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生造就人生传奇
因为有个有名的父亲，王火的邻居都是名人，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
王火说，我当年的职业理想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王火说，凌起凤既有学问，又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她是我每部作品的第一读者，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王老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最好形式。
因为关注茅盾文学奖，知道了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这部作品，进而想了解它的作者王火。通过著名作家、四川省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的引荐，记者才有机会近距离地与王火见面，在与王火的交谈中，更进一步领悟了作品与人生的关系。
不凡身世
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年7月生于上海一个名人家庭。在《民国人物大辞典》里有他父亲王开疆的辞条：
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1912年夏，考入上海公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南京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惩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注：此处有误，王开疆先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1939年拒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后，被汪软禁。1940年2月9日挈子出走香港，中途被汉奸跟踪，激于义愤，投海自尽，年50岁。”
因为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父亲，王火的邻居都是名人，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而且，黎锦晖还是王火哥哥的干爹。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他的老师。他回忆，“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他从恩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他说，“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值得一提的是，王火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他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王火回忆，“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在《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王火说，“小说中确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忠贞爱情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扉页上，印着王火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这是他俩1990年5月同游四川眉山“三苏祠”，摄于苏东坡塑像前的合影。照片下面有王火写的意味深长的文字：“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与王火同龄，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他们在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四川江津相识、相爱，1948年订婚。解放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分别4年，热恋中的他们只能通过香港中转秘密通信。这在解放初期，的确不是件小事。好心的朋友劝王火和凌起凤一刀两断，但王火坚定地说：“我做不到。”一位“左”得可怕的领导拍桌子要王火回答：“要革命，还是要爱情？”王火发自内心而冷静地回答：“我都要！”幸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通情达理，答应王火“要想法让她回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毅然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后回到上海，只花了五毛钱与王火在上海公证结婚。在以后的近六十年中，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养育了一双女儿。
王火说，凌起凤既有学问，又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写每一部作品，她都是我的第一读者，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内容就是以这段生活为素材，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这个电影剧本是王火献给自己亲爱的妻子，也是献给他们之间爱情的最美好的礼物。
2011年10月，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凌起凤去世后，王火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几乎到了抑郁症的边缘。他说，“她的去世，让我感觉好像自己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也随她而去了。我甚至想让时间变快，尽早跟她到另外一个世界团聚。”
2012年8月11日是王火和凌起凤结婚60周年纪念日，但这个事情他连女儿都没有告诉，因为他想在心里默默地怀念她。
扛鼎力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王火正在上海市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那时他正在与几个同事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上海市总工会机关的特点是地下党转过来的同志多，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热切盼望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大家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那时，王火的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忙得非常有劲。他似乎有着无限的精力，一到节假日，他总想写作，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王火开始以业余时间，写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市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先是在工人出版社当编辑组长，后在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任编委兼主编助理。在那段日子里，王火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坚持创作。可是，当时搞写作被视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他只能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偷偷地写。
1961年初，北京城里已闹饥荒，干部浮肿的极多。《中国工人》停刊，编辑部人员统统下放。王火被暂时留下负责善后工作。他写了告别读者的文字，处理完稿件等未尽事宜。他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写完这部长篇小说。于是，他以拼搏的精神，早起晚睡，每天给自己规定任务，不完成不离案，总算突击完成了120多万字的“抗日三部曲”初稿。6月底得到通知，要他下放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前，王火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7月1日，他带中组部介绍信率队启程离京，绕道徐州去山东老根据地临沂。到达临沂后，被地委安排到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几个月后，接到出版社通知，让他回京修改长篇小说。于是，王火兴高采烈地从北京抱回原稿，在临沂花了几个月时间修改后又寄回北京。谁知，这时各地出版社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停止出版长篇小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火的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120多万字的稿子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后来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王火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信上热情地索要当年他的那个长篇。王火只得去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和遗憾。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又来信询问这部长篇并鼓励王火重新把它写出来。编辑和作者的至诚交流与合作，使王火下决心于1980年动笔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1983年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后，王火由山东调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正当王火开始写作《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早上下着瓢泼大雨，他去上班时途经出版大楼建筑工地时，见到一个小女孩跌进工地的一个深坑里，正哭着呼救。王火毫不迟疑地跳下去，把小女孩托出了深坑；可当他跃出深坑时由于用力过猛，头部撞到了脚手架上一根钢管底部，导致脑外伤、脑震荡、颅内出血，波及左眼，导致左眼外伤型视网膜脱落。在成都某医院第一次手术失败，立即转送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第二次手术，但还是没有回天之力，使他痛苦地失去了左眼。医生警告他：今后少干耗视力的事。
从上海回到成都，稍事休养后，他决定用剩下的一只右眼坚持写作，完成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写作。终于，第一部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在1992年出版。最后，又将这三部合并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于1993年7月结成套书出版。
160余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先后获得了四项大奖：炎黄杯1986-1994年人民文学奖（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7年）；“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1998年），还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和国作家文库”，至今已有七个版本。
笔耕不辍
虽然已91岁高龄了，但王老的精神状态很好，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说话时，脸上总会泛着温暖的笑意。那种状态，总会不觉间感染周围的人。也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他对人生总是充满如火的激情。
1997年10月，王火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欧，在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十四届国际作家会议时，结识了一位瑞典诗人约翰·米洛斯。这位诗人比王火年轻得多，却已出版过67部诗集。而王火虽然勤奋刻苦写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2部、中短篇小说21部以及散文5部、电影剧本4个等，共600多万字，可说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了，但与国外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相比，他认为写得太少了。所以，从那以后，他一年四季笔耕不辍，舍不得抽出专门的时间去锻炼，连外出散步也怕耽误时间，总是钻进斗室，埋头写作。他的写作完全是有感而发，随兴之所至，无冲动决不动笔。兴致来了，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常常忘记吃饭，甚或通宵达旦，最多时一个晚上可写上万字。由于视力不好，不用电脑，他仍然习惯用传统的手写法进行创作，以为这样才不会中断连贯的思维。
王火曾应香港一家杂志的约稿，撰写回忆文章《香港回忆录》。连载三期后，因凌起凤病重停笔。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才将《香港回忆录》写完，在《山花》杂志2012年全文刊出。2014年4月，王火将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同时建立了王火文库，以供研究之用。
王火透露，曾写过《艾芜传》的作家廉正祥已写完一部他与凌起凤的传记。这部书由散文家杨闻宇写了序，题为《情爱千古事》，已于2013年1月28日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发表了，书稿已在出版社审处中。
2014年10月，王火新作《九十回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现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为题，涵盖了作家数十年的自我经历和见闻。书中有作者接触过的中外百余个人物的事迹，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珍贵回忆录。
王老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最好形式。这使笔者联想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诗句，但用在王老身上应该换过来，变成“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
王火说，我当年的职业理想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王火说，凌起凤既有学问，又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她是我每部作品的第一读者，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王老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最好形式。
因为关注茅盾文学奖，知道了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这部作品，进而想了解它的作者王火。通过著名作家、四川省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的引荐，记者才有机会近距离地与王火见面，在与王火的交谈中，更进一步领悟了作品与人生的关系。
不凡身世
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年7月生于上海一个名人家庭。在《民国人物大辞典》里有他父亲王开疆的辞条：
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1912年夏，考入上海公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南京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惩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注：此处有误，王开疆先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1939年拒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后，被汪软禁。1940年2月9日挈子出走香港，中途被汉奸跟踪，激于义愤，投海自尽，年50岁。”
因为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父亲，王火的邻居都是名人，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而且，黎锦晖还是王火哥哥的干爹。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是他的老师。他回忆，“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他从恩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萧乾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他说，“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值得一提的是，王火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当时，他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
1946年2月，他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王火回忆，“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在《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战争和人》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过程中的行踪为线索，表现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人物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王火说，“小说中确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忠贞爱情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扉页上，印着王火与爱人凌起凤的合影。这是他俩1990年5月同游四川眉山“三苏祠”，摄于苏东坡塑像前的合影。照片下面有王火写的意味深长的文字：“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王火的爱人凌起凤原名凌庶华，与王火同龄，其父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他们在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四川江津相识、相爱，1948年订婚。解放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分别4年，热恋中的他们只能通过香港中转秘密通信。这在解放初期，的确不是件小事。好心的朋友劝王火和凌起凤一刀两断，但王火坚定地说：“我做不到。”一位“左”得可怕的领导拍桌子要王火回答：“要革命，还是要爱情？”王火发自内心而冷静地回答：“我都要！”幸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通情达理，答应王火“要想法让她回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王火团聚，毅然告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后回到上海，只花了五毛钱与王火在上海公证结婚。在以后的近六十年中，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养育了一双女儿。
王火说，凌起凤既有学问，又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写每一部作品，她都是我的第一读者，给我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他说，“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妻子的名字”。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内容就是以这段生活为素材，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这个电影剧本是王火献给自己亲爱的妻子，也是献给他们之间爱情的最美好的礼物。
2011年10月，失去老伴的王火神情憔悴，沉浸在悲痛之中。王火说：“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凌起凤去世后，王火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几乎到了抑郁症的边缘。他说，“她的去世，让我感觉好像自己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也随她而去了。我甚至想让时间变快，尽早跟她到另外一个世界团聚。”
2012年8月11日是王火和凌起凤结婚60周年纪念日，但这个事情他连女儿都没有告诉，因为他想在心里默默地怀念她。
扛鼎力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王火正在上海市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那时他正在与几个同事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上海市总工会机关的特点是地下党转过来的同志多，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热切盼望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大家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那时，王火的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忙得非常有劲。他似乎有着无限的精力，一到节假日，他总想写作，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王火开始以业余时间，写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1953年春天，王火由上海市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先是在工人出版社当编辑组长，后在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任编委兼主编助理。在那段日子里，王火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坚持创作。可是，当时搞写作被视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他只能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偷偷地写。
1961年初，北京城里已闹饥荒，干部浮肿的极多。《中国工人》停刊，编辑部人员统统下放。王火被暂时留下负责善后工作。他写了告别读者的文字，处理完稿件等未尽事宜。他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写完这部长篇小说。于是，他以拼搏的精神，早起晚睡，每天给自己规定任务，不完成不离案，总算突击完成了120多万字的“抗日三部曲”初稿。6月底得到通知，要他下放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前，王火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7月1日，他带中组部介绍信率队启程离京，绕道徐州去山东老根据地临沂。到达临沂后，被地委安排到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几个月后，接到出版社通知，让他回京修改长篇小说。于是，王火兴高采烈地从北京抱回原稿，在临沂花了几个月时间修改后又寄回北京。谁知，这时各地出版社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停止出版长篇小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火的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120多万字的稿子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后来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王火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信上热情地索要当年他的那个长篇。王火只得去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和遗憾。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又来信询问这部长篇并鼓励王火重新把它写出来。编辑和作者的至诚交流与合作，使王火下决心于1980年动笔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1983年完成了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后，王火由山东调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正当王火开始写作《战争和人》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早上下着瓢泼大雨，他去上班时途经出版大楼建筑工地时，见到一个小女孩跌进工地的一个深坑里，正哭着呼救。王火毫不迟疑地跳下去，把小女孩托出了深坑；可当他跃出深坑时由于用力过猛，头部撞到了脚手架上一根钢管底部，导致脑外伤、脑震荡、颅内出血，波及左眼，导致左眼外伤型视网膜脱落。在成都某医院第一次手术失败，立即转送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第二次手术，但还是没有回天之力，使他痛苦地失去了左眼。医生警告他：今后少干耗视力的事。
从上海回到成都，稍事休养后，他决定用剩下的一只右眼坚持写作，完成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写作。终于，第一部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在1992年出版。最后，又将这三部合并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于1993年7月结成套书出版。
160余万字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先后获得了四项大奖：炎黄杯1986-1994年人民文学奖（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7年）；“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1998年），还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和国作家文库”，至今已有七个版本。
笔耕不辍
虽然已91岁高龄了，但王老的精神状态很好，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说话时，脸上总会泛着温暖的笑意。那种状态，总会不觉间感染周围的人。也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他对人生总是充满如火的激情。
1997年10月，王火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欧，在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十四届国际作家会议时，结识了一位瑞典诗人约翰·米洛斯。这位诗人比王火年轻得多，却已出版过67部诗集。而王火虽然勤奋刻苦写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2部、中短篇小说21部以及散文5部、电影剧本4个等，共600多万字，可说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了，但与国外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相比，他认为写得太少了。所以，从那以后，他一年四季笔耕不辍，舍不得抽出专门的时间去锻炼，连外出散步也怕耽误时间，总是钻进斗室，埋头写作。他的写作完全是有感而发，随兴之所至，无冲动决不动笔。兴致来了，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常常忘记吃饭，甚或通宵达旦，最多时一个晚上可写上万字。由于视力不好，不用电脑，他仍然习惯用传统的手写法进行创作，以为这样才不会中断连贯的思维。
王火曾应香港一家杂志的约稿，撰写回忆文章《香港回忆录》。连载三期后，因凌起凤病重停笔。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才将《香港回忆录》写完，在《山花》杂志2012年全文刊出。2014年4月，王火将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同时建立了王火文库，以供研究之用。
王火透露，曾写过《艾芜传》的作家廉正祥已写完一部他与凌起凤的传记。这部书由散文家杨闻宇写了序，题为《情爱千古事》，已于2013年1月28日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发表了，书稿已在出版社审处中。
2014年10月，王火新作《九十回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现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为题，涵盖了作家数十年的自我经历和见闻。书中有作者接触过的中外百余个人物的事迹，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史的珍贵回忆录。
王老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最好形式。这使笔者联想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诗句，但用在王老身上应该换过来，变成“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