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陈永祥?陈宗海

    【摘 要】中美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国际关系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毛泽东、邓小平用如椽大笔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了辉煌的一笔。两位战略家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以广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着眼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制定的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的航向。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中美关系；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9；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19-07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经过近10年的曲折历程，终于走上了正常化轨道。这是20世纪国际关系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固然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但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密不可分。如果说，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那么在“文革”后期一度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一、毛泽东、周恩来作出战略决策，揭开中美关系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孤立、封锁、包围的敌视政策，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长期处于相互敌对的非正常状态，并一度在朝鲜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作战，在台湾海峡武装对峙。事实证明，中美之间长期对抗，不仅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中美关系解冻始于60年代末期，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达到高潮。60年代，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历史契机。从1965年起，苏联在远东大举增兵，中苏边界问题日显突出，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濒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苏联1969年3月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8月又在我国新疆边境地区挑起流血冲突。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对苏联扩张野心的担忧大大增加，也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几乎同时意识到，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2月1日，尼克松在给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他要求基辛格告诉同美国友好的东欧国家，这是美国新政府的一项非常认真的目标。①8月，针对苏联非正式向美国探询，若苏联袭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尼克松称“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①自12月起，尼克松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减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1970年2月，尼克松在他就任总统后致国会的第一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公开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他指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②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去中国旅行的官方限制。4月29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管制。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其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8月下旬，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美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的巴基斯坦总理叶海亚·汗，要他转告中国政府：美国认为美中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次日，尼克松在宴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对外战略布局。早在尼克松入主白宫前于1967年10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时，毛泽东即意识到尼克松上台后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要求周恩来等人阅读该文。尼克松大选获胜后，毛泽东即批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建议双方恢复大使级会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自1969年3月至10月，四人先后进行了25次国际形势讨论会，向中央提交了四份报告。四位老帅认为，美苏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现实的威胁是在他们相互之间”，美国或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中国只是它的“潜在威胁”，而“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敌人，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因此，老帅们建议，党中央应该选择时机，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恢复中美会谈，“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以收到战略上的效果”。③正是在认真听取老帅们的意见基础上，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才果断地作出了“打美国牌”的战略决策，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2月，雷阳告知美方，中国愿意接受美国来华使节。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典礼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2月2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表示，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他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④毛泽东还希望斯诺回国后向尼克松转达此意。

    1971年是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年。2月25日，尼克松在他致国会的第二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将“准备同北京认真对话”，中美“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他在报告中，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⑤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份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一名称。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华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10日至16日，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被毛泽东称之为“小球转动大球”的重大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极大地推动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中美关系，周恩来总理称赞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①4月14日，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大幅度放宽21年来的对华贸易禁运。16日，尼克松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②

    形势的发展表明，中美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1971年4月27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给白宫带去了周恩来的信件，信中说：“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③5月10日，尼克松在复信中表示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由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他访华之前去北京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④6月2日，希拉利带去了周恩来的复信，信中说：“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还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⑤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秘密访华，在北京先后同周恩来会谈达17个小时，毛泽东亲自掌握会谈情况，显示了中国对会谈的高度重视。⑥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基辛格北京之行的公告。同一天，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接受访华邀请，并宣读了基辛格访华时与中方共同拟定的公告。3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支持尼克松访华的决议。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就在这次访华期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例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1月29日，白宫宣布了尼克松的访华日期。

    1972年2月9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政府又发表了第三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宣称美国同中国的任务是“寻求能开始减少美中分岐的途径”，“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⑦2月14日，美国又一次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规定所有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售的商品同样可向中国出售，从而使美中贸易取得了与美苏贸易同等的待遇。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当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主动伸出手与周恩来相握时，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在离开机场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您从大洋彼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联系了。”⑧

    在访问期间，尼克松会见了毛泽东并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28日，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联合公报。公报打破外交上的惯例，采取坦率的现实主义态度，阐明了各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在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⑨这一声明微妙但又明确地表明了中美两国反对其他国家推行扩张主义的共同立场，正是这种共同立场为当时中美两国实现和解以及为后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准确判断，从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了打开长期封闭的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未来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克松后来回忆与周总理历史性握手的情景：“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①他称赞毛泽东不仅“推动了一个民族”，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②他还称自己访华的七天“是改变世界的一周”。③

    二、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思路和原则，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两国经贸、文化、科技往来有了增长。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直接接触也增加了。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越南战争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协议。此时的毛泽东尽管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抱病会见基辛格、福特、布什、尼克松等美国客人，继续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可惜他未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尼克松曾许诺在他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因“水门事件”被迫于1974年8月辞去总统职务，其愿望遂成遗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担，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的排挤和迫害，被迫长期离开领导岗位。“文革”后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复出，并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沿着毛泽东指明的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为改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后来中美建交谈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④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副总理身份参加的国际政治活动。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讲坛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⑤邓小平还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受到大会的广泛好评。其时正值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前夕，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邓小平不负毛泽东的重望，圆满完成了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任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外交风度，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期间，邓小平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构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①

    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福特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1974年11月，福特派遣基辛格访华。邓小平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基辛格向中国解释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亲台势力。在此情况下，基辛格表示，美国愿意按照“日本方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1977年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先声明和平解放台湾。②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方要求在台湾设“联络处”，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这一方案中国不能接受。③中国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要以“三原则”为前提，即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之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是中国的内政。至于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④

    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主管外交的邓小平，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全面整顿，中国外交也开始出现新气象。10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福特总统访华作准备。12月1日，福特抵达北京，开始为期四天的访问。这一次仍是邓小平代表中方与福特会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福特表示，鉴于美国国内形势，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须延缓至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参照“日本方式”解决。美方重弹“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老调。邓小平代表中方重申，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必须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但美台之间的民间贸易可继续保持。中国的态度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三原则”，中国宁愿等待，并不急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⑤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主张。

    福特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第三次被打倒，福特亦在1976年大选中败北，中美关系正常化终未如美方所说的那样在福特任期内实现。

    1977年1月20日，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39届总统。此时中国已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美国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美国决心通过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来打开中国巨大的市场。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作为共和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规划和设计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战略目标的同时，直接领导着对美外交的各项工作，他把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完美地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23日，万斯在同中国外长黄华的会谈中，向中方表示：卡特总统授权他来华探索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万斯声称，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同时声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以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并要求中方“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新声明”。⑥对此方案，中方表示不能接受，并重申中美建交的三原则。第二天，邓小平会见万斯一行，指出万斯的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邓小平以其特有的外交风格显示了中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还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心。”①

    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苏联势力在第三世界的渗透不断加强，迫使美国调整政策，中国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美国商界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纷纷要求政府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4月，卡特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5月20日至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向中国方面明确表示，在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美国接受中国的三原则，并建议双方从下个月开始正常化问题的秘密谈判。邓小平代表中方当即表示同意。②布热津斯基的成功访华，被西方媒体称为“中美关系史上决定性的里程碑”。③

    7月，中美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就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此时，国际和双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时机，作出战略抉择。由于苏越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越关系日趋恶化，越南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争端，中国正在考虑进行自卫反击战。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同美国改善关系以增加自己的地缘依托。就中国国内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党中央正在认真讨论邓小平关于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构想，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交往。而美国也需要进入极富潜力的中国市场。时代在呼唤着两国政治家当机立断，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环。

    经过艰辛谈判和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美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谈判期间，邓小平始终给予极大关注，对各方面工作作出具体的指示，并多次会见美方谈判代表。他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对美国顽固坚持在建交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④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至此，长达近1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美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美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邓小平指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⑤

    三、邓小平访美，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杜波依斯及夫人时，向美国客人们表达了他想去美国密西西比河游泳的愿望。①然而，晚年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毛泽东，终究未能踏上美国的土地。他的这一愿望，同样是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隆重接待。卡特总统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出访前夕，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27位美国记者，阐述了他即将访美的目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愿意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同美国达成协议，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都是从全球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的”，“这次去美国访问，这是我至少几年来的愿望。我去的目的是要了解美国，向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学习，去同美国政治家，特别是同卡特总统，就我们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交换意见”。②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还同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市长以及经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波音飞机公司装配厂等，并接受了费城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邓小平还以自己的睿智，为化解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难题奠定了基础。例如关于美国视移民状况对苏联等国限制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据卡特回忆：“我提出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只给予中国、而不给予苏联，将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③访问期间，中美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在教育、商业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以及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友好合作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台湾问题是邓小平访美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在同卡特的会谈中，邓小平表示，中国不赞成美国对台湾出售任何武器，希望美国采取审慎态度。邓小平在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务实态度：“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④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台湾统一方式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但中国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因为“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将我们的双手捆缚起来，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那反而只能导致最终使用武力解决问题”。⑤

    邓小平的成功访美，实现了毛泽东的终生愿望，增进了中美两国政界人士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极大地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两位战略家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以广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着眼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制定的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政策，为此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的航向。

    （作者陈永祥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宗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