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形象的演变
李同恩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形象从“英雄”到“枭雄”“奸雄”，再到“奸贼”，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东晋是曹操形象的一大转关。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也继承史书所载，使曹操的形象所表现的方面更为丰富。曹操形象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是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这种立体化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为南宋以后曹操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关键词：曹操形象；英雄；奸雄；奸贼；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7-0133-05
传统观点认为，曹操形象的根本转变与定型是在南宋以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凭先生的观点：“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原因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①事实上，曹操形象从“英雄”到“奸贼”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完成，尤其东晋时期是一大转关。曹操形象的演变，不仅是封建正统观念造成的，也是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表征。
一、乱世“英雄”与“枭雄”“奸雄”
1.乱世“英雄”
汉末宦官弄权，天下大乱，有识之士急切盼望英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结束分裂割据。拨乱反正亟需英雄，于是一大批英雄人物应运而生，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又称《英雄记》）多有载录，曹操、董卓、吕布、袁绍、刘备等皆入此列。与现在的“英雄”含义不同，其所谓英雄，乃如刘劭所言：“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②曹操也以英雄自诩，他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刘先主传》）桥玄谓曹操能安天下，许劭称曹操“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王儁谓刘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皇甫谧《逸士传》）当时的有识之士视曹操等人为乱世英雄，也意味着时人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平定天下。
王粲《英雄记》主体部分写成于归降曹操之前，记载相对公允，应该较为可信。该书佚文载有曹操事：
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建安中，曹操攻袁谭于南皮，斩之，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蹹顿，一战斩之，系鞍于马上抃舞。勇则勇矣，非人主之道也。（《乐书》卷一百八十二）
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于袁绍，绍知操有图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艺文类聚》卷十七）
“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可见曹操很自信，确亦勤学；“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显示出曹操的骄矜之态，亦可略窥其野心；“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既可见其深切的后悔之意，又可见其决心。相较于《三国志》中对曹操的回护与文饰，《英雄记》中的曹操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比较符合汉末“英雄”的定义。
曹操的“英雄”形象也得益于他的文学成就。他的乐府诗雄健深沉，有慷慨悲凉之英雄气。“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却东西门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刻画出一个常年征战在外，马不解鞍、甲不离身的将军形象，面对战争之后白骨蔽野、阒然无人的凄惨景象，顿感肝肠寸断，悲痛万分，其中寄寓了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門行》），曹操北征乌桓归来，正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际，登上碣石山，面对着大海的壮阔景象，抒发自己的豪迈情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则突出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一面。他自比周公，希望天下英才为己所用，下《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③。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自强不息、求贤若渴的乱世“英雄”形象。正是他的功业、文学成就与诗文中自诩的烈士雄心，使得历代意欲建功立业者多仰慕追怀他。
2.酷虐变诈的“枭雄”与“奸雄”
东汉末年，诸侯纷争，群雄并起，为了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彼此相互攻讦。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并迁都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④。陈琳撰《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讨伐曹操，曰：
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⑤
在政敌的眼中，曹操是不折不扣的“枭雄”。陈琳笔下的“枭雄”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重点突出的是残暴、酷虐的特征。《三国志》中周瑜亦称刘备为枭雄。要之，他们在政敌眼中都是骁悍的雄杰，且有凶狠残暴的一面。
乱世之时，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曹操佐汉平乱，故谓之英雄。而曹操后来所作所为有违士人意愿，名为辅佐汉室，实则挟天子令诸侯，并且曹氏最终篡权乱政，于是时人眼中的“英雄”转而成为“奸雄”。《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曰：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异同杂语》所记为汉末魏晋时期的野史逸闻，这一则杂语称许劭视曹操为乱世奸雄，也反映了魏晋时人的评价。裴注又引孙盛《杂记》⑥，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此所记为杀吕伯奢家人一事，曹操在情势急迫时表现出酷虐残忍的一面。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奸雄之名足以流传千古。唯有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⑦堪与其匹。
曹操的“奸雄”形象在杂史杂传、野史稗闻中表现得很鲜明，最典型的当属三国时吴国人所著《曹瞒传》。从传记名称即可知，其内容必定多是揭露曹操阴暗面的。⑧《曹瞒传》集中揭发曹操的暴虐行径：曹操遣华歆带兵入宫逮捕皇后，皇后求救于皇帝，皇帝“亦不自知命在何时”⑨，曹操部属随即诛杀伏皇后及伏氏宗族多达数百人；曹操至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⑩；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B11。他的这些暴行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与他的“英雄”形象迥然有别。书中又指摘曹操生活淫靡，“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举止不庄重，持法峻刻，念旧怨，杀桓邵；割发代首，棒杀侍姬，斩仓官平兵士之怨等。最后以“酷虐变诈”四个字评价曹操，将他的阴暗面一并揭发。B12《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虽有挟怨私诋之嫌，但就所记曹操事而言，当亦有可信之处，即或失于夸张、传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曹操其人及其形象的变化，亦有一定价值。
陆机对曹操的评价很耐人寻味。吴国为晋所灭后，他感慨家国兴亡与父祖功业，写下了《辩亡论》，谓“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B13，直斥曹氏父子的不轨行径与暴虐之举。后来他供职于西晋王朝，在读到曹操的遗令时又写了《吊魏武帝文》，“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B14，充分肯定了曹操建立的功业。这一贬一褒的评判是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下作出的，其中凝聚着陆机对国家兴亡、人生沉浮的感悟与慨叹。而他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取向，也是前后不一。
与陆机同时的张辅，对曹操所行的申、商法术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在《名士优劣论》中称曹操为暴虐专横、残害忠良的奸雄，仁爱不施于亲，惠泽不及百姓，不如刘备威勇恩义、宽弘大略。
汉魏、魏晋的易代，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反而是更为残酷的征伐与动乱。曾经被人民大众寄予期望的英雄人物，并未能如民所愿。与天下统一、改善民生相比，他们更在乎的是对政治权力的攫取。“禅代政治的反复重演彻底粉碎了士人的儒家政治理想，引发了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危机。”B15在这种情势下，士人对于魏、西晋政权与社会现状及自身处境的悲观与失望，使他们对于曹操功过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史传著作中，曹操的形象是多元化的。在汉末有识之士的眼中，他是被寄予厚望结束分裂割据的英雄；在政敌的眼中与野史、杂传中，他是凶狠残暴的枭雄，是酷虐变诈的奸雄。尤其在杂史杂传中，曹操形象的负面因素不断增加。
二、超世之杰：“禅让”格局下的正统形象
时至西晋，陈寿撰著的《三国志》为时人所重。《武帝纪》中的曹操机警、有权数、知谋略、通兵法、胸怀豁达、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厉行节俭，谓之“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事实上，陈寿对于曹操形象进行了刻意的回护。赵翼《廿二史札记》曰：“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B16不仅如此，书中对于曹操战败及虐杀等事亦婉转回护，或一笔带过，或绝口不提。为尊者讳，势所必然，魏晋时期更是如此。
汉魏之际的易代，在名义上效仿唐、虞之事，采取了“禅让”的方式。曹氏既欲夺得皇权，又要塞众人之口，于是借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此例一开，晋、宋、齐、梁、北齐、后周、陈、隋等政权皆因袭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B17魏承汉之正统，晋又承魏之正统，在这种情势下，陈寿《三国志》奉魏为正统，乃是奉晉为正统，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陈寿对曹操形象的回护，也是对魏、晋政权的回护与肯定。陈寿奉魏为正统，必然要回护曹操的形象。陈氏借桥玄之口对曹操作评价，谓之命世之才，能安天下之乱，又称其“明略最优”“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对曹操所行暴虐之事进行了刻意的回护，采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B18。不过，陈寿对曹操的评价也很含蓄，谓之“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鞭挞宇内”颇有春秋笔法的意味，明褒实贬，委婉指出曹操沿用战国法家的权术，“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可见他对于曹操残戮百姓、虐杀过甚，是持有批评态度的，只是比较含蓄罢了。
魏代汉、晋代魏，曹氏与司马氏多所猜忌，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打击与抑制的措施，对政治上的异己人物进行大肆的屠杀，名士少有全者。孔融、祢衡、杨修、嵇康、张华等人皆不得善终。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遂倡清谈，发言玄远，对时事绝口不谈，亦不臧否人物。曹魏官僚贵族作为西晋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晋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把持着社会舆论导向。因此，魏、西晋时期，“禅让”格局下曹操的正统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平面化的帝王形象。以王沈《魏书》、陈寿《三国志》为代表的正史一派竭力维护曹操的正面形象。
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北宋时期。如前所言，西晋、宋、齐、梁、北齐、后周及陈、隋都是效仿曹魏以“禅让”的方式立国的，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上位。要之，此数代帝王皆有篡权之实，维护曹操的形象也是维护这数代帝王的形象。唐太宗《祭魏太祖文》一方面极力称道曹操的政治功绩，谓其“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B19；另一方面对曹操不守人臣之道有所批判，“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B20，最后，他将这一切都归为天意。他对曹操的嘉许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肯定，宣扬自己也是顺应天意。
曹操在正史中“超世之杰”的姿态与杂史、杂传中“酷虐变诈”的面孔相叠加，构成了其血肉丰满而又矛盾的历史形象：既机警睿智，又狡猾诡诈；既有胸怀宽广、不计前嫌的一面，又有外宽内忌、睚眦必报的一面；既重农事、兴教育，整齐风俗，又穷兵黩武；既节俭用度，又贪婪财货；既提倡唯才是举，又轻视、妒忌贤才。
三、从“奸雄”到“奸贼”的演变
魏、西晋时期曹操在正史与杂史杂传中的不同形象，或称英雄，或谓枭雄，或称奸雄，或谓超世之杰，要之，皆不失为雄才。自东晋始，曹操的形象逐渐出现反转，一代奸雄遂成为奸贼。这也为其后来尤其是南宋以后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早在汉代末年，曹、孙、刘三大政治集团形成的时候，曹操已被斥为汉贼。周瑜谓：“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志·周瑜传》）刘备在给汉献帝的奏章中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三国志·刘先主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孙、刘政治集团所极力攻击的。不过，这毕竟只是政敌间的攻讦之词。再者，其时曹氏尚未篡汉，奸贼之名尚未坐实。
时至东晋，曹操的奸贼形象渐渐论定。东晋时期，司马氏偏安江左，有类三国之吴、蜀，其情势与魏、西晋颇为不同。魏代汉、西晋代魏，尚可以正统自居。晋室南渡，北方为五胡所据，偏安局势下，正统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就东晋王室的处境而言，也远不能与魏、西晋相比。魏、西晋朝廷威权煊赫，故能对世家大族形成压制。晋室南渡以后，王室卑弱，不得不依赖北方侨族与江南本地大族，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B21之语。其时距曹魏已远，时人也已敢于指摘、揭露曹氏的篡逆行径。
《三国志·荀彧传》对荀彧之死写得非常隐晦，曰：“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与忧薨之说不同，东晋中期史学家孙盛所著《魏氏春秋》载：“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三国志·武帝纪》裴注）明言荀彧之死是曹操所逼，原因在于：建安十七年（212），董昭等劝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荀彧力阻之，劝其“秉忠贞之诚，守谦退之实”（《三国志·荀彧传》）。在孙盛看来，曹操逼死忠于汉王室的荀彧属不臣之举，又谓：“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B22明确指出曹魏不是依靠德行代汉，而是凭智、力所取，曹操乃篡权乱政之作俑者。
较孙盛稍后的袁宏特别重视名教，所撰《后汉纪》意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他对曹魏代汉一事颇为不忿，坚称：“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B23认为曹氏是以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为道义所不容。袁宏以君臣之义与严格的名教尺度，指斥曹操僭越皇权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对权臣桓温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的不满。
东晋中后期，袁山松撰《后汉书》，云：“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B24此说一出，曹操从乱世奸雄变成了篡权乱政的奸臣贼子。这是时人对于曹操的认知与评判，在时人的话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八条载：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B25
齐桓公与晋文公同属春秋霸主，尊奉周王室，抵抗外患；汉高祖刘邦和魏武帝曹操，却最终“篡夺”了天下。可见时人对曹操是颇有定见的，视其为无篡逆之名却有篡逆之实的奸贼。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目睹桓温图谋篡夺帝位，撰《汉晋春秋》，以制衡权臣。他奉蜀汉为正统，直斥曹魏为篡逆。兹录曹操事佚文二则：
汉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后不敢复朝请。B26
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B27
曹操将皇帝的宿卫近侍全都安排成自己的心腹，实际上是监视和挟制皇帝，皇帝乃有名无实之傀儡，朝中大事的决断及政令，都由曹操把持。张松谒见曹操，其时曹操已经克定荆州，驱逐刘备，正是骄矜之时，故不录张松。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称相、称公、称王皆受汉诏。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的记载则明显出现反转，“（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十八年）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B28至此，《三国志》极力维护与塑造的正面形象轰然倒塌。
孙盛《异同杂语》称许劭目曹操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后汉书》谓“清平之奸贼”B29。曹操的形象由乱世奸雄反转为篡逆奸贼，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东晋政治局势与汉末颇为不同，汉末动乱之际，亟待有能之士收拾残局；东晋南朝政权，偏安于江南一隅，获得了暂时的安定，统治者无力北进统一中原，妄图以江南之地自保、长治久安。统治者为防止篡权的再度发生，大力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官方思想回归儒家传统，君臣父子的秩序与忠孝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为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所重视。
然而，东晋一朝，皇权卑弱，朝廷实权落入权臣之手，篡乱之事屡有发生，王敦之乱，苏峻、祖约叛乱，桓温父子作乱，前后相继，天下不宁。一些文人士大夫痛感于皇权倾危与君臣之道的失序，深化了对“禅让”名义下权力更替本质的认识，加之对偏安于江南的现状的不满与渴望国家统一的普遍社会心理的鼓动，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发展前途的深刻思考。他们意图恢复东汉时期政治统治秩序，大肆标榜君君臣臣的信条，强调臣子的忠节观念，冀以借此来制衡权臣。在这种情势下，东汉末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曹氏自然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而行法家之术的曹操成了破坏君臣秩序的罪魁祸首。
虽然自东晋始，时人眼中的曹操逐渐成了奸贼形象，但是对于想要建功立业的权臣与帝王，他就成了竞相追慕的对象。桓温曾云：“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B30他对于曹操的豪爽甚是钦佩，对于曹操的功业至为仰慕。王敦对曹操亦倾慕有加，被其雄心壮志所打动，“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B31。梁元帝萧绎也对曹操大加赞赏。曹操建立的功业与他的文武全才，是他被仰慕的重要原因。此外，他的勤勉好学与遗令中节俭、薄葬等主张，也屡屡为后人称道。
注释
①李凭：《曹操形象的变化》，《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
②伏俊琏：《人物志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③④⑨⑩B12B13B2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32、374、44、310、54、1179—1181、577页。
⑤B11B14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71—1972、1971、2598页。
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孙盛《异同评》或作《异同杂语》，又作《异同记》，又作《杂记》，其实一书也。”
⑦B21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6、2554页。
⑧裴注引《曹瞒传》称太祖、公等，原书必不如此，当是直呼其名，或以蔑称。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进行了改动。
B15张荣明，董志广：《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B16B1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25、148—149页。
B1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
B19B20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131页。
B23袁宏：《后汉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590页。
B2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7页。
B25B30B3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2015年，第628、921、659页。
B26B27习凿齿：《汉晋春秋通释》，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104页。
B28B29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380—388、223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形象从“英雄”到“枭雄”“奸雄”，再到“奸贼”，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东晋是曹操形象的一大转关。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也继承史书所载，使曹操的形象所表现的方面更为丰富。曹操形象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是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这种立体化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为南宋以后曹操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关键词：曹操形象；英雄；奸雄；奸贼；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7-0133-05
传统观点认为，曹操形象的根本转变与定型是在南宋以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凭先生的观点：“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原因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①事实上，曹操形象从“英雄”到“奸贼”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完成，尤其东晋时期是一大转关。曹操形象的演变，不仅是封建正统观念造成的，也是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表征。
一、乱世“英雄”与“枭雄”“奸雄”
1.乱世“英雄”
汉末宦官弄权，天下大乱，有识之士急切盼望英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结束分裂割据。拨乱反正亟需英雄，于是一大批英雄人物应运而生，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又称《英雄记》）多有载录，曹操、董卓、吕布、袁绍、刘备等皆入此列。与现在的“英雄”含义不同，其所谓英雄，乃如刘劭所言：“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②曹操也以英雄自诩，他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刘先主传》）桥玄谓曹操能安天下，许劭称曹操“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王儁谓刘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皇甫谧《逸士传》）当时的有识之士视曹操等人为乱世英雄，也意味着时人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平定天下。
王粲《英雄记》主体部分写成于归降曹操之前，记载相对公允，应该较为可信。该书佚文载有曹操事：
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建安中，曹操攻袁谭于南皮，斩之，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蹹顿，一战斩之，系鞍于马上抃舞。勇则勇矣，非人主之道也。（《乐书》卷一百八十二）
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于袁绍，绍知操有图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艺文类聚》卷十七）
“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可见曹操很自信，确亦勤学；“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显示出曹操的骄矜之态，亦可略窥其野心；“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既可见其深切的后悔之意，又可见其决心。相较于《三国志》中对曹操的回护与文饰，《英雄记》中的曹操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比较符合汉末“英雄”的定义。
曹操的“英雄”形象也得益于他的文学成就。他的乐府诗雄健深沉，有慷慨悲凉之英雄气。“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却东西门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刻画出一个常年征战在外，马不解鞍、甲不离身的将军形象，面对战争之后白骨蔽野、阒然无人的凄惨景象，顿感肝肠寸断，悲痛万分，其中寄寓了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門行》），曹操北征乌桓归来，正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际，登上碣石山，面对着大海的壮阔景象，抒发自己的豪迈情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则突出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一面。他自比周公，希望天下英才为己所用，下《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③。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自强不息、求贤若渴的乱世“英雄”形象。正是他的功业、文学成就与诗文中自诩的烈士雄心，使得历代意欲建功立业者多仰慕追怀他。
2.酷虐变诈的“枭雄”与“奸雄”
东汉末年，诸侯纷争，群雄并起，为了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彼此相互攻讦。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并迁都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④。陈琳撰《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讨伐曹操，曰：
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⑤
在政敌的眼中，曹操是不折不扣的“枭雄”。陈琳笔下的“枭雄”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重点突出的是残暴、酷虐的特征。《三国志》中周瑜亦称刘备为枭雄。要之，他们在政敌眼中都是骁悍的雄杰，且有凶狠残暴的一面。
乱世之时，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曹操佐汉平乱，故谓之英雄。而曹操后来所作所为有违士人意愿，名为辅佐汉室，实则挟天子令诸侯，并且曹氏最终篡权乱政，于是时人眼中的“英雄”转而成为“奸雄”。《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曰：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异同杂语》所记为汉末魏晋时期的野史逸闻，这一则杂语称许劭视曹操为乱世奸雄，也反映了魏晋时人的评价。裴注又引孙盛《杂记》⑥，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此所记为杀吕伯奢家人一事，曹操在情势急迫时表现出酷虐残忍的一面。只“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奸雄之名足以流传千古。唯有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⑦堪与其匹。
曹操的“奸雄”形象在杂史杂传、野史稗闻中表现得很鲜明，最典型的当属三国时吴国人所著《曹瞒传》。从传记名称即可知，其内容必定多是揭露曹操阴暗面的。⑧《曹瞒传》集中揭发曹操的暴虐行径：曹操遣华歆带兵入宫逮捕皇后，皇后求救于皇帝，皇帝“亦不自知命在何时”⑨，曹操部属随即诛杀伏皇后及伏氏宗族多达数百人；曹操至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⑩；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B11。他的这些暴行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与他的“英雄”形象迥然有别。书中又指摘曹操生活淫靡，“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举止不庄重，持法峻刻，念旧怨，杀桓邵；割发代首，棒杀侍姬，斩仓官平兵士之怨等。最后以“酷虐变诈”四个字评价曹操，将他的阴暗面一并揭发。B12《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虽有挟怨私诋之嫌，但就所记曹操事而言，当亦有可信之处，即或失于夸张、传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曹操其人及其形象的变化，亦有一定价值。
陆机对曹操的评价很耐人寻味。吴国为晋所灭后，他感慨家国兴亡与父祖功业，写下了《辩亡论》，谓“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B13，直斥曹氏父子的不轨行径与暴虐之举。后来他供职于西晋王朝，在读到曹操的遗令时又写了《吊魏武帝文》，“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B14，充分肯定了曹操建立的功业。这一贬一褒的评判是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下作出的，其中凝聚着陆机对国家兴亡、人生沉浮的感悟与慨叹。而他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取向，也是前后不一。
与陆机同时的张辅，对曹操所行的申、商法术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在《名士优劣论》中称曹操为暴虐专横、残害忠良的奸雄，仁爱不施于亲，惠泽不及百姓，不如刘备威勇恩义、宽弘大略。
汉魏、魏晋的易代，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反而是更为残酷的征伐与动乱。曾经被人民大众寄予期望的英雄人物，并未能如民所愿。与天下统一、改善民生相比，他们更在乎的是对政治权力的攫取。“禅代政治的反复重演彻底粉碎了士人的儒家政治理想，引发了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危机。”B15在这种情势下，士人对于魏、西晋政权与社会现状及自身处境的悲观与失望，使他们对于曹操功过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史传著作中，曹操的形象是多元化的。在汉末有识之士的眼中，他是被寄予厚望结束分裂割据的英雄；在政敌的眼中与野史、杂传中，他是凶狠残暴的枭雄，是酷虐变诈的奸雄。尤其在杂史杂传中，曹操形象的负面因素不断增加。
二、超世之杰：“禅让”格局下的正统形象
时至西晋，陈寿撰著的《三国志》为时人所重。《武帝纪》中的曹操机警、有权数、知谋略、通兵法、胸怀豁达、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厉行节俭，谓之“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事实上，陈寿对于曹操形象进行了刻意的回护。赵翼《廿二史札记》曰：“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B16不仅如此，书中对于曹操战败及虐杀等事亦婉转回护，或一笔带过，或绝口不提。为尊者讳，势所必然，魏晋时期更是如此。
汉魏之际的易代，在名义上效仿唐、虞之事，采取了“禅让”的方式。曹氏既欲夺得皇权，又要塞众人之口，于是借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此例一开，晋、宋、齐、梁、北齐、后周、陈、隋等政权皆因袭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B17魏承汉之正统，晋又承魏之正统，在这种情势下，陈寿《三国志》奉魏为正统，乃是奉晉为正统，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陈寿对曹操形象的回护，也是对魏、晋政权的回护与肯定。陈寿奉魏为正统，必然要回护曹操的形象。陈氏借桥玄之口对曹操作评价，谓之命世之才，能安天下之乱，又称其“明略最优”“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对曹操所行暴虐之事进行了刻意的回护，采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B18。不过，陈寿对曹操的评价也很含蓄，谓之“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鞭挞宇内”颇有春秋笔法的意味，明褒实贬，委婉指出曹操沿用战国法家的权术，“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可见他对于曹操残戮百姓、虐杀过甚，是持有批评态度的，只是比较含蓄罢了。
魏代汉、晋代魏，曹氏与司马氏多所猜忌，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打击与抑制的措施，对政治上的异己人物进行大肆的屠杀，名士少有全者。孔融、祢衡、杨修、嵇康、张华等人皆不得善终。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遂倡清谈，发言玄远，对时事绝口不谈，亦不臧否人物。曹魏官僚贵族作为西晋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晋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把持着社会舆论导向。因此，魏、西晋时期，“禅让”格局下曹操的正统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平面化的帝王形象。以王沈《魏书》、陈寿《三国志》为代表的正史一派竭力维护曹操的正面形象。
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北宋时期。如前所言，西晋、宋、齐、梁、北齐、后周及陈、隋都是效仿曹魏以“禅让”的方式立国的，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上位。要之，此数代帝王皆有篡权之实，维护曹操的形象也是维护这数代帝王的形象。唐太宗《祭魏太祖文》一方面极力称道曹操的政治功绩，谓其“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B19；另一方面对曹操不守人臣之道有所批判，“观沈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B20，最后，他将这一切都归为天意。他对曹操的嘉许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肯定，宣扬自己也是顺应天意。
曹操在正史中“超世之杰”的姿态与杂史、杂传中“酷虐变诈”的面孔相叠加，构成了其血肉丰满而又矛盾的历史形象：既机警睿智，又狡猾诡诈；既有胸怀宽广、不计前嫌的一面，又有外宽内忌、睚眦必报的一面；既重农事、兴教育，整齐风俗，又穷兵黩武；既节俭用度，又贪婪财货；既提倡唯才是举，又轻视、妒忌贤才。
三、从“奸雄”到“奸贼”的演变
魏、西晋时期曹操在正史与杂史杂传中的不同形象，或称英雄，或谓枭雄，或称奸雄，或谓超世之杰，要之，皆不失为雄才。自东晋始，曹操的形象逐渐出现反转，一代奸雄遂成为奸贼。这也为其后来尤其是南宋以后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早在汉代末年，曹、孙、刘三大政治集团形成的时候，曹操已被斥为汉贼。周瑜谓：“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志·周瑜传》）刘备在给汉献帝的奏章中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三国志·刘先主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孙、刘政治集团所极力攻击的。不过，这毕竟只是政敌间的攻讦之词。再者，其时曹氏尚未篡汉，奸贼之名尚未坐实。
时至东晋，曹操的奸贼形象渐渐论定。东晋时期，司马氏偏安江左，有类三国之吴、蜀，其情势与魏、西晋颇为不同。魏代汉、西晋代魏，尚可以正统自居。晋室南渡，北方为五胡所据，偏安局势下，正统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就东晋王室的处境而言，也远不能与魏、西晋相比。魏、西晋朝廷威权煊赫，故能对世家大族形成压制。晋室南渡以后，王室卑弱，不得不依赖北方侨族与江南本地大族，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B21之语。其时距曹魏已远，时人也已敢于指摘、揭露曹氏的篡逆行径。
《三国志·荀彧传》对荀彧之死写得非常隐晦，曰：“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与忧薨之说不同，东晋中期史学家孙盛所著《魏氏春秋》载：“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三国志·武帝纪》裴注）明言荀彧之死是曹操所逼，原因在于：建安十七年（212），董昭等劝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荀彧力阻之，劝其“秉忠贞之诚，守谦退之实”（《三国志·荀彧传》）。在孙盛看来，曹操逼死忠于汉王室的荀彧属不臣之举，又谓：“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B22明确指出曹魏不是依靠德行代汉，而是凭智、力所取，曹操乃篡权乱政之作俑者。
较孙盛稍后的袁宏特别重视名教，所撰《后汉纪》意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他对曹魏代汉一事颇为不忿，坚称：“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B23认为曹氏是以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为道义所不容。袁宏以君臣之义与严格的名教尺度，指斥曹操僭越皇权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对权臣桓温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的不满。
东晋中后期，袁山松撰《后汉书》，云：“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B24此说一出，曹操从乱世奸雄变成了篡权乱政的奸臣贼子。这是时人对于曹操的认知与评判，在时人的话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世说新语·规箴》第十八条载：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B25
齐桓公与晋文公同属春秋霸主，尊奉周王室，抵抗外患；汉高祖刘邦和魏武帝曹操，却最终“篡夺”了天下。可见时人对曹操是颇有定见的，视其为无篡逆之名却有篡逆之实的奸贼。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目睹桓温图谋篡夺帝位，撰《汉晋春秋》，以制衡权臣。他奉蜀汉为正统，直斥曹魏为篡逆。兹录曹操事佚文二则：
汉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后不敢复朝请。B26
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B27
曹操将皇帝的宿卫近侍全都安排成自己的心腹，实际上是监视和挟制皇帝，皇帝乃有名无实之傀儡，朝中大事的决断及政令，都由曹操把持。张松谒见曹操，其时曹操已经克定荆州，驱逐刘备，正是骄矜之时，故不录张松。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称相、称公、称王皆受汉诏。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的记载则明显出现反转，“（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十八年）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B28至此，《三国志》极力维护与塑造的正面形象轰然倒塌。
孙盛《异同杂语》称许劭目曹操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后汉书》谓“清平之奸贼”B29。曹操的形象由乱世奸雄反转为篡逆奸贼，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东晋政治局势与汉末颇为不同，汉末动乱之际，亟待有能之士收拾残局；东晋南朝政权，偏安于江南一隅，获得了暂时的安定，统治者无力北进统一中原，妄图以江南之地自保、长治久安。统治者为防止篡权的再度发生，大力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官方思想回归儒家传统，君臣父子的秩序与忠孝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为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所重视。
然而，东晋一朝，皇权卑弱，朝廷实权落入权臣之手，篡乱之事屡有发生，王敦之乱，苏峻、祖约叛乱，桓温父子作乱，前后相继，天下不宁。一些文人士大夫痛感于皇权倾危与君臣之道的失序，深化了对“禅让”名义下权力更替本质的认识，加之对偏安于江南的现状的不满与渴望国家统一的普遍社会心理的鼓动，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发展前途的深刻思考。他们意图恢复东汉时期政治统治秩序，大肆标榜君君臣臣的信条，强调臣子的忠节观念，冀以借此来制衡权臣。在这种情势下，东汉末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曹氏自然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而行法家之术的曹操成了破坏君臣秩序的罪魁祸首。
虽然自东晋始，时人眼中的曹操逐渐成了奸贼形象，但是对于想要建功立业的权臣与帝王，他就成了竞相追慕的对象。桓温曾云：“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B30他对于曹操的豪爽甚是钦佩，对于曹操的功业至为仰慕。王敦对曹操亦倾慕有加，被其雄心壮志所打动，“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B31。梁元帝萧绎也对曹操大加赞赏。曹操建立的功业与他的文武全才，是他被仰慕的重要原因。此外，他的勤勉好学与遗令中节俭、薄葬等主张，也屡屡为后人称道。
注释
①李凭：《曹操形象的变化》，《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
②伏俊琏：《人物志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③④⑨⑩B12B13B2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32、374、44、310、54、1179—1181、577页。
⑤B11B14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71—1972、1971、2598页。
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孙盛《异同评》或作《异同杂语》，又作《异同记》，又作《杂记》，其实一书也。”
⑦B21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6、2554页。
⑧裴注引《曹瞒传》称太祖、公等，原书必不如此，当是直呼其名，或以蔑称。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进行了改动。
B15张荣明，董志广：《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B16B17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25、148—149页。
B1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
B19B20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131页。
B23袁宏：《后汉纪》，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590页。
B2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7页。
B25B30B3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2015年，第628、921、659页。
B26B27习凿齿：《汉晋春秋通释》，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104页。
B28B29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380—388、223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