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李向锋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在《东江抗日星火》（载1965年9月19日《解放军报》）中提出：“东莞模范队在日寇侵占虎门后，于虎门外围领导群众阻击敌人，打响了华南敌后抗日第一枪。我们惠宝人民游击队刚一建立，就出击淡水，消灭了伪组织，成立了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淡水区人民行政委员会。”
一、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七七”事变后，根据中共香港海员工委和香港市委的指示，香港惠阳青年抗日救亡回乡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分三批先后回到惠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到各地活动之后，各地的读书会、工会、农民夜校和业余体育社等各种群众组织，也被发动起来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春，工作团开始注意掌握武装队伍。如高健组织的常柏田游击队，叶基组织的洋塘自卫队，黄业和蓝造组织的坝岗自卫队和李谭桂组织的澳迈自卫队……1938年10月淡水沦陷后，惠宝工委在坪山羊牯嶂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武装民兵，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各地群众抗日武装力量蓬勃发展，为第二区行政委员会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12月初，占领淡水的日军，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不断袭击下，惶惶不可终日。7日，日军收缩战线撤出淡水。淡水常柏田游击队五位同志趁敌人撤退之际突进淡水，击毙伪警长罗贤和汉奸吴带，吓得伪维持会长曾庚深夜潜逃时跌死在深涧里。第二天，茶园和周田的自卫队进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员带着“游”字臂章，在当地自卫队的配合下，开进了淡水城。游击队进入淡水后，立即张贴安民告示，号召各地乡民返回淡水复市，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0日，工作团在惠阳县淡水祖庙召集了5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群众推选，经大会举手表决通过，成立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淡水。这是广东从敌人手里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特别是收复葵涌、沙鱼涌之后，恢复了内地与香港和南洋重要的交通口岸。行政委员会保护商旅安全的做法，得到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拥护和支特。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从精神上、财力物力大力支持，而且把儿女送来，参加游击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经济来源，全部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同志一次转给游击队的捐款就达20万元。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来参加游击队的达1000人以上，对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行政委员会机构人员主要有：主任严奎荣（尚民），主办区员黄史楷（达三）、陈志期，区员陈永、古曼心（海生）、叶特青等，保卫干部叶某，总务林榕。
行政委员会参照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经验，发表了施政纲领，实行民主政治，保证群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保障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减租减息等。
1939年春，日寇收缩兵力，撤出惠州等地区，国民党立即回来补充，成立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以香翰屏为主任，在惠阳一带拼凑了徐东来等所谓“游击队”，以骆凤翔为纵队司令。国民党惠阳县县长蓝逊从罗浮山上跑下来。当时，他在无力顾及的情况下，不得不默认既成事实，但又指出名称上的不统一，征得我方同意后，将“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改为“第二区区署”。委任严奎荣为区长，其余人员不变。严奎荣，大亚湾澳头人，曾留学日本，因参加政治活动被驱逐出境。1936年下半年，他回到香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两次率领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到淡水、澳头、平海、周田等地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从1938年12月到伪惠阳县长刘秉纲上台撤销区署班子为止，历时将近半年。虽然惠阳县第二区区署建政时间很短，但却是抗战时期，东江地区人民自己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使抗日民主区政府所辖区域，呈现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中共粤东南特委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入驻淡水，维持治安，逮捕并驱逐一些抢劫的匪徒，恢复市场，只三天便有商人恢复营业，大大提高群众的威信。”“利用行政委员会及部队的力量恢复了坪山及各乡乡政，禁赌，维持治安，在群众中我们的威信高了。”这是对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表扬。
首先是重建乡、镇政权。日寇入侵后，原乡镇政权人员溜得无影无踪。区行政委员会当务之急先免掉了坏人执政或民愤很大的原乡长、镇长，尽量挑选地方党的同志或党的基本群众担任乡长、镇长，先由群众提名，经区署批准，上报县府备案。各乡、镇长名单如下：
淡水镇 梁鸿端（开明人士，商人）
溪秋乡 叶 良（国民党员、统战对象）
长兴乡 叶汉生（中共党员）
长安乡 高 秀（中共党员）
新圩乡 曾庆章（基本群众）
桂岗乡 陈雁奎（进步人士）
万年乡 刘玉书 赖玉基（进步学生）
澳头乡 严荫荣（知识分子）
坑梓乡 黄润洪（中共党员）
坪山乡 廖其谷（中共党员）
定南乡 许植仁（进步人士）
第二是开展游击战争，痛击日军。1939年初，日寇进占南头、深圳和沙头角之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奉命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和横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寇作战30余次。特别是在葵涌、横岗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重大打击，缴获颇丰。
第三是惩办汉奸，维持社会治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进淡水地区后，逮捕了一些盗窃犯、抢劫犯，由行政委员会出面，交给群众公审，加以镇压，安定了民心，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区署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办事人员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贪财摆官架子的作风。他们待人热情，办事认真，深得人们拥护。民事纷争、家庭纠葛，群众都找上门来，爱民拥政实例屡见不鲜。
第四是做好救济难民和伤亡善后工作。被日寇践踏了一个多月的淡水，街上尸横遍地，难民饥寒交迫。区行政委员会迅速拨出专款，作为掩埋尸体，清理垃圾之用。时值日军飞机轰炸，瘟疫流行，百姓伤病者众多。区行政委员会组织工作团和地方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大力搞好公共卫生，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蔓延，保护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第五是废除苛捐杂税，恢复集市贸易。区行政委员会对商店摊贩、农贸市场一律免税，买卖公平，群众十分拥护。一个月后，惠州派来一个姓周的警察所长。他一到淡水，又是收税，又是搜集我们的情报，其他什么都不管。我方于是不让他和区政府人员一起生活。周某碰了软钉子之后，竟在阿妈宫挂起警察所的招牌，与区行政委员会大唱反调。他带着所丁，不顾群众疾苦，乱收税，甚至农民卖担柴草、几根甘蔗也要收税。区行政委员会支持群众与他们斗争。地方党又组织一批农民代表到警察所讲理，要求取消不合理捐税。斗争声势浩大，有理有节，吓得他们再不敢待下去，连夜跑回惠州城，于是警察所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复办教育，组织生产。淡水崇雅中学遭到日军敌机轰炸，校舍损坏严重，图书仪器毁坏无遗，校舍破坏严重。当时区行政委员会由于经费紧张，一时难以复办。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在昙花庵复办崇雅小学，并在农村办夜校和识字班。区行政委员会迅速动员农民搞好春耕生产，要求大小商店组织货源，供应人民生产生活需要。
三、针锋相对的夺权与反夺权
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是复杂尖锐的，既有民族斗争，也有阶级斗争。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在进行政权建设、痛击日军的同时，还同国民党惠州城县府当局进行了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
日军撤出惠州后，国民党惠阳县党政军要员才从罗浮山下来，恢复了各个办事机构。但他们在当地的力量还很薄弱，而行政委员会则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作后盾，因此他们迫不得已只好承认了群众推选的惠阳县第二区政权。行政委员会也知道国民党惠阳县府的意图，于是趁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红色政权尚未动手前，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加速成立各乡抗敌同志会，壮大人民力量。同时认真执行党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对当地的上层人士通过交朋友商谈国事活动，博得各方人士对我方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制造舆论，主持公正。另一方面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各乡乡长联名上书挽留区长严奎荣，并且派郑晋等人赶赴惠州城找专员和县长，据理力争，最终使区行政委员会全体人员得以保留。
国民党在沿海正规军溃逃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了这一带最强的武装，故而国民党当局对我红色政权只好以礼相待，地方杂牌武装更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惠阳县府为了弥补这一区域力量的不足，便收编土匪来对付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日军退出淡水后不久，杂牌军罗坤支队便进驻淡水。抗战前，罗坤部曾多次被国民党惠阳当局收编和遣散，得不到信任。我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罗坤的部队，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做好他的教育争取工作。所以他回到故乡淡水后，对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既不反对，也不过问，有时还会说些好话。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立了由对外转向对内的政策，制定了一整套“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具体政策。5月，国民党原惠阳县县长蓝逊因任用了一个共产党人当区长，被撤换。新上任的县长刘秉纲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在南山“剿共”出了名。刘秉纲一上任，就和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何泽宏带着大小头目和几百名武装护卫首先向区行政委员会下手了。
区行政委员会在曾生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了预防不测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会议决定严奎荣先离开淡水。委员会工作由黄史楷负责，陈志期、古曼心协助。
当刘县长的船到达码头的时候，委员会曾生、地方部队代表罗坤、地方土豪劣绅代表曾庆聪等人都到码头迎接。他们一上岸就立即在崇雅中学礼堂召开会议。会上，刘秉纲破口大骂区民主政府不像话，乱七八糟，说：“惠阳的共产党满天飞了，50条麻绳都捆不完。”声言要取消区民主政府。何泽宏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把国民党区分部重新建立起来，委任教育界的败类张佩文为区分部书记，地痞张慧剑、邹其飘为委员，但他们早就声名狼藉，只是为了混饭吃罢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和国民党顽固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叶汉生、叶良领头，发动各乡乡长再次联名上书挽留区长严奎荣，显示了我方的力量。刘秉纲见来硬的不行，便把我方为阻拦日军登陆进攻而破坏的公路，作为民主政府的罪状，妄图以此为借口解散民主政府。地方党组织立即发动群众，三天内就把公路全部修好。这样，无可奈何的刘秉纲只好以“年轻”、“需要深造”为理由，免去严奎荣的职务，由曾庆聪接任区长。
在被迫移交权力期间，曾庆聪诸多刁难。他明知民主政府无税收，无经费，却诬陷民主政府留有存款，企图敲诈勒索。账本显示，区行政委员会没收汉奸的财产，大部分用于群众救济和治疗伤病百姓身上，余额还不足支付办公费和少数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最后区民主政府移交给曾庆聪的只有一个账本和两个印章。曾庆聪却抛开账本，硬是要钱，争吵不休。最后闹得连罗坤也看不下眼，站出来抱不平说：“还差多少钱？我给垫上，他们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人人都知道，你们不要欺人太甚！”曾庆聪眼看捞不到好处，又怕得罪罗坤，只好灰溜溜地收场。
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对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名为收编，实为限制、消灭。他们限令游击队驻在坪山，只给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的番号，编制两个中队200人，既不给经费，又不给弹药。又想以集训为名，要游击队到惠州西湖百花洲，妄图加以消灭。曾生、王作尧早就开始警惕其阴谋。为了顾全大局，仍然派新编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到惠州谈判。周伯明到惠州发现，顽固派指定的集训地点在西湖的小岛中，只有一条狭长的小道通到岸边，四周都是湖水，只要用火力封锁小道，便插翅难飞。周伯明以前线敌情紧张为由，要求原地整训，巧妙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上级党组织做出具体指示：一方面要部队提高警惕，不能给收编骗局所迷惑，采取相应措施，做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把曾在区民主政府和抗敌后援会等处工作过的同志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出身书香世家的黄史楷、陈志期等人被安排在淡水城，以开设“中山公司”为掩护，经营从香港运入的书刊、文具，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古曼心等转移到万年乡办海潮难童学校。自此，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