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学建立的基本依据
摘 要：国内地方学目前的追求主要不在于是否被纳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方面，而在于如何做好历史继承性、发掘更多的地方资源、体现好独有的地域性特点诸方面。地方学首先应当看作是学人们研究意向和行为的集合，把握好自身的研究对象，努力揭示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建立洛阳学的主张，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影响所至，国内学人应顺势而起，加强研究，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地方学研究能否不断推进，与学人们是否具备可以摈弃地域成见、增加地域互信的品质关系密切。
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地域成见；地域互信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113-05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形象已经大为改变，许多有识之士加入了学人行列，开始著书立说，为自己所熟悉的地区和城市倡言，试图挖掘出历史上创造的各类文化遗产，论述其曾经有过的影响，并逐渐提出了建立地方学的主张，洛阳学的提出更有其较为特别的经过。对于这些内容都值得展开研究认识，以促使参与者广为获取新知，彼此协力共进。
一、何以为“学”（学科）
目前中国的教育界，人们比较熟悉的学科划分，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于1983年3月颁布试行草案，以后有过多次调整修改）。这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施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制定出的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而各高等院校学位授予单位是按这个目录中各学科、专业所归属的学科门类，在培养研究生工作结束后，授予其相应学位的。
在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里，历史学门类之下，有“中国地方史”学科或专业名称（编号6），与我们所关心的地方学最为接近。到了1990年颁布的正式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地方史”这一学科或专业名称继续保留（编号060110）。可是到了1997年颁布的新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里，历史学门类之下就没有“中国地方史”这一学科或专业的名称了，意即已被取消，留存或修正名称后的八个二级学科分别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仔细审视这些学科名称及其内涵，“专门史（编号060105）”应该是被取消的“中国地方史”学科归并之处。①若论研究内涵的话，又与“历史地理学（编号060103）”这一学科或专业具有密切关系。
现今国内外所讨论的地方学，其来源有可能为历史上的地方志，或简称“方志”。“方志”的释义为一方之志，甚为符合地方学的旨趣和追求，在通称为地方志或方志千百年之后，这一部分工作结合现今流行的学科建设做法，希望从基础到理论都再上一个台阶，因此提出了建立学科的诉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与古代的建立在行政区之上编纂方志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现今更加强调城市的引领作用，因此出现了大量以城市名称命名的北京学、上海学这样的学科提议，以及大量的积极有效的建设工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上述情形所欲建立的学科，可以给出“（某城市或某區域之）学”的表达。
依照情理，只要有人对某一城市或地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对之展开认识研究；甚至可以说，此种兴趣越是浓厚，就越有可能做出比较出色的研究结果。如果参与此种活动的人数增加，大家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建立了科学团体，有的成立了类似“科学社团”这样的学术机构②，或者主办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③，并有了提出建立某种“学科”的想法，出现了努力将其变成一种事实的实践行为，话题或议题是更为严肃了，对此展开考虑的着重点，则在于其自身的由来特征的认识。那就是地方学的追求主要不在纳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而在于如何做好历史继承性、发掘更多的地方资源、体现好独有的地域性特点诸方面。
在努力发掘和呈现地方的地域性特点方面，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
方志的区域特性与人们在自然世界生存活动的位置和场所紧密相关，方志的历史人文宝库中又蕴藏着当地人民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的历程，而这种民族文化在地域视野上总是作为区域文化而存在，与特定地域的人群之间凝结的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情感。正因为这一原因，源远流长的地方志即便是遭遇近代地理学等思潮那般猛烈的冲击，仍然余韵难泯，即便来到现代社会，也能适时变通，朝着新方志的方向演变发展，为新的时代和社会事务服务。④
经过前人的努力，方志早已获得“方志学”的命名，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表达，而今提出的地方学，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学术实践过程，其构建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什么地方？我想应该是理论创建方面。北京大学唐晓峰先生论述过地理学的学科要求，他说：“关于地理学，作为一套知识学问，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东西：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理论。其实每一个学科体系都包含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如果只有第一、第二两层，即只有知识、观念，不能构成一门学科。我们说地理学是个学科，就是说要三者必备，特别是少了理论，不能叫学科。”⑤这是关心建立地方学的人士不能不加以留意之处。
二、地方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近二三十年间，地方学在中国、韩国都有明显的发展。如在韩国有汉城学、釜山学、江陵学、大田学、仁川学、庆州学、安养学、春川学等使用城市名称的地方学，还有如忠北学、济州学、湖南学、京畿学、江原学、忠南学等使用地方名称的地方学。⑥在中国有上海学⑦、长安学⑧、鄂尔多斯学⑨、北京学⑩、重庆学、武汉学、温州学、邯郸学B11等地方学，与红学（指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梦》）等著作学，郦学（指郦道元）、徐学（指徐霞客）等人物学，徽学（指明清时期的徽州）等区域学，黄河学等流域学，长城学、故宫学等历史建筑学遥相呼应，相互鼓励，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发展，实属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为重要的研究动向。只是有鉴于单一的“（某城市或某区域之）学”，需要增加研究中的共性意识，本文认为彼此皆应汇聚于地方学的旗帜下，形成一种相互砥砺的合力，才有可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形成更大的影响，故此，笔者以为地方学的研究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韩国关东大学李奎泰先生撰写的《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一文，对地方学的研究内容有如下表述：
在韩国研究地方学范畴已被学者们认同，也就是地方学的研究对象或范畴是，在空间上特定地方的全体，而时间的概念上包括了该地方地域的整个历史时期，即过去——现在——未来。虽然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概念范畴带有学术上不明确的印象，但在地方学研究一定要包含其地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理、生活、人的环境等的全部有形无形的东西，这一主张已被广泛接受。有趣的是研究“釜山学”的一位学者把这种研究范畴定义为“釜山学的想象力”，包括“釜山学的观点乃至意识问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B12
关于地方学的研究对象之分类，李奎泰先生举例介绍，学者们以湖南学研究对象和范畴为基础，做了“湖南学分类体系”的工作。具体来说，对“湖南学书志资料库”的主体分类有九大主题，分别为：第一主题（总类），第二主题（历史），第三主题（思想），第四主題（社会），第五主题（文学），第六主题（艺术），第七主题（科学技术），第八主题（产业），第九主题（政治）。作为韩国地方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显例（湖南学），其分类内容的确是无所不包，从形式上予以判断，的确有如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地方志。
作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地方学，都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是应当恪守的要义之一。需要讨论的是与地方学发展至为相关的研究内容，究竟是强调无所不包、齐头并进的研究，还是展开有重点的主次分明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笔者认为应当在研究重点上下功夫，在影响地方发展的重要方面下足功夫，以有助于挖掘出属于地方文化中的重要事实和实物，进入到专深程度，进而推动相关的研究内容，再上升到理论归纳的高度，从而为地方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和获取更大的知名度。
2.明确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之所在
提出和建立地方学，应予恪守的要义之二，是明确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之所在。强调这一点，主要是考虑到大凡比较有影响的地域或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均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或当代的一个特别契机，促成了当地有影响事例或事件的发生。随之就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然后就各种情况予以判断综合，再决定是否应该提出地方的专门之学。如果缺乏这样的前期工作，做了又不能获得外界较好的认可度，甚至不能获得本地人士较为普遍的认同，这项工作就显得仓促了。
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必要建立地方学，因为与同类事物进行比较的话，客观上就会出现若干差别，这种差别会导致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不同，甚至不足。在比较中若处于不太高的位置，不妨多挖掘本地区某些有特色的事物，努力做出精彩的成果，同样会吸引外界的注意力，并赢得好评。
3.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
提出和建立地方学，应予恪守的要义之三，是需要做到能够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就中国大陆而言，无论位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条件有什么不同，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周边地区，按照同级的政区单位来对照，一般会有五六个，少于或多于此数的情形都存在。地方学看重的是本地区的研究，在本地区基本事实详述之后的归纳认识和理论分析，则是需要以其他地区作为参照的，最有意义的参照性地区，往往就是和本地区接壤的周边地区。
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我们归纳出本项要义的存在依据：一是本地区与周边区域地域相连，土地接壤，本地区民众就近迁移分布，逐渐形成相近的习俗，在自然成因和历史文化形成上体现为十分明显的关联性，如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样的表达的确由来已久；二是本地区与周边区域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可以展开物产互通、文化互补的活动；三是体现上述关联性、差异性两种地理性质的区域尺度，主要落实在过去的地区专区、今日的地级市级别的区域上，其强度表现一般是区域尺度小者，地理上的关联性更强，区域尺度大者，地理上的差异性更明显。
三、洛阳学的建立及其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洛阳学的话题被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那是2010年11月27—28日，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这一场合上提出来的。这个会议具体筹办人为气贺泽保规教授B13。会后，气贺泽先生编辑出版了《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处于东亚的洛阳位置》B14，也就问世了一部关于洛阳学建立依据和研究状态的重要文献资料。
2015年10月，在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气贺泽保规先生以《中国中古洛阳与洛阳学的意义》为题，讲述了中古时期洛阳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历史上洛阳与日本之间联系密切，洛阳学研究极为必要，应该由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推进。他还认为，新出现的“洛阳学”研究，或许能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B15笔者体会，气贺泽保规先生在上述2010年、2015年两个会议（东京、洛阳）上的报告内容和所做的贡献，是在一贯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脉络上的发掘和延续，于精神气质上皆相一致。
我们注意到2008年4月24日《洛阳日报》的第2版，有一篇题为《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的报道B16，应该说题目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篇报道首先对专访人物做了简介，突出之处为韩昇教授早年是“中日联合培养的博士”，与日本学术界有较多的学术往来。报道中引述了韩昇教授的一段话：“已故的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史研究权威岸俊男在晚年曾提出一个看法：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在建设时受到的影响可能不是来自长安，而是洛阳，所以他在日本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而且他认为日本的许多文化可能是从洛阳传过去的。但由于研究交流不够，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一直把这个源头直接接到长安。”在22日开幕的隋唐佛教与石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教授的一席话，引起不少与会学者的共鸣。
由中国唐史学会和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这个学术研讨会B17，地点是洛阳，时间是2008年4月22—24日。韩昇教授所介绍的岸俊男（きしとしお，1920—1987），为日本史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岸俊男教授于1987年去世，也就是说在他的晚年——20世纪80年代里，已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韩昇教授知道这一信息，那么会有更多的日本学者也知道这一信息。这也说明提出洛阳学的渊源，还有进一步展开调研的线索。
笔者认为：在中国和东亚历史上，汉晋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是齐名的，隋唐时期的东西两京乃是天下向往之所。或者说，由于定都和都址迁移的原因，有时以长安为著，有时以洛阳为著，生于长安为都的时人，对长安城印象深刻，而生于洛阳为都的时人，对洛阳城印象深刻，这本是很自然的。从日本史专家岸俊男先生，到隋唐史专家气贺泽保规先生，均延续了对洛阳城的留念和盼顾，完全不是洛阳城在现今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在读史比较中，感受甚至是强烈感受到洛阳城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产生过的不小的文化影响。此处，笔者需要提出来的是，学界应将洛阳城、洛阳学与长安城、长安学的研究一起做起来，两两互证，彼此呼应，促使著名的隋唐两京研究结合起来，以此来深入揭示浸透着东方文化特征的东亚历史，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从上述认识出发，笔者以为“洛阳学”学科名称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乃是古城洛阳的一种骄傲！
据笔者猜度，洛阳城的起源与周人关系密切。殷商之世，“洛”地名已经出现，这可以甲骨文“在洛贞”“登取洛禾”为证，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将此一地名确定在洛河的南岸上B18。在商周之间的交往中，伊洛河及其流域是处于重要地区的位置上。西周王朝建立后，周成王时在洛河北岸营建了新的城市——“新邑洛（成周）”，就是今日洛阳城的起源，《尚书·洛诰》等篇对此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可供今人研习。B19朱凤瀚先生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为：“何尊铭文所记为成王亲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时事，此时洛邑内王宫已建成，成王始迁都于洛邑，洛邑自此亦稱成周”。从这里不仅可以见到早期洛阳城之起源，而且可以见到“新邑洛（成周）”建成后，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之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历史步履。
四、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借助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大量研究成果B20，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洛阳学的建立，不仅依据多，而且很充分，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建立洛阳学的主张，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影响所至，国内学人应顺势展开研究，以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
李奎泰先生《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一文，叙述的韩国“地方学”研究的潮流和新学问，在“韩国地方学发展的未来展望”中，还有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共有六点，即：地方的特殊性和学问的普遍性的问题；注重地方历史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学问上国家中心主义和地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地方政府要求的政策研究和学者的学术理论研究的相互比率问题；因特网时代所需要的地方研究人才培养问题；地方政府的国际合作和地方学的角色问题。
作者顺带指出：“如果地方学无法解决以上的学术研究上问题的话，可能在学问上会失去立足之地，也会失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援而难以进一步发展。”B21这些不能不说是含有先见之明的高见，值得从事地方学的人士体会和思考。
在总体上，地方学的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怎么样才能放宽地方学的研究视野，做出其独有的研究成果呢？人们皆知，地方学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诞生和壮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在助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作用，问题是究竟怎样选择研究路径呢？笔者的建议是，将研究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本地区或本城市与周边地区和城市的历史关系上，这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地域，不仅资料积累深厚，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不必讳言地说，历史上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地域歧视、地域攻讦的陋习，甚至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地域成见。作为胸怀宽广和目光远大的学人，在解释和化解这类地域成见时，毫无疑问应当做出自己擅长的工作。通过这样的研究，地方学不仅可以更好地研究彼此地域间的历史关系，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身。如果学人们在逐渐摈弃地域成见、增加地域互信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也就为今日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学识上也就更加对应国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
注释
①上述资料参见侯甬坚《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一文，收入作者《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9页）之中。
②譬如于1998年1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学的科研机构。在随后的发展中，该研究所内设立了城市、文化、地方文献、经济、旅游和理论六个研究室（参见张妙弟主编：《北京学研究文集2004》上册，燕山出版社，2006年，序言）。本文所参考引用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资料，均为该单位朱永杰教授相赠，在此谨表谢忱。另可参考英国学者亚·沃尔夫所撰《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四章对近代欧洲最初的科学社团进行的描述（商务印书馆，周昌忠等译，1985年，第65—84页）。
③譬如于2008年11月1日，北京学研究所、北京学研究基地主办的“地方文化与地方学学术研讨会”，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为地方学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与区域发展等（参见张宝秀主编：《北京学研究报告2009》，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④侯甬坚：《近代地理学对中国传统方志的冲击》，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123页。
⑤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绪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5—6页。
⑥B12B21李奎泰：《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张妙弟主编：《北京学研究文集2004》（下册），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388—395页。
⑦唐振常：《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史林》1999年第2期。
⑧李炳武：《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代序，三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长安学丛书·综论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99—106页。黄留珠：《长安学的缘起、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黄留珠、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16年，第1—10页。
⑨陈育宁：《一门新兴的地方学——鄂尔多斯学》，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为提出鄂尔多斯学的基础性文献。
⑩朱永杰：《“北京学”刍议》，北京学研究基地编：《北京学研究报告2008》，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288—289页。
B11侯廷生：《一个新兴理论的阐释——关于邯郸学的一点管见》，北京联合大學编著：《北京学研究文集2009》，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458—461页。
B13气贺泽保规（KEGASAWA Yasunori），日本长野县人。1968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197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75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1996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前往北京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留学。1995年4月开始在明治大学任教，1997年1月开始在东洋文库兼任研究员。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曾任哈佛大学EALC学部研究员；2004年4月至2007年3月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学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据百度百科，资料来源于明治大学官方网站，2012年5月23日使用）
B14気賀泽保规編著：《洛阳学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论文集：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洛阳の位置》，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1年。
B15转引自张占仓、唐金培：《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B16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17王颜：《洛阳隋唐佛教与石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杜文玉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7辑，2008年。
B18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7④坐标位置，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3—14图幅。
B19参阅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0页，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等论文。
B20自1983年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及其随后陆续建立起来的二级学会（如洛阳学会等），对古都洛阳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详见《中国古都研究》各册各期。
责任编辑：王 轲
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地域成见；地域互信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113-05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形象已经大为改变，许多有识之士加入了学人行列，开始著书立说，为自己所熟悉的地区和城市倡言，试图挖掘出历史上创造的各类文化遗产，论述其曾经有过的影响，并逐渐提出了建立地方学的主张，洛阳学的提出更有其较为特别的经过。对于这些内容都值得展开研究认识，以促使参与者广为获取新知，彼此协力共进。
一、何以为“学”（学科）
目前中国的教育界，人们比较熟悉的学科划分，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于1983年3月颁布试行草案，以后有过多次调整修改）。这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施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制定出的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而各高等院校学位授予单位是按这个目录中各学科、专业所归属的学科门类，在培养研究生工作结束后，授予其相应学位的。
在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里，历史学门类之下，有“中国地方史”学科或专业名称（编号6），与我们所关心的地方学最为接近。到了1990年颁布的正式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地方史”这一学科或专业名称继续保留（编号060110）。可是到了1997年颁布的新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里，历史学门类之下就没有“中国地方史”这一学科或专业的名称了，意即已被取消，留存或修正名称后的八个二级学科分别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仔细审视这些学科名称及其内涵，“专门史（编号060105）”应该是被取消的“中国地方史”学科归并之处。①若论研究内涵的话，又与“历史地理学（编号060103）”这一学科或专业具有密切关系。
现今国内外所讨论的地方学，其来源有可能为历史上的地方志，或简称“方志”。“方志”的释义为一方之志，甚为符合地方学的旨趣和追求，在通称为地方志或方志千百年之后，这一部分工作结合现今流行的学科建设做法，希望从基础到理论都再上一个台阶，因此提出了建立学科的诉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与古代的建立在行政区之上编纂方志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现今更加强调城市的引领作用，因此出现了大量以城市名称命名的北京学、上海学这样的学科提议，以及大量的积极有效的建设工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上述情形所欲建立的学科，可以给出“（某城市或某區域之）学”的表达。
依照情理，只要有人对某一城市或地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对之展开认识研究；甚至可以说，此种兴趣越是浓厚，就越有可能做出比较出色的研究结果。如果参与此种活动的人数增加，大家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建立了科学团体，有的成立了类似“科学社团”这样的学术机构②，或者主办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③，并有了提出建立某种“学科”的想法，出现了努力将其变成一种事实的实践行为，话题或议题是更为严肃了，对此展开考虑的着重点，则在于其自身的由来特征的认识。那就是地方学的追求主要不在纳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而在于如何做好历史继承性、发掘更多的地方资源、体现好独有的地域性特点诸方面。
在努力发掘和呈现地方的地域性特点方面，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
方志的区域特性与人们在自然世界生存活动的位置和场所紧密相关，方志的历史人文宝库中又蕴藏着当地人民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的历程，而这种民族文化在地域视野上总是作为区域文化而存在，与特定地域的人群之间凝结的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情感。正因为这一原因，源远流长的地方志即便是遭遇近代地理学等思潮那般猛烈的冲击，仍然余韵难泯，即便来到现代社会，也能适时变通，朝着新方志的方向演变发展，为新的时代和社会事务服务。④
经过前人的努力，方志早已获得“方志学”的命名，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表达，而今提出的地方学，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学术实践过程，其构建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什么地方？我想应该是理论创建方面。北京大学唐晓峰先生论述过地理学的学科要求，他说：“关于地理学，作为一套知识学问，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东西：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理论。其实每一个学科体系都包含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如果只有第一、第二两层，即只有知识、观念，不能构成一门学科。我们说地理学是个学科，就是说要三者必备，特别是少了理论，不能叫学科。”⑤这是关心建立地方学的人士不能不加以留意之处。
二、地方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近二三十年间，地方学在中国、韩国都有明显的发展。如在韩国有汉城学、釜山学、江陵学、大田学、仁川学、庆州学、安养学、春川学等使用城市名称的地方学，还有如忠北学、济州学、湖南学、京畿学、江原学、忠南学等使用地方名称的地方学。⑥在中国有上海学⑦、长安学⑧、鄂尔多斯学⑨、北京学⑩、重庆学、武汉学、温州学、邯郸学B11等地方学，与红学（指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梦》）等著作学，郦学（指郦道元）、徐学（指徐霞客）等人物学，徽学（指明清时期的徽州）等区域学，黄河学等流域学，长城学、故宫学等历史建筑学遥相呼应，相互鼓励，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发展，实属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为重要的研究动向。只是有鉴于单一的“（某城市或某区域之）学”，需要增加研究中的共性意识，本文认为彼此皆应汇聚于地方学的旗帜下，形成一种相互砥砺的合力，才有可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形成更大的影响，故此，笔者以为地方学的研究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韩国关东大学李奎泰先生撰写的《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一文，对地方学的研究内容有如下表述：
在韩国研究地方学范畴已被学者们认同，也就是地方学的研究对象或范畴是，在空间上特定地方的全体，而时间的概念上包括了该地方地域的整个历史时期，即过去——现在——未来。虽然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概念范畴带有学术上不明确的印象，但在地方学研究一定要包含其地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理、生活、人的环境等的全部有形无形的东西，这一主张已被广泛接受。有趣的是研究“釜山学”的一位学者把这种研究范畴定义为“釜山学的想象力”，包括“釜山学的观点乃至意识问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B12
关于地方学的研究对象之分类，李奎泰先生举例介绍，学者们以湖南学研究对象和范畴为基础，做了“湖南学分类体系”的工作。具体来说，对“湖南学书志资料库”的主体分类有九大主题，分别为：第一主题（总类），第二主题（历史），第三主题（思想），第四主題（社会），第五主题（文学），第六主题（艺术），第七主题（科学技术），第八主题（产业），第九主题（政治）。作为韩国地方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显例（湖南学），其分类内容的确是无所不包，从形式上予以判断，的确有如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地方志。
作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地方学，都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是应当恪守的要义之一。需要讨论的是与地方学发展至为相关的研究内容，究竟是强调无所不包、齐头并进的研究，还是展开有重点的主次分明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笔者认为应当在研究重点上下功夫，在影响地方发展的重要方面下足功夫，以有助于挖掘出属于地方文化中的重要事实和实物，进入到专深程度，进而推动相关的研究内容，再上升到理论归纳的高度，从而为地方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和获取更大的知名度。
2.明确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之所在
提出和建立地方学，应予恪守的要义之二，是明确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之所在。强调这一点，主要是考虑到大凡比较有影响的地域或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均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或当代的一个特别契机，促成了当地有影响事例或事件的发生。随之就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然后就各种情况予以判断综合，再决定是否应该提出地方的专门之学。如果缺乏这样的前期工作，做了又不能获得外界较好的认可度，甚至不能获得本地人士较为普遍的认同，这项工作就显得仓促了。
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必要建立地方学，因为与同类事物进行比较的话，客观上就会出现若干差别，这种差别会导致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不同，甚至不足。在比较中若处于不太高的位置，不妨多挖掘本地区某些有特色的事物，努力做出精彩的成果，同样会吸引外界的注意力，并赢得好评。
3.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
提出和建立地方学，应予恪守的要义之三，是需要做到能够客观诠释周边地区对于本区域的意义。就中国大陆而言，无论位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条件有什么不同，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周边地区，按照同级的政区单位来对照，一般会有五六个，少于或多于此数的情形都存在。地方学看重的是本地区的研究，在本地区基本事实详述之后的归纳认识和理论分析，则是需要以其他地区作为参照的，最有意义的参照性地区，往往就是和本地区接壤的周边地区。
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我们归纳出本项要义的存在依据：一是本地区与周边区域地域相连，土地接壤，本地区民众就近迁移分布，逐渐形成相近的习俗，在自然成因和历史文化形成上体现为十分明显的关联性，如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样的表达的确由来已久；二是本地区与周边区域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可以展开物产互通、文化互补的活动；三是体现上述关联性、差异性两种地理性质的区域尺度，主要落实在过去的地区专区、今日的地级市级别的区域上，其强度表现一般是区域尺度小者，地理上的关联性更强，区域尺度大者，地理上的差异性更明显。
三、洛阳学的建立及其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洛阳学的话题被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那是2010年11月27—28日，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这一场合上提出来的。这个会议具体筹办人为气贺泽保规教授B13。会后，气贺泽先生编辑出版了《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处于东亚的洛阳位置》B14，也就问世了一部关于洛阳学建立依据和研究状态的重要文献资料。
2015年10月，在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气贺泽保规先生以《中国中古洛阳与洛阳学的意义》为题，讲述了中古时期洛阳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历史上洛阳与日本之间联系密切，洛阳学研究极为必要，应该由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推进。他还认为，新出现的“洛阳学”研究，或许能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B15笔者体会，气贺泽保规先生在上述2010年、2015年两个会议（东京、洛阳）上的报告内容和所做的贡献，是在一贯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脉络上的发掘和延续，于精神气质上皆相一致。
我们注意到2008年4月24日《洛阳日报》的第2版，有一篇题为《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的报道B16，应该说题目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篇报道首先对专访人物做了简介，突出之处为韩昇教授早年是“中日联合培养的博士”，与日本学术界有较多的学术往来。报道中引述了韩昇教授的一段话：“已故的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史研究权威岸俊男在晚年曾提出一个看法：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在建设时受到的影响可能不是来自长安，而是洛阳，所以他在日本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而且他认为日本的许多文化可能是从洛阳传过去的。但由于研究交流不够，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一直把这个源头直接接到长安。”在22日开幕的隋唐佛教与石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教授的一席话，引起不少与会学者的共鸣。
由中国唐史学会和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这个学术研讨会B17，地点是洛阳，时间是2008年4月22—24日。韩昇教授所介绍的岸俊男（きしとしお，1920—1987），为日本史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岸俊男教授于1987年去世，也就是说在他的晚年——20世纪80年代里，已提出了“洛阳学”的概念。韩昇教授知道这一信息，那么会有更多的日本学者也知道这一信息。这也说明提出洛阳学的渊源，还有进一步展开调研的线索。
笔者认为：在中国和东亚历史上，汉晋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是齐名的，隋唐时期的东西两京乃是天下向往之所。或者说，由于定都和都址迁移的原因，有时以长安为著，有时以洛阳为著，生于长安为都的时人，对长安城印象深刻，而生于洛阳为都的时人，对洛阳城印象深刻，这本是很自然的。从日本史专家岸俊男先生，到隋唐史专家气贺泽保规先生，均延续了对洛阳城的留念和盼顾，完全不是洛阳城在现今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在读史比较中，感受甚至是强烈感受到洛阳城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产生过的不小的文化影响。此处，笔者需要提出来的是，学界应将洛阳城、洛阳学与长安城、长安学的研究一起做起来，两两互证，彼此呼应，促使著名的隋唐两京研究结合起来，以此来深入揭示浸透着东方文化特征的东亚历史，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从上述认识出发，笔者以为“洛阳学”学科名称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乃是古城洛阳的一种骄傲！
据笔者猜度，洛阳城的起源与周人关系密切。殷商之世，“洛”地名已经出现，这可以甲骨文“在洛贞”“登取洛禾”为证，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将此一地名确定在洛河的南岸上B18。在商周之间的交往中，伊洛河及其流域是处于重要地区的位置上。西周王朝建立后，周成王时在洛河北岸营建了新的城市——“新邑洛（成周）”，就是今日洛阳城的起源，《尚书·洛诰》等篇对此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可供今人研习。B19朱凤瀚先生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为：“何尊铭文所记为成王亲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时事，此时洛邑内王宫已建成，成王始迁都于洛邑，洛邑自此亦稱成周”。从这里不仅可以见到早期洛阳城之起源，而且可以见到“新邑洛（成周）”建成后，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之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历史步履。
四、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借助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大量研究成果B20，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洛阳学的建立，不仅依据多，而且很充分，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建立洛阳学的主张，这是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影响所至，国内学人应顺势展开研究，以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
李奎泰先生《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一文，叙述的韩国“地方学”研究的潮流和新学问，在“韩国地方学发展的未来展望”中，还有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共有六点，即：地方的特殊性和学问的普遍性的问题；注重地方历史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学问上国家中心主义和地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地方政府要求的政策研究和学者的学术理论研究的相互比率问题；因特网时代所需要的地方研究人才培养问题；地方政府的国际合作和地方学的角色问题。
作者顺带指出：“如果地方学无法解决以上的学术研究上问题的话，可能在学问上会失去立足之地，也会失去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援而难以进一步发展。”B21这些不能不说是含有先见之明的高见，值得从事地方学的人士体会和思考。
在总体上，地方学的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怎么样才能放宽地方学的研究视野，做出其独有的研究成果呢？人们皆知，地方学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诞生和壮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在助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作用，问题是究竟怎样选择研究路径呢？笔者的建议是，将研究的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本地区或本城市与周边地区和城市的历史关系上，这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地域，不仅资料积累深厚，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不必讳言地说，历史上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地域歧视、地域攻讦的陋习，甚至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地域成见。作为胸怀宽广和目光远大的学人，在解释和化解这类地域成见时，毫无疑问应当做出自己擅长的工作。通过这样的研究，地方学不仅可以更好地研究彼此地域间的历史关系，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身。如果学人们在逐渐摈弃地域成见、增加地域互信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也就为今日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学识上也就更加对应国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
注释
①上述资料参见侯甬坚《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历史地理学》一文，收入作者《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9页）之中。
②譬如于1998年1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学的科研机构。在随后的发展中，该研究所内设立了城市、文化、地方文献、经济、旅游和理论六个研究室（参见张妙弟主编：《北京学研究文集2004》上册，燕山出版社，2006年，序言）。本文所参考引用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资料，均为该单位朱永杰教授相赠，在此谨表谢忱。另可参考英国学者亚·沃尔夫所撰《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四章对近代欧洲最初的科学社团进行的描述（商务印书馆，周昌忠等译，1985年，第65—84页）。
③譬如于2008年11月1日，北京学研究所、北京学研究基地主办的“地方文化与地方学学术研讨会”，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为地方学研究、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与区域发展等（参见张宝秀主编：《北京学研究报告2009》，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④侯甬坚：《近代地理学对中国传统方志的冲击》，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123页。
⑤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绪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5—6页。
⑥B12B21李奎泰：《试论韩国“地方学”的现状和展望》，张妙弟主编：《北京学研究文集2004》（下册），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388—395页。
⑦唐振常：《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史林》1999年第2期。
⑧李炳武：《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李炳武、黄留珠主编：《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代序，三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长安学丛书·综论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99—106页。黄留珠：《长安学的缘起、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黄留珠、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16年，第1—10页。
⑨陈育宁：《一门新兴的地方学——鄂尔多斯学》，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为提出鄂尔多斯学的基础性文献。
⑩朱永杰：《“北京学”刍议》，北京学研究基地编：《北京学研究报告2008》，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288—289页。
B11侯廷生：《一个新兴理论的阐释——关于邯郸学的一点管见》，北京联合大學编著：《北京学研究文集2009》，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458—461页。
B13气贺泽保规（KEGASAWA Yasunori），日本长野县人。1968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197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75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1996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前往北京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留学。1995年4月开始在明治大学任教，1997年1月开始在东洋文库兼任研究员。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曾任哈佛大学EALC学部研究员；2004年4月至2007年3月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学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据百度百科，资料来源于明治大学官方网站，2012年5月23日使用）
B14気賀泽保规編著：《洛阳学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论文集：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洛阳の位置》，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1年。
B15转引自张占仓、唐金培：《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B16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昇》，《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17王颜：《洛阳隋唐佛教与石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杜文玉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7辑，2008年。
B18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7④坐标位置，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3—14图幅。
B19参阅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0页，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等论文。
B20自1983年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及其随后陆续建立起来的二级学会（如洛阳学会等），对古都洛阳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详见《中国古都研究》各册各期。
责任编辑：王 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