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补遗
摘 要：《全宋文》的编辑出版，为推动宋代文史乃至中华学术的研究，功不可没；然因宋文传载庞杂，偶有遗漏也在情理之中。今据宋元地方志补出《全宋文》既未载其文，又失收其人的4人7文，分别是：丘崈《东冶亭記》，刘叔向《重建白下桥记》《重建镇淮桥记》，陆子遹《溧阳县题名记》《除妖害记》《溧阳县均赋役记》和陈珏《东厅续题名记》；并结合相关史料对丘崈谥号是文定而非忠定、刘叔向家世、唐朝至宋代推官制度的历史演进、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录陆子遹事迹材料的讹误和两宋科举恩科“特奏名”发展的趋势特征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全宋文》；补遗；推官；陆子遹；特奏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135-07
《全宋文》的编辑出版，对宋代文史研究贡献良多。但由于宋人庞杂、宋文繁多和载存文献的多样，其偶有遗漏亦在情理之中；对其进行补遗和研究，也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景定建康志》与《至正金陵新志》是我国宋元时期著名的地方志，载有大量的宋人宋文；今据之补出《全宋文》既未载其文，又失收其人的4人7文。
一、丘崈：《东冶亭记》《镇淮桥记》
《东冶亭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东冶亭”条下，东冶亭是于“晋太元中，三吴士大夫于汝南湾东南置亭，为饯送之所”，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留守史公正志于半山寺前重建”，此文即是丘崈为该亭重建而作（文略）①。按：《景定建康志》载史正志任职建康留守是从乾道三年（1167）九月至乾道六年（1170）二月②，上文末署“乾道五年春三月”，可见丘崈该文作于史正志任满前一年。此时正是隆兴和议（1164）后的第五年，宋金往来密切；《宋史》记载：自乾道元年（1165）始至此时作者身处的乾道五年，每年冬十月，宋遣使至金贺正旦、金也遣使至宋贺会庆节；十二月宋再遣使至金贺金主生辰、金亦再遣使至宋贺明年正旦③，此举一直延续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北伐止，共历时43年；这正是丘崈在文中所言史正志殚于“立馆于国，以待方国之诸侯；列邸于郊，以待四夷之客；使俾朔南万里拱极面内，以尊京师”的政治、外交形势和时代背景，从中亦可察见作者蕴寓其中的深沉的家国情怀。《宋史》载：“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为建康府观察推官。”④可见“建康府观察推官”是丘崈进士及第后初任的官职，本文即作于此时；《南宋馆阁续录》也载丘崈“隆兴元年（1163）木待问榜进士及第，治《春秋》”⑤。《春秋》学在宋代发展兴盛，对两宋的政治、思想、文学等影响深刻，丘崈既通治此学，《春秋》笔法在其文章中自有显现：简而有法，婉约疏畅，微言大义，“慷慨有气”⑥，于上文亦可见。
《宋史》本传载丘崈“谥忠定”⑦，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却载：“同知枢密院事丘崈，谥文定。”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是以丘崈谥号著录其文集：“《邱文定集》十卷、《拾遗》一卷，枢密江阴邱崈宗卿撰，隆兴癸未进士第三人。”⑨后人不能确定丘崈的谥号便两载之，如明王鏊《姑苏志》载：丘崇“谥忠定，一作文定”⑩。至清代则分为两途：凡史部书所载丘崈的谥号多为“忠定”，如《江南通志》B11、《浙江通志》B12、《御批历代通鉴辑览》B13、《续通志》卷三百九十三B14；而集部书则多载“文定”是丘崈的谥号，且以此名其词集，如徐釚《词苑丛谈》卷七云“河南丘崈字宗卿，有《文定公词》一卷”B15，朱彝尊《词综发凡》曰“丘崈《文定公词》一卷”B16，沈辰垣《历代诗余》言“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进士，授建康府观察推官（略），卒谥文定，有《文定词》一卷”B17。由此可见对丘崈的谥号，史料所载历来不一。
最早发现这一疑窦的是《四库全书考证》：“宋孙应时撰（略）《上邱文定公书》，按《宋史》邱崈谥‘忠定，应时为崈幕职，当得其实；集中称‘文定与史互异，今姑仍原本。”B18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孙应时曾为丘崈的幕僚，所以当知其谥号，并据此对丘崈谥号进行了初步判定；今人王可喜、王兆鹏则从《宋会要辑稿》所载最可信、陈振孙著录其文集为《丘文定集》和丘崈词集为《文定公词》三个方面，也认为丘崈谥号当以“文定”为确B19；综观上述所辨多止于推断和史料描述，今据新史料对此问题再进行补充论证。
查考楼钥《攻媿集》有《邱文定公崈挽词》，盛赞丘崈“谋国规模阔，绝人才具高”的人品和业绩B20，楼钥在此题词中即称丘崈的谥号是“文定”。考《宋史·宁宗本纪》载：嘉定元年（1208）秋七月“癸丑，以丘崈同知枢密院事”，八月“辛未，丘崈卒”B21；“吏部尚书楼钥”在是年同月“辛巳”“签书枢密院事”、冬十月丙子“同知枢密院事”，嘉定二年（1209）春正月又“参知政事”，至嘉定六年（1213）罢B22；寻薨，“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宣献”B23。可见楼钥晚年官居高位，《邱文定公崈挽词》即作于他“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进参知政事，位两府”的六年间B24；以其与朝政的密切，自不会不知其前任“同知枢密院事”丘崈的谥号，因此楼钥称丘崈谥号为“文定”，是可信的。又考元人袁桷《先夫人行述》载：“夫人讳棣卿（略），考讳宾之，朝议大夫、直敷文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少事丘文定公崈，以政事称，六为郡太守，赠通奉大夫。”B25袁桷在上述追溯先人行事中亦以谥号称丘崈为“文定”公，以其对先人的尊崇，当是不误。再考明代薛宪章《重修宋太师魏国丘文定公神道碑》言：“由里山在县东南若干里，有宋资政殿学士、刑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赠太师、封魏国、谥文定、丘公墓在焉（略）。公讳崈字宗卿，世家江阴，以进士起家，隆、庆中历仕三宗、致位枢府，謇謇谔谔，为一代伟人。”B26该碑志是据丘氏“家乘”、为重修丘崈墓而作，其中所载当是确证。由此可见，丘崈谥号应是“文定”而非“忠定”，所以《宋史》等史料凡载丘崈谥号为“忠定”者皆误。
二、刘叔向：《重建白下桥记》《重建镇淮桥记》
《重建白下桥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白下桥”条下（文略）B27，该文末属“嘉泰四年（1204）三月望日，从事郎、建康府观察推官刘叔向记”。可知此文作于宋宁宗嘉泰四年三月。查考重建白下桥的主持者是以“宣教郎，嘉泰二年（1202）五月初三日到任”B28的上元县令郑缉；此时的建康留守则是“嘉泰二年十二月，以徽猷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的李沐，其继任者即是“嘉泰四年（1204）四月”到任的丘崈B29。可见李沐建康留守的任期是止于嘉泰四年三月，所以此文是刘叔向作于李沐任满之时。
刘叔向，《宋史》无传，而综考各种材料可知其为“鄞人”B30，即今浙江宁波人，“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牓”进士B31，曾任建康府观察推官、“浙漕幹官”B32，卒后葬于金陵雨花台北麓B33。《宋元學案补遗》载：“刘叔向，字囗囗，号滋蘭，颐庵应时之子也，习二戴《礼》，登庆元己未（五年，1199）科，与计偕者接踵。由是戴《礼》遂为刘氏家学。程士龙云‘先生官至宣幹。”B34其父刘应时“字良佐，号颐庵，无阂先生次子也。性敏，喜读书；工诗，长于《选》体；而视富贵为身外之物，高尚不求仕进。陆放翁称其诗多独得之妙，杨诚斋谓有三百遗旨”B35。应时之父刘继宽“字致明，慈谿人，隐居不仕（略），其学本乎太极、西铭（略），发明原始反终之义，崇正辟邪，功与韩昌黎相上下，学者称为无阂先生”B36。由上可见刘继宽学本乎周敦颐、张载，其崇正儒学之功可比唐代韩愈；刘应时工于诗、精《选》体、品性超然；刘叔向则精大、小二戴《礼》，遂开刘氏家学；父祖三人，一脉相延，其家学渊源与生长环境于此概见。
《重建镇淮桥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镇淮桥”条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丘公崇来为留守，重建桥，刘叔向为之记（文略）”B37，该记末属“开禧改元三月望，从事郎、建康府观察推官刘叔向记”，可知该文成于宁宗开禧元年三月，此时的建康留守正是上述《东冶亭记》的作者丘崈；查考丘崈在宁宗朝曾两任建康行宫留守：一任始于嘉泰四年（1204）四月，终于开禧二年（1206）五月；二任始于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终于嘉定元年（1208）七月B38；由此可见此记是刘叔向作于丘崈一任建康留守期内，其自身也在“建康府观察推官”任上；查考其任期是自“嘉泰二年（1202）三月到任，开禧元年（1205）四月三日任满”B39，可见上述二文是刘叔向作于任建康府观察推官后期；尤其《重建镇淮桥记》一文，是作于其离职的前一月。《至正金陵新志》也载“《白下桥记》，刘叔向作；《嘉泰重修二桥记》，刘叔向作”B40，可见其文深受后人重视。
刘叔向作此二文时的任职与前此丘崈作《东冶亭记》时的职位相同，都是“建康府观察推官”。《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建炎三年（1129）改建康府、设行宫，守臣为知建康军府事兼行宫留守、制置、安抚兵马都督等官，其属官有佥厅三员，安抚、制置、本府各一，通判三员，分东厅、西厅、南厅，有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节度推官、观察推官、曹官五员。”B41由此可见“建康府观察推官”是建康行宫留守职下的属官，为推官的一种。
复考“推官”则始置于唐代，杜佑《通典》载：“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兵曹、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略）。汉魏之际，复增祭酒、文学从事员。晋又有武猛从事员。历代职员，互相因袭，虽小有更易，而大抵不异。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略）。至隋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吏变为郡官矣。大唐无州府之名，而有采访使及节度使。采访使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推鞫狱讼，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B42可见“推官”始设于唐代采访使职下，属其自行辟召的僚佐之一，然后上报备案。再考《新唐书·百官志》载：“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B43；“观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随军、要籍、进奏官，各一人。团练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御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B44又上州、中州、下州各置刺史一人，其辖下“诸军各置使一人”，若“刺史领使，则置副使、推官、衙官、州衙推、军衙推”B45。由此可见，推官是唐代广置于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和兼领州军使之刺史等职下的属官。
至五代，“推官”一职更是遍设于诸道。如后唐同光初（923），孔谦“以国用不足，奏：‘诸道判官员数过多，请只置节度、观察、判官、书记、支使、推官各一员（略），三京府置判官、推官，余并罢俸钱。”庄宗“从之”B46。可见后唐当时虽国用不足，但推官不可罢废，仍是“京府”“诸道”常置的职位；其人员的选任，自清泰二年（935）八月后由“本州辟请，中书不更除授”B47。至后汉时，朝廷对推官也十分的倚重，如高祖乾祐元年（948）正月“辛酉，诏：‘诸道行军副使、两使判官并不得奏荐，带使相节度使许奏掌书记、支使、节度推官；不带使相节度使，只许奏掌书记、节度推官。”B48可见节度推官是当时地方向上举荐、朝廷选用官员的重要职位；后周朝也是如此，如世宗显德二年（965）六月诏：“防御团练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员。”B49综上可见推官一职在五代时期的重要性。
宋承前制，《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国初两使各置推、判官，节度置掌书记，观察置支使，馀州置判、推官各一人。”B50《文献通考》也载：“宋朝沿五代之制，两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馀州置推、判官各一人。”B51可见宋代观察使、节度使和诸州均置推官；此外在开封府、河南应天府、临安府亦设该职：“开封府，牧、尹不常置，权知府一人（略），其属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视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长”B52；河南应天府“置知府事一人，通判一人，判官、推官各一人”B53；临安府“置知府一员，通判二员，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略）各一员”B54；其官品：“开封府判官、推官”“为从六品”，而“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为从八品”B55。可见推官所隶属的部门、职责不同，其官品亦有异。
由上可见，推官是宋代广置于两使和各州府职下重要的“幕职官”B56，因而其除授皆由朝廷决定。如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十二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高、融二州欲乞各除推官一员。”但经吏部评议：此二州“若置推官，即少得合入之人注拟；今相度高、融二州请依旧、只令司户参军兼知逐州推官厅公事”，皇帝从之，未允在二州增设推官B57。可见推官的设置必须得到皇帝的诏许；又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六日，诏濠州复置军事推官一员”B58，光宗“绍熙三年（1192）四月十一日，诏省罢蘄州推官”B59；宁宗“嘉定元年（1208）八月六日，诏茂州添置推官一员”B60。由此可见推官一职虽职位不大，但动辄牵及大臣朝议和皇帝诏令；这与唐代的“自行辟请”和五代后唐时的“本州辟请”已有不同。
除此而外，推官的性质，其实自唐代始置发展到宋代也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则与唐宋时期的政区改易和官制演进息息相关。《文献通考》云：“州之名起于虞十有二州，后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于秦三十六郡，后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废郡，以州统县。然郡卒不可废也，至唐而复之。然唐太守俱称刺史、使持节，盖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称则州牧之官矣（略）。唐州牧之官为节度、观察诸使，而其属官则有推官、判官、书记、支使之属。至宋而节度、观察特为贵官之虚名，初不预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则自有阃帅、漕、宪等官，而各台又自有掾属，若唐节度、观察之属官，则又为列郡之元僚。盖虽冒以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判官、书记、支使等名，而实则郡僚耳。”B61由此可见唐宋两代州郡政区的改易，直接决定了节度、观察二使职权、地位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推官从“州官”到“郡僚”的演变。
三、陆子遹：《溧阳县题名记》《除妖害记》《溧阳县均赋役记》
《溧阳县题名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溧阳县题名”条下（文略），末属“嘉定十有三年（1220）十月甲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公事山阴陆子遹记并书”B62。考《至正金陵新志》载：“陆子遹者，会稽山阴人，放翁务观之子，弱冠登第，所至涖政有能名。”B63可见陆子遹是南宋诗人陆游之子，且是一位干吏，然其《宋史》无传；而综考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于北山《陆游年谱》等材料可知，陆游有“六子：子虡、子龙、子坦、子修、子布、子聿”B64，其中“子聿”，即是陆子遹B65，“字怀祖，务观第六子，最为务观所钟爱”B66，生于孝宗淳熙四年（1174），十岁能诗；光宗绍熙三年（1192）秋，陆游为聘故友张叔渚季女；子遹有书室名“参倚”，于嘉泰二年（1202）之际，读书甚勤，“以刚日读《易》，以柔日读《春秋》，常至夜分”；嘉泰四年（1204）春，八十岁的陆游“上章纳禄，得请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封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子聿亦以致仕恩得官”；开禧二年（1206）“四月，子遹调官，得永平钱监，待次”B67。再考《景定建康志》载：陆子遹后以“承奉郎”任溧阳令，任期是“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到任、十四年（1221）四月满替”B68；另据《景定严州续志》所载可知陆子遹在“宝庆二年（1226）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绍定二年（1229）三月二十二日赴召”期间，又以“奉议郎”任严州知州B69。
由上可知《溧阳县题名记》作于嘉定十三年，是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三年，在此文中他回顾了自己出任该职的经过和就任后所取得的政绩以及写作本文的原因。《至正金陵新志》载：子遹在“嘉定十一年知溧阳县事，始至即兴学校，以明教化；锄强梗，以植善良；审听断、卹鳏寡”B70，主要政绩有二：一是铲除了“雄据阡陌，豪夺民业，不与差徭”的“白云宗教”，使“县境肃然，旧习为之丕变”，此即《除妖害记》所载之事，此文载于《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风俗”条下（文略）B71，文中所载时间是“岁在己卯”即是嘉定十二年（1219），可见铲除白云教之害是发生在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二年；二是“究和买虚额之弊，谨差役推排之籍”，使“当役者，贫富高下悉覈其产之虚实，序其次第，吏莫能欺”，此即《溧阳县均赋役记》所记之事，此文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一《田赋志·蠲赋杂录》条下（文略），末属“嘉定十有三年仲冬壬辰”B72，可知此文也是作于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三年；此外“又以农隙创新官署，至于邮传桥道无不整饰”，至其“去任而民思之，至今言溧阳前政之美者，必称子遹云”B73。综上可见，陆子遹在溧阳令上革弊勤政，利民良多。
然陆子遹任溧阳令亦有瑕疵。魏了翁《乙未（端平二年，1235）秋七月特班奏事》言：“窃见溧阳县张挺、沈成尝诉陆子遹夺其田产，凡一万一千八百余亩，献之故相之家。”B74俞文豹《吹剑录外集》亦载：
绍定间，赵静乐善湘留守建康，急于财赋，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宰陆子遹，放翁子也，窘无所措，乃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遹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二亩。民众相率投词相府诉，既不行，子遹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略），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略），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略）。癸巳冬，衛王薨，会金坛王侍郎遂在台察，素怀此忿，田主十六户合词赴诉（略），议久不决；越六年，史子申入相，田遂归焉。子遹始至，县计赤立；自献田后，方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银器如砚、匣、火炉、酒具等每事大、小各两副。刘漫塘遗之诗曰：“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僇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歟。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B75
可见陆子遹在溧阳令任上也有过激之事，究其原因是建康留守赵善湘急于财赋，横征暴敛，“根括无遗”，而溧阳“县计赤立”。子遹“窘无所措”，所以才有献田故相和克扣酬款事，并由此引起民众不满、上诉，进而矛盾激化；然《吹剑录外集》上述史料，却需考定。
第一，赵善湘任建康留守时，陆子遹是否任溧阳宰。考《景定建康志》载：“赵善湘，宝庆三年（1227）二月，以中奉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李寿朋，绍定六年（1233）七月，以朝议大夫、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B76可见赵善湘任建康留守的时间是从理宗宝庆三年二月至绍定六年六月；而由上可知，陆子遹溧阳令的任期是“嘉定十一年正月到任、十四年四月满替”B77，其在“宝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绍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期间则是在知严州任上B78。且考《景定建康志》所载溧阳令，最后一位载明时间的是“淳祐十一年（1251）二月朔日到任，宝祐二年（1254）二月二十二日满替”的“宣教郎”“刘次春”B79；而在陆子遹与刘次春之间，也没有陆子遹再任溧阳令的记载。再考在赵善湘自宝庆三年二月至绍定六年六月任建康留守期间的溧阳令有四人：“徐子石，宣教郎、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到任，宝庆三年（1227）六月满替；袁乔，宣教郎、宝庆三年六月到任，绍定元年（1228）七月避亲离任；章铸，奉议郎、绍定元年九月到任，三年（1227）十月离任；徐耜，宣教郎、绍定四年（1231）三月到任，端平元年（1234）五月满替。”B80其中亦无陆子遹。
第二，由上可知，陆子遹是将“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考“时相史卫王”即是指史弥远。《宋史》载“弥远既诛韩侂胄，相宁宗十有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可知史弥远自宁宗嘉定元年（1208）始、至理宗绍定六年（1233）止，共为相二十六年；其绍定六年卒时，理宗“震悼，辍朝三日，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B81。可见陆子遹在“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到任，十四年（1221）四月满替”为溧阳令期间，朝廷之相即是史弥远；所以陆子遹如向史弥远献田当是在“嘉定间”，而非“绍定间”。复考在“嘉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四月”陆子遹任溧阳令期间的建康留守，《景定建康志》有载：“李珏，嘉定十年（1217）二月，以宝谟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李大东，嘉定十二年（1219）七月，以中奉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余嵘，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以朝议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B82可见陆子遹任溧阳令时的建康留守是李珏和李大东，而不是赵善湘。可见《吹剑录外集》上述所载的时间和人物皆有误。
第三，刘漫塘遗陆子遹诗。刘漫塘即刘宰B83，漫塘是其号B84，《宋史》本传载“刘宰字平国，金坛人”、“绍熙元年（1190）举进士”，“有《漫塘文集》、《语录》行世”B85；王遂《漫塘文集前序》言：“漫塘刘公（略）既卒数年，乡里诸友欲发其文传于世，而早岁之稿散佚不存，中年所作赵师契者抄录最多，其余友朋亦以类至，略计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刚舒既汇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后集》以待方来。”B86可见《漫塘文集》最早是由刘宰之子翁望、刚舒编辑、王遂作序；“王遂，字去非”“为镇江府金坛人”，与“同里刘宰素同志”B87，亦即上文中的“金坛王侍郎遂”；然所编刘宰文集“未及登梓，而理宗寻遣使取入秘阁，以是海内无传焉”B88；至明代武宗正德年间，由靳贵从秘阁抄出，然仅及一半，叚溥《漫塘文集跋》云：“漫塘刘文清公（略）没，遗文徵入秘府，今更三代，世所罕见；大学士靳戒庵侍文渊时，仅录其半，藏于家。”B89正德十六年（1521），王臬即以此本为底本进行刊刻，然因财力窘困仅刻诗四卷，后至嘉靖八年（1529）才续刻完成B90，这即是明正德十六年王臬、任佃初刻、嘉靖八年王臬续刻的《漫塘刘先生文前集》，也是刘宰文集的初刻本。后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岁久漶漫，梨枣刓敝，传惧弗广”，王臬之孙王塈又对该本进行了补校重刊B91，改原书名为《漫塘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据鲍士恭进呈的知不足斋家藏本即著录此本：刘“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裒其遗槀，十仅得四五，为编订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秘阁，世遂无传。明正德间，大学士靳贵从内阁钞出，因授王臬锓梓，厘为三十六卷，即此本也。”B92可见《四库全书》本《漫塘集》即源于万历三十二年的重刊补校本。查考这三部一脉相传的刘宰文集B93，皆收《寄陆大夫》诗：“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竟何如。提兵刼取已非矣，纵火烧残岂义欤。百口丧身端自尔，千钱酬直殆欺余。放翁旧隐佳山水，賸好归欤理故书。”B94细勘其字句则与上述《吹剑录外集》所载不同；而通考各种史料，发现俞文豹所载的刘宰此诗句，也仅见于《吹剑录外集》；所以刘宰《寄陆大夫》一诗，当以《漫塘刘先生文前集》和《漫塘文集》所收为确。
四、陈珏：《东厅续题名记》
《东厅续题名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置教授”条下（文略）B95。考《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嘉定十年（1217）丁丑吴潜榜·文举特奏”条载：“陈珏，状元，字君宝，长乐人。”B96可见陈珏字君宝、长乐人，是宁宗嘉定十年“文举特奏”状元。“特奏”即是特奏名，“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B97，属宋代科举恩科的一种，始于北宋开宝三年（970）三月七日，太祖诏曰：“朕务于取士，期在得人，岁命有司，大开贡部（略），而礼闱相继籍到十五举已上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浦等宜各赐本科出身，今后不得為例。”B98王应麟《玉海》也载：“开宝三年三月壬寅，诏贡士十五举以上并赐出身，仍勿为例。此初行进士特奏名恩例。”B99虽然太祖对此恩赐明令下不为例，但太宗“即位，将以补缺员而振滞淹”B100、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B101，便延续了太祖恩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略），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B102又再进一步扩大了恩遇的范围。至仁宗“景祐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棲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略）。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B103于是特奏名便成为宋代科举取士的惯例，且录取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如仁宗“嘉祐四年（1059）以后系特奏名者才数十人，自（宁宗）治平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止有百余人，自熙宁六年（1073）至今（哲宗元祐元年，1086），每次推恩入仕不减四五百人”B104；至南宋更是如此，如高宗朝11科正奏名进士4537人、特奏名进士3518人；孝宗朝9科正奏名进士3867人、特奏名进士3913人；光宗朝2科正奏名进士954人、特奏名进士1223人；宁宗朝10科正奏名进士4740人、特奏名进士6453人；理宗朝13科正奏名进士6793人、特奏名进士7335人B105。其推恩之广、录取人数之众，令人赞叹。
陈珏即是在此科考情势之下被特奏为嘉定十年文举状元的。此榜“特奏名”进士663人，远多于“正奏名”进士523人的数额B106；其由此仕进，四年后以“修职郎”充建康府学教授，任期是“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四日上，十七年（1224）正月四日满”B107。此文末属“时嘉定十有七年正月既望”，可见是其作于建康府学教授任满之际。
以上即是根据宋元地志及相关史料，对《全宋文》进行的补遗。此次补遗均属《全宋文》既未收其文、又失载其人之文，计4人，共7记。
注释
①②B27B28B29B37B38B39B62B68B72B76B77B79B80B82B95B107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664、1338、1545、1782、1339、1541、1339、1722、1793、1796、2007、1339、1796、1796、1796、1339、1805、1805页。
③④⑦B21B22B23B24B52B53B54B55B56B81B85B87B97B101B102B103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632—647、12109、12113、750—751、751—759、12047、12047、3942、3945、3944、4015—4016、3975、12418、12167—12169、12460—12462、3609、3607、3609、3611页。
⑤《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丛书集成续编》第42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630页。
⑥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00、500页。
⑧B50B57B58B59B60B98B100B106《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69、4310、4312、4314、4315、4316、5286、5388、5421页。
⑩王鏊：《姑苏志》卷三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714页。
B11赵弘恩、黄之雋：《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1册，第145页。
B12B30嵇曾筠、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3册，第98页；第522册，第344页。
B13傅恒等奉敕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8册，第620页。
B14嵇璜、曹仁虎：《续通志》卷三百九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98册，第439页。
B15徐釻：《词苑丛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4册，第668页。
B16朱彝尊：《词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3册，第429页。
B17沈辰垣、王奕清：《历代诗余》一百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3册，第245页。
B18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八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00册，第241页。
B19王可喜、王兆鹏：《南宋词人丘崈生平及词作编年考》，《词学》2010年第2期。
B20楼钥：《攻媿集》卷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419页。
B2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3册，第449页。
B26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8册，第680页。
B31方万里、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5119页。
B32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736页。
B33金武祥：《粟香五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B34B35B36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中华书局，2012年，第1册，第763、763、748页。
B40B41B63B70B71B73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767、5583、5841、5841、5648、5841页。
B42杜佑：《通典》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第1册，第890页。
B43B44B4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下，中华书局，2012年，第4册，第1309、1310、1318页。
B46B47B48B49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965、2003、1340、1531页。
B51B6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566、566页。
B64B65B67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44、465、465—490页。
B66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第475页。
B69B78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4360、4360页。
B74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中华再造善本》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该卷第9页。
B75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清鲍廷博校藏旧抄本，第37页，南京图书馆藏。
B83郑利锋：《〈全宋文〉补遗》，《中州学刊》2013年第9期。
B84《京口耆旧传》卷九，《丛书集成新编》第10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06页。
B86B88B89B90B91刘宰《漫塘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第70、72、73、72、66页。
B9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9页。
B93此外还有辽宁图书馆藏二十二卷本《漫塘劉先生文集》，原藏于清宫，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著录此本，前有嘉熙四年（1240）赵葵序，因而被视为是宋刻本；然经韩锡铎鉴别，实为明代书贾活字排印本，内容是对三十六卷本的删节而成，来造伪冒充宋版书。见《辽宁省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本《漫堂刘先生文集》之《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3年，第7页，南京图书馆藏。刘冰《古书造伪“杰作”——〈漫塘刘先生文集〉》也言及此本，见《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考此本卷五亦收《寄陆大夫》诗，字句与《四库全书》本同。
B94刘宰：《漫塘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第307页。
B96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册，第8101页。
B99B104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八，广陵书社，2007年，第2184、2184页。
B105张希清：《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90年，第14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全宋文》；补遗；推官；陆子遹；特奏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135-07
《全宋文》的编辑出版，对宋代文史研究贡献良多。但由于宋人庞杂、宋文繁多和载存文献的多样，其偶有遗漏亦在情理之中；对其进行补遗和研究，也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景定建康志》与《至正金陵新志》是我国宋元时期著名的地方志，载有大量的宋人宋文；今据之补出《全宋文》既未载其文，又失收其人的4人7文。
一、丘崈：《东冶亭记》《镇淮桥记》
《东冶亭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东冶亭”条下，东冶亭是于“晋太元中，三吴士大夫于汝南湾东南置亭，为饯送之所”，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留守史公正志于半山寺前重建”，此文即是丘崈为该亭重建而作（文略）①。按：《景定建康志》载史正志任职建康留守是从乾道三年（1167）九月至乾道六年（1170）二月②，上文末署“乾道五年春三月”，可见丘崈该文作于史正志任满前一年。此时正是隆兴和议（1164）后的第五年，宋金往来密切；《宋史》记载：自乾道元年（1165）始至此时作者身处的乾道五年，每年冬十月，宋遣使至金贺正旦、金也遣使至宋贺会庆节；十二月宋再遣使至金贺金主生辰、金亦再遣使至宋贺明年正旦③，此举一直延续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北伐止，共历时43年；这正是丘崈在文中所言史正志殚于“立馆于国，以待方国之诸侯；列邸于郊，以待四夷之客；使俾朔南万里拱极面内，以尊京师”的政治、外交形势和时代背景，从中亦可察见作者蕴寓其中的深沉的家国情怀。《宋史》载：“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为建康府观察推官。”④可见“建康府观察推官”是丘崈进士及第后初任的官职，本文即作于此时；《南宋馆阁续录》也载丘崈“隆兴元年（1163）木待问榜进士及第，治《春秋》”⑤。《春秋》学在宋代发展兴盛，对两宋的政治、思想、文学等影响深刻，丘崈既通治此学，《春秋》笔法在其文章中自有显现：简而有法，婉约疏畅，微言大义，“慷慨有气”⑥，于上文亦可见。
《宋史》本传载丘崈“谥忠定”⑦，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却载：“同知枢密院事丘崈，谥文定。”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是以丘崈谥号著录其文集：“《邱文定集》十卷、《拾遗》一卷，枢密江阴邱崈宗卿撰，隆兴癸未进士第三人。”⑨后人不能确定丘崈的谥号便两载之，如明王鏊《姑苏志》载：丘崇“谥忠定，一作文定”⑩。至清代则分为两途：凡史部书所载丘崈的谥号多为“忠定”，如《江南通志》B11、《浙江通志》B12、《御批历代通鉴辑览》B13、《续通志》卷三百九十三B14；而集部书则多载“文定”是丘崈的谥号，且以此名其词集，如徐釚《词苑丛谈》卷七云“河南丘崈字宗卿，有《文定公词》一卷”B15，朱彝尊《词综发凡》曰“丘崈《文定公词》一卷”B16，沈辰垣《历代诗余》言“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进士，授建康府观察推官（略），卒谥文定，有《文定词》一卷”B17。由此可见对丘崈的谥号，史料所载历来不一。
最早发现这一疑窦的是《四库全书考证》：“宋孙应时撰（略）《上邱文定公书》，按《宋史》邱崈谥‘忠定，应时为崈幕职，当得其实；集中称‘文定与史互异，今姑仍原本。”B18清代四库馆臣认为孙应时曾为丘崈的幕僚，所以当知其谥号，并据此对丘崈谥号进行了初步判定；今人王可喜、王兆鹏则从《宋会要辑稿》所载最可信、陈振孙著录其文集为《丘文定集》和丘崈词集为《文定公词》三个方面，也认为丘崈谥号当以“文定”为确B19；综观上述所辨多止于推断和史料描述，今据新史料对此问题再进行补充论证。
查考楼钥《攻媿集》有《邱文定公崈挽词》，盛赞丘崈“谋国规模阔，绝人才具高”的人品和业绩B20，楼钥在此题词中即称丘崈的谥号是“文定”。考《宋史·宁宗本纪》载：嘉定元年（1208）秋七月“癸丑，以丘崈同知枢密院事”，八月“辛未，丘崈卒”B21；“吏部尚书楼钥”在是年同月“辛巳”“签书枢密院事”、冬十月丙子“同知枢密院事”，嘉定二年（1209）春正月又“参知政事”，至嘉定六年（1213）罢B22；寻薨，“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宣献”B23。可见楼钥晚年官居高位，《邱文定公崈挽词》即作于他“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进参知政事，位两府”的六年间B24；以其与朝政的密切，自不会不知其前任“同知枢密院事”丘崈的谥号，因此楼钥称丘崈谥号为“文定”，是可信的。又考元人袁桷《先夫人行述》载：“夫人讳棣卿（略），考讳宾之，朝议大夫、直敷文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少事丘文定公崈，以政事称，六为郡太守，赠通奉大夫。”B25袁桷在上述追溯先人行事中亦以谥号称丘崈为“文定”公，以其对先人的尊崇，当是不误。再考明代薛宪章《重修宋太师魏国丘文定公神道碑》言：“由里山在县东南若干里，有宋资政殿学士、刑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赠太师、封魏国、谥文定、丘公墓在焉（略）。公讳崈字宗卿，世家江阴，以进士起家，隆、庆中历仕三宗、致位枢府，謇謇谔谔，为一代伟人。”B26该碑志是据丘氏“家乘”、为重修丘崈墓而作，其中所载当是确证。由此可见，丘崈谥号应是“文定”而非“忠定”，所以《宋史》等史料凡载丘崈谥号为“忠定”者皆误。
二、刘叔向：《重建白下桥记》《重建镇淮桥记》
《重建白下桥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白下桥”条下（文略）B27，该文末属“嘉泰四年（1204）三月望日，从事郎、建康府观察推官刘叔向记”。可知此文作于宋宁宗嘉泰四年三月。查考重建白下桥的主持者是以“宣教郎，嘉泰二年（1202）五月初三日到任”B28的上元县令郑缉；此时的建康留守则是“嘉泰二年十二月，以徽猷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的李沐，其继任者即是“嘉泰四年（1204）四月”到任的丘崈B29。可见李沐建康留守的任期是止于嘉泰四年三月，所以此文是刘叔向作于李沐任满之时。
刘叔向，《宋史》无传，而综考各种材料可知其为“鄞人”B30，即今浙江宁波人，“庆元五年（1199）曾从龙牓”进士B31，曾任建康府观察推官、“浙漕幹官”B32，卒后葬于金陵雨花台北麓B33。《宋元學案补遗》载：“刘叔向，字囗囗，号滋蘭，颐庵应时之子也，习二戴《礼》，登庆元己未（五年，1199）科，与计偕者接踵。由是戴《礼》遂为刘氏家学。程士龙云‘先生官至宣幹。”B34其父刘应时“字良佐，号颐庵，无阂先生次子也。性敏，喜读书；工诗，长于《选》体；而视富贵为身外之物，高尚不求仕进。陆放翁称其诗多独得之妙，杨诚斋谓有三百遗旨”B35。应时之父刘继宽“字致明，慈谿人，隐居不仕（略），其学本乎太极、西铭（略），发明原始反终之义，崇正辟邪，功与韩昌黎相上下，学者称为无阂先生”B36。由上可见刘继宽学本乎周敦颐、张载，其崇正儒学之功可比唐代韩愈；刘应时工于诗、精《选》体、品性超然；刘叔向则精大、小二戴《礼》，遂开刘氏家学；父祖三人，一脉相延，其家学渊源与生长环境于此概见。
《重建镇淮桥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镇淮桥”条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丘公崇来为留守，重建桥，刘叔向为之记（文略）”B37，该记末属“开禧改元三月望，从事郎、建康府观察推官刘叔向记”，可知该文成于宁宗开禧元年三月，此时的建康留守正是上述《东冶亭记》的作者丘崈；查考丘崈在宁宗朝曾两任建康行宫留守：一任始于嘉泰四年（1204）四月，终于开禧二年（1206）五月；二任始于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终于嘉定元年（1208）七月B38；由此可见此记是刘叔向作于丘崈一任建康留守期内，其自身也在“建康府观察推官”任上；查考其任期是自“嘉泰二年（1202）三月到任，开禧元年（1205）四月三日任满”B39，可见上述二文是刘叔向作于任建康府观察推官后期；尤其《重建镇淮桥记》一文，是作于其离职的前一月。《至正金陵新志》也载“《白下桥记》，刘叔向作；《嘉泰重修二桥记》，刘叔向作”B40，可见其文深受后人重视。
刘叔向作此二文时的任职与前此丘崈作《东冶亭记》时的职位相同，都是“建康府观察推官”。《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建炎三年（1129）改建康府、设行宫，守臣为知建康军府事兼行宫留守、制置、安抚兵马都督等官，其属官有佥厅三员，安抚、制置、本府各一，通判三员，分东厅、西厅、南厅，有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节度推官、观察推官、曹官五员。”B41由此可见“建康府观察推官”是建康行宫留守职下的属官，为推官的一种。
复考“推官”则始置于唐代，杜佑《通典》载：“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兵曹、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略）。汉魏之际，复增祭酒、文学从事员。晋又有武猛从事员。历代职员，互相因袭，虽小有更易，而大抵不异。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略）。至隋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吏变为郡官矣。大唐无州府之名，而有采访使及节度使。采访使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推鞫狱讼，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B42可见“推官”始设于唐代采访使职下，属其自行辟召的僚佐之一，然后上报备案。再考《新唐书·百官志》载：“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B43；“观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随军、要籍、进奏官，各一人。团练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御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B44又上州、中州、下州各置刺史一人，其辖下“诸军各置使一人”，若“刺史领使，则置副使、推官、衙官、州衙推、军衙推”B45。由此可见，推官是唐代广置于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和兼领州军使之刺史等职下的属官。
至五代，“推官”一职更是遍设于诸道。如后唐同光初（923），孔谦“以国用不足，奏：‘诸道判官员数过多，请只置节度、观察、判官、书记、支使、推官各一员（略），三京府置判官、推官，余并罢俸钱。”庄宗“从之”B46。可见后唐当时虽国用不足，但推官不可罢废，仍是“京府”“诸道”常置的职位；其人员的选任，自清泰二年（935）八月后由“本州辟请，中书不更除授”B47。至后汉时，朝廷对推官也十分的倚重，如高祖乾祐元年（948）正月“辛酉，诏：‘诸道行军副使、两使判官并不得奏荐，带使相节度使许奏掌书记、支使、节度推官；不带使相节度使，只许奏掌书记、节度推官。”B48可见节度推官是当时地方向上举荐、朝廷选用官员的重要职位；后周朝也是如此，如世宗显德二年（965）六月诏：“防御团练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员。”B49综上可见推官一职在五代时期的重要性。
宋承前制，《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国初两使各置推、判官，节度置掌书记，观察置支使，馀州置判、推官各一人。”B50《文献通考》也载：“宋朝沿五代之制，两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馀州置推、判官各一人。”B51可见宋代观察使、节度使和诸州均置推官；此外在开封府、河南应天府、临安府亦设该职：“开封府，牧、尹不常置，权知府一人（略），其属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视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长”B52；河南应天府“置知府事一人，通判一人，判官、推官各一人”B53；临安府“置知府一员，通判二员，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略）各一员”B54；其官品：“开封府判官、推官”“为从六品”，而“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为从八品”B55。可见推官所隶属的部门、职责不同，其官品亦有异。
由上可见，推官是宋代广置于两使和各州府职下重要的“幕职官”B56，因而其除授皆由朝廷决定。如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十二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高、融二州欲乞各除推官一员。”但经吏部评议：此二州“若置推官，即少得合入之人注拟；今相度高、融二州请依旧、只令司户参军兼知逐州推官厅公事”，皇帝从之，未允在二州增设推官B57。可见推官的设置必须得到皇帝的诏许；又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六日，诏濠州复置军事推官一员”B58，光宗“绍熙三年（1192）四月十一日，诏省罢蘄州推官”B59；宁宗“嘉定元年（1208）八月六日，诏茂州添置推官一员”B60。由此可见推官一职虽职位不大，但动辄牵及大臣朝议和皇帝诏令；这与唐代的“自行辟请”和五代后唐时的“本州辟请”已有不同。
除此而外，推官的性质，其实自唐代始置发展到宋代也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则与唐宋时期的政区改易和官制演进息息相关。《文献通考》云：“州之名起于虞十有二州，后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于秦三十六郡，后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废郡，以州统县。然郡卒不可废也，至唐而复之。然唐太守俱称刺史、使持节，盖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称则州牧之官矣（略）。唐州牧之官为节度、观察诸使，而其属官则有推官、判官、书记、支使之属。至宋而节度、观察特为贵官之虚名，初不预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则自有阃帅、漕、宪等官，而各台又自有掾属，若唐节度、观察之属官，则又为列郡之元僚。盖虽冒以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判官、书记、支使等名，而实则郡僚耳。”B61由此可见唐宋两代州郡政区的改易，直接决定了节度、观察二使职权、地位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推官从“州官”到“郡僚”的演变。
三、陆子遹：《溧阳县题名记》《除妖害记》《溧阳县均赋役记》
《溧阳县题名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溧阳县题名”条下（文略），末属“嘉定十有三年（1220）十月甲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公事山阴陆子遹记并书”B62。考《至正金陵新志》载：“陆子遹者，会稽山阴人，放翁务观之子，弱冠登第，所至涖政有能名。”B63可见陆子遹是南宋诗人陆游之子，且是一位干吏，然其《宋史》无传；而综考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于北山《陆游年谱》等材料可知，陆游有“六子：子虡、子龙、子坦、子修、子布、子聿”B64，其中“子聿”，即是陆子遹B65，“字怀祖，务观第六子，最为务观所钟爱”B66，生于孝宗淳熙四年（1174），十岁能诗；光宗绍熙三年（1192）秋，陆游为聘故友张叔渚季女；子遹有书室名“参倚”，于嘉泰二年（1202）之际，读书甚勤，“以刚日读《易》，以柔日读《春秋》，常至夜分”；嘉泰四年（1204）春，八十岁的陆游“上章纳禄，得请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封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子聿亦以致仕恩得官”；开禧二年（1206）“四月，子遹调官，得永平钱监，待次”B67。再考《景定建康志》载：陆子遹后以“承奉郎”任溧阳令，任期是“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到任、十四年（1221）四月满替”B68；另据《景定严州续志》所载可知陆子遹在“宝庆二年（1226）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绍定二年（1229）三月二十二日赴召”期间，又以“奉议郎”任严州知州B69。
由上可知《溧阳县题名记》作于嘉定十三年，是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三年，在此文中他回顾了自己出任该职的经过和就任后所取得的政绩以及写作本文的原因。《至正金陵新志》载：子遹在“嘉定十一年知溧阳县事，始至即兴学校，以明教化；锄强梗，以植善良；审听断、卹鳏寡”B70，主要政绩有二：一是铲除了“雄据阡陌，豪夺民业，不与差徭”的“白云宗教”，使“县境肃然，旧习为之丕变”，此即《除妖害记》所载之事，此文载于《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风俗”条下（文略）B71，文中所载时间是“岁在己卯”即是嘉定十二年（1219），可见铲除白云教之害是发生在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二年；二是“究和买虚额之弊，谨差役推排之籍”，使“当役者，贫富高下悉覈其产之虚实，序其次第，吏莫能欺”，此即《溧阳县均赋役记》所记之事，此文载于《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一《田赋志·蠲赋杂录》条下（文略），末属“嘉定十有三年仲冬壬辰”B72，可知此文也是作于陆子遹任溧阳令的第三年；此外“又以农隙创新官署，至于邮传桥道无不整饰”，至其“去任而民思之，至今言溧阳前政之美者，必称子遹云”B73。综上可见，陆子遹在溧阳令上革弊勤政，利民良多。
然陆子遹任溧阳令亦有瑕疵。魏了翁《乙未（端平二年，1235）秋七月特班奏事》言：“窃见溧阳县张挺、沈成尝诉陆子遹夺其田产，凡一万一千八百余亩，献之故相之家。”B74俞文豹《吹剑录外集》亦载：
绍定间，赵静乐善湘留守建康，急于财赋，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宰陆子遹，放翁子也，窘无所措，乃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遹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二亩。民众相率投词相府诉，既不行，子遹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略），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略），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略）。癸巳冬，衛王薨，会金坛王侍郎遂在台察，素怀此忿，田主十六户合词赴诉（略），议久不决；越六年，史子申入相，田遂归焉。子遹始至，县计赤立；自献田后，方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银器如砚、匣、火炉、酒具等每事大、小各两副。刘漫塘遗之诗曰：“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僇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歟。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B75
可见陆子遹在溧阳令任上也有过激之事，究其原因是建康留守赵善湘急于财赋，横征暴敛，“根括无遗”，而溧阳“县计赤立”。子遹“窘无所措”，所以才有献田故相和克扣酬款事，并由此引起民众不满、上诉，进而矛盾激化；然《吹剑录外集》上述史料，却需考定。
第一，赵善湘任建康留守时，陆子遹是否任溧阳宰。考《景定建康志》载：“赵善湘，宝庆三年（1227）二月，以中奉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李寿朋，绍定六年（1233）七月，以朝议大夫、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B76可见赵善湘任建康留守的时间是从理宗宝庆三年二月至绍定六年六月；而由上可知，陆子遹溧阳令的任期是“嘉定十一年正月到任、十四年四月满替”B77，其在“宝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绍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期间则是在知严州任上B78。且考《景定建康志》所载溧阳令，最后一位载明时间的是“淳祐十一年（1251）二月朔日到任，宝祐二年（1254）二月二十二日满替”的“宣教郎”“刘次春”B79；而在陆子遹与刘次春之间，也没有陆子遹再任溧阳令的记载。再考在赵善湘自宝庆三年二月至绍定六年六月任建康留守期间的溧阳令有四人：“徐子石，宣教郎、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到任，宝庆三年（1227）六月满替；袁乔，宣教郎、宝庆三年六月到任，绍定元年（1228）七月避亲离任；章铸，奉议郎、绍定元年九月到任，三年（1227）十月离任；徐耜，宣教郎、绍定四年（1231）三月到任，端平元年（1234）五月满替。”B80其中亦无陆子遹。
第二，由上可知，陆子遹是将“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考“时相史卫王”即是指史弥远。《宋史》载“弥远既诛韩侂胄，相宁宗十有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可知史弥远自宁宗嘉定元年（1208）始、至理宗绍定六年（1233）止，共为相二十六年；其绍定六年卒时，理宗“震悼，辍朝三日，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B81。可见陆子遹在“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到任，十四年（1221）四月满替”为溧阳令期间，朝廷之相即是史弥远；所以陆子遹如向史弥远献田当是在“嘉定间”，而非“绍定间”。复考在“嘉定十一年正月至十四年四月”陆子遹任溧阳令期间的建康留守，《景定建康志》有载：“李珏，嘉定十年（1217）二月，以宝谟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李大东，嘉定十二年（1219）七月，以中奉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余嵘，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以朝议大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B82可见陆子遹任溧阳令时的建康留守是李珏和李大东，而不是赵善湘。可见《吹剑录外集》上述所载的时间和人物皆有误。
第三，刘漫塘遗陆子遹诗。刘漫塘即刘宰B83，漫塘是其号B84，《宋史》本传载“刘宰字平国，金坛人”、“绍熙元年（1190）举进士”，“有《漫塘文集》、《语录》行世”B85；王遂《漫塘文集前序》言：“漫塘刘公（略）既卒数年，乡里诸友欲发其文传于世，而早岁之稿散佚不存，中年所作赵师契者抄录最多，其余友朋亦以类至，略计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刚舒既汇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后集》以待方来。”B86可见《漫塘文集》最早是由刘宰之子翁望、刚舒编辑、王遂作序；“王遂，字去非”“为镇江府金坛人”，与“同里刘宰素同志”B87，亦即上文中的“金坛王侍郎遂”；然所编刘宰文集“未及登梓，而理宗寻遣使取入秘阁，以是海内无传焉”B88；至明代武宗正德年间，由靳贵从秘阁抄出，然仅及一半，叚溥《漫塘文集跋》云：“漫塘刘文清公（略）没，遗文徵入秘府，今更三代，世所罕见；大学士靳戒庵侍文渊时，仅录其半，藏于家。”B89正德十六年（1521），王臬即以此本为底本进行刊刻，然因财力窘困仅刻诗四卷，后至嘉靖八年（1529）才续刻完成B90，这即是明正德十六年王臬、任佃初刻、嘉靖八年王臬续刻的《漫塘刘先生文前集》，也是刘宰文集的初刻本。后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岁久漶漫，梨枣刓敝，传惧弗广”，王臬之孙王塈又对该本进行了补校重刊B91，改原书名为《漫塘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据鲍士恭进呈的知不足斋家藏本即著录此本：刘“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裒其遗槀，十仅得四五，为编订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秘阁，世遂无传。明正德间，大学士靳贵从内阁钞出，因授王臬锓梓，厘为三十六卷，即此本也。”B92可见《四库全书》本《漫塘集》即源于万历三十二年的重刊补校本。查考这三部一脉相传的刘宰文集B93，皆收《寄陆大夫》诗：“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竟何如。提兵刼取已非矣，纵火烧残岂义欤。百口丧身端自尔，千钱酬直殆欺余。放翁旧隐佳山水，賸好归欤理故书。”B94细勘其字句则与上述《吹剑录外集》所载不同；而通考各种史料，发现俞文豹所载的刘宰此诗句，也仅见于《吹剑录外集》；所以刘宰《寄陆大夫》一诗，当以《漫塘刘先生文前集》和《漫塘文集》所收为确。
四、陈珏：《东厅续题名记》
《东厅续题名记》载于《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置教授”条下（文略）B95。考《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嘉定十年（1217）丁丑吴潜榜·文举特奏”条载：“陈珏，状元，字君宝，长乐人。”B96可见陈珏字君宝、长乐人，是宁宗嘉定十年“文举特奏”状元。“特奏”即是特奏名，“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B97，属宋代科举恩科的一种，始于北宋开宝三年（970）三月七日，太祖诏曰：“朕务于取士，期在得人，岁命有司，大开贡部（略），而礼闱相继籍到十五举已上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浦等宜各赐本科出身，今后不得為例。”B98王应麟《玉海》也载：“开宝三年三月壬寅，诏贡士十五举以上并赐出身，仍勿为例。此初行进士特奏名恩例。”B99虽然太祖对此恩赐明令下不为例，但太宗“即位，将以补缺员而振滞淹”B100、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B101，便延续了太祖恩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略），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B102又再进一步扩大了恩遇的范围。至仁宗“景祐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棲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略）。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B103于是特奏名便成为宋代科举取士的惯例，且录取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如仁宗“嘉祐四年（1059）以后系特奏名者才数十人，自（宁宗）治平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止有百余人，自熙宁六年（1073）至今（哲宗元祐元年，1086），每次推恩入仕不减四五百人”B104；至南宋更是如此，如高宗朝11科正奏名进士4537人、特奏名进士3518人；孝宗朝9科正奏名进士3867人、特奏名进士3913人；光宗朝2科正奏名进士954人、特奏名进士1223人；宁宗朝10科正奏名进士4740人、特奏名进士6453人；理宗朝13科正奏名进士6793人、特奏名进士7335人B105。其推恩之广、录取人数之众，令人赞叹。
陈珏即是在此科考情势之下被特奏为嘉定十年文举状元的。此榜“特奏名”进士663人，远多于“正奏名”进士523人的数额B106；其由此仕进，四年后以“修职郎”充建康府学教授，任期是“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四日上，十七年（1224）正月四日满”B107。此文末属“时嘉定十有七年正月既望”，可见是其作于建康府学教授任满之际。
以上即是根据宋元地志及相关史料，对《全宋文》进行的补遗。此次补遗均属《全宋文》既未收其文、又失载其人之文，计4人，共7记。
注释
①②B27B28B29B37B38B39B62B68B72B76B77B79B80B82B95B107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664、1338、1545、1782、1339、1541、1339、1722、1793、1796、2007、1339、1796、1796、1796、1339、1805、1805页。
③④⑦B21B22B23B24B52B53B54B55B56B81B85B87B97B101B102B103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632—647、12109、12113、750—751、751—759、12047、12047、3942、3945、3944、4015—4016、3975、12418、12167—12169、12460—12462、3609、3607、3609、3611页。
⑤《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丛书集成续编》第42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630页。
⑥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00、500页。
⑧B50B57B58B59B60B98B100B106《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69、4310、4312、4314、4315、4316、5286、5388、5421页。
⑩王鏊：《姑苏志》卷三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714页。
B11赵弘恩、黄之雋：《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1册，第145页。
B12B30嵇曾筠、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3册，第98页；第522册，第344页。
B13傅恒等奉敕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8册，第620页。
B14嵇璜、曹仁虎：《续通志》卷三百九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98册，第439页。
B15徐釻：《词苑丛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4册，第668页。
B16朱彝尊：《词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3册，第429页。
B17沈辰垣、王奕清：《历代诗余》一百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3册，第245页。
B18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八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00册，第241页。
B19王可喜、王兆鹏：《南宋词人丘崈生平及词作编年考》，《词学》2010年第2期。
B20楼钥：《攻媿集》卷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419页。
B2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3册，第449页。
B26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8册，第680页。
B31方万里、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5119页。
B32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6册，第736页。
B33金武祥：《粟香五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B34B35B36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中华书局，2012年，第1册，第763、763、748页。
B40B41B63B70B71B73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767、5583、5841、5841、5648、5841页。
B42杜佑：《通典》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第1册，第890页。
B43B44B4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下，中华书局，2012年，第4册，第1309、1310、1318页。
B46B47B48B49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965、2003、1340、1531页。
B51B6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566、566页。
B64B65B67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44、465、465—490页。
B66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第475页。
B69B78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4360、4360页。
B74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中华再造善本》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该卷第9页。
B75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清鲍廷博校藏旧抄本，第37页，南京图书馆藏。
B83郑利锋：《〈全宋文〉补遗》，《中州学刊》2013年第9期。
B84《京口耆旧传》卷九，《丛书集成新编》第10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06页。
B86B88B89B90B91刘宰《漫塘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第70、72、73、72、66页。
B9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9页。
B93此外还有辽宁图书馆藏二十二卷本《漫塘劉先生文集》，原藏于清宫，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著录此本，前有嘉熙四年（1240）赵葵序，因而被视为是宋刻本；然经韩锡铎鉴别，实为明代书贾活字排印本，内容是对三十六卷本的删节而成，来造伪冒充宋版书。见《辽宁省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本《漫堂刘先生文集》之《影印说明》，线装书局，2003年，第7页，南京图书馆藏。刘冰《古书造伪“杰作”——〈漫塘刘先生文集〉》也言及此本，见《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考此本卷五亦收《寄陆大夫》诗，字句与《四库全书》本同。
B94刘宰：《漫塘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第307页。
B96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册，第8101页。
B99B104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八，广陵书社，2007年，第2184、2184页。
B105张希清：《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90年，第144页。
责任编辑：行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