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储针容器演变研究

    谢菲　贺阳

    

    

    

    摘要：缝纫针是生活的必备品，但针细小、锋利不便于储放和携带，储针容器便应运而生。本文主要以已发表的墓葬发掘报告材料及博物馆馆藏为依据，联系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研究中国传统储针容器在不同时期的形制演变及功能转换。

    关键词：储针容器 历史背景 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7）01-0097-03

    引言

    《史记·食货志》载：“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自然分工方式，古代女性要有纺织、剪裁、缝纫、刺绣等技艺。《管子·轻重乙篇》言：“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针、一钵、然后成为女”圆。古代女性从事手工业劳动时要用到针、线、剪刀、尺子等诸多的工具，常常将这些工具收纳于一个容器之中，每个时期储针容器的形制和材质都不尽相同，故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针筒、针线盒、针衣、针线荷包、针线篓、针线笸箩、女红盒等。

    一、储针容器的发展与演变

    （一）实用为主的先秦时期

    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开始饲养动物，兽骨较易获得，利用动物的骨棒坚韧且中空的特性，经过磨制做成骨针筒，筒身刻上纹样，既可收纳锋利的针，又可以挂在身上作为装饰，这种骨制针筒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使用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江苏金坛三星堆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6500～5500年）出土21件由鹿科肢骨制成的针筒（藏于金坛市博物馆）是已知的最早储针容器。针筒呈圆筒状，内外壁均精磨抛光，长度为11cm左右，直径1.5cm左右，筒内有骨針数枚。在针筒一端内壁斜钻一小孔，便于穿绳配挂之用，有的还刻有规则的几何纹。

    发轫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鼎盛，技术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锻造出针筒、针线盒这样小型工具，并在上面饰以精细的花纹。

    云南省江川李家山战国时期古墓群出土针线筒6件，针线盒3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其中铜制针线筒，呈圆筒状，6件纹饰大小各不相同，高度在12-28cm之间，直径在2.2-4.2cm之间，有的筒内装有铜针和丝线。铜制针线盒，器身上部呈圆形，下部渐收缩，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平底，四足扁平，3件花饰大小各不相同，高度在21.4-31.2cm之间，口径在14.4-18cm之间，分别焊铸立牛、鱼、盘蛇、孔雀太阳、竹节等纹样。出土时盒内装有铜针、丝线、绕线板等工具。

    （二）丝织业发达的秦汉隋唐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轨等方面的统一，汉初又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农桑，轻徭薄赋，鼓励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促使经济恢复和发展，其中纺织业中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刺绣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初期墓葬出土1件针衣（藏于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长11.5cm，宽7.6cm，以小篾（细竹条）为骨，外罩褐纱，四周有绛色绢缘。出土时叠为三褶，以绢带系之。针衣内插有一枚钢针，针长5.9cm，最大直径约0.05cm，针尖稍残，针体粗细均匀，针孔细小，内系黄色丝线。

    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时期墓群22棺盖上出土织锦针黹盒1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由盖与盒两部分组成，合长34cm，宽22.Scm，高19cm。盖顶为孟形，下为长方体，长33厘米，宽20厘米，高17厘米。盒为长方体，长32厘米，宽18厘米，高17.5厘米。整个盒的胎体都用苇草编织而成，外面用赭、白二色云气纹经锦严密包裹缝缀。其中还装着丝线、铜质针筒、线锭、刺绣花边等女红用品。铜质针筒长约0.5cm，粗径约0.1cm，内装铁质针两根。

    魏晋隋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新疆地区的纺织业同时受到来自东西两个方面的影响，因融合了各民族的先进技术而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北凉高昌太守沮渠封戴的墓）出土十六国北凉时期鸟兽纹刺绣针衣1件，长8cm，宽7.5cm。已残损，在藏蓝色绢上锈红、黄两色展翅兽纹、连续三角纹和曲折线装饰的竖条纹样，纹样风格与同墓出土藏地青禽兽纹锦相仿。针衣的面、底及内袋、纹样类似，内装有白色绣线。

    （三）工艺精湛的蹀躞七事

    唐初建国，武事繁多，崇尚武功，便将一些游牧民族服饰及配饰引用到自己的服饰，这其中就包括可以将小型器物如刀、针筒、砺石等实用工具佩在腰间的蹀躞带，并对服饰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由此形成了“蹀躞七事”制度。如《新唐书·舆服志》载：“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佩刀、砺石。至睿宗时，罢佩刀、砺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蹀躞七事，佩刀、刀子、蛎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是也”。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一件针筒，其上有一带小孔的环纽，原本应该是以绳或链连接于蹀躞带上。

    宋代时，由于“蹀躞七事”的佩戴不符合中原的实际情况，便被废除不再使用。福州市北郊南宋黄升墓出土褐色罗绣花荷包1件（藏于福建博物馆），长16cm，最宽处12cm，中腰8.5cm，用褐色罗制成夹层，两袋相连，袋呈圆弧形，可以摺合或展平，展平时中间呈束腰形，在束腰处有两个穿带眼，残存荷包带一条。此件荷包出土时置于墓主胸前，内部装有针线。

    到了辽代，由于契丹民族特殊的游牧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使用蹀躞带，并将其列入服饰制度加以规范。《辽史仪卫志二》载：“五品以上，幞头，亦日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带。文官配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武官鞢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乌皮六合靴”。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錾花金针筒1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呈细长圆筒形，有盖带金链，通长11.7cm，直径1.2cm，放置于扁桃形镂花金荷包中。

    （四）书画中的明代竹编

    明代墓葬的发掘报告中，虽有荷包出土，但都不曾出现关于其用途的说明，也未在报告上找到关于储针容器的记载。故笔者以明代的书画作为参考，以推测当时人们使用的储针容器的形制。

    明代仕女图《千秋绝艳图》（佚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描绘了近70位古代仕女形象，其中有一位正在刺绣的仕女，旁边有一个小竹篓，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所装的丝线。中国竹编技术起源于新石器时期，不断发展完善，在明代，江南一带从事竹编的艺人不断增加，竹编的用途也不断扩大，大至竹筐、竹篓；小到首饰盒、食盒等。

    另一幅是十五世纪的明代佛画《老僧缝衣图》（佚名，藏于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画面中一位老僧安坐在岩石之上，正全身贯注地缝补着衣物，在他和侍者之间有一个穿着针线、剪刀的竹编笸箩（图11）。

    在《老僧缝衣图》中所画的竹编笸箩与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中的这种民间常用的竹编针线笸箩十分相似。出土的汉代针衣中也用到了植物的茎秆，都是以植物茎秆为骨，外罩丝织品而成，随着人们对植物茎秆韧性的了解，并掌握了其编制的技术，单独用植物茎秆制成储物容器，外部也不再裹有丝织品，更加耐磨、实用（图12）。

    （五）繁缛华丽的清代外销品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海禁政策的颁布使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漆器和牙雕制品在欧美社会大受欢迎，乔治三世特使马戛尔尼的秘书巴洛于《旅行在中国》一书中曾写到“看来似乎最优美、最完美无瑕的顶峰，就是广州的象牙雕刻”，漆器和象牙雕刻的女红盒、女红桌都是当时颇受欢迎的外销品。

    清代牙雕人物针线盒（藏于广州博物馆），长25.5cm，宽19.5cm，高16cm。内有层格，用以放置针线等物品。盒盖面上雕刻有贺寿的场面，其他部位是市井风情图和中西花卉等图案（图13）。

    清代黑漆描金人物纹女红桌（藏于广东省博物馆），长63.5cm，宽42.5cm，高75cm。以木胎制成，内外通体髡黑漆描金，台面及周身满绘庭院人物休闲场景，桌内配以精致漆盒承载各式象牙制纺锤、线轴、线梭、顶针等针线工具。通常木胎先由订购地做好，船运至广州，广州漆匠髹漆彩绘后再返运回订购地（图14）。

    （六）中西合璧的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在西风东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人民的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器物的造型上，少了清代的满工满雕，大量借用了西式的卷草纹、垂花幔纹等。如图14的民国纻丝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用硬木制成，长6.2cm，横16.6cm，高21.5cm。是集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女红用具，一作麻压，压待加工的纻麻丝；二作灰盒，台面正中的凹坑盛灰，搓线时手指蘸灰以增加摩擦；三作针线盒，束腰两侧是两个小抽屉，用来放置缝衣针、丝线等（图15）。

    澳大利亚摄影师海达莫理循1933年至1946年间在中国拍摄到一种十分小巧精致的蝉形针线荷包，这种荷包分两部分组成，形制相似大小不同的包套和包舌，包套下端开口，包舌内部蓄有薄棉花（便于插针），包舌上端缝有一条带子且穿过包套上端（用于拉拽包舌）。使用时，将针水平插在包舌上，丝线横向缠绕于包舌，拉紧包舌上方的带子，使其收于包套之中。这种针线荷包精致美观，不仅具有收纳的功能，还可以作为挂件，兼顾实用和装饰的功能，通常成对出现及使用（图16，17）。

    （七）艰苦朴素的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物资比较匮乏，裁衣买布需要布票，“无布票没衣穿”，有了新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后满是补丁，家里孩子多的更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大改小，旧翻新。缝纫工具更是一家人穿暖的保障，这时的针线包仅仅作为一个收纳的容器，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雷锋生前随身携带的针线包（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被列为雷锋十件传家宝之一，由粗布缝制而成，从磨损情况来看这只针线包已经使用了很久，也象征着雷锋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精神（图18，19）。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旗帜下，服饰的审美被打上了极端畸形的政治色彩。此时的针线包，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缝纫工具的存在，而是一种“价值的符号”，是与当时社会规范是否一致的判断标准。在全社会、各个学校里、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学习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風。当时流行一首“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的歌曲，人人会唱这首歌，人人都学习“缝缝补补”。在海报、学生手工材料、红小兵剪纸书……随处可见针线包“价值的符号”的体现。尤其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更要拿起针线证明自己改造的决心（图20，21）。

    针线包在一代代使用、传承、发展、演变中，既受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制约，也被各种礼仪制度所规范，每个时期的针线包都打上了该时期特有的烙印。

    结语

    无论是骨制针筒，还是织锦针衣，又或是刺绣针线荷包，每一件储针容器的制作与使用都是无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技术与艺术发展的统一体现。

    “工具的起点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当一部分工具转化为精神产品后，不但加工要高于工具，而且形制也很注意美化……实用观念与审美观念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储针容器在逐渐的演变中，除了原本的实用储物功能之外，还兼具了美化仪表、身份象征等装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