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干部培训工作初探

    李添华

    【摘 要】以“坪山事件”为界点，东江纵队的干部培训工作可分为以公开合法的武装作掩护举办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自主开办干部培训班两个时期。纵队的干部培训针对性强，培训班教员富有经验、各尽其能、分工传教等优点很好地弥补了队员受训时间不足的缺点。多年抗战的实践表明，纵队的干部培训工作为华南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干部培训工作;东江纵队;中共广东省委;华南抗战

    因为队员来源的复杂，恶劣的战争环境与纵队开辟根据地的压力，干部中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出现，在整个抗战时期，东江纵队均对广大干部进行了时间或长或短的培训。东纵的干部培训工作主要以开办培训班为主。学界鲜有研究东纵的干部培训工作，涉及东纵干部培训工作的史料也较为零散。①本文主要是把涉及东纵干部培训工作的零散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以求归纳总结东纵干部培训工作的特点及效果，展现东纵干部培训工作的历史面貌。

    一、纵队开办干部培训班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阋墙御侮。中共广东地区党组织逐渐恢复活动，但仍然相当薄弱。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希望借此次国共合作的机会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特别是发展和恢复武装力量，这不仅利于抗战御侮，而且还能增强自身实力，对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能形成一定的威慑力量。

    因此，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广东的党组织要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一切以建立群众性的党组织为工作中心。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各地区党组织要积极参加国民党号召、领导的团体及运动，潜入群众组织中去，以便配合建立和扩大党组织的工作。

    在武装工作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各地党以建立自卫团为中心任务，在华南地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②国民党虽然允许中共可以公开活动，但是范围、领域和层次极其有限，对中共发展组织和武装更是处处警惕和限制。为避免刺激国民党，破坏再次形成的国共合作，广东地区党组织决定以公开合法的武装作掩护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和发展组织。 因此，在抗战初期至“坪山事件”发生前（1940年3月），③部队的各种训练班普遍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培训中共的骨干。主要有以下培训班：1938年，东莞中心县委以“民众抗日自卫团统帅委员会”名义，在东莞举办“自卫团军事训练班”和“国民军事干训班”，由党组织动员党员和部分抗日青年参加，培养军事骨干。①1938年7月，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争取了淡水国民党驻军的支持，以军训名义，动员了党员和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加为期两个多月的惠阳沿海武装干部训练班。②1939年，东江特委和博罗县委先后在黄麻坡、黄田牌举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党员训练班及自卫队训练班等，训练游击队的青年、党员和干部。③1939年秋，在坪山，东江军委以新编大队（国民党军给游击队的番号）名义，由李振亚和 邬强主持开办两期军事干部训练班。

    “坪山事件”后，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与中共领导曾生、王作尧部的合作彻底破裂。因此，为继续保家卫国、抗击日本侵略者，部队开始自主开办干部培训班。主要有：1941年7月，部队在大岭山根据地创办了“中山书院”，对从香港、外地来的青年以及本地中学生进行文化、政治、军事等教育。“中山书院”办了一期，又因国民党军队围攻根据地而停办。1942年2月，总队政治部举办“华南队”培训班，培养中、小队政治干部。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宝安等地，该班也被迫中缀。1944年7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部队在大鹏城开办了东江干校。学校招收了两期学员，第一期学员有纵队排、连级干部200多人，培训时间为3个月。第二期学员为部队里面的班长、排长，学习时间为半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东江干校就此结束。④1944年8月，在大鹏城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7期，每期100到200人，先后由黄文俞、张江明负责。学员来源：一是原中共粤北省委辖下待审查恢复党组织的学员;二是原派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部分地下党员;三是各地方选送的党员及进步分子。⑤日军投降后，青年干部训练班也随之停办。

    根据上述列举的东纵干部培训班，对比“坪山事件”前后东纵的干部培训工作，不难发现，“坪山事件”前，东纵开办的干部培训班规模不大。“坪山事件”后，部队自主开办的干部培训班规模逐渐扩大且稳定性逐步增强。究其原因，一是抗战环境和形势的客观变化。二是国共关系张力变化的使然。

    二、干部培训工作的特点

    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受训干部训练时间较短、流动性强。从上面列举的东纵开办的培训班来看，无论是“坪山事件”前“白皮红心”的干部培训班，还是事件后纵队自主开办的培训班，其持续时间都相当得短暂。1942年初，在宝安白石龙开办的干部训练队，据曾生回忆：“因情况紧急，不容许长时间的集中，所以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就分配工作。而且随来随训，来一批训一批，流水作业，到了四月份，基本分配完毕，训练队结束。”⑥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培训班，训练时间暂定3个月，成绩合格者调任排级干部。⑦1944年8月在大鹏城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据战士黄安思记述道：“青干班的学习时间是出乎意料的短，只有3个星期到1个月，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许多学员还没结业便要派出去工作。”⑧从上述材料中，可以发现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干部受训时间，最短为一周，最长为半年。训练的地点也频繁更换，学员更多的是在实战中进行锻炼。①

    为适应战斗的需要以及结合学员的特点，培训班对学员采取针对性的训练和培训方式。各种训练班，除了进行简单的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普及基本的军事理论和政治常识，还会针对地形战术以及队员特点进行训练。针对攻坚和伏击战术的演练，东江干校授课方法主要是在沙盘上展示部队的战斗例子，学员进行分析和评价，最后教练员进行讲解。据王作尧回忆：“这样的教学方法，学员很有兴趣，提高比较快。”②战斗结束后，各大队总结报告，并加以评析，印发给各支队和干校队员，学员进行讨论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又如，据周伯明记述：“我们有的战士对自己的武器能否命中敌人，心中无数，不是艺高人胆大，而是恰恰其反。”③为此，部队射击训练使用了简单而实用的瞄准检查器，对于提高命中率有很大的效用。在大鹏城开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个别青年好高骛远，生活随意，自由散漫，难以适应严峻的战时环境和军队生活。针对这种情况，部队也相应调整了训练方式。黄安思记述道：“军事上要由宽到紧，而且又采纳一点学校的民主习惯。例如，队长、班长等由他们选举，许多管理办法只提出原则，让他们选举，让他们讨论怎么做。事实上，他们自己所设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到那时才拿出部队的老规矩来，使他们容易接受......”④1939年1月，中共龙川县委在老隆师范创办了龙川青年自我教育班（自教班）。该班结合青年学员特点，针对性地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一、演讲。二、讲授。三、集体讨论。四、分小组讨论。五、个别谈话。六、读书。七、写笔记或日记。八、出壁报和画报。九、唱歌、开文艺晚会。十、游击战术的演习。不拘一格、大胆求变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使自教班的学员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增强了政治认同感。⑤纵队结合战斗的实际情况及学员的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使学员的军事技能和政治素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培训班教员富有经验、各尽其能、分工传教。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非常重视东江地区的武装力量，先后派出历经战争锻炼的干部来指导纵队干部培训工作。如李振亚、梁鸿均、邬强、周伯明、陈炎等，他们或是经历长征的锻炼，或是经历大革命的洗刷，或是救亡宣传工作的骨干。在培训班中，各教员分工传教，有条不紊地进行指导工作。如1939年初，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中，由周伯明、郑晋普等同志对队员进行军政训练，提高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向心力。由谢鹤筹、陈铭炎等同志抓党的建设，健全和加强各级党的组织，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⑥又如东江干校，校长为王作尧，政治委员为李东明，林鹗任教育长，饶卫华任秘书长。设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教员由徐荣光、赖详、韦伟等担任，由洪韵、关秀负责政治课。⑦部队开展的干部培训班井然有序，课程设置得当，施教者各尽其长，权责明确，更易于学员接受。

    虽然受战时环境的影响，纵队的干部培训时间较短，但是纵队的干部培训针对性强，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培训班教员富有经验、各尽其能、分工传教等优点很好地弥补了队员受训时间不足的缺点。

    三、干部培训工作的效果

    培训班为部队输送了大量的军政干部。培训班犹如一个大熔炉，锻炼一批批优秀的骨干。随着队员英勇抗敌的感人事迹被广泛地报道和传播，东纵保家卫国的形象在民众中日益加深，群众对部队性质的了解更加深入，对部队的拥护与日倍增。在党组织的动员下，沦陷区、国统区及根据地的青年学生纷纷参加部队。广大青年学生在部队中实现了抗战救国的愿望，在培训班中掌握了本领。在粤北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和学生到游击区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分配到“海燕”、“星火”、“铁流”、“云雀”等政工、文艺宣传队。他们到战区进行文艺表演，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兵士气，增强部队抗战信心。同时，政工队又深入群众，挨家逐户，宣传党的主张，进行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政策的宣传。又如1942年在白石龙开办的干部训练队，曾生回忆道：“他们大多是分配到各大队任文化教员或者政治战士，一部分分配到民运队、医务所、报刊、税站和交通站等单位。这些同志大多原来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很多是共产党员。他们有文化，有专业知识，抗战意志坚定，工作热情高昂，分配工作后，大多数很快就成为各单位的骨干。”①又如，东江干校第一批学员，据王作尧回忆：“我们留下一部分学员作第二期训练班的骨干，其余全部分到部队中去。他们出去以后，许多人很快就提升为中队的主要军政干部，个别还提升为大队干部。”②1944年7月，林平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东纵已举办了四期连排级干训班》中总结道：“自1942年来，纵队已办过连排级军政干部训练班四期，已毕业人数约180人，现开始开办第四期，约100人，共计280人。部队中排级以上干部、各种政权部门的干部共约600人，受过军政训练的比例为45%，其中抗大毕业者约10人，受过国民党军校训练者约10人。”③从上述材料可以发现，东纵的干部培训工作不仅训练出一大批军事技术全面和素质硬、政治觉悟高的干部，还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政工人员、医务、交通、民运工作者。这又说明了纵队的干部工作日益有序和规模化。

    部队的干部培训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新编大队经过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相继取得了马峦头、沙井石、鸡心石战斗的胜利。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也传令嘉奖，赞誉新编大队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的情报，最能在军纪上起模范作用。”④1940年3月，部队在东移过程中，国民党军队趁部队煮饭时候，进行偷袭。曾生感慨道：“虽损失几十人，另有几十人失去联络。但是，大家的斗争很高涨。经过游击队训练班训练的干部，在这次斗争中成了部队的骨干。”⑤1943年，部队对“珠江队”（东江纵队的下属大队）的干部进行整训。政治委员卢伟良同志亲自讲课，讲述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顽强作风，振奋了队员的斗志。经过政治教育、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5月，夜袭福永伪军，一举歼敌一个中队，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10支，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胜利。⑥在干部培训班上，教员让学员追忆红军光荣传统，强化党性教育，激励受训学员的斗志。受训过的干部深受感染，在战斗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感染他人，对战斗的胜利不无关系。

    纵队的培训工作端正了干部的错误思想和作风。1940年，在《关于广东的工作报告》中，张文彬对部队的干部培训工作颇感满意，“现惠阳队，人数500多，成分工人与华侨子弟最多，战斗经验不是很多，曾有少爷兵之称。曾出现有个班长经当局训练后即逃走，有大队副经战区干训团训练后悲观动摇，曾有干部在作战中动摇害怕等等情况。但近来经训练整理，已有相当进步和巩固。”①针对干部中出现安图享乐、陋习浮现的现象，部队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地区举办了干部整风班。1944年11月，东江纵队司令部总结《东江纵队一年半（1943至1944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后，指出：“因为干部缺乏与干部能力不强而办了多期训练班，科、队级以上干部，共训练120人。这一时期中，曾发生了一种娇气、新军阀主义作风，干部出现自满自足、麻木不仁、对士兵打骂、官僚主义等恶劣倾向。经过整风和拥爱运动，一般已开始注意克服。”②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干部经过训练教育，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增强了抗战的信心。

    四、结语

    东江纵队干部培训班在短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 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但是干部培训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局的扩大，人员的消耗，其短暂性和流动性的弱点，也导致了干部青黄不接等现象的出现。正如1945年7月，林平在区党委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干部少、思想不纯、思想关节未打通、闹意见、不团结。如何走人民路线、群众路线，如何团结干部，如何帮助干部熟悉业务、掌握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干部不但少而且差，反而自高自大、自满自足、英雄主义，而且老干部不求进步，新干部自满，以自己的专长夸大自满，看不见自己的短处、自以为是，不重视别人专长…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后生哥，年轻但没有社会地位与社会经验。干部热情，但幼稚。因此，对干部的培养与改造，是需要我们大大努力去做。”③林平的讲话，目的是激励纵队更好地成长与成熟。多年抗战的实践表明，东江纵队的干部培训工作为华南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