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人教社新课标《语文》必修１、２的若干注释问题

    董凤宝

    【摘要】语文教材的注释一般都是知识性说明性的，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但人教社新课标《语文》必修1和必修2的注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些注释不够审慎，甚至是错误的；二是注释缺席。新课标新教材只有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去审视、考察每一个细微之处，才能更好地弘扬文化精神。

    【关键词】新课标；新教材；教材注释；审慎态度；文化精神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最重要载体，也是课堂教学最基本的依托。新课标颁布以来，各出版社各学术团体纷纷出动，以争最早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份额，于是课程教材花开百家。这迅速有力地打破了先前一种教材一种面目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多元教育思想的践行。从教材性质和用途来看，教材编写应该是一种学术行为，充分的严谨的学术考虑，将大大提高教材质量。但仓促出版，编者疏忽或者教育思想所限等等，都会降低教材的含金量，降低教材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地位以致影响教育教学的实施。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版中学语文教材的资深单位，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垄断单位，在中国基础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教社的实力和经验，勿庸置疑，这使它在出版基础教育教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如果倚仗这种优势，而不精益求精，将会带来许多问题。现在我想借人教社新课标《语文》必修1和必修2的若干注释，谈谈这个问题。

    语文教材的注释一般都是知识性说明性的，它没有选取哪些文章、如何编排等等在教材开发、课程开发中那么重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能体现编者服务于师生的热忱，更能体现编者学术行为的严谨。

    大体说来，人教社新课标《语文》必修1和必修2的注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些注释不够审慎甚至是错误的，这使一线教师无所适从，给教学带来了混乱；一是应该注释的地方阙如。

    先说第一个方面。

    《赤壁赋》注“肴核既尽，杯盘狼藉”中“狼籍”一词为“凌乱。也写作狼藉。”众所周知，“狼藉”和“狼籍”是一组异形词，但“狼藉”为国家语委的推荐用词。实际上，在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近二十年来，“狼藉”一直是作为推荐词形出现的。2005年第五版是这样，1996年版也是以“狼藉”为推荐词形的。人教社教材初版问世于2004年，所以，即以1996年版为例，也应该是“也写作狼籍”，而非“也写作狼藉”。可不可以这样注：“凌乱。一般写作狼藉”？这就告知了教材的导向：现在，最好写作“狼藉”。这一点，在国家语委大力推行“写规范字”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2006年11月第二版的注释，仍一如其旧。

    《兰亭集序》“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课后注释“趣”，音qǔ，解释为“趋向，取向”。教材对这个“趣”的注释，同样让人一头雾水。“趣”，本身没有qǔ这个音。如果“趣”读qǔ，那么，只能认为“趣”是“取”的假借字，当解释为“取向”；如果像教材一样，先解释为“趋向”，则“趣”只能读qū。

    以上是注释不够审慎的例子。这两篇文章，是同一单元，在同一单元中出现两个这样的问题，是只能让人摇头的。

    《荷塘月色》引梁元帝《采莲赋》，有“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句。课后注释，注“媛”读yuán，注“媛女”为“美女”。但2005年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把“媛”解释成“美女”时，注音是yuàn，“媛”亦有yuán音，但仅限于“婵媛”。2005年商务最新增订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是读yuàn,“美女”意。商务版《辞源》，音yuàn，解释为“美女”。1999年版上海辞书版《辞海》，音yuàn，解释为“美女”“好美貌”。几家权威的工具书均是如此注解，那么，人教社教材注释的依据是什么呢？此前人教版教材注它是yuàn，何以这次就读yuán了呢？

    《孔雀东南飞》一文，2004年版的教材，注“妾有绣腰襦”的“襦”读rǔ,2006年第二版已经改正为rú。但是，“阿母大拊掌”的“拊”注为fú音,而《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仅有fǔ音。这个字，2004年初版和2006年的第二版，都是一样。也许第三版时更正？

    这是注释错误的例证。

    在一些比较经典的选文中，出现这样比较低级的错误，恐怕不是学力学养的问题，也不是学术取向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是要能自圆其说的——而是态度问题。

    再说第二个方面，注释缺席。

    如果说第一个方面的缺失是纯粹知识性层面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与编者的文化胆识或者思想倾向有关。

    比如《记念刘和珍君》中“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课后注释明确了“几个所谓学者文人是指陈西滢等”，也交代了相关史实，很好；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注释到此为止，学生就会认为陈西滢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伪学者文人。而事实是，陈西滢在“三一八”这件事上，当然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而且他还有很多其他错误；但尽管如此，陈西滢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伪学者文人。十几年前，在政治环境渐渐宽松，学术氛围渐渐浓厚时，陈西滢就已经被重新认识了。近几年无锡文化界比较重视这位生于无锡葬于无锡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在教材中给学生关于陈西滢一个较为公正的评说，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记念刘和珍君》当然是不朽的，但不能因为在那次事件中犯了错，犯了罪，不能因为被鲁迅先生骂了，批评了，就百身莫赎了，百口莫辩了。教材对杨荫榆的注释，就处理得很好。学生就知道，杨荫榆并不是一直都是一个反动的人，一个“坏人”，她后来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民族精神。难道因为有杨绛、钱钟书夫妇，故而就这样注释杨荫榆（杨荫榆为杨绛之姑妈）；而陈西滢没有显赫的后代，就只能受此冷遇？实际上，我对陈西滢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在批评鲁迅的言辞上，有时简直是刻毒的、险恶的；但我不能不对学生说，抛开此事，陈西滢仍是一位读书人，一个一生以读书、著书为主要生活的人。

    教材的这种缺失，还体现在对梁实秋注释的缺席上。《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怀念老师的不朽文章。但课后注释，竟然只注被写者梁任公，而只字不提梁实秋，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事。梁实秋，和左翼联盟有过笔战，曾经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也许，在某一特定事件上，梁实秋够不上高风亮节，但梁实秋同样是一个很本色的读书人，一位温文尔雅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指点文学，他编著汉英词典，他翻译莎士比亚，一生无愧于读书人、著书人的名分。梁实秋于社会的贡献，当然不能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但是，在著书立说上，他们都是一时之选。梁实秋，更重读书治学，所以，梁实秋说，那时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不是因为任公的革命性，而是“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鲁迅先生，更重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更重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或改造的责任感，所以，鲁迅先生说他的老师章太炎：“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句话，两个人的人生取向不同而已。对梁实秋的评价，学术界早有公论，但教材却视而不见付之阙如。

    以上两处，2006年11月版教材较之2004年版教材，几乎无变化，只在陈西滢那条注释上多了“1926”年而已。

    中学教材对一个人的评价，会对读者产生多大影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某省示范中学的一位四十四五岁的高级教师，谈到自己对梁实秋实在提不起兴趣，实在没有多少好感时说，“可能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吧”。我想，这位教师，六十年代早期出生，七十年代中后期接受中学教育，八十年代早期接受大学教育，他学习鲁迅，研读鲁迅，所使用的文本，恰是意识形态严重侵蚀文学本体的产物。准确地说，他不仅受鲁迅先生影响大，而且受文本注释的影响也大。有些注释是能够左右读者认知并参与构建读者的精神的。这种思想、意识，长期作用于一个人，一个人就很难再作出改变，哪怕新的学术成果早已出现。

    人教版新教材在很多方面“守正出新”，精彩迭出；但注释之事亦非小道，且有大义存焉。细微处更见精神，希望人教社诸君子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