偏差，并且着重指出值得从创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去检讨，这一点，我尤其同意的。不容否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过程中在看取人物的角度上以至处理整个题材的方法上，是存在着某些片面的缺陷的。”他认为莫耶被五光十色的材料所迷惑，不够清醒。⑦7月7日，《抗战日报》发表《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1942年7月7日，正是全面抗战五周年。中共中央为此发表抗战五周年宣言，提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主张。晋西北各界也召开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参谋长及抗日阵亡将士。在这种特殊的日子，晋绥地区党报发表这篇文章，足见对这场纷争的重视。显然，作为《抗战日报》上关于《丽萍的烦恼》争鸣的“收官”之作，是为这场争鸣下结论的。因而，文章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给《丽萍的烦恼》定性为“它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并进而认为“这篇文章，已不是莫耶同志个人观念问题，它在社会上流行所发生的影响，只能说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因此有加以分析研究与批判之必要”，指出：“总的来讲，在《丽萍的烦恼》中，贯穿着两个错误思想：作者一面力说着小资产阶级恋爱观的个性主义，一面对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和女同志抱着错误的偏见，作者以琐碎印象事件之记述假借艺术形象的手段，散播其错误思想，使人不易窥破，读者必须反复追寻其思想线索，然后才能抓住其本质，给以客观批判。”①

    为什么6月会发生转折？这主要涉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对“暴露黑暗”文风的批判以及整风运动的不断推进。1942年，文艺界的不良气候，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警惕。2月17日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后的一天，邀请华君武等人谈话时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此后的3月11日、31日和4月7日、9日、13日毛泽东多次谈及这个问题。4月下旬，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等到杨家岭谈话，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指出：歌颂和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应当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则应当赞扬，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暴露、讽刺黑暗的作品接连受到批判。当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和文艺批判消息传到晋西北以后，《丽萍的烦恼》成为“反面教材”就顺理成章了。

    三、批判：左“倾”思潮下的“反党”定性

    尽管《抗战日报》连续发文批评，但可以看出对《丽萍的烦恼》批评尚处于文艺创作不同意见的争鸣，而非政治批判。一是，《抗战日报》给了莫耶舞台解释与辩驳，莫耶坚持认为现实中确实存在那些黑暗面。二是，三篇批评文章都对《丽萍的烦恼》的优点和主观愿望表示赞赏。沈毅的文章虽然更带有政治定性倾向，但最后也表示：“我们不希望文艺战线出现的歌功颂德的浮词，并竭诚欢迎严正的批评与揭发部队中的缺点或错误，而且要求愈现实愈好，愈深刻愈好。若因此而阻塞言语，则非我的本意。”并特别指出，“以上这些意见不妥当的地方希望莫耶或其他同志批评”。③

    在《解放日报》改版讨论会上，贺龙、王震批评《三八节有感》十分尖锐。胡乔木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便向毛泽东反映话题偏离了会议主题，建议另外找机会讨论文艺问题。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④毛泽东一语道破当时文艺批判的实质，那就是文学创作并非纯粹“文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左”的倾向有所抬头，《抗战日报》限于文艺问题的争鸣难以避免地要上升为“政治问题”。

    1942年9月，晋绥军区政治部正式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高鲁日记记载：“伊杨（杨朔同志）到一二〇师政治部开座谈会了，会议情况十分紧张。莫耶同志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赵戈同志和晋绥军区保卫部的李科长发生了争执。”①会议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刚从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回到晋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等人，延续了《抗战日报》上争鸣的调子，就文艺创作问题展开批评，并未上纲上线。但是，保卫科干部“掠阵”与“监督”，预示着会议不平常。保卫科干部联系莫耶出身，认为她是借小说蓄意搞破坏，将小说定调为“反党”，会议气氛陡然紧张。上纲上线如此之高，显然是其他出席大会的知识分子所未能料到的。莫耶本人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批判会前她心中还有委屈：“难道因为写了一篇小说就要开我的批评会吗？”②对于定性过高的批判，有年轻干部站出来反驳，保卫科长拍案而起：“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你敢造反？给我把他捆起来！”③

    在遭受狂轰滥炸的批判后，莫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主持会议的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总结讲话中，对莫耶采取了保护。他在批评《丽萍的烦恼》有不当之处之后，肯定了莫耶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这次的错误只是无意中走错了路，鼓励她吸取教训，继续进步。难能可贵的是，甘泗淇为了化解莫耶与老干部的误解与矛盾，还特意设了个“饭局”，让莫耶和老干部握手言和。莫耶不无感激地回忆：“甘泗淇主任想得真周到。第二天，就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这时贺龙司令员已去了延安）让副官处摆了两桌饭，把座谈会上批评我的老干部请来，又喊我也去参加。甘主任拉着我和来吃饭的老干部一一握手。我这时感动得热泪盈眶。甘主任就像慈母拉着犯错误孩子的手，慈爱地抚慰我，要我今后还要努力写作。更使我感动的是坐在饭桌上后，那些批评过我的老干部纷纷向我的饭碗里挟肉挟菜。我当时又感动地想，工农老干部朴实诚恳的好品质，值得我学习……”④

    虽然在甘泗淇的保护下，莫耶在“座谈会”上惊险过关，但事情并没有了结，1943年整风进入审干肃反阶段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丽萍的烦恼》再次被定性为“反党”，以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莫耶都因此难逃被批判的命运。因《丽萍的烦恼》事件，《西北文艺》受到牵连而停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莫耶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四、沉思：钩沉基础上的历史透视

    当事件过去70多年，当事人莫耶去世约30年的今天，细细品读《莫耶的烦恼》以及回顾由其引起的风波，我们应该有更客观的评述。

    首先，《丽萍的烦恼》这篇1万余字的小说，对革命干部和女知识青年的描述确实过于灰暗，文笔辛辣讽刺，如今读来依然让人震惊和感叹，当时引起革命工农干部的反对与批判，不难理解。对于文章的这个问题，莫耶本人在1983年的回顾中也毫不避讳地表示：“我不该以偏激的情绪来写作，甚至某些地方用讽刺的笔调把他们中个别人写进作品去。虽然我小说中只是埋怨他们对妻子帮助教育不够，还有旧社会农民对待妻子的封建思想，但却刺伤了他们。从这次甘主任对我这文艺青年的抚慰，加之这些工农红军干部对我的团结态度，使我从这篇小说中吸取了教训，考虑到以后写东西再不要有感即发，应考虑怎样才对党有利，对团结有利。”①1986年7月3日，莫耶在晋绥的战友甘惜分在《人民日报》发表《悼莫耶》一文，高度赞扬了莫耶战斗的一生，但也认为：“近日我重读这篇小说，仍觉她笔下的老干部形象是不很真实的……”②

    其次，小说虽然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艺术加工，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丽萍的烦恼》中所反映的严重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的典型化，经过了艺术夸张，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也从侧面反映了革命根据地存在和暴露出的问题。一方面，承认存在问题，才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黄克功事件”等负面案件，也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法和实事求是原则。另一方面，承认存在问题，也无损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最民主、最进步地区的主流和本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革命青年抛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奔赴艰苦的革命根据地，更无法解释中国革命为什么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

    再次，“揭露黑暗”与“歌颂光明”孰好孰坏，谁是谁非，时至今日也难有定论。在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在民族危亡之际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年代，用优秀的作品鼓舞士气确实十分必要。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抗日和团结，是否有利于鼓励群众团结和进步区分好坏。而且这种好坏，不仅看动机（主观愿望），也看效果（社会实践）。所以当革命干部在前线抗战，后方干部写出讽刺批判文章，在当时确实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激起矛盾、影响团结的可能。但是“歌颂光明”往往容易掩盖问题，不利于真正进步。“揭露黑暗”则对于畅通建言渠道，批判错误倾向，监督和促进党和政府不断进步，有着“歌颂光明”难以达到的积极意义。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建言渠道畅通，有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的时候，一般是党的事业发展得比较好，不大容易犯大错误的时候。所以如何掌握好“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度，不偏离政治导向，又不过度政治化、泛政治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最后，《丽萍的烦恼》的批判和由此给莫耶带来的苦难，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要极力避免极左思想给文艺带来灾难。在《丽萍的烦恼》批判事件中，甘泗淇一开始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高超政治艺术消除了莫耶和革命干部之间的误解，化解了矛盾。1943年整风进入整干肃反以后，政治风向一转，革命干部所采取的包容态度随之消失，又将其批判为“反党”。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动辄上纲上线的倾向，值得深思。我们决不能简单将事件归因于人性多变或人格人品问题。因为历史上因政治风向转变大家一哄而上急停直转的情况并不鲜见，1957年由帮助整党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就是典型。这种随风转向和极左思想盛行有着深刻的历史惯性、思维定势和制度陷阱等根源。一方面，从《丽萍的烦恼》受批判可以看出，它是与莫耶的家庭出身紧紧栓绑在一起的。莫耶出身于归侨家庭，家境优越，在一元化的阶级分析模式下，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最简单朴素的“观其言而察其行”的评判标准也被置之于外。一旦政治风向朝“左”吹，“家庭出身”就被当做衡量“阶级立场”的主要标准，为革命抛弃一切的经历会被忽略甚至被当做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莫耶的这种命运并非个案，“家庭出身”问题也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革命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政治运动中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另一方面，在革命传统思维下，“左”往往代表革命的态度和立场，有着更加高大上的外衣，因而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成为自我保护的法宝。反之，右则是态度和立场问题，容易上升为站队问题和路线问题，风险系数很大。另外，“左”的错误一般被纳入方式方法问题范畴，属于“好心办坏事”，在以出发点和愿望为主要参照标准而程序和后果等被有意忽略的追责机制下，“宁左勿右”自然成为规避政治风险的最佳选择。正因为“左”倾错误披着“革命”外衣，更具隐蔽性，加上“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更容易造成群体性的错误，危害极大。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我们今天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正是要正视历史，在历史中汲取教训，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央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