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路径研究

石海泉 陈君
【摘 要】十四年抗战时间的界定使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到了更好地阐释,蕴含于东北抗日联军战斗中的精神的作用与时代价值不断凸现出来。多视角地进行抗联精神的学术研讨,多层次地对相关仪式活动的周期性开展、多维度地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是东北抗联精神回归生活、回应时代发展要求,永葆青春活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研讨;仪式;传媒;传承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3-0019-02
任何一种精神,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地塑造着个体或者集体的身份,在传承的时间序列中则受制于这种精神的内涵是否延伸与外延能否拓展。“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上。对于过去历史的简化,无论是简化成集体痛苦还是抹消消极方面,都使得面对具有同一属性的男性和女性或者面对其他群体成员的某种诉求变得合理。”[1](P.3-4)“集体记忆”在塑造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十四年抗战时间[2]的重新界定凸显了东北抗联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研究东北抗联精神承载着特定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自2014年起,关于东北抗联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的研究,在学术界与民间掀起了热潮。尽管研究者们就其内涵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将会使对抗联精神内涵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充盈。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丰硕的成果,思考如何实现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变得异常迫切。因为精神的价值并不在于纸上谈兵、单纯形而上学地思考,而是要如何回归生活、回应现实,变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群体的内在精神要素。
2017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的报告中,王炳林教授指出,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包括宗教),必须包含六大基本要素:经、僧、众、庙、像、礼。经指经典著作,是文化的核心,应该把握、读懂其中的灵魂;僧指专职的布道者,诸如僧侣、牧师、教师;众指信众、广大的真诚拥护者;庙指寺庙、教堂、学校、实践基地等;像指神像、能够体现其综合特性的自然或人为的遗址遗迹,诸如十字架、孔子像、领袖像等;礼指礼仪、系列周期性开展的活动等。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需要进行创新研究,在传承的过程中遵循上述的六大基本要素,才能使其真正地获得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一、多视角进行关于东北抗联精神的研讨,澄清内涵、拓展外延
一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所产生的文化或者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微观角度解读,还是宏观视野学术研究,几乎都能满足各个层级的需要。也只有从多角度展开探讨,才能建构完整的东北抗联精神体系,才能在传承过程中做到层次清晰、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目的明确。
适时地开展多层次学术交流。关于东北抗联精神的学术活动,应该充分实现官方、学术界与民间的有机融合,整合各个层面的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的目的在于对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剖析,集众人之智慧努力把握、明确东北抗联精神的灵魂;从多角度展开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抗联精神的内涵,形成多学科的交叉,及时回应社会现实对东北抗联精神的呼唤;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可以促进研究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者们进行相关学术观点的交流,相互启迪智慧,发掘新的研究视角,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相互交流中对研究的基本范式达成共识,使研究的规范化获得长足发展,进一步丰富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成果。
关注理论传递过程中的分层要素。东北抗联精神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一支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讲解能力方面都异常突出的宣传队伍。东北抗联精神的接受对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遍及社会的各个层次,既有学历层次较高的,也有几乎没有上过学的;既有社会中的工薪阶层、也有广大的农民以及无业群体;既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企事业单位员工;既有中小学生,也包括了大学生等。面对这如此复杂的接受群体,一支精干的宣传队伍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对宣传对象的特征有着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能够在宣传、讲解的过程中在理论性、生动性、生活性等之间灵活的切换,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之间实现有效的衔接。只有当宣传的内容在受众的内心产生共鸣时,这种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的被受众所接受与认可。因此,在宣传队伍中开展经常性的研讨,吸收优秀的做法、总结经验教训,同样也显得异常重要。
二、多层次仪式活动的周期性开展,再现情景,体验现场
“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造就的。”[3](P.123-124)在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个体、社会还是国家,都是通过符号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个体通过符号建立了自我,社会以抽象的符号而得以存在,国家则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当个体立足于社会、国家的现实时,对社会与国家期望与诉求则会转变为对共同体的想象。通过仪式以及仪式中的符号,“个人、社会和国家与其说是分立的,不如说是共生的:工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4]可以说,仪式构成了个人、社会、国家的纽带,而作为文化或精神的符号,本身就是仪式的基本内容,仪式是文化、精神的承载。周期性仪式活动开展,可以使相应的文化、精神融入到个体之中,成为个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既需要学术研究,提供完整的符号系统,更需要与之相对应的仪式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使这些符号获得承载实体,变成建构个体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完善东北抗联精神实践基地建设,建立抗联遗址遗迹纪念馆。仪式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固定的场地,并且场地的选择与仪式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依托于现有的资源,以下城子镇古榆树村抗联密营遗址(林海雪原)为开展仪式的主要场地,中东铁路纪念馆、日本宪兵所、下城子镇老火车站、日本军官慰安所、绥芬河嘎丽娅和平雕塑、绥芬河和平纪念馆、东宁要塞等遗址遗迹为补充的完整的实践基地,重现东北抗联时期的地域环境,便于獲得真实的情景。
周期性、适时地开展仪式活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深化认识。仪式活动的周期性开展有助于强化体验,同时选择贴近该文化、精神内涵特征的时机也是异常重要的,恰当的时机能够使体验更为完整、真实。在东北抗联精神的相关仪式活动中,重走抗联路是其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穿上抗联服装、背负抗联战士的武器(刺刀与大刀),扛着抗联各路军的大旗,在凛冽的寒风中,在积雪过膝的丛林中,用手中的大刀开辟出一条仅能爬行的小道;在简陋的伫立于山腰的哨所中眺望,与寒风为伍;藏身于山顶的积雪中侦查,与白雪为伴。放眼望去到处是厚厚的积雪与茂密的丛林,除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与冰粒,不见一丝炊烟的气息。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方能体会到抗联将士的爱国情怀、抗争意志、奋斗毅力以及创造精神,方能体会到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方能体会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重走抗联路仪式活动的基础上,多层次开展相关的如重温入党誓词,向抗联战士献花圈等活动,使东北抗联精神从书本、从宣传中进入到生活中,使每个参与对象获得最深刻的体验与感受。
三、多维度利用传媒宣传,图文并茂、生动灵活
相比较于传统的电视、报刊等,网络的发展为媒体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契机,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的相继出现,促进了传媒的多元化。东北抗联精神在利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使用传统媒体,更需要关注新兴的媒体,多维度的利用不同的传播媒体,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在利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学术性以外,应契合现代人群对媒体信息的关注度,强调图文并茂、生动灵活、通俗易懂、接近生活。
紧跟国家形势,充分利用官方媒体进行宣传。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提法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历史,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到了更好地阐释。在国家官方意识形态更加关注东北抗联精神这一新的时代环境下,充分利用官方的媒体诸如报纸、电视台、官方网站加强对东北抗联精神的宣传,是一个不能失去的机遇。利用官方媒体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内涵的深度与外延的广度,充分展示关于东北抗联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带动更多的研究者(官方、学术界、民间)深入到对东北抗联的研究中来,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结合时代发展,发挥新兴媒体的功能。社会的发展使新兴媒体成为了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交流渠道,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人,只要对网络或者智能手机略知的人,都会对新兴媒体诸如QQ、微信、微博等产生持续的兴趣。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必须借助新兴媒体這一渠道,才能建立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新兴媒体一般反对冗长枯燥的长篇大论,而钟爱图文并茂、音像俱全、灵活生动、轻松明快的短文。因此,在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其特点,充分发挥其优势。具体的说就是要把东北抗联精神融入到具体的历史遗址遗迹中,融入到具体的仪式活动中去,使传播的信息具体明确、通俗易懂、主题鲜明,灵活生动。同时,还可以通过制作与抗联精神相关的音乐、歌舞剧等,开展与抗联精神相关的图片摄影展,利用VR技术等进行传播。
无论依靠何种方式来实现东北抗联精神的创新与传承,回归生活,回应现实是东北抗联精神永葆青春活力的关键。离开对现实生活的回归,忽略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回应,其创新与传承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最终也必然会重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其他伟大文化的覆辙。
参考文献:
[1][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9-03.
[3]ELIAS NORBERT.The Symbol Theory[M].London: Sage,1991.
[4]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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