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与广东党组织的创建
赵艳珍
【摘 要】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广东党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作为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杨匏安参加了广东建党建团的具体工作，领导并推动了早期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广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思想和阶级基础。杨匏安不仅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革命观点，对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
【关键词】杨匏安；马克思主义；广东党组织；创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7-0029-05
杨匏安（1896—1931），珠海南屏人，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共早期著名的烈士、优秀理论家、诗人。历任广东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书记、中共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代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夏在上海被捕，壮烈牺牲。以其在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上做出的卓越成就，以及“公忠不可忘”、“清霜兼傲骨”的高尚品格在中共历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杨匏安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就建党前后，杨匏安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团，开展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等方面推动广东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历史功绩进行探讨，以此作为对建党和杨匏安烈士的纪念。
一、在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推动了广东党组织的创建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早年游学日本，初步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澳门、广州任教。1918年初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从1919年7月起，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两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 10月间，发表《社会主义》一文，除了简要地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外，还从11月10日至12月4日，连续发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作了系统的介绍。
杨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是《世界学说》栏目中，篇幅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它连续刊登19天次，成为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在文章的开篇，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从马克斯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他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空前的社会科学”；结尾断言“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什维克之力不能以武力扫除矣！”①明确表示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向往、信仰和尊崇。
杨匏安这篇文章，与李大刊在北京《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刊登的系统介绍马克思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出版，下篇发表于第六卷第六号，同年11月1日出版），前后呼应，甚至几乎同时问世。当时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中心是北京和上海，李大钊在北京《新青年》杂志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是这种介绍和宣传的认真开始。杨匏安在广州发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是对《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直接响应，是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表示。因此有了 “北李南杨”之说。
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华南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文刊登于《广东中华新报》，《广东中华新报》是“五四”前后广州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广、介绍新文化有突出贡献的报纸。社长兼总编辑容伯挺是同盟会会员、官费留日学生，民国初年，与李大钊、林伯渠同为留日学生反对袁世凯窃国的秘密组织“神州学会”骨干。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19年6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杨匏安在该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开了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河。此后，陈独秀、谭平山于1920年10月在广州创办了《广东群报》，作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大量转载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的文章，成为南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杨匏安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在于他较早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走在了当时的一批思想先驱者的前面；在于他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拥护马克思的立场和热情；在于他对《新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响应，在南中国垦荒开漠，开辟了一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杨匏安由此也成为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对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较早加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广东党组织创建的具体工作
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建经历了广东“共产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广东支部几个发展阶段，逐渐成为了比较定型的组织。
杨匏安是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春夏间，经谭平山介绍，杨匏安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广东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宣告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党外先进分子参加，他们在会上被宣布吸收加入中共组织。此时，中共广东支部的成员，“除上文已提及的成员之外，主要有阮啸仙、林伯渠、杨匏安、张善铭、周其鉴、冯菊坡、梁复燃、郭植生、陈适曦、王寒烬、罗绮园、刘尔嵩、黄裕谦等” 。②
对杨匏安入党时间具体月份的认定，也就说杨匏安究竟是“一大”前还是“一大”后入党，长期以来的研究一直采用不明朗的或者说更多地偏向于“一大”后杨匏安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态度。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杨匏安划入“一大”前就加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党员行列，其最主要的依据之一就是林伯渠1956年10月一份口述，原文如下：“……同年（指1921年）五、六月我到了广州，又同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座谈了两次。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①在这份材料里，林伯渠不仅说明五、六月份的时候杨匏安已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而且指出当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没有什么章程，组织也并不严密这一事实。林伯渠是公认的“一大”前就入党的中共党员，他的口述应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杨匏安加入广东党组织后，以更高的热情，积极投入建党的具体活动之中。杨匏安在广州居住地杨家祠〔泗儒书室〕是广东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方。杨匏安的儿子杨玄、杨明、杨志曾经回忆：当时广东党组织在杨家祠的组织活动既神秘又频繁，杨家祠虽然没有挂上支部或区委的招牌，但事实上却是党的重要活动地方。来此活动的同志逐年增多。早期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啸仙、梁复燃、王寒烬、徐成章、沈春雨（厚培）、沈厚堃等党团员。同时还有组织广东共产党的俄共人员都来过杨家祠开会。那时，林伯渠、包惠僧也来过开会。他们的聚会，谈的可能就是如何发展组织、开展斗争等问题。②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当时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在讲解注音字母的同时，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当时在杨家祠内也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杨匏安也有任教，当时教的是注意字母，而注音的内容恰恰是进步的文章、书刊；杨匏安还和堂叔杨章甫等教学员唱《国际歌》，利用讲课进行革命宣传，对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三、投身青年运动，为重建和发展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做出贡献
广东党组织建立初期，建党建团工作同步进行，党是秘密的机构，团为半公开机构。杨匏安加入广东党组织后，积极投入广东青年运动之中，帮助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群众走革命的道路，为重建和发展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出贡献。
早在1920年8月，谭平山等在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亦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的青年团没有标明以哪种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参加人员复杂，在实际活动中，由于信仰主张不一致，思想观点分歧越来越大，在1921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同年11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恢复和重建。吸取了最初建立广州青年团的经验教训，广东党组织首先注意团的思想建设，重视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杨匏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出版，杨匏安执笔写成创刊《宣言》。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宣言》中，他明确宣言：“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③同年4月，在《青年周刊》第三至七期，杨匏安连续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浅说》的长文，用白话文体再次通俗系统地向青年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介绍，明确指出：“自从十九世纪出了一个马克思之后，令以前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失掉了光辉，以后的社会主义，就如得著一条明朗豁豁的道路，马克斯主义的潮流竟一天一天的澎湃起来”。④在这些文章中，杨匏安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学说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并且对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帮助华南青年认识和掌握真正的革命理论，这对于广东共产党和团的建设，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杨匏安的文章著作适应了广大青年们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从思想上建立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广东青年团的需要，受到热烈的欢迎。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杨匏安当选为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分子，党团刊物横遭封闭，革命组织的活动不能不暂时转入地下，刚公开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到影响，广东省团委书记阮啸仙因政见不同被迫转移，杨匏安临危受命代理团委书记，做了许多应变的工作。
陈炯明事件平息后，1923年5月，广东团委改选，杨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与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共同负责全区青年工作。这年6月，为了适应青年学生的觉悟和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初期团员数不多，及在学生中提出“为学生的利益而斗争”的口号较易开展的情况，广东团委建立了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社址设在杨匏安住处附近。杨匏安经常参加新学生社的活动，出谋献策。新学生社从开始到1924年不满一年的时间里，社员人数就从最初广州一地110多人发展到华南地区五六千人，不仅团结了广大青年群众，而且在此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发动青年改组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为广东党组织的发展奠定思想和阶级基础
中共广东党组织建立后，其首要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教育广大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杨匏安入党后，和杨殷等积极深入工人中去，宣传发动工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杨匏安与杨殷等首先在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工人群众，注意从工人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工运骨干，组织起“十人团”这个工人中的秘密团体（也是石井兵工厂共产党、青年团支部的前身）；通过“十人团”，向青年职工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在“十人团”发展、巩固的基础上，逐步组织起来建立工会，适当开展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在他们的发动下，石井兵工厂工人起来揭发厂长马超俊压迫工人、贪污公款的罪行，迫使当局撤销马超俊的厂长职务，斗争取得了胜利。
杨匏安还利用他担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部主任合法身份，深入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之中，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从中培养、吸收了一批铁路工人入党，建立了粤汉铁路黄沙地段党支部，并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在建党的同时，也在各铁路建立厂工会。在工会和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工人展开了些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福利、改善劳动条件等的经济斗争，而且取得一定的胜利。经过他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州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来逐步建立了广三、广九和粤汉三铁路的党、团支部，为建立铁路系统统一的党团组织，同时为日后我党发动铁路工人配合国民革命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匏安在开展工人运动时，注重运用工人阶级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他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挖苦根，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另一方面也通过他所编辑的《铁路公报》等杂志刊物，通俗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与基本道理。杨匏安虽为知识分子，但他对工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谈问题深入浅出，知识渊博，引人人胜，很得工人们的喜欢和爱戴。他的住处杨家祠内几乎天天晚上都挤满了工人群众。通过这些活动，杨匏安初步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把马克思主义逐步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广东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阶级基础。
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对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杨匏安，不仅在实践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而且在理论上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革命观点，对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
1922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到一年之时，杨匏安就提出了中国革命要重视农民问题，实现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思想。在《青年周刊》的发刊词《宣言》里，杨匏安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血汗”。我们要快“指导他们向着能变的道路上走去”。在强调了要联合农民的同时，还提出要发动学生参加革命，因为他们“实在正是我们的最好朋友”。《宣言》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妇女、军队和青年团员们携起手来，共同革命，特别是中国军人学习苏俄红军的榜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后，杨匏安于10月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对当时中国革命碰到的一些重大实际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在中国革命的进程问题上，杨匏安明确地区分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展）最落后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应该随中国的“特别形势而变异”。杨匏安在中共建党初期，就较早提出了革命道路问题，并且开始进行探索，实在难能可贵。杨匏安还对中国革命中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展）最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第一步既然联合，第二步马上要反目了。因此无产阶级刚刚踏着第一步的时候，不可不预定第二步的战术。因此无产阶级当面就放着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对于民治主义的态度。”①在这里，杨匏安明确地主张联合资产阶级，认为这是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提出来的，是为了完成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即打倒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政策；但他也同样明确反对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杨匏安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党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杨匏安在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后才提出来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的限制，他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还存在许多杂质。但是，他的这些宝贵的见解，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和态度，不仅对促进人民觉悟和革命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建党初期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