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广州湾的抗战文化

    屈康慧

    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市，下同）位于雷州半岛东北侧，海、陆总面积约213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1612平方公里。1899年11月16日（光绪五年十月十四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中，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广州湾从此成为法国租借地。中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法国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犯，不甘心日本染指其势力范围，法国曾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现出极大不满，同情中国的抗战。欧洲战争爆发后，法国已无力兼顾海外殖民地，在日本的威胁下，贝当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法之间的矛盾和妥让，使广州湾在中国抗战爆发后的7年间不为日军控制或不为日军完全控制。来往广州湾的船只只要悬挂法国国旗，仍可航行于港、澳、穗及东南亚等地。天津、上海、广州等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后，广州湾成为中国通往海外唯一可以利用的吞吐港，可以自由通商的口岸，“中国海陆交通仅有之国际路线”，“硕果仅存之密输路线要冲”。①1943年2月，雷州半岛沦陷，日军在广州湾采取“和平进驻”的方式，在行政上仍由法国管理，直到1945年3月，日军全面接管广州湾。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为抗战文化在广州湾兴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活动空间。

    一、抗战文化在广州湾盛极一时

    抗日战争前，广州湾由于地处祖国大陆的边陲，又是在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下，因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抗战爆发后，广州湾出现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因素。一方面，大量难民涌入，人口增加，商贸繁荣，带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香港、广州等地众多的文化人、戏剧家、电影明星等汇集广州湾，也提升了广州湾文化活动的质量。另方面，恢复重建后的中共各级组织认识到广州湾地位的重要，逐步加强在广州湾的活动，依托广州湾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如1937年8月，广州湾晨光小学校长许乃超（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联系遂溪县立第七小学（位于租界边缘的麻章）进步教师何森等人，发动遂（溪）湾（广州湾）两地进步师生，成立“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到遂湾两地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8月下旬，许乃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推动广州湾商会成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广州湾赈灾会”，以“赈灾”的名义宣传抗日，救济难民。1938年8月，在中共党员黄其江、陈其辉的发动组织下，遂溪进步青年成立抗日团体“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遂溪青抗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广州湾进步青年在东海岛、赤坎、太平等地先后成立了青抗会通讯站，将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到广州湾。活动在广州湾、遂溪等地的中共党员，还发动两地的进步青年先后成立了“抗日救亡下乡巡回宣传团”“春雷剧社”“七七剧团”等群众抗日文艺团体，公开在广州湾演出进步剧目。1939年后，广州湾的中共组织先后恢复重建后，广泛动员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支持抗日救亡活动，继续组织抗日团体，向工人、农民、市民、绅商等各界民众，宣传抗日，开展义卖、义演等各种募捐活动，筹集物资款项，支援内地的抗日斗争。抗日救亡活动在广州湾不断发展，抗战文化在广州湾空前活跃和繁荣。

    图书出版业进入繁荣时期。抗战前，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在租借地出版的报纸要经法驻越南总督检查才能付印，因而华人在广州湾无法成立报馆及出版图书刊物。抗战爆发后，广州湾地位日见显要，法国殖民管理当局对文化的管制也逐渐放松，各种中文报刊应运而生。如《南路日报》《南商报》《雷州民国日报》以及《大光报》等报纸相继出版。这些报纸刊载的消息以国民党中央电讯为主，兼顾全国的抗日战讯和地方新闻，以广州湾为主要市场，销量颇大。逐步恢复、重建的中共高雷地区各级组织及其领导的各类抗日团体，十分重视革命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把创办报刊或转印其他地区的进步书刊，作为主要的传媒工具和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进步抗日团体在广州湾出版或发行的报刊雨后春笋般出现。如“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出版《救亡旬刊》，每月3期，每期印数1500—2000份，除向雷州半岛和高州六属各县的机关、抗日团体各赠送一份外，其余交广州湾赤坎的书店和小摊贩代销，每份收2个铜板。这是当时南路第七区较受欢迎的抗战读物之一。广州湾赈灾会出版《赈灾周刊》，登载国内时事，介绍抗日救亡理论，发动赈灾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由共产党员陈信材、彭中英联合进步青年成立的《南声日报》社出版《南声日报》及《抗日剧报》（期刊）。《南声日报》每天出报四开纸一张，主要发行于高州六属及雷州、广州湾和钦廉四属等地，一般发行量为二三千份，最多时达5000份。遂溪青抗会在颇有影响的《南路日报》第三版开设《青年阵地》专栏，作为青抗会的机关刊物。廉江青抗会也出版了会刊《青年之路》和《反汪特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中共广州湾支部创办《萌芽》油印本，不定期在广州湾发行。

    1939年秋，中共琼崖特委和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①在广州湾创办半月刊《琼声》杂志，后因编辑人员和印刷出版的关系，改名为《南路堡垒》。每期印2000份，三分之一留在广州湾及琼崖发行，三分之二由交通员带到南洋各埠发行。同时，他们还编辑出版小报《救亡》，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面。

    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二三年间，抗日团体以广州湾为中心出版、发行的报刊达十多种，其种类之多，声势之大，发行之广，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这些报刊在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传递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战讯，以及各地抗日救亡的决心和行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斗争行列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特别是使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广州湾民众，树立起民族自尊心，激发起爱国热情。与此同时，由于上海、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商均看中广州湾租界的特殊地位，先后在广州湾开设支店，作为西南各省的图书中转站。内地众多进步作家的作品通过他们进入广州湾。甚至在延安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著作，在街头书亭也能看到。大量进步报刊和书籍汇集广州湾，在推动广州湾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同时，也使抗战文化在广州湾盛行。

    戏剧演出活动空前活跃。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广州湾作为法国租借地偏安一偶，大量物资在这里集散，大批商人、文化人随着难民潮涌入，经济发展和人口突增，为抗日文艺团体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组织歌咏队、合唱队、演出队、剧团等，走上街头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战剧目，作报告，贴海报，出墙报，举办抗战画展，寓抗日宣传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广州湾发展。当时，在广州湾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黄河颂》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形成“千百万人的歌声，高呼着抗战；千百万人的声音，为抗战而歌唱”①的动人景象。

    1937年8月，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演剧队，在赤坎文化剧院演出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首开广州湾话剧演出先河。次年春，国民党原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张炎②领导的抗日自卫剧团在赤坎百乐殿演出话剧《重逢》《咆哮的河北》《飞将军》等剧，给广州湾民众带来了一次高质量的艺术享受。1939年春，遂溪青抗会组建的春雷剧社在赤坎、麻章等地演出独幕话剧《夜之歌》《死里逃生》《重逢》及长剧《夜光杯》《春风秋雨》等，得到当地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的支持。春雷剧社改名为七七剧团后，又多次在赤坎同乐戏院演出夏衍的《一年间》、曹禺的《日出》和吴祖光的《凤凰城》等剧，受到观众的赞赏。1939年11月日军进犯南宁后，广州湾商会发起组织青年战地服务队，前往钦廉前线开展救护伤员和抗日宣传工作。七七剧团在广州湾演出话剧《凤凰城》，为战地服务队筹款，再次引起轰动。在此期间，广西学生军剧宣队、广东勷勤商学院（南迁寸金桥西）剧团、广东戏剧家钟启南率领的南国剧团等抗日文艺团体，也相继在广州湾演出抗战话剧。此外，广州湾中小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组织的业余抗日文艺演出队伍，也加入了话剧的演出行列。如益智中学、晨光小学等多次举行话剧演出；南强中学组织班际话剧比赛；河清中学、韩江小学等也多次演出《血钱》《第七号人头》等剧。学校的演剧活动盛极一时。

    省、港、澳沦陷后，一批文化人、戏剧工作者、电影明星等转移到广州湾，推动广州湾抗战文化发展。如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曾取道广州湾去延安；戏剧家马师曾、红线女、薛觉先、张雪峰等先后在广州湾演出粤剧；张雪峰还组织在广州湾的流浪艺人，成立艺联剧团，连续四个月在广州湾演出《雷雨》《明末遗恨》《钦差大臣》等剧。这些戏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称霸东亚的野心，鞭挞汉奸叛国投敌的丑恶行径，宣传共产党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保家卫国、共赴国难的作用。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抗战前，广州湾市区只有法国管理当局办的两间法文小学和寥寥可数的几间地方商会和绅士开办的小学，要读中学，必须到租界外的雷州、高州等地方可。抗战爆发后，由于人口激增，原有学校已不能满足中国居民子女入学的需要，华人社团及私人办学迅速兴起。从1937年至1943年广州湾沦陷，广州湾赤坎市区新办了培才、维善、崇圣、慈光、进化、国本等10间小学和四维、培才、赞化等5间中学；西营市区新办了崇道、霞山等5间小学和益智中学、学谈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志成中学；成人教育方面，也新办了各类专修班、速成班、夜班等10多所。①由于有大批知识分子从省、港、澳、上海、南洋等地避难广州湾，他们当中不乏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教师。这些人通过办学和任教，带来了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影响或指导着广州湾的教育实践，大大提高了广州湾学校的教学质量。如著名文学家、电影艺术家夏衍，曾在广州湾菉塘世基、新村等小学任教两个月，推行小先生教学法；音乐家黄友埭（曾任广东音乐学院院长），到广州湾培才中学担任初中音乐教师，组建了一支享有盛誉的培才乐队；画家赵少昂在广州湾开办美术班，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留美教育硕士何中中，在培才小学任教务主任；留美学生廖勘南在广州湾创办培智幼稚园。教育的发展在培养人才的同时，通过学校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推动抗战文化在广州湾发展。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很快波及广东南路各县，各类抗日救亡团体被强令解散，广州湾市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日渐减少，但在郊区农村和硇洲、特呈等海岛，抗日救亡活动照常进行，抗日剧目照样上演，直到1943年2月广州湾沦陷，日军进驻。

    二、广州湾抗战文化具有不分党派全民参与的特色

    作为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在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归属法国安南总督管辖。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广州湾各方政治势力云集，既有法当局的统治机关，也有雷州地方实力派的渗透，还有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的活动，另外，各商会团体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抗战爆发后，尽管背景复杂，立场不一，但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广州湾民众达到大目标上的一致。他们积极开展和参与各类抗日救亡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暴行，声援前线的抗日将士，救助战争难民。租借地的抗战文化呈现出不分党派全民参与的特色。

    由于日本在侵华的同时也侵犯了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日、法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广州湾法国管理当局对在广州湾城乡开展的抗日活动不加限制。法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以广州湾公局长陈学谈为代表的中方亲法势力的抗日态度。他们不但对在广州湾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予干涉，还参与了募捐、演剧宣传等活动。在地方当局方面，1938年1月，张炎将军出任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国民党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和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大力支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他极力维护并拨款资助《南声日报》的出版发行，使该报顶住顽固分子的干扰破坏坚持下来，成为南路人民的抗战喉舌。张炎还组织妇女抗日服务总队工作团、战时工作队，成立第四战区南路特别守备区学生队、抗日自卫剧团等抗日团体和组织，到广州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地方实力派人物戴朝恩、高在湘等人，虽然顽固反共，但也有抗日的愿望。他们为了笼络青年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对青年的抗日要求和行动表示支持。遂溪青抗会就曾得到他们在资金上的支持。广州湾工商业发达，商会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共产党员许乃超的主持和努力下，广州湾商会赈灾会发动商民为前线抗日将士和战争难民捐款捐物，组织青年战地服务队，前往钦廉前线救护伤病员和开展抗日宣传。

    中共各级组织和党员主办或参与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是推动广州湾抗战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给中共地方组织以平等合法的地位，共产党员只能以普通爱国青年的面目出现，在各种合法组织中活动，并争取掌握领导权，发展壮大抗日进步力量，使抗日团体成为社会各阶层爱国抗日人士的大联盟，抗日救亡成为全民参与的活动，不仅吸引工人、农民、学生、社会知识青年和学校教师参加，还动员公职职员、乡绅、商人，甚至宗教界人士参与。

    此外，法租界广州湾抗战文化的全民参与，还表现在从城市到乡村，从文化、知识界到普通民众的 结合。

    在以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的遂溪青抗会，不仅组织宣传队、春雷剧社到广州湾街头、军营演出，还选派青抗会骨干下乡村大办民众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教学的形式使抗日宣传工作经常化、系统化。他们以知识青年为桥梁，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促使知识青年同农民的结合，同时也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赢得了民心。青抗会编印的夜校课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我国土、奴役我人民的罪行，宣传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意义，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解释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才能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才有出路的道理；翻印大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发给有阅读能力的学员学习，进行爱国主义和抗战必胜的教育。夜校老师还向农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好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等；通俗讲解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此外，在课前课后还教唱抗战歌曲、解释歌词，进一步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夜校所教的歌，都是进步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抗战总动员》《流亡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当时流行的歌曲，还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码头工人之歌》《铁蹄下的歌女》《毕业上前线》等，就连倾向性很强，一听就知道是共产党的歌也教，如：《延安颂》《抗大校歌》《国际歌》等。每天晚上，夜校在上课之前一般是先教唱歌，然后才上识字文化课，下课后再唱几首歌才回家。学员们意犹未尽，在回家的路上仍然是边走边唱。所以，自办起夜校以后，农村里热闹了起来，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

    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广州湾周边农村，广大青壮年农民有着强烈的学习文化知识的要求，因而，民众夜校很快成为农村抗战文化活动的中心，农民向往的地方。农村到处出现夫妻、婆媳、兄弟、姐妹、嫂婶齐上夜校的动人景象。夜校发展很快，至1939年底，遂溪党组织通过青抗会派遣下乡办夜校的工作队员达300多人，共办起80多间民众夜校。

    廉江县青抗会的工作范围也逐步扩展到农村，扩大到工农群众中。他们组织了6个下乡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群众，提高农民对抗日保国保家的认识。他们白天在圩镇街上张贴抗战的标语、漫画，陈列图书，广泛接触群众。晚上到附近村庄进行宣传演讲或公演抗日救亡戏剧和其他文艺节目。每逢演出，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观看，盛况空前。

    张炎将军组建的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乡村工作团，分赴乡村宣传抗日，组训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抗战文化是抗战时期法租界广州湾文化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为沦陷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