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看美国种族融合之障碍
摘 要:即使迈进了21世纪,种族问题依然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近期美国发生的多起种族冲突事件表明,实现种族融合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尽管美国政府相继出台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有色人种的生存状况,黑人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上依然处于底层。这一困局背后,折射出若干个世纪以来的种族偏见已然深植于美国社会主流意识之中,少数族裔仍然难以摆脱种族歧视梦魇。本文试图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分析美国走向种族融合的障碍因素及其表现形式。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种族融合;障碍因素
日前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全美乃至全球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是以欧洲白人后裔为主体的多种族社会,黑人等少数族裔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处于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境遇,成为社会最少受惠者。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起平权运动,出台若干旨在消除歧视特定少数族群和妇女的补偿性扶持政策,给予少数族群和妇女更多改善生存状况、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反种族歧视由此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一。尽管如此,黑人等少数族裔的贫困率、失业率、犯罪率、单亲家庭率仍居高不下,多数黑人依然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與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藩篱尚存。究其原因,种族偏见已然深植于美国主流社会意识之中,令少数族裔饱受隐形种族主义的困扰。本文试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分析美国种族融合之路所面临的障碍因素。
1 美国种族融合进程面临严峻挑战
在美国,“大熔炉”是种族融合的美好愿景,却一直面临着种族主义(racism)的巨大挑战——这是一套主张人种直接决定人性、智商、道德等文化及行为特性等的意识形态。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之路可分为三个阶段:内战前的奴隶制时期,战后重建时期至2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今,前后经历了从显性种族主义到隐形种族主义的演变。
1.1 第一阶段:内战前的奴隶制时期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非裔美国人被白人殖民者以契约奴隶的身份带到新大陆,属于最古老的美国有色人种,曾有过200多年被奴役的历史,也是遭受种族主义迫害最深重的民族。18世纪后期南方种植园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制,从而导致南北方在奴隶制存废问题上的尖锐冲突,进而演变成为内战的导火索之一。内战爆发后,1863年横空出世的《解放奴隶宣言》一举终结奴隶制,大多数黑奴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1865到1870年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第13、14、15条宪法修正案,又从法理层面在全美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并赋予黑人公民权及投票权。
1.2 第二阶段:战后重建时期-20世纪60年代
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倒行逆施,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基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史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吉姆·克劳法在法律层面公然推行种族隔离,强制要求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201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就是以实施吉姆·克劳法为背景,对当时美国社会种族隔离状况的真实写照。片中黑人音乐家夜间来到日落镇被警察要求离开,即是种族隔离的产物,当时全美有数千个这样在日落之后要求有色人种离开的小镇。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看,种族隔离制度实质上即是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外在表现。
1.3 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随着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通过,民权运动取得重大胜利,迫害美国少数族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吉姆·克劳法”终于成为历史。70年代,为改变社会的系统性歧视问题和少数族裔的社会经济状况,美国又陆续实施了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扶持政策,在分配雇用与教育等公共资源时,给予在各个社会领域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特殊优先权利,对黑人及拉美人等底层美国人实施高等教育录取及就业过程中的政策倾斜,提供跨越阶层的机会,以缓解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肯定性行动也因对白人、华人等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存在“反向歧视”而受到较大争议。事实上,由于黑人所能享受的资源依然十分有限,以及隐形种族主义的无处不在,导致黑人至今仍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引发世界关注,少数族裔被枪杀、遭遇执法不公,白人至上主义蔓延等问题引发民众多次游行抗议。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呈现出“旧病未愈,新疾又生”的态势。
2 隐形种族歧视扭曲美国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美国是多种族移民国家,从社会主流文化到各种族亚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频繁发生。尽管在社会公共政策和法律层面采取若干促进种族融合的举措,但隐形种族主义在跨文化交际层面的刻板印象、内隐种族偏见及种族优越感难以根除,成为阻碍美国种族融合进程中的一大制约因素。
2.1 刻板印象(stereotype)
刻板印象指在与个体接触之前,由于对这一个体所在的文化群体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忽略个体的多样性,对个体进行简单归类的思维模式。刻板印象正负属性皆有。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曾经合作过一个心理学实验:准备5000张假简历,其中一半为“传统白人名字”,另一半为“传统黑人名字”,除了名字,简历上的其它资料都一样。实验结果是,白人名字的简历获得面试资格的概率比黑人名字简历高50%。虽然这未必说明公司人力管理者是种族主义者,涉及到的管理者的种族也未必全是白人,但却反映了一种较为常见的刻板印象:白人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受过良好教育、自律且勤劳的精英,黑人则被归于教育程度较低、犯罪率较高、生性懒惰的群体,因此白人求职者比黑人求职者更值得信赖。这种固化心理甚至在当下中国也时有所见。例如幼儿家长在选择外教时,普遍倾向于聘请来自英语母语国家的白人教师。因此,黑人长期的低就业率并不难理解,即便在法律禁止雇主了解应聘者犯罪记录的背景下,雇主也会基于刻板印象和规避风险的考量而将非裔美国人拒之门外。因此,美国不少黑人为克服这一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顺利谋得一份类似于电话销售员的工作,需要学会“像白人那样说话”,这样才能被客户通过通话过程中的“语言侧写”(linguistic profiling)归入值得被信赖的销售员类别。
2.2 内隐种族偏见(implicit bias)
负面刻板印象与偏见(prejudice)密切相关。今天的美国主流社会,种族偏见多以内隐的形式在传递。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还发生了另一起备受瞩目的种族冲突事件。一名叫Amy Cooper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公园遛狗时被一名黑人男子善意提醒要拴狗,她感到被冒犯遂电话报警:“I'm going to tell them there's an African-American man threatening my life(我要去告诉他们这里有个非裔美国人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了”,这个场景被当事黑人——一名拥有哈佛学位的期刊编辑用手机记录下来,上传至社交媒体随即引起热议。Amy Cooper的报警行为及用语,非常直观地映射出当今美国中产阶级中一些人内隐种族偏见的根深蒂固。纵观整句话,当事人并未使用诸如“black man, nigger, Negro”中的任意一个单词,也没有一个单词属种族歧视话语,但其言说所传递的内在信息量极大。不难看出,当事人对结构性的隐形规则了如指掌,也十分清楚告诉警察一名黑人威胁她的生命安全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对方是底层黑人并且没有录像证据,又会遭遇怎样的指控。在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黑人面临类似的隐形歧视并非个例,最新数据表明,被拦截搜身(Stop Question Frisk)的黑人与拉美人高达90%。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则耐人寻味,虽然黑人车辆在白天被拦截搜身的概率远高于白人,但在夜晚警察看不清司机肤色时,二者概率相近,可见隐形歧视在拦截搜身之类行动中暴露无遗。
2.3 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不可否认,民权运动以来的社会公共政策的确让部分黑人从中受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获得体面工作,跻身专业人士行列,进而成功实现阶层跨越,但白人主体社会的种族中心主义仍是其难以释怀的梦魇。
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也可称为种族优越感,是指“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人们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初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优生学研究及实践,而当今社会,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宣扬种族中心主义,但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隐蔽方式存在。不妨以美国政治选举中著名的“布莱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为例。所谓“布莱德利效应”,以洛杉矶前市长汤姆·布莱德利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身为黑人候选人的汤姆·布莱德曾两次竞选加州州长一职均告失败。难以置信的是,在选前乃至选后的出口民调当中,他始终领先对手5个百分点,但最终投票结果却每每落后6个百分点,一进一出的误差在10个百分点左右。有社会学家分析,这是因为当选举中有黑人候选人时,民意测验的调查对象,尤其是白人,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不会表现出自己种族主义的态度,通常会向民意测验撒谎,表示会支持黑人候选者。但是真正到了投票的时候,他们则会基于种族优越感從白人候选者中挑选投票的对象。即使奥巴马2008年赢得总统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种族融合的里程碑,但根据当时斯坦福大学、美联社和雅虎的联合民意调查,要是奥巴马是白人的话,他的支持率将会增加6个百分点。就奥巴马本人而言,与上一代黑人政治家不同的是,在参选时表示拒绝完全基于种族身份的政治,在竞选中不把所谓的“黑人受害化”(black victimization)或者“白人负疚感”( white guilt)作为一个问题来攻击对方,并努力在黑人社区推行白人中产阶级价值。他被认为是“白人文化体制内被同化的黑人领袖”,即拥有黑人的肤色和白人的文化身份,由此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掣肘,阻止了布莱德利效应的发生。
3 结语
自殖民地时期第一批非裔奴隶抵达新大陆至今,美国多民族共存的历史比美国建国的历史更长。随着社会的进步,占多数的欧洲裔人口由最初对非裔人口进行赤裸裸剥削的奴隶制,到赋予黑人公民权的同时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再到民权运动以来社会公共政策向有色人种倾斜,多数族裔与少数族裔间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距离各民族间真正的和谐共生仍显遥不可及。比如,跨文化交际中种族观念仍以更隐蔽微妙的形式在传递,美国社会依然存在刻板印象、隐形偏见及种族中心主义的交际障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期发生的多起种族冲突事件又将种族议题带回公众视野,Black Lives Matter黑命攸关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美,舆论亦显示出民意分裂的趋势。未来种族融合的走向是倒退至黑白对立的局面,抑或以白人的收敛而变得进一步内隐,将取决于美国主流社会对种族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有效纠错。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托马斯·索维尔著, 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朱世达:对奥巴马现象的政治文化思考[J],美国研究,2008,(4).
[4]王建华: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因素[J],肇庆学院学报,2003,(4).
[5]常江,史凯迪.霍米·巴巴:理论建构是一种赋权的政治——文化错位,流散与身份政治[J].新闻界,2019,(1).
作者简介:
施勤(1983-),女,汉,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讲师,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国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