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文化浅析

摘 要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它是“心即理”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同时将“良知”本心定义为“知”的全部,是“致良知”思想的工夫系统。我们只有做到本心光明,心存天理,“行”才是真行,才能避免行为上莽撞。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是我们理解“知行”本体及务实理论、开创新思维的基础,更是避免“知行”脱节带来的种种弊端,纠正时下空谈之风和形式主义的泛滥的思想利器。在当下物欲和私欲横流的环境中,“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更加凸显,警醒国家在注重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道德秩序的重建及民心所向的大问题处理好,持之以恒的创造人心稳定的发展好环境,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 “知行合一” 良知 真知真行 本心
作者简介:刘广亮,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5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分析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叶,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出现了政治危机。当时,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弘治(明孝宗)15年(1502)与洪武(明太祖)26年(1393)比较,税田总额由850多万公顷降到422多万公顷,减少过半。直接原因就是许多耕地转归特权阶层所有,不再纳税了,农民阶层负担加大。在宫廷内部,皇室与藩王之间,宦官与官僚之间,彼此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王朝统治有倾覆之危,正德十五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打着“入朝监国”的旗号起兵谋反。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当时的封建统治陷于不稳,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思想文化上,程朱理学已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训诂之学传之以为名,记诵之学言之以为博,词章之学侈之以为丽,学者们务虚而失实,道问学支离破碎,功利思想与日俱增。
在历史和思想危难动摇时刻,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用“知行合一”来弥补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偏颇,以挽救浮夸的世风、挽救封建统治阶级危机。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心中有个圣贤,并孜孜追去精神上的超脱,龙场悟道他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通过“心外无理”的内在性方法论,构建了自己的心学本体论和别具特色的“知行合一”方法论。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之前人们注重“知先行后”,把知行分做两端,没能从本体上认识到知行内涵——真知即真行,真行即真知。同时,支离的知行观培养了人们浮夸不重实际的世风,私欲和重利之心掺杂在行动中,失却良知本心。人们追求圣贤的道路也被歪曲了,在繁杂与不解中迷失方向。只有恢复知行本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思维上的偏差。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何为知行本体?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不是常识意义上的知识,或传统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知指的是良知本心,是具有道德属性的,本是一个是非之心,是对事本身预先的心灵真实映照,是意义世界的价值判断。行也不是常识意义上的具体行为活动和盲目实践,行是在知的预先判断中所本身具有的应当,它包含在知的意义之中,是可以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达到的应当结果。知和行皆是“意之所在”,就意之灵明说是知,就意之着实活动说是行。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虽说是针对“知行分离”提出的,但“知行合一”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批判,它更是本体论的反思,是关乎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对物理与吾心终判二的解决方案。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知行合一”是“心即理”的理论延伸,二者的逻辑关系有两层:一是,心外无物与“知行合一”的逻辑关系。“心即理”的提出取消了意義世界的主客观对立,道德的主体能动性必须凸显出来,客观实际的物必须还原为“意之所在”,意之本体便是知,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为一物;意在于试听言动,即试听言动为一物。“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的世界是意义是世界;二是,心之本体与知行本体的逻辑关系,心之本体即性,即是天理,知即良知本心即天理也,知行不分离即是天理之昭明,是人心至于澄明郭清的境域。此刻,心之本体自然呈现,满心所发,无非天理。在此境域,意之知已通透无碍,意之行已着实真切,知行本体呈现无遗。
程朱理学探求心外之理,格物致知致于外,由外而内,探究的真理是暂时远离我们的 “静态的存有”,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没有内在超越,只能一物一物的格,才能豁然贯通,开启走向真理的大门,求得真理本性。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的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的道理。须逐一件与理会过。”而王阳明之后人们逐渐能够认识到真理是一“过程存有”,是“日生日成”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需反身而诚即可,王阳明“知行合一”原则的确立,说明了圣人之道是一个创生的过程,人是从内部不断自我生成的,同时,也恢复了人的自由天性,主体性得到彰显。学者切己用功,格物致知,诚心正义,则为圣之路日益光明。
三、“知行合一”的落地生根
“知行合一”的提出必然有个落实的问题,即教法问题,人们按照什么方式去做才能更好的践行“知行合一”,以成就圣人伟业。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前,阳明对为学之道进行了多方探索,概况而言,有立志、静坐、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诚意等。
立志是常存个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静坐是去纷扰,去心中杂念,但把握不当,静坐者也有可能流入枯槁;格物致知是陽明常讲的,格物致知即是正心诚意,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便是诚意,诚是心之本体,意诚则心正。“《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天理不明只是私欲太重,必须日日清扫,不留一毫。这些方法和途径都是学者根据自己本身需加以运用的,工夫是个渐进的过程,即是王阳明所说的真真切切用功。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概况和总结了“知行合一”的践行问题,王阳明讲只要能“致良知”,就不必死记有关道德的教条,而一切行为自然就合乎道德标准,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良知自会知道,不必背诵传统的礼节仪式等。“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这种“简易直截”的工夫王阳明晚年甚是推崇。
王阳明教庚辰“致知”的方法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这里王阳明充分说明了无私欲之良知判断善恶的清明作用,良知自然会知,良知认识天理自然没有障碍,我们只要按照良知之知去行,不妄加私欲即是“知行合一”。阳明讲:“人若知这良心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还讲:“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王阳明把良知放在至高的位置,他内在于每个人,人生也因良知的明不明而或明或暗。
良知即本心,学人只要按本心行事即是为圣之道,一复一日,盈科而进,自然明白日多,迷惑日减,守得住本心即守得住人的精神魂魄在。王阳明教人只教人发明本心,工夫深且直截。但有学者领会不当,流为空谈,没有领会要旨,是知而不行的病端没有除尽。有一薄书讼狱的属官,久听阳明讲学,却不能把知与日常工作之行结合起来,使得薄书讼狱与讲学分离,王阳明批评他说:“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不离日用常行的,“知行合一”必须有着落处,知冥思空想不可能践行王阳明学说的宗旨,只有慎思之、笃行之方能让吾心达到澄明之境,知行一体,不失毫厘。
四、“知行合一”思想的时代光辉
“知行合一”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它诞生于明朝中叶那个人心迷乱,政治动荡的封建王朝,其思想价值却是普遍的,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革命都具有历史的光辉。程朱理学到了明中期,发展成为内容支离,繁杂琐碎,缺少权变的固化思维,它与时代脱轨,容易掺杂私欲受臆,不易实践履行,不易复得良知本心,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纠正了程朱理学之偏颇,补救其困境,解决了知行脱节的弊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把“知行”当做一件事,“知行”本是一体,解决了致知繁琐之弊和知行脱节之弊。
王阳明“知行合一”主张实学真行,学以致用。有力的遏制了空谈之风和功利主义。当时,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词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令王阳明深感人心之危,遂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身,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终身,至于毙而后已。“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实学真行”,知行不分,具有正人心,息邪说的作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给当时社会注入一股清风,在社会的危难时刻,稳住了民心,让人们找回了生命践行的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代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有时可以光照一切,首先,借鉴“知行合一”思想,可以促进务实社风的建立。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行并进,做人做事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像习近平要求的那样既要严又要实。王阳明说:“郡务虽敏,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知行合一”思想突出了经世致用的作用,是亲履实践之学。王阳明履职每到一处,都会建立学堂,通过讲学开悟民性,极力扭转知而不行的社会风气,是民间务实之学。其次, “知行合一”思想及“良知”学说可以帮助人们重建道德信仰和找回人生意义。有行必有果,践行之功必然鼓励一批有志之士投身自己所信仰的事业,并从中走出一条有意义的人生。同时,“良知”思想包含善的内质,是和谐之风的根基,人们秉承“良知”的指引,必然“知行合一”,在思与行的内外交融中,构建诚实守信、笃实崇善的人生信条。
参考文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吴兴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研究.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3]王党辉.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0(2).
[4]朱良钰.王阳明对知行问题的逻辑承接.长江大学学报.2012(8).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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