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弗莱雷：教育学领域的“革命者”
黄立志 王瑾
被压迫着的人的内心也希望成为一名施压者。
教育的政治维度和政治的教育维度，对这两个不同概念维度的把握很重要。
任何的社会变革都开始于希望历史可以被改写和相信压迫者并非不可战胜的。——保罗·弗莱雷
巴西的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1997）是20世纪批判教育学最有影响的教育家。1994年—1995年联合国主办的《教育展望》特刊中，他与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被评为100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
保罗·弗莱雷生平
1921年9月19日，保罗·弗莱雷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的省会城市累西腓市附近的一个名叫雅博阿唐的小市镇。他的全名为保罗·累古勒斯·内维斯·弗莱雷（Paulo Regulus Neves Freire）。1997年5月2日因病在圣保罗去世。保罗·弗莱雷是20世纪至今继约翰·杜威之后最伟大的教育家，其倡导的批判教育学是对杜威以来现代教育学的一场革命。
弗莱雷的家境并不宽裕，他在9岁时见证了许多革命、起义被镇压的情景;13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19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20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结核险些夺去他的生命。在大学期间，弗莱雷半工半读，艰难度日。
弗莱雷的“解放教育学”理论，是基于他不幸的童年和青少年的苦难经历。这使他具备了一种教育革命的资格。同时，也使得他在成人教育方面成为一位巴西的开创者，为世界成人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保罗·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学术界普遍以1970年作为其出版年份。然笔者查阅葡萄牙语文献得知，2020年，乔斯·鲁本斯（JoséRubens）认为1968年才是《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出版年份。究其原因，笔者以为由于弗莱雷是巴西人，《被压迫者教育学》第一版为葡萄牙语，1968年出版。至于出版地，这个时期他在智利，1969年赴美哈佛大学工作。鉴于他被巴西驱逐出国，应该是在智利出版的。后来由于其教育思想的传播，此书于1970年由马拉·莱莫斯（Myra Ramos）将葡萄牙语的版本翻译成英语并在美国出版发行并广泛流传。
批判教育学思想
弗莱雷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教育既是解放自己，也是解放压迫者;课堂教学中，他反对灌输式，提倡提问式;主张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弗莱雷概括性地描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教育的基本情况。在教育思想理论上，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而弗莱雷提出了教育即政治。教育应当为社会的“边缘人”多做实事，帮助他们从“边缘”走向“中心”。就教育观而言，弗莱雷认为教育具有两大特性：实践性和政治性。
弗莱雷同样关注了中国的教育实践。他高度赞扬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教育。在他看来，根据地的教育就是其教育思想实施的典范。他还大段引用了毛主席《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一篇文章的原话，“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成书的年代，正值我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反对学术权威，主张学生管大学。电影《决裂》所倡导的教育指导思想以及那个年代的教育革命，与《被压迫者教育学》的理论不谋而合。
弗莱雷“教育即政治”的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漫长的思考过程。起先，他将教育与政治割裂，认为政治之于教育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在第一本书《作为解放实践的教育》中丝毫没有提到“政治”二字。后来，他在一次次的政治迫害所导致的流放与监禁中，逐渐体会到这个道理，并在智利创作 《被压迫者教育学》时，开始阐述教育的政治性。最后，更是进一步提出“政治是教育的灵魂”。弗莱雷认为全世界的教育都具有政治性，他的这种观点是对杜威提出的“教育无目的论”的一种彻底颠覆。我国教育史也恰恰印证了他的这一思想。从西周的“官师合一”“学在官府”，到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明朝的历事制度……教育与政治休戚相关，早已不分彼此，相互融合。
保罗·弗莱雷
弗莱雷的对话式教学在他看来是一种没有强迫性的方法。批判教育学强调声音、对话、权利和社会阶层等概念。他的对话交流观念是反对由专制主义强加的知识和人人信仰平等的理念。同时他也反对“学生是储蓄处，老师是存款人”的“银行存款”式教育。他认为教育学不仅仅是多元文化课程的传递，更是一种对话过程，老师像伙伴一样与学生交流，帮助他们用具有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目光审视世界。“对话式教学”有力冲击了“传统问答式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师生的关系民主化。
弗莱雷抵制在扫盲运动中使用教材，认为教材会将知识和世界观强加于学生，妨碍学生批判性意识的发展，主张对教育中使用的词语应是模棱两可的，反对简单明了抑或是晦涩难懂。成年人具有很深的社会阅历，简单明了显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晦涩难懂，无论对于成人还是儿童，这种教材编写方法都不适合学习和记忆。
弗莱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革命，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颠覆。在社会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接触到了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蓄胡子，并成为他后半生的标志。因为那时候蓄胡子是一种反叛象征。他在阐述革命教育理论时说：“领导者和大众一起，相互协作，共同开创行动的方向，而不必追随预定的计划。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领导者与大众一起以新的觉悟、 新的行动获得某种再生。”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唤醒学习者，使他们觉悟起来，一起反抗压迫者从而成为教育的主人，切实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育平等。7EAF8949-2918-477A-855C-75EB54DA9318
批判教育学的批判
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保罗·弗莱雷的教育思想的批判一直没有终止，而且还会延续下去。正如美国的丹尼尔？斯库格伦斯基所总结的那样，人们对于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语言情绪化、自相矛盾、独裁主义、文化侵略以及实施的结果不佳等等。
1.教育理论的批判
以保罗·弗莱雷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尽管他们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批判，但是也针对了以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批判。实际上也暗含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批判，因此我们应当对它的某些理论进行否定。他对古巴菲尔德·卡斯特罗的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都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又批评说，“然而，革命领导团体几乎永远不会察觉到它与人民构成了矛盾” 。弗莱雷对卡斯特罗等南美的革命领袖进行了一些温和的批评。丹尼尔·斯库格伦斯基在其《保罗·弗莱雷》一书中的评价十分中肯：“《被压迫者教育学》是时代的产物，它所涉及的问题、争议以及愿景都是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当前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为人民服务”，实现教育公平。因此，他的一些理论明显具有战乱时期国家的政治背景，对于当今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并不适用。
2.语言叙事的批判
保罗·弗莱雷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出版了数百种着作和文章。它们在理论上存在着前后矛盾，1994年，弗莱雷出版了《希望教育学》，1998年他人又以弗莱雷的名字整理出版了《自由教育学：伦理学、民主和公民胆识》。先是“被压迫”，后是“希望”，直到最后成了“自由”教育学。
《保罗·弗莱雷论高等教育》英文版
在语言上反复重复，措辞上极端化、情绪化。比如他谈道：“如果没有谦恭，也就不可能进行对话。”对话，未必都是平和的和平等的，也有谩骂的和不同等级的。他还说：“统治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任何表面上的对话和交流实际上只是灌输‘公报而已，其内容旨在施加一种训化人的影响。”他的这种语言情绪化，缺乏必要的逻辑。20世纪60年代末，弗莱雷从巴西流亡到智利的圣地亚哥。政治上的流亡、高海拔地理环境和生活的困顿，使他对统治阶级非常的厌恶和仇视。正是在被巴西当局驱逐到智利时期，弗莱雷完成了那本教育名着《被压迫者教育学》。这就是他偏激语言产生的背景。
3.文化侵略的批判
这种文化侵略的观点，主要是西方一些学者对弗莱雷的批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他认为，弗莱雷觉得自己比那些被压迫者更明白他们的困境。他坚信他们的意识更加低等，而他能够更好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抵抗压迫。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反对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他这种思想在我国也同样会受到抵制和批判。
我们认为弗莱雷的理论只是存在于观念层面，缺乏一定的实践基础。他的教育主张在巴西也不是很受待见，其基础教育低效低质，在成人教育实践上成果也很有限。他反对教师的权威，主张师生的民主。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老师过于民主或者迁就学生，并不利于教学本身。我国《三字经》中，就有“教不严，师之惰”之说。我国自古就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这些都是肯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
弗莱雷在世界教育史的影响
《被压迫者教育学》这部书在世界上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单英文版的发行量就达到了100多万册，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2021年，目前估计全球共发行约150万册。弗莱雷的 《被压迫者教育学》，单顾建新等人的译本就有2001年、2014年和2020年3个版本，另外还有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志成撰写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着作，主要介绍保罗·弗莱雷的教育思想。可以说，目前在中国一共有4个版本。从1977年到2014年，其他国家用英语出版了22本相关书籍，包括《保罗·弗莱雷：他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保罗·弗莱雷：解放教师》和《成人识字教育中的弗莱雷式的方法》等等。进入21世纪，甚至还用葡萄牙语和英语出版了《保罗·弗莱雷百科全书》这部鸿篇巨制。它包含了104名作者在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
弗莱雷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笔者随意查阅了《被压迫者教育学》2020年版第91页，共出现了6次“革命”，约占该页总字数925字符1.3%。可以说他的这本书浸染着“革命”的色彩。
早在1994年，约翰·伊利亚斯（John Elias）在评价保罗·弗莱雷的《解放教育学》一书中就曾经指出：“弗莱雷是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教育家。”2015年，迈克尔·彼得斯（Machael A.Peters）等人编辑出版了一本37位各国学者的论文集，书名是《保罗·弗莱雷：全球的遗产》。前言是弗莱雷遗孀尼塔·弗莱雷（Nita Freire）撰写。这反映了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反映了人们对他贡献的认可，反映了他对后世的影响。
尽管保罗·弗莱雷出生在巴西，但是他走出了自己的祖国而成为一名世界范围内的大教育家。他曾经在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生活和工作。1964年11月到1969年4月，他在智利农业部和农业发展部工作，并推行成人扫盲教育，他的“识字教学法”等，被称为“哥白尼的革命”。智利从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赞扬，认为是世界上扫盲最有成就的五个国家之一。2021年10月，笔者查阅德国斯普林格报刊数据库，共有7986条相关文献，其中相关书籍就有471本;此外，笔者又查阅了美国ProQuest数据库，共有17 729个检索结果，其中学术期刊有15 323篇。有人将他比作“20世纪的卢梭”，这充分显示了他在世界教育史上的显赫地位。
对于当今世界教育学来说，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也具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期间，在线教育成为大势所趋，对于运用到的教育技术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关于教师依赖技术是否会导致去人性化，弗莱雷曾说“他们被‘纳入导致他们依赖技术的这个结构之后是不可能克服自身（对技术的）依赖的”，我们既要希望老师们去主动克服技术的非人性化，同时同学们也要努力适应技术的不断发展，进而使在线教育更加人性化，更加便捷化，更加意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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