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师玉生 林荣日 安桂花
[摘 要]基于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工作应用型、地方性和教学型的特点，在对相关研究述评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分析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析得出：先赋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差异较大。先赋性因素是制约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先决条件;院校政策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投入和产出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形塑作用;自致性因素是教师科研产出的调节变量，最后对后续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展望和设想。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先赋性;院校政策;自致性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5-0014-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应用技术型大学是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其基本特征为应用型、地方性及技术型。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科研产出理应在应用性和技术性方面具有独特性，并要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衡量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要加大产出测度在技术开发、社会服务和教学研究以及校内外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成果数量和质量的指标权重。
梳理文献得出，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和教育经历等的先天因素，也有科研经历、时间投入、科研信心等自我努力的因素，还有院校教师管理、绩效考评、职称晋升、薪酬设计等政策或制度的因素等。相比研究型大学，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学历较低，教育经历相对简单，科研投入和研究经历明显不足，而院校科研与教师绩效考评政策对教师科研类型与投入的影响更大。可见，制约和影响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因素有其独特性。
基于以上认识，得出影响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因素有3类：一是以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和教育经历为标识的先赋性因素;二是以院校教师招聘、绩效考核、职称评聘及组织氛围等为特征的制度性因素;三是以科研投入、个人努力和科研工作满意度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现有研究多在讨论某一种因素，并未深入探讨3种因素在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以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为结果变量，以先赋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为影响变量的综合分析框架，并详细介绍3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而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提出些许建议。
二、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测量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与述评高校教师科研产出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探讨教师科研产出结果的计算和影响产出的因素两大领域，每一项研究首先都会对科研产出的计算方法进行界定，进而深入分析哪些因素会对教师的科研产出带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学者关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测量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一）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测量指标的相关研究
高校教师科研产出即科研成果的基本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和教材、科研奖项、科研项目、技术发明等。关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计量方式，现有研究一般有数量和质量两种测度方法。数量测度方法指直接统计各类成果的数量，或将其转化为科研分，将成果数量或科研分作为教师的科研产出变量，也有学者将科研经费数量作为科研产出的衡量指标。如曾玉清将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作为描述高校科研情况的两项主要指标，并对两大指标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分析[1];吴杨和何光榮等根据1991—2008年高校科研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对我国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直接使用学术论文发表的篇数作为科研产出的指标[2]。质量测度方法主要指对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综合评价，如论文的影响因子、期刊分类等级、著作和教材出版社的等级等;也有学者将论文和著作的总被引频次、总下载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篇均下载频次和h指数等作为计量指标。如邱均平和温芳芳采用上述指标对作者的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数量及学术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也有学者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和Kruskal-Wallis检验方法研究高校经济管理学科教授社会资本和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周霞和何小文对此类研究进行了分析[4]。除此之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高校教师的科研绩效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如史万兵和杨慧[5]、刘艳华和华薇娜[6]、姜彤彤和武德昆[7]都对国内外高校常见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了述评。
可见，高校教师科研产出测量主要采用单项积分和混合计分两种计量方法，且多数研究普遍将便于计算的科研论文作为结果变量，而院校科研部门在实践工作中则更多的是采用综合计分的方法，即根据期刊、出版社、奖励和课题等级的相应等级分，将教师科研产出换算成科研分值。单项积分和混合计分均存在合理与缺陷的成分，将其应用于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测度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二）高校教师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先赋性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更加关注性别、年龄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一是有关研究不同年龄段教师科研产出的变化情况，如阎光才的研究表明：年龄不构成一个直接的影响变量，而是高校教师学术职业生涯展开轨迹的时间标尺[8];林曾采用美国大学教授调查数据探索了理科教授的年龄与科研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等[9]。多数研究得出了一些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年龄对科研能力具有较强的正面影响[10]。科学家科研产出的高峰期普遍集中在40—55岁[11]，老年高被引科学家也具有比较高的论文产出力[12];也有研究发现，老年期学术产出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但学术影响力达到波峰时的学术年龄在学科之间却存在着不确定性[13]。这些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研究对象多为一流的科学家、国内外研究型大学以及理工科专业等，较少关注国内一般高校的普通教师。二是探讨性别对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方面。许多学者关注女性学者面临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如袁玉芝以某研究型大学教育学教师为例，从性别歧视、家庭分工与时间配置、社会角色认同以及学术社会网络等方面，探究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该大学教育学教师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但在教育学学科内并不存在性别歧视，而家庭负担和合作网络却是男女教师科研产出差异的中介变量[14];朱依娜和何光喜通过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利用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婚育、学历、职称、机构类型等因素的情况下，性别与科研时间和产出仍然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女性较低[15];梁文艳和周晔馨对“211大学”的调查显示，女教师在导师合作的强关系方面强于男教师，但在更加广泛的基于社会资本的弱关系方面显著低于男教师，这是女性学者的科研产出随着学术年龄增加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16]。除此之外，徐飞和杨丽[17]、施远涛和陈雪玲[18]、孟羽[19]的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可见，性别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但中介影响则更加复杂。
制度性因素方面。多数研究表明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压力与职称晋升政策相关，因此职称晋升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教师科研产出最直接的制度性因素之一。王先柱和李向前等通过对高校职称晋升教职员工的科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总体上看职称晋升政策会对科研绩效的不同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当以职称晋升政策作为中间变量时，不同职称、性别、年龄的教师在职称晋升前后科研产出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教授级别晋升前后论文增长差异显著，副教授级别晋升前后项目差出现减少态势，并表现为倒U型，女性在晋升到教授后项目积分差显著下降[20]。梁文艳和刘金娟研究了院校鼓励跨学科合作研究政策对教师科研生产力的积极影响[21]。另有一些研究者对高校和院系的组织气氛[22][23]、工作满意度[24]、内部工作环境[25]与高校管理、绩效考核、薪酬奖惩以及工作任务安排等方面的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隐形的制度环境会对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因素更多的是以中间变量或潜变量的形式影响着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关于高校教师科研产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研究型大学或顶尖大学为对象，而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独特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年龄和职称等方面，而关于教育经历，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经历对不同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研究探讨了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政策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但缺失系统的考察这些政策对教师科研投入与科研积极性内在机制方面的研究。总体来看，较少有学者将先赋性、制度性和自致性3类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制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在不同先赋性教师科研产出及绩效方面的调节作用的研究较少，而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对院校教师管理与绩效考核政策调整的政策意义更大。
三、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的构成、应用性特点与测度指标
地方本科院校因其应用型、地方性、教学型的特点，科研产出具有其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以应用研究为主体，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研究成果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和技术导向性，这既是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的本质特点，也是由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训练与学科规训等先赋性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关于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构成。博耶认为“学术”不应该局限于基础研究层面，不应仅仅强调“发现”，不应只是一个局限于为基础研究领域的“发现”而服务的概念，他提出的“四维学术”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他将学术分为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26]。探究的学术是一切学术的基础，探究的学术旨在揭示各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科学，对学术研究人员具有非常高的要求。受地方本科院校研究人员教育经历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在探究的学术方面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但地方本科院校在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以及教学的学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现实基础。基于这样的思考，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在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层面的学术论文、著作与科研项目以及学术奖励;二是以教学的学术为基础的教学研究论文、教材、教研项目和教学奖励等。因此，在分析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时理应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这样更能反映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的特点。
其次，关于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测度指标。现有研究习惯将学术论文的数量作为高校教师科研產出测量的主要指标，有一些研究将期刊分类等级或影响因子作为测度指标，也有一些研究将学术论文的引用h指数作为测度指标。期刊影响因子更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引用指数更适用于科研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或一流大学。而仅从学术论文产出的角度讲，现有学术论文产出的计量方法都不太适合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现状和特点。
再次，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工作的应用性特点。地方本科院校属于教学型大学，强调实践应用性的研究。因此，为了更加客观的描述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产出，本研究认为地方本科院校的科研工作与研究型大学具有较大的区别。地方本科院校根据其自身定位和特点，可分为应用技术性大学和应用教学型大学两种类型，科研工作应该体现应用性的特点，技术发明、应用技术推广、科技示范以及教学研究应该是其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和政策导向的依据。
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产出测度不应以科研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主要指标，应以技术发明、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等应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为指标，且要重视教师获得的教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应包括教师承担的地方实用技术或推广方面的人才培训项目等。
四、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繁多，且作用机制复杂，依据影响因素的基本属性，本研究将这些因素划分为3大类：一是以性别、年龄、职称、教育经历等为标识的先赋性因素;二是以院校教师招聘、绩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组织氛围等为特征的制度性因素;三是以科研投入、个人努力和科研工作满意度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这3类因素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具有极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赋性因素的先天作用
文献综述分析得出，性别、年龄、职称以及教育经历（学历）在教师科研产出因子上差异显著，特别是在性别、年龄和职称3个标识因子上，这在各种类型高校的教师群体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教育经历在教师科研产出上的差异更大，特别是对教师科研能力与产出的影响更大，虽然工作经历或研究经验的积累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历和研究能力上的不足，但这些差异在地方本科院校层面体现的更加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新入职教师必须拥有博士学位，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入职学历基本以本科为主;2000年以后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新入职教师必须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发达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开始将硕士学位作为新入职教师招聘的标配学历;当研究型大学开始建立青年研究院制度时，地方本科院校才开始通过薪酬福利政策吸引博士学位教师。近年来，教师招聘条件有了显著变化，近70%的研究型大学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但就全国而言，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仍然较低。如1994年、1999年、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博士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分别为2.19%、5.44%、8.21%、13.58%和 20.41%;部分地处欠发达地区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低于平均值，仅为15%左右[27]。此外，少数精英大学为吸引海外归来的博士毕业生，利用“985项目”模仿美国推出终身教职制度。
高校教师招聘学历要求的不断变化致使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学历普遍较低，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学历为硕士，且以工作后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者居多。笔者所在学校（甘肃省属地方本科院校）现有专任教师924人，其中博士139人（含在读），占专任教师的15.4%，硕士625人，占专任教师的67.6%[28]，如若剔除在读博士人员，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会更低。博士学位教师的科研水平远远高于拥有本科和硕士学位教师的科研水平，即便是硕士学位的教师，其科研能力和研究水平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以学历为标识的教育经历因素是制约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先决条件。另外，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大多在博士学习阶段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掌握了研究技术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其已经发表了相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种累计优势为其工作以后在研究成果发表、课题申报以及奖项获得等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教育經历不仅代表着教师的科研能力，更是教师学术交流、学术认可、资源共享的限制条件。硕士和博士教育阶段就读院校的研究平台、导师的持续帮助与指导、同门之间的学术联系，以及学术信息交流的共享渠道，这些隐形的社会资本也会直接影响教师科研的产出水平及认可度。因此，探讨教师的先赋性因素，特别要关注教师的教育经历，包括硕士和博士就读机构的类型，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中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一般院校与一般学科等;导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海外学习与研修的时间与类型等。虽然这些因素在一流大学或研究型大学中的影响作用不是特别明显，但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产出有较大影响。
因此，地方本科院校中获得博士学位与非博士学位教师之间的研究产出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女性教师面临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在地方本科院校中是否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更加全面的数据得以验证。
（二）院校政策的形塑作用
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的基本特征是以兴趣和闲暇为基础的自由探究，学术领域内生的学术认可、评价、发表、退出等制度与观念为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是通过制度和规训实现的。大学发展过程中规训的力量逐渐让位于国家和院校正式的规章与制度[29]。与教师科研产出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教师准入、考核、晋升、薪酬等一系列成文的制度规范。
院校制度或政策对地方本科院校科研产出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教师招聘条件和入职门槛方面。地方本科院校新教师的入职门槛和学历要求逐年提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的先赋性因素变化。二是在教师工资与薪酬福利政策方面。高校教师工资主要由法定的基本工资和校内绩效两部分构成，基本工资部分相同条件下教师工资大致相同。2006年国家推出了等级和水平相结合的教师晋升阶梯，即4个等级13个级别，在一个固定的等级和水平上教师的工资基本一致，与大学排名没有关系，但各大学可以根据区域生活成本的差异通过奖金和津贴进行调整，许多大学的这部分收入称为绩效工资或校内津贴，对于这部分收入院校之间，甚至校内院系之间的差异都会很大，“因为这些院校和院系内部各有其多样化的收入来源”[30]。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地方本科院校都制定了教师科研奖励办法，以刺激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和产出，许多高校中SCI、SSCI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方面的科研奖励幅度地方本科院校甚至高于部署重点大学。笔者所在的大学中，一些特殊的学者或者学科教师论文奖励的收入远远高于其基本工资和校内绩效的总和。在这样背景的影响下，院校科研奖励政策会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投入程度，也会滋生学术腐败，如一些教师花重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是教师晋升政策直接影响教师科研产出的类型与数量。如2016年甘肃省出台了新的职称评聘办法，规定晋升高级职称的基本业绩条件有3：一是学术论文与著作;二是教学与研究项目;三是获得的奖励，且3类业绩条件都有最低要求[31]。职称评聘的最大变化是论文和著作或教材合并为一个业绩条件，另外两个条件也属硬性规定。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课题与专利技术的申报方面。教师在项目和奖项上的竞争陷入白热化状态，一些校内资助项目出现教师之间竞争激烈的局面，即便如此，高级职称评聘时仍然有许多教师达不到基本业绩条件，致使一些文科教师也开始“发明技术专利”了。
院校政策调整对教师的科研产出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对科研组织氛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由通过团队形式开展的研究课题或项目演化成以利益为核心的研究团队，甚至出现多数教师碍于职业安全考虑选择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模式。可见，院校政策与制度是影响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类型与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研究资源紧张与稀缺的背景下，这些因素必须予以更多的重视。
（三）自致性因素的调节作用
教师科研产出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主观能动性，即科研努力程度和付出水平，我们将其称为教师科研产出的自致性因素，主要包括科研投入水平、个人努力程度及科研工作满意度。
教师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与其科研投入和努力程度直接相关，但先赋性因素制约着不同类型教师科研投入的时间、经历以及意志努力等。如女性教师的“玻璃天花板”效应，有研究表明女性教师承担着较多的家务劳动、子女教育负担等事宜，客观上会影响他们的科研投入精力[32]。而自致性因素的核心要素是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受教育经历的影响，地方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师多数缺乏规范的科研训练，致使其科研能力匮乏。加之长期编制制度的限制，地方本科院校专任教师严重不足，年轻教师承担着主要的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课多、备课负担重等问题致使其较难抽出时间和精力弥补科研能力上的先天不足，严重限制了年轻教师的科研投入，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逐渐丧失了科研的动力和信心。
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自致性因素深受先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被动调节着教师个体的科研投入。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详（见图1）。
五、结语
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工作具有应用型、地方性、教学型等突出特点，决定了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或科研绩效的评价需充分考虑上述特点。
首先，在科研产出测度方面，要充分考虑教师科研产出的多样性。综合测算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工作，特别是从事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产出和绩效，且要科学分配不同研究类型产出的权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德尔菲法是一种相对可靠的指标权重赋值法，其指出教师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研究产出分项计算意义更大。
其次，在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方面，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3类变量多而繁杂，需要研究者根据本校的实际，合理确定测度指标。笔者认为：先赋性因素方面，教师的性别、学历或教育经历（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机构类型）较为重要;自致性因素方面，教师科研的时间投入、科研能力和科研信心較为重要;制度性因素方面，教师晋升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对教师科研产出类型和数量的影响较为重要，建议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当然，因素选择上也要依据院校的自身特点进行取舍才有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类型地方本科院校的具体类型和特点差异较大，但仍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因此，本研究提出的3因素分析框架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会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全面收集西部一所综合性地方本科院校的数据，通过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分析和验证3类因素对地方本科院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形式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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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彦松）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local and teachingoriented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of teachers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preexisting factor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selfinduced factors on the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mechan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ces， ascribed factor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policy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input and output of type with strong shape， selfinduced factor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variable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and the subsequen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research output; preexisting; institutional policy; selfindu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