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文化浅析
摘 要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它是“心即理”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同时将“良知”本心定义为“知”的全部，是“致良知”思想的工夫系统。我们只有做到本心光明，心存天理，“行”才是真行，才能避免行为上莽撞。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是我们理解“知行”本体及务实理论、开创新思维的基础，更是避免“知行”脱节带来的种种弊端，纠正时下空谈之风和形式主义的泛滥的思想利器。在当下物欲和私欲横流的环境中，“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更加凸显，警醒国家在注重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道德秩序的重建及民心所向的大问题处理好，持之以恒的创造人心稳定的发展好环境，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 “知行合一” 良知 真知真行 本心
作者简介：刘广亮，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5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分析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叶，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出现了政治危机。当时，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弘治（明孝宗）15年（1502）与洪武（明太祖）26年（1393）比较，税田总额由850多万公顷降到422多万公顷，减少过半。直接原因就是许多耕地转归特权阶层所有，不再纳税了，农民阶层负担加大。在宫廷内部，皇室与藩王之间，宦官与官僚之间，彼此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王朝统治有倾覆之危，正德十五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打着“入朝监国”的旗号起兵谋反。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当时的封建统治陷于不稳，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思想文化上，程朱理学已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训诂之学传之以为名，记诵之学言之以为博，词章之学侈之以为丽，学者们务虚而失实，道问学支离破碎，功利思想与日俱增。
在历史和思想危难动摇时刻，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用“知行合一”来弥补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偏颇，以挽救浮夸的世风、挽救封建统治阶级危机。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心中有个圣贤，并孜孜追去精神上的超脱，龙场悟道他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通过“心外无理”的内在性方法论，构建了自己的心学本体论和别具特色的“知行合一”方法论。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之前人们注重“知先行后”，把知行分做两端，没能从本体上认识到知行内涵——真知即真行，真行即真知。同时，支离的知行观培养了人们浮夸不重实际的世风，私欲和重利之心掺杂在行动中，失却良知本心。人们追求圣贤的道路也被歪曲了，在繁杂与不解中迷失方向。只有恢复知行本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思维上的偏差。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何为知行本体？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不是常识意义上的知识，或传统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知指的是良知本心，是具有道德属性的，本是一个是非之心，是对事本身预先的心灵真实映照，是意义世界的价值判断。行也不是常识意义上的具体行为活动和盲目实践，行是在知的预先判断中所本身具有的应当，它包含在知的意义之中，是可以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达到的应当结果。知和行皆是“意之所在”，就意之灵明说是知，就意之着实活动说是行。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虽说是针对“知行分离”提出的，但“知行合一”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批判，它更是本体论的反思，是关乎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对物理与吾心终判二的解决方案。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行合一”是“心即理”的理论延伸，二者的逻辑关系有两层：一是，心外无物与“知行合一”的逻辑关系。“心即理”的提出取消了意義世界的主客观对立，道德的主体能动性必须凸显出来，客观实际的物必须还原为“意之所在”，意之本体便是知，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为一物；意在于试听言动，即试听言动为一物。“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的世界是意义是世界；二是，心之本体与知行本体的逻辑关系，心之本体即性，即是天理，知即良知本心即天理也，知行不分离即是天理之昭明，是人心至于澄明郭清的境域。此刻，心之本体自然呈现，满心所发，无非天理。在此境域，意之知已通透无碍，意之行已着实真切，知行本体呈现无遗。
程朱理学探求心外之理，格物致知致于外，由外而内，探究的真理是暂时远离我们的 “静态的存有”，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内在超越，只能一物一物的格，才能豁然贯通，开启走向真理的大门，求得真理本性。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的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的道理。须逐一件与理会过。”而王阳明之后人们逐渐能够认识到真理是一“过程存有”，是“日生日成”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需反身而诚即可，王阳明“知行合一”原则的确立，说明了圣人之道是一个创生的过程，人是从内部不断自我生成的，同时，也恢复了人的自由天性，主体性得到彰显。学者切己用功，格物致知，诚心正义，则为圣之路日益光明。
三、“知行合一”的落地生根
“知行合一”的提出必然有个落实的问题，即教法问题，人们按照什么方式去做才能更好的践行“知行合一”，以成就圣人伟业。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前，阳明对为学之道进行了多方探索，概况而言，有立志、静坐、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诚意等。
立志是常存个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静坐是去纷扰，去心中杂念，但把握不当，静坐者也有可能流入枯槁；格物致知是陽明常讲的，格物致知即是正心诚意，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便是诚意，诚是心之本体，意诚则心正。“《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天理不明只是私欲太重，必须日日清扫，不留一毫。这些方法和途径都是学者根据自己本身需加以运用的，工夫是个渐进的过程，即是王阳明所说的真真切切用功。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概况和总结了“知行合一”的践行问题，王阳明讲只要能“致良知”，就不必死记有关道德的教条，而一切行为自然就合乎道德标准，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良知自会知道，不必背诵传统的礼节仪式等。“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这种“简易直截”的工夫王阳明晚年甚是推崇。
王阳明教庚辰“致知”的方法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这里王阳明充分说明了无私欲之良知判断善恶的清明作用，良知自然会知，良知认识天理自然没有障碍，我们只要按照良知之知去行，不妄加私欲即是“知行合一”。阳明讲：“人若知这良心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还讲：“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王阳明把良知放在至高的位置，他内在于每个人，人生也因良知的明不明而或明或暗。
良知即本心，学人只要按本心行事即是为圣之道，一复一日，盈科而进，自然明白日多，迷惑日减，守得住本心即守得住人的精神魂魄在。王阳明教人只教人发明本心，工夫深且直截。但有学者领会不当，流为空谈，没有领会要旨，是知而不行的病端没有除尽。有一薄书讼狱的属官，久听阳明讲学，却不能把知与日常工作之行结合起来，使得薄书讼狱与讲学分离，王阳明批评他说：“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不离日用常行的，“知行合一”必须有着落处，知冥思空想不可能践行王阳明学说的宗旨，只有慎思之、笃行之方能让吾心达到澄明之境，知行一体，不失毫厘。
四、“知行合一”思想的时代光辉
“知行合一”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它诞生于明朝中叶那个人心迷乱，政治动荡的封建王朝，其思想价值却是普遍的，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革命都具有历史的光辉。程朱理学到了明中期，发展成为内容支离，繁杂琐碎，缺少权变的固化思维，它与时代脱轨，容易掺杂私欲受臆，不易实践履行，不易复得良知本心，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纠正了程朱理学之偏颇，补救其困境，解决了知行脱节的弊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把“知行”当做一件事，“知行”本是一体，解决了致知繁琐之弊和知行脱节之弊。
王阳明“知行合一”主张实学真行，学以致用。有力的遏制了空谈之风和功利主义。当时，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词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令王阳明深感人心之危，遂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身，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终身，至于毙而后已。“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实学真行”，知行不分，具有正人心，息邪说的作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给当时社会注入一股清风，在社会的危难时刻，稳住了民心，让人们找回了生命践行的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代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有时可以光照一切，首先，借鉴“知行合一”思想，可以促进务实社风的建立。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行并进，做人做事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像习近平要求的那样既要严又要实。王阳明说：“郡务虽敏，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知行合一”思想突出了经世致用的作用，是亲履实践之学。王阳明履职每到一处，都会建立学堂，通过讲学开悟民性，极力扭转知而不行的社会风气，是民间务实之学。其次， “知行合一”思想及“良知”学说可以帮助人们重建道德信仰和找回人生意义。有行必有果，践行之功必然鼓励一批有志之士投身自己所信仰的事业，并从中走出一条有意义的人生。同时，“良知”思想包含善的内质，是和谐之风的根基，人们秉承“良知”的指引，必然“知行合一”，在思与行的内外交融中，构建诚实守信、笃实崇善的人生信条。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吴兴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研究.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3]王党辉.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0（2）.
[4]朱良钰.王阳明对知行问题的逻辑承接.长江大学学报.2012（8）.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6）.
关键词 “知行合一” 良知 真知真行 本心
作者简介：刘广亮，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5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分析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叶，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出现了政治危机。当时，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弘治（明孝宗）15年（1502）与洪武（明太祖）26年（1393）比较，税田总额由850多万公顷降到422多万公顷，减少过半。直接原因就是许多耕地转归特权阶层所有，不再纳税了，农民阶层负担加大。在宫廷内部，皇室与藩王之间，宦官与官僚之间，彼此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王朝统治有倾覆之危，正德十五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打着“入朝监国”的旗号起兵谋反。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当时的封建统治陷于不稳，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思想文化上，程朱理学已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训诂之学传之以为名，记诵之学言之以为博，词章之学侈之以为丽，学者们务虚而失实，道问学支离破碎，功利思想与日俱增。
在历史和思想危难动摇时刻，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用“知行合一”来弥补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偏颇，以挽救浮夸的世风、挽救封建统治阶级危机。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心中有个圣贤，并孜孜追去精神上的超脱，龙场悟道他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通过“心外无理”的内在性方法论，构建了自己的心学本体论和别具特色的“知行合一”方法论。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之前人们注重“知先行后”，把知行分做两端，没能从本体上认识到知行内涵——真知即真行，真行即真知。同时，支离的知行观培养了人们浮夸不重实际的世风，私欲和重利之心掺杂在行动中，失却良知本心。人们追求圣贤的道路也被歪曲了，在繁杂与不解中迷失方向。只有恢复知行本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思维上的偏差。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何为知行本体？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不是常识意义上的知识，或传统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知指的是良知本心，是具有道德属性的，本是一个是非之心，是对事本身预先的心灵真实映照，是意义世界的价值判断。行也不是常识意义上的具体行为活动和盲目实践，行是在知的预先判断中所本身具有的应当，它包含在知的意义之中，是可以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达到的应当结果。知和行皆是“意之所在”，就意之灵明说是知，就意之着实活动说是行。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虽说是针对“知行分离”提出的，但“知行合一”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批判，它更是本体论的反思，是关乎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对物理与吾心终判二的解决方案。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行合一”是“心即理”的理论延伸，二者的逻辑关系有两层：一是，心外无物与“知行合一”的逻辑关系。“心即理”的提出取消了意義世界的主客观对立，道德的主体能动性必须凸显出来，客观实际的物必须还原为“意之所在”，意之本体便是知，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为一物；意在于试听言动，即试听言动为一物。“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的世界是意义是世界；二是，心之本体与知行本体的逻辑关系，心之本体即性，即是天理，知即良知本心即天理也，知行不分离即是天理之昭明，是人心至于澄明郭清的境域。此刻，心之本体自然呈现，满心所发，无非天理。在此境域，意之知已通透无碍，意之行已着实真切，知行本体呈现无遗。
程朱理学探求心外之理，格物致知致于外，由外而内，探究的真理是暂时远离我们的 “静态的存有”，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内在超越，只能一物一物的格，才能豁然贯通，开启走向真理的大门，求得真理本性。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的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的道理。须逐一件与理会过。”而王阳明之后人们逐渐能够认识到真理是一“过程存有”，是“日生日成”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需反身而诚即可，王阳明“知行合一”原则的确立，说明了圣人之道是一个创生的过程，人是从内部不断自我生成的，同时，也恢复了人的自由天性，主体性得到彰显。学者切己用功，格物致知，诚心正义，则为圣之路日益光明。
三、“知行合一”的落地生根
“知行合一”的提出必然有个落实的问题，即教法问题，人们按照什么方式去做才能更好的践行“知行合一”，以成就圣人伟业。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前，阳明对为学之道进行了多方探索，概况而言，有立志、静坐、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诚意等。
立志是常存个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静坐是去纷扰，去心中杂念，但把握不当，静坐者也有可能流入枯槁；格物致知是陽明常讲的，格物致知即是正心诚意，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便是诚意，诚是心之本体，意诚则心正。“《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天理不明只是私欲太重，必须日日清扫，不留一毫。这些方法和途径都是学者根据自己本身需加以运用的，工夫是个渐进的过程，即是王阳明所说的真真切切用功。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概况和总结了“知行合一”的践行问题，王阳明讲只要能“致良知”，就不必死记有关道德的教条，而一切行为自然就合乎道德标准，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良知自会知道，不必背诵传统的礼节仪式等。“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这种“简易直截”的工夫王阳明晚年甚是推崇。
王阳明教庚辰“致知”的方法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这里王阳明充分说明了无私欲之良知判断善恶的清明作用，良知自然会知，良知认识天理自然没有障碍，我们只要按照良知之知去行，不妄加私欲即是“知行合一”。阳明讲：“人若知这良心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还讲：“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王阳明把良知放在至高的位置，他内在于每个人，人生也因良知的明不明而或明或暗。
良知即本心，学人只要按本心行事即是为圣之道，一复一日，盈科而进，自然明白日多，迷惑日减，守得住本心即守得住人的精神魂魄在。王阳明教人只教人发明本心，工夫深且直截。但有学者领会不当，流为空谈，没有领会要旨，是知而不行的病端没有除尽。有一薄书讼狱的属官，久听阳明讲学，却不能把知与日常工作之行结合起来，使得薄书讼狱与讲学分离，王阳明批评他说：“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不离日用常行的，“知行合一”必须有着落处，知冥思空想不可能践行王阳明学说的宗旨，只有慎思之、笃行之方能让吾心达到澄明之境，知行一体，不失毫厘。
四、“知行合一”思想的时代光辉
“知行合一”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它诞生于明朝中叶那个人心迷乱，政治动荡的封建王朝，其思想价值却是普遍的，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革命都具有历史的光辉。程朱理学到了明中期，发展成为内容支离，繁杂琐碎，缺少权变的固化思维，它与时代脱轨，容易掺杂私欲受臆，不易实践履行，不易复得良知本心，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纠正了程朱理学之偏颇，补救其困境，解决了知行脱节的弊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把“知行”当做一件事，“知行”本是一体，解决了致知繁琐之弊和知行脱节之弊。
王阳明“知行合一”主张实学真行，学以致用。有力的遏制了空谈之风和功利主义。当时，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词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令王阳明深感人心之危，遂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身，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终身，至于毙而后已。“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实学真行”，知行不分，具有正人心，息邪说的作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给当时社会注入一股清风，在社会的危难时刻，稳住了民心，让人们找回了生命践行的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代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有时可以光照一切，首先，借鉴“知行合一”思想，可以促进务实社风的建立。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行并进，做人做事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像习近平要求的那样既要严又要实。王阳明说：“郡务虽敏，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知行合一”思想突出了经世致用的作用，是亲履实践之学。王阳明履职每到一处，都会建立学堂，通过讲学开悟民性，极力扭转知而不行的社会风气，是民间务实之学。其次， “知行合一”思想及“良知”学说可以帮助人们重建道德信仰和找回人生意义。有行必有果，践行之功必然鼓励一批有志之士投身自己所信仰的事业，并从中走出一条有意义的人生。同时，“良知”思想包含善的内质，是和谐之风的根基，人们秉承“良知”的指引，必然“知行合一”，在思与行的内外交融中，构建诚实守信、笃实崇善的人生信条。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吴兴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研究.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3]王党辉.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0（2）.
[4]朱良钰.王阳明对知行问题的逻辑承接.长江大学学报.2012（8）.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