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史溯：从“冷战”到“新冷战”

    夏国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称北大西洋联盟，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政府间安全联盟组织。成立之初仅有12个成员国，至今已拓展至30个，其中包括28个欧洲国家和两个北美国家；另包括20个参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NATO s Partnership for Peace）”方案的合作伙伴国和15个参与北约制度化对话方案的国家；2020年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军费总和占全球军费总额的6成左右，可谓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合组织。北约从成立之初旨在制衡苏联军事威胁的单纯聚焦于大西洋地区事务的军事联盟，因应不同时期国际权力结构变化而不断改革，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触角延伸向世界各地，涉及军事、经济、科技、反恐等众多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组织。而正是北约的数次扩张导致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点燃了俄乌之间的战火。本文将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和国际战略博弈的视角回溯北约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脉络，并尝试探讨俄乌危机对北约的影响以及美国“新冷战”的企图。

一、北约的源起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权力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的综合国力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强势崛起，世界迅速进入“两极”时代，而欧洲人对德国纳粹的恐惧很快便转移到苏联身上。1946年3月5日，英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着名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吹响了冷战的前奏。1947年3月，美国以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提出的 “遏制”理论为依据，正式抛出“杜鲁门主义”，确定了以欧洲为重点、对苏联遏制的战略，美苏关系由合作演变为冷战。

    

    为全面遏制苏联，美国确定在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上缔结北大西洋公约，以此控制西欧并将其纳入美国对苏战略体系。西欧国家出于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也希望与美国联合。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外长在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诞生。

    北约成立之初仍是一个“防御性军事联盟”，其定性为“以军事——政治联合为主、经济与社会合作为辅的区域性安全组织”，奉行“集体防御”原则。北约的核心原则是其公约第5条：“各缔约国认为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事实上，这条核心原则后来被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数个北约国家滥用，甚而变成了成员国对整个北约组织的安全绑架。

    

    需要阐明的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冷战是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美苏两大集团通过集安联盟、代理人战争等手段争夺世界霸权的博弈过程，但从权力结构角度看，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同时形成了一组特殊的战略共生关系：由于核恐怖平衡威慑的存在以及两大集团间几可忽略不计的经贸联系，使得美苏两国得以凭借意识形态对立和敌方安全威胁为由压制、平衡己方阵营内部的权力分配，以保证“两极格局”的整体稳定。综上，冷战的本质既可以解释为两大阵营对立，也可以视作美苏“瓜分世界权力蛋糕”的共生稳态结构。

    正因如此，北约成立之初也就埋下了某些结构性隐患：

    首先，外敌需求。北约是一个安全联盟，也即北约必须基于应对某种强大外敌威胁而生存，一旦没有了敌人，北约也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一隐患也为后冷战时代的北约存续争议埋下了伏笔，导致美欧俄关系永远存在裂痕。

    其次，内部权力分配严重不平衡。这一点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两个层面都有所呈现——常规力量上，美国一国的军费长期占据北约整体军费的70%以上，而欧洲国家并无意愿主动增加军费预算（北约规定要求达到GDP的2%，欧洲国家少有达标），而军费分摊不均也导致了欧美国家的龃龉和扯皮；核力量方面，美国强势垄断北约核保护伞的角色，甚至百般阻挠英法等国的核武研发，这也给后来的法国出走埋下了隐患。

    最后，主体国家战略目标异同直接影响北约能效，也导致北约对欧洲而言呈现出某种“矛盾的二元性”特点。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成立之初美欧的目标基本一致，即“外防苏联、内遏德国”，但北约同时也是美国长期介入欧洲事务并借以控制欧洲盟友的地缘工具。因此，北约既是欧洲的安全保护伞，同时也是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必须克服的障碍。

二、冷战时期的北约

    根据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可以将冷战时期的北约史（1949年至1991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战略进攻阶段、战略防守阶段、战略缓和阶段和战略反扑阶段：

    1.战略进攻阶段（1949—1954）

    由于 “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并未遭受破坏，而苏联和欧洲各国都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所以美国控制的北约在冷战初期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并采取全面攻势姿态。该时期北约的核心战略是 “前沿防御”战略， 1949年12月发布的《北大西洋地区防务战略》中提出，该战略设想未来战争以欧洲为主战场，先由欧洲国家常规力量进行抵抗，再由美国使用核力量进行战略轰炸，战略的侧重点是常规力量。同期，美国短暂拥有对苏的核优势： 1950年美国便成功研制出氢弹，领先了苏联五年时间，至1954年，美国积蓄了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同时美国的空军投送能力也大幅强于苏联。此外，美国乘1951年伊朗危机升级、地中海局势动荡之机，于1952年吸收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加强了北约的东南翼防线，又于1954年接收联邦德国加入，巩固了北约的中央防线。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2.战略防守阶段（1955—1966）

    这个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得北约面对苏联集团的优势急剧缩小，被迫陷入战略防守态势：

    首先，华约出现。1955年苏联主导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促进了共产主义阵营力量的整合和增长，正式形成了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立的局面。华约的出现，让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常规安全力量得以凝聚，与北约形成了对峙。

    其次，核恐怖平衡甫现。为平衡美国的核力量，苏联加快了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并于1955年11月22日成功试爆世界上首枚空投氢弹。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使得其核力量的爆炸当量和投送手段都具有了威慑北约的能力，美苏集团之间的“核恐怖平衡”初露端倪。但该时期美国总体核力量仍然对苏具备优势，比如成功解决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人类免于核毁灭。

    再次，北约内部权力结构矛盾出现。受益于“马歇尔计划”，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终于从 “二战”的废墟中重新振作，随着其经济、军事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欧洲国家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打破美国军事指挥权垄断，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不再甘当小弟，这使得北约内部美欧权力结构矛盾凸显。其中尤以法国为甚：1959年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后，要求修改北约章程，获得与美、英同等的“领导”地位，但遭到美国拒绝。1966年7月，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仍保留北约成员国的政治身份），极大地削弱了北约军事力量。此外，英法要求打破美国对欧洲的核垄断，而美国一直反对西欧国家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该矛盾也愈演愈烈。再者，欧洲已经根据“舒曼计划”暗暗启动一体化进程，也为冷战后欧盟成立和欧洲战略自主打下了基础。

    

    该时期北约的战略是“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4年12月召开的北约巴黎首脑会议宣布，即以北约的常规力量为“盾”，在战争初期牵制并阻滞敌人的进攻，以美国的核武器为“剑”，宣布“对北约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都将报以一场沉重的大规模的核回击”。“ 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大降低了核门槛，突出了核武器的威慑力。随后，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核武器。

    3.战略缓和阶段（1967—1979）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力，甚至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越战失利加之法国等欧洲盟友的掣肘使得美国对苏进攻态势极大受挫，转而谋求对苏战略缓和以形成均势，并被迫从第三世界回收力量，开启其全球战略收缩期。与此同时，这个阶段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集团也出现了变故，其中最大的权力结构变化就是中苏交恶，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美国才明确确认中苏关系破裂的事实，为后来的“乒乓外交”、中美建交埋下伏笔。

    在美苏达到“核恐怖平衡”的战略大背景下，为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北约于1967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要求建立比例适当的常规力量、战术核力量和战略核力量（即“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1967年12月，北约通过了“哈默尔”报告，确定了对苏“防务加缓和”的政策。1968年，北约响应华约提出的召开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提议，并提出“均衡裁军”等建议。从1973年起，欧安会举行了三阶段会议，就双方边界、安全信任、经济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等问题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与此同时，美苏就战略核武器等问题也达成了数个协议。1974年6月，北约各国首脑签署了《大西洋关系宣言》，承认西欧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

    4.战略反扑阶段（1979—1991）

    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该事件标志着苏联集团进入战略攻势期，但与越南战争相似，陷入阿富汗战争的苏联国力巨耗，这也是导致其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苏联陷入“帝国坟场”泥潭，美国抛弃对苏联和华约的“缓和”政策，采取了新的强硬政策，北约也进入针对苏联集团的战略反扑阶段：

    首先是军事对抗。美国率先大幅度增加军费，并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空耗苏联国力；西欧盟国均参加了发展科技和军备的“尤里卡计划”〔 （尤里卡计划（EUREKA），是“欧洲研究协调机构（European Research Coordination Agency）”的英文缩写，1985年4月17日，由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提议，在德国汉诺威发起的一项由西欧国家制定的在尖端科学领域内开展联合研究与开发的计划〕。

    其次是针对华约展开强势外交。1980年，北约强烈谴责苏联随意破坏国际和平的行径，要求它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并将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列为欧安会马德里会议的核心议程，与华约进行激烈交锋。

    再次是加强北约防务体系。20世纪70年代起，北约开始与法国在多个军事领域进行合作，如法国维护北约地中海防区的利益，密特朗政府提出参加“北约的前沿防御”作战等。

    还有就是打压国际石油价格，使苏联陷入“资源诅咒”。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伯利亚一系列大型油田陆续投入开发，苏联石油工业进入黄金发展期，并高度依赖石油收入支撑其粮食进口及对美军备竞赛。1985年，美国政府配合沙特阿拉伯打压国际油价，使原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降至10美元，严重影响苏联外汇收入，大大透支苏联财政。

    最后是通过谈判削减苏联和华约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美苏于1987年12月签署《中程导弹条约》，极大地限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投送能力；二是1990年11月北约和华约22国首脑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欧洲的坦克、火炮、装甲车、作战飞机、直升机五大常规武器的最大限额，使华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被严重削弱。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三、后冷战时代的北约改革与北约东扩

    1991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后冷战时代”开启，国际权力结构也随之变化：

    首先，世界由两极格局变为单极格局，而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的胜利也正式确立了其“自由主义单极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的一切国际战略核心目标都以巩固其单极霸权为纲，包括蚕食前苏联加盟国、改革北约职能、策动颜色革命、垄断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等。而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目标即是“阻止单一区域大国崛起，同时阻止任何形式的欧亚一体化”，只有碎片化的欧亚大陆才能让美国作为欧亚大陆域外霸权拥有足够的干涉空间。于是，巴以矛盾、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中日矛盾、俄欧摩擦（含俄乌冲突）等等都成了美国的战略抓手。

    其次，欧盟和欧元区成立，标志着欧洲开始走向战略自主，也标志着北约内部两大权力中枢出现悖离。同时，苏联解体也让欧美看待俄罗斯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希望改善对俄关系，加强对俄经济能源合作；而美国则需要欧俄矛盾延续以创造维系北约和介入欧洲事务的借口（由于华约解散，北约最大的安全威胁消失，所以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当时也受到广泛质疑，几乎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界人士都不看好北约的未来。当时最流行的推测有三种：一是北约立刻解体；二是北约缓慢解体；三是北约依旧维持存续但逐渐“无用化”）。

    再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传统安全威胁成为西方的主流威胁。苏联解体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曾面临的最大传统地缘安全威胁不复存在，而以“9.11”为标志的世界恐怖主义兴起使得西方的全球安全战略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专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转变也影响着北约改革进程。

    最后，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世界权力格局。中国崛起是完全出乎美欧意料的，甚至西方一度认为“铁幕”倒下后，中国这个“竹幕”也会很快自然瓦解。但中国崛起在短短20年时间内极大改变了国际权力结构，使之加速向“新两极”格局转变。而2020年爆发的COVID-19疫情又催化了这一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速度。中国崛起使得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也纳入北约改革的目标框架。

    冷战结束至今，北约共经历了四次重要的改革规划（即出台了四份“战略概念”更新文件），以实施其“履行新使命、吸纳新成员以及扩大新功能”三大任务：

    1.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提出“预防与危机处理”战略：第一，以“全方位防御”取代“前沿防御”； 第二，更加倚重常规力量，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第三，扩大行动范围，认为除原防区外，诸如地中海、中东等地区都是其新防务安全体系的重点；第四，扩展职能，除防止战争和保卫成员国安全外，还允许北约军队在欧安会所属的53个国家进行维和，这是北约历史上首次规定在防区外可以进行军事行动。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中打击，其间“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该行动标志着北约开始无视联合国权威，展开独立的国际军事干预行动。

    2.1999年4月23日，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了《联盟的战略概念》（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文件，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战略：第一，重新界定了北约的主要威胁和安全目标，指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是北约主要的安全威胁；第二，明确了北约新的宗旨与任务，指出除传统的自由与安全外，还要以“共同的价值观、人权观和法治观”来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秩序；第三，作战方针向全方位防御转换，加强部队的一体化建设和在防区外遂行军事行动的能力。

    在新战略概念的指引下，北约先后进行了四次东扩：2004年，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正式加入北约；2009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2017年，黑山加入北约；2020年，北马其顿加入北约，至此北约成员国已从冷战结束时的19个扩张到了30个。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法国也重返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3.2010年11月，北约里斯本峰会通过了新的战略构想——“积极接触，现代防务”战略，其认为新形势下北约本土遭受常规攻击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导弹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区域外不稳定因素、网络袭击以及能源、贸易、通讯等关键供应中断等新的安全威胁出现。因此，北约提出“以合作促安全”新概念，并提出三个主导思想：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可在全球展开军事行动；加强网络战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建立反导系统等。此举表明，北约由防御性军事组织演变为进攻性军事组织，由区域性军事集团演变为全球性军事集团。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将集体防御承诺、军事能力和政治协商共同列为北约的三大持久性支柱。

    4.2020年11月25日，北约发布了“北约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 （NATO2030：United for a New Era）改革报告，旨在审视北约今后如何加强联盟内部团结、政治协商和自身的政治角色。此报告的发布背景是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即大国竞争重归主旋律，标志性事件包括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9年美俄废除《中导协定》以及美国对华综合战略竞争态势重估。在此背景下发布的“北约2030”改革报告涉及其新一轮变革思路：第一，进一步强化北约的政治角色，重塑其政治——军事双重同盟身份；第二，强调非传统安全因素和新兴颠覆性技术研发，突出应对中俄安全“挑战”；第三，以亚太为重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北约2030”改革报告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其将中国设置为北约的新战略重心，2021年6月的北约布鲁塞尔领导人峰会会议公报直指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联盟相关的领域”造成了“系统性挑战”：其一是担忧中国军事、科技发展削弱北约军事优势和内部凝聚力；其二是担忧中国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北约作战机动性和行动力，剑指“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17+1”合作平台；其三是担忧中俄之间特别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

    “北约2030”改革报告正是美国希图将世界导向“新冷战”的有力证据。

四、俄罗斯-北约关系以及俄乌危机对北约的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转变：

    事实上，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执政初期的俄罗斯一直试图融入西方大家庭，甚至一度幻想加入北约。但因为基于美西方战略利益考量而衍生的某些结构性矛盾，加之北约欧盟多轮东扩，不断蚕食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前加盟国，不断逼仄俄罗斯的安全红线，使得普京彻底摒弃对美西方的幻想，终致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进而演变成2022年俄乌冲突，俄罗斯-北约关系完全崩解。

    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始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1991年，俄罗斯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4年，俄罗斯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并部署维和人员以支持1990年代后期北约领导的西巴尔干地区和平行动。1997年，“北约-俄罗斯奠基法案” （NATO-Russia Founding Act）为双边关系奠定了正式基础，并成立了旨在促进咨政和合作的论坛“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 （NATO-Russia Permanent Joint Council， PJC）。1999年科索沃危机，俄罗斯-北约关系冻结，但在空袭结束后又恢复了PJC的相关活动，该对话机制在2002年被“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ATO-Russia Council，NRC）”取代。1998年，俄罗斯在北约设立了外交使团，北约于2001年也在莫斯科开设了新闻办公室（Information Office in Moscow，NIO），并于2002年开设了军事联络团。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军事冲突爆发，导致NRC正式会议和相关合作暂停到2009年春季，北约持续呼吁俄罗斯撤销其对格鲁吉亚阿布哈斯和南奥塞梯地区宣布独立的承认。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来，NRC框架下的俄罗斯-北约合作事项全部暂停。2021年10月，俄罗斯决定暂停驻北约外交使团工作，并要求北约关闭北约驻莫斯科新闻办公室，暂停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团工作，意味着北约-俄罗斯关系完全停摆。同样的命运轨迹也发生在俄罗斯与八国集团（G8）的关系中，从1997年俄罗斯正式加入G7集团成为G8，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被踢出局，俄罗斯加入西方的梦彻底破碎。

    2022俄乌危机还在发酵，但不难判断其对北约的两重影响：

    短期看利好北约，俄乌危机无疑将巩固北约的凝聚力，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被绑上美国的战车。俄乌危机爆发使得身处俄欧边境地带的中小国家人人自危，主动配合北约的行动，比如波兰积极邀请北约常规军力甚至核力量进驻（波兰也是本次美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主要通道）。此外，像芬兰这种长期在俄欧之间维持相对中立的欧洲小国也会因惧怕俄罗斯威胁而倒向支持加入北约的立场。上述情况都可能诱发俄欧地缘危机升级。

    中长期看北约存在两个利空：

    一是安全信任危机。北约在俄乌冲突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并不体面。冲突爆发前，美国一直以北约安全背书为诱饵鼓动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不停挑衅俄罗斯，冲突爆发后，北约却一直坚持不直接武力介入的原则，让乌克兰自己成了炮灰，而美国则利用俄乌冲突逼迫欧洲盟友联合对俄罗斯发动全面综合性制裁，出现了“俄欧乌多输”的局面。北约此番操作可能使某些成员国看空北约的安全承诺，并尝试利用北约安全漏洞为自己牟取地缘战略利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土耳其。

    二是联盟内部权力中心分化的危机。俄乌冲突后，北约内部将出现两大权力集团分野：一是“五眼联盟”集团，二是欧盟集团。英国脱欧后，面对的是国际战略地位上自由落体式的衰落——一来彻底和欧盟决裂，二来自身随时面临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公投脱英”的潜在危机，三来“英联邦”将随着英皇的更迭而解体。所以，英国将全部筹码都压在美国身上，从此只有“五眼联盟”英国，不再有欧洲的英国。而俄乌危机后，欧洲将被迫面临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难民危机和地缘安全危机等多重复合型危机，德国破天荒地宣布增加1000亿欧元军费预算，并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彻底打破了“二战”后的政策禁区，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两次公开谈及“北约脑死亡”，并扬言法国可以为欧盟提供核保护伞。上述种种，都意味着北约内部将出现两个利益分野明显的权力中心——美英为代表的“五眼联盟”和德法为代表的“主权欧洲”，这种内部权力分化对北约发展并非利好。

结语：美国的“新冷战”战略企图甫现

    综上，通过完整回溯北约从诞生至今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可知：北约本质上是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并维护其世界霸权的工具。自冷战结束至今，北约已经由单一的泛大西洋防御性集体安全联盟演变为综合的全球化进攻性“集体利益”联盟。而正是由于北约无视承诺不断扩张，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地缘红线和战略生存空间才导致了俄罗斯的反噬，即2022乌克兰危机。

    

    而北约的野心远不止于此，鉴于“北约2030”改革已显露出的迹象以及特朗普前政府和拜登总统执政以来的中美互动关系，可得出结论：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世界进入“新冷战”，其核心目标是延缓美国单极霸权衰落的趋势，为此不惜在欧亚大陆多个次级地缘板块制造区域危机，以阻止欧亚大陆一体化，而北约将会成为其全球新冷战的核心工具箱。“新冷战”的特征表现为：

    第一，新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新代理人战争，并且美国希望将之操作成为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试图让俄罗斯再次陷入类似前苏联的战争泥潭，甚至发生再次解体或至少逼普京下台。

    第二，新一轮核威慑再起。俄乌冲突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展示核威慑力量，比如首次动用了可挂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匕首”，旨在震慑北约国家。而对应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正在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竞选誓言，转而接受现有政策，即保留美国在“遭到严重非核战略攻击”的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第三、新两极格局。相比与俄罗斯，实际上美国的高层更倾向于将中国定义为未来唯一的全球霸权竞争对手，而新冠病毒危机变相加速了世界“两极化”的趋势。所以，美国正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从“印太战略/四边同盟”到“北约2030”改革——美国正在准备同深度嵌入既有国际体系的中国进行一场长时期的综合性博弈，其竞争维度将远远超过冷战时的美苏，甚至延申至海底、太空、网络、极地，中国也应提早做好相应的综合性战略竞争准备。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