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文化”视角看高考改革

    杨扬

    [摘 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心态，两者在文化领域内的割据将限制未来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尽管面临挑战，但教育仍然是促进两种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通过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对学生的限制，通过培养通识性人才为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科藩篱，为搭建两种文化对话平台提供可能是社会为改变两种文化割裂现状目前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关键词]科学文化;人文文化;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7-0018-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7.004

    高考改革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自2009年教育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相关问题公开征求广大群众建议起，十年来社会各界对于高考改革的关注热度始终高居不下。其中引起反响最大，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即是“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明确指出要“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最为突出的内容变化就是要改革考试科目设置，取消文理分科，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考生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的3个科目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组成。2017年浙江、上海等地开始全面实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其余各省市政策也在不断推行当中，将于2020年在此基础上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取消文理分科至此已成定局。

    尽管取消文理分科得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支持，但仍然面临着社会舆论的严峻考验。事关高考，考生和家长有着和专家学者同等的发言权。“学生选科影响专业选择”“选科造成成绩不平衡”种种质疑不在少数。从改革初期的结果来看，此类问题确实亟待解决;而从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高中阶段就存在的学科藩篱只能加剧当今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分野，使“两种文化”本就日渐式微的对话难以为继。过早进行学科划分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进一步割裂，不利于文化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两种文化”与文理分科

    “两种文化”是英国科学家、文学家斯诺1959年在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中正式提出的。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即以物理学家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和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两者形成了两个极端的集团，彼此互不交流，知之甚少，以致对对方存在很多误解。他指出，“这种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在4年后的《再看两种文化》中，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现象的忧虑：“两种文化不能或不去交流，那是十分危险的。”[3]

    距“两种文化”论点的提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危险”不降反增。“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反而是对于“科学文化”的狂热推崇伴随着对“人文文化”的漠视，在教育中为害尤烈：造成普遍的人文素质下滑、创新能力低下[4]。这种发展趋势的根源在于中国自然存在的两种文化分野的土壤。中国传统向来以人文文化为尊，科学技术被认为是“雕虫小技”，这种“扬人文”而“抑科学”的巨大分裂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负责。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普遍的价值观终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文学科在高等教育中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和《围城》中脍炙人口的“学科鄙视链”。

    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中国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后，大幅度削弱了文科教学，为迅速增加工业增长，促进技术进步，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5]。在为大学培养预备人才的高中，文科与理科也成为两条平行线，互不牵扯，各自进行人才培养。“文科生”和“理科生”从高中起成为一生相伴的“标签”，不断塑造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加固其在本专业之外的学科藩篱。

    表面上看，通过这样独立体系的培养，高等教育既能收获有理科基础的人才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也有部分具有文科天赋的学生从事人文科学。而现实情况则未必如此理想：学习理科几乎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必然选择，也意味着光明的前途;学习文科则是因为理科成绩不够好，预示着将来工作的困境。社会中对“科学文化”的重视暗含了对“人文文化”的看轻。这种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很容易直接进入斯诺所提出的两个“集团”，形成对对方的刻板印象，不断加固学科专业之间的藩篱，拒绝彼此沟通和交流。可见在培养目标上过早定向化和过于专业化，将导致理科学生缺乏人文素养，文科学生不懂科技知识的“瘸腿式”片面发展[6]。

    正如蔡元培所说：“文、理分科之流弊，……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谈。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7]如此的“文科生”和“理科生”只能被称为某专业的学生，却难以称之为真正的人才。斯诺曾经在其报告中质问两种文化割裂的界限与水平：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而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话，那么一个人文学者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难道能说是有教养的吗[8]？这种质问同样适合于高中生。选择理科是否不必阅读国学经典？学习文科是否可以对牛顿定律一无所知？在当下的国内高中，答案是肯定的。“考试不考”足以回答一切诘问。

    总之，传统的文理分科带来了教育培养目标的分裂，以及受教育者整体知识结构的失衡、日常生活经验的支离、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和综合素质的缺陷[9]。在《两种文化》中，斯诺提出文化分裂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即科学教育）的过分推崇，而要想在社会中实现文化整合：“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出路，自然这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10]高考是基礎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分水岭，在高考当中取消文理分科，让学生自由选择科目正是对两个阶段教育的重新考量。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过早地截断了学生综合发展的可能性，而高考这根“指挥棒”的转移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同时，让学生汲取“两种文化”的基本素养，将其融合于学生的内在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亦是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将来的交流做好准备。

    二、两种教育与跨越学科藩篱

    斯诺所强调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实则是从事两类科学研究的专家（以物理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各自形成的文化，来源于两种类型的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11]。随着两种文化各自的“专门化”不断发展，构建出完全不同的符号体系和专业的学术语言，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学科藩篱也在不断产生并逐渐加深。由于“这种倾向使人类的知识体系支离破碎，它并不能使一个人能最快地在某一领域内达到深入的境界”，斯诺希望通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来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整合[12]。而中国近年来在高考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做法正是为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当中达成共识迈出的第一步。

    长久以来，传统的文理分科不仅造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學科内容上的分野：物理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不善语文，以政治历史见长的学生通常对化学一窍不通;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在文理分科的背景下，受应试教育的功利化目的驱使，科学教育仅仅关注事实性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缺乏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和人文关怀的渗透，把学生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做题机器”;在人文教育中，同样“唯分数论”，将充满人文气息的知识内容简化成为依赖于死记硬背的书本条例，极易使学生丧失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和信心。“人文教育也就彻底沦为非人文的教育”[13]。而在理想的教育环境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非不能共存。

    美国著名科学家拉比说：“只有把科学和人文融为一体，我们才能期望达到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相称的智慧的顶点。”[14]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西方早已出现的趋势是学科间的交叉和移植，人们开始强调文理交融的通识教育。许多高校在本科教育阶段一、二年级不分系和专业，这对克服过早文理分科所导致的弊病，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5]。在高考指挥棒下取消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与这一做法不谋而合。跨越学科藩篱需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将两种教育合二为一以培养通识人才正是其重要前提。只有未来的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家对对方领域具有兴趣和探索欲，并能掌握对方基本的符号语言，解决沟通障碍，进一步的了解和交融才有可能发生。

    要完整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体系，首先需要提升培养目标[16]，以培养通识性人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以往高中阶段的培养目标是为大学输送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可塑人才，而随着大学里对通识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高考“指挥棒”的转移，高中教育更应该为通识性人才打下基础。所谓通识性人才，并非样样精通的天才，而是对于多种学科交叉始终保持好奇心，充满学习和探索精神，能够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为此，学校应在给予学生多种学科交叉选择的基础上着力改革课程体系，合理规划课程设置[17]，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鼓励学生交叉学习，为学生开启通往通识教育的大门，让学生得到真正的全面发展。

    在两种教育合二为一的教育体系当中，教师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科学教育人文化”与“人文教育科学化”的能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并不是教育的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二元相加，通过取消文理分科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既要培养科学素养，又要塑造人文精神。科学教育需要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之上，需要在进行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伦理精神和对于科学史的兴趣及了解，为学生认识科学提供人文视角，让学生了解到哲学领域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进步的引领作用;人文教育也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8]，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不能脱离自然科学所创造的时代背景。科学史的学习能为学生了解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科学进步和成果提供支持。科学史在学科内容层面具有科学的属性，学科形式又隶属人文教育[19]。在科学史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提高批判理性，学会用自己的视角认识和判断所接触到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逐渐具备在交叉学科中融会贯通的基础。

    教师与学生是跨越学科藩篱的主体，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无论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还是学科藩篱的跨越，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都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远远达不到“两种文化”自此交融对话的效果。处理好两种教育之间的关系，将学生培养成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在两种文化之间有力发声，将为学科藩篱的跨越和打破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两种可能与高考改革进程

    高考改革仍处于试验阶段，尚待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取消文理分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亦正亟待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科目选择的功利化问题。自由选择科目看似具有多种搭配方式，但为学生实际提供的可能仅有两种：一是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科目;二是遵从理性选择，学习容易得分的科目。大多数学生并不能获得学科选择中的“双赢”：选择感兴趣的科目未必能拿到满意的分数，选择容易得分的科目则背离了自由选择的初衷。从2017年浙江高考物理的选考人数不难看出，学生在两种可能当中的摇摆并不剧烈。由此可见，高考改革进程任重道远。取消文理分科之后，高中教育需要拿出更好的应对之策，让学生能够在综合的平台上获得丰富的选择和理性的判断。高考改革的推进不仅要从考试制度入手，高中阶段教育的变革才是高考改革的根本。一直以来，高考作为高中教育的“指挥棒”对高中的应试教育起着毋庸置疑的决定性作用，实有本末倒置之嫌。先有“教”而后有“考”，先有“生”而后有“学”，只有改变了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模式，才能让高考改革制度焕发出真正的活力。

    有学者提出，如果说19世纪是化学的世纪，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就将是“人的世纪”[20]。应对高考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以“人”为核心，或者说以“学生”为中心是不变的根本。应试教育在中国屡遭挑战，素质教育指南层出不穷，而往往都仅仅只能关联到中小学生，高中教育的应试状况始终难以撼动。这也直接导致教育的改革往往只能发生在中小学，翻转课堂、慕课在中小学的实行往往要超越高中，“科学素质”“人文素养”都体现在中小学花样不断翻新的课后兴趣班中，正处于探索阶段和高能力学习阶段的高中生却只能在书山题海中寻求意义和价值。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正是要改变这种现状，通过在高中阶段适当推进翻转课堂、慕课，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和批判精神。当下国内高中生学习知识的目的过于简单，应对高考几乎是唯一的答案。但实际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与个人兴趣、科学探索，与乃至价值追求理应并行不悖。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去找寻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偏重科学，可能关乎人文，需要学生经过自己的实践去探索发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应该做到的是统筹知识与价值，兼顾科学与人文，做到“知识整合”与“价值追求”相得益彰[21]。

    同時，高考改革并非高中教育一家之力。大学作为高中阶段教育的验收者同样有责任和义务为高考改革的进程添砖加瓦。通识教育在大学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和发展，大学已经认识到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需要专业知识，通识人才所具备的优势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在专业领域的表现。大学理应通过对招生专业进行学科要求来表达对于通识人才的需要和看重，从而辅助高考改革中自由选择科目制度的实行。

    正如斯诺所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交流，但程度有限，幸运的是还能培养一些交流的头脑。”[22]教育是实现两种文化交流最为可能的通路。如果说教育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效果，而不能最为快捷的达到目的，那么扭转当下人们、或者说科学家们、社会学家们的观念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通过高考改革，取消文理分科对学生的限制，通过培养通识性人才为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科藩篱提供可能是社会为改变两种文化割裂现状目前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参考文献：

    [1][9]王洪席.从“两种文化”冲突的视角看高中“文理分科”[J].教育导刊，2010（07）：20-22.

    [2]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4-09-03].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409/t20140904_174543.html

    [3][8][10][22]（英）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

    [4][17][20]韩锋.两种文化的互补和通识教育——关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若干思考[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31-36-139.

    [5][19]徐晴.C.P.斯诺两种文化分裂命题的现代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4（05）：76-78.

    [6][13]丁海东.教育的人文化：两种文化及两种教育走向融合的一种必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1）：5-9.

    [7]李春萍.蔡元培的融通文理思想[J].教育史研究，2003（2）：24-26.

    [11][12][18]韩玉璞.理性回归：教育“钟摆”的和谐律动——兼论“两种文化”与“两种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9）：12-15.

    [14]吴翔等.文明之源——物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绪论.

    [16][21]李艳红.“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06）：85-87.

    [17]付凯利，邵献平.“斯诺命题”与高等教育中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6（03）：27-30.

    （责任编辑：刘爽）

    Abstract： The split betwee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entality of the society. Despite the challenges， education is still a necessary way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cultures. Through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restrictions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on students are abolish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eneral talents” is the best effort that the society has made to break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cross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Key words： science and culture; the humanities cultur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