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集权强化的内卷化效应
摘 要 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吏是君主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媒介，是履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的演变，使选官制度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人治走向法制与法治，更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保证了集权的动态平衡。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少贸易与开放，“利出一孔”与“货与帝王家”使有限的竞争缺乏多样性，导致流动通道狭窄和阶层固化。形式上选官的开放与实质上体制的封闭这个矛盾统一体使组织和制度内卷化，路径依赖严重，抑制了体制机制创新活力，这也是封建社会跳不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 封建专制 集权强化 内卷化
作者简介：周荣超，河南大学民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4
秦汉时期，大臣上朝有座，君臣坐着议事；汉代，大臣和皇帝一样，都是跪坐在席上，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宰相上朝皇帝要亲自赐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前去探视；唐宋时期，大臣可以坐“墩子”，也就是有坐位的；北宋宋太祖后，大臣必须站着议事；元代以后，大臣沦为专制君主的奴仆，没有坐位了，都得站着，还动不动就要下跪；明太祖后大臣就跪下了，明清时期，皇权至上，大臣们必须跪奏笔录，清朝下跪的时间特别长。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制度设计上，封建选官制度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选才比较客观公正，但权力体系上，君主权力却不断集中，呈现内卷化状态趋势。形式表现内容，现象凸显本质，奏事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君权和集权的强化，这也是历史周期律在封建社会的体现。
内卷化是指某种社会机制、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相对确定模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换到另一种高级模式。经济学视角上，内卷化属于一种路径依赖，由于这种路径轨迹的惯性较大，抑制制度创新空间，导致制度边际效益衰减，内卷化后逐渐被衍生用于描述社会组织、制度机制运行的瓶颈期。内卷化有内卷化状态和内卷化心态两种形态，前者是指制度、组织模式运作的实际状况，后者是指组织和制度的执行者在思想认识、主观状态上逐渐僵化、固化。二者相互作用，内卷化的机制、制度限制了个体的创新拓展思维，而个体的内卷化心态又反过来影响整体工作的推进成效。
一、 中央集权的历史渊源
自嬴政称“始皇帝”以后，皇帝制度从此确立。“秦朝这个大统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皇权三者结合的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沿着秦朝开辟的道路进行的”。
（一） 经济、政治思想源头
经济上“利出一孔”的主导思想，管子、桑弘扬等的国家垄断经营，政治上的“人事任命权力”，文化上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中国的专制王权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帮助下不断强化并一直延续下来，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权力参与分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如果不是由经济活动决定，那么人们就不会关注经济活动本身，而只会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控制力量。经济活动的参与一般遵循经济交易原则和尊重經济自身的力量，而政治权力的拥有方本身是不平等的，所以，就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义务与权力的不对等。
（二） 社会文化与行为方式
社会分层，士农工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人与皇权之间在专制体制下进行着知识和权力的互换。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对各个阶层的一些限制条件，使得各个阶层都能够稳定各自的职业，整体文化习俗就是限定各个阶层的稳定，王权支配社会，古代帝王有效治理官吏，明主治吏不治民。大一统专制政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虽然小农经济不排斥商品经济，但他对商品经济的容忍程度有限，一旦农业与商业的比例失调，便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商业人口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所以，每个朝代都会对土地、百姓、商人进行社会控制。地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家天下，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大一统的社会文化及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古代政治发展和王朝的更替重复，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家天下与君主专制政体。先秦到明清，“安土重迁”的治国思想，士农工商的分层，户籍制度确保了帝国呈现一种“四民恒业”的有序状态。
（三）中西方权力观念的比较
西方社会多元权力结构，无论是宗教的权力还是世俗的权力，都有一定的范围。上帝的当归上帝，凯撒的当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当归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和贵族领主影响力强大，英国约翰为了取得发动战争所需要的征税权力，与教会和贵族妥协，最终在《大宪章》上签字，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为王权划定了界限。而中国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作用，皇权与官僚集团虽有博弈，但也是非常有限的，皇权自始至终都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皇权强大，官僚集团势弱，随着政权稳固，官僚机构日益完备，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多种途径选拔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对皇权进行监督与制衡，一定程度上挟制了皇权，导致皇权要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自身的威权，这是一种体制内的竞争与博弈，是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内部的自我变革与革新。
二、选官制度的体制保障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基础与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一套选官和考试制度。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对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积极进步意义，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使科学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束缚了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一）古代选官制度演进
春秋时期“世卿世禄”，战国时代列国推行变法图强，秦朝军功爵制实施比较彻底，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成长壮大，打破了门第和“亲亲尊尊”选人用人路线；两汉通过察举、征辟选官用人，选才途径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隋炀帝时期开创科举制，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元朝除了实行科举制外，还主要实行“吏员出职”制度，造成官府要职由蒙古族垄断，形成了素质低劣的官吏队伍，导致吏治腐败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明清时期“四书、五经”的考试内容和八股取士，进士出身的任官制度使科举制度发展稳固，到了明清，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科举制度产生了专门读书和做官的阶层。传统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科举制走向了极端。
（二）官吏分途的实施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是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是一个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这源于财政压力。封建社会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品极其有限，除了水利，赈灾和治安以外，其他几乎没有提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国家经营的盐铁和其他一些赋税收入基本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但随着国家事务的不断增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也日益增多，因此，各种税赋制度变革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但朝廷任命的官员有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和流动比较频繁。为了保证地方事务的运转有序，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执行层，因此，便产生了胥吏这个阶层，而这部分人队伍更加庞大，政府不能有效提供工资，所以实施官吏分途，官员的晋升和收入有保障，而胥吏等多数要靠自己来谋取收入。一方面，这是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有效增加财富供给，不能通过贸易和开放获得资本与财富；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官吏分途也使占多数的非官员阶层晋升无望，没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而且不能成为行政体制内部有保障的阶层，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和降低统治风险，便把地方管理的事务外包给了非官僚阶层，致使这个群体把聚敛财富作为主要的生存目的，这也是历代王朝把“治官先治吏”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因。
（三）乡绅共治的分权
农业社会耕读传家，“王权不下县”。因此，民间的教化与管理主要依靠乡绅实行，而乡绅既是自己村庄和地方利益的代表，又是联结县官的桥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官的任期制，所以乡绅多数还是以地方利益为主，在朝廷统治和地方发展之间进行博弈，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也是中国王权制衡的一个因素，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契约那样有强制力，但至少也维持了“王权不下县”的局面。因此，尽管中央层面权力越来越集中，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但由于组成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县乡政权比较稳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但又能及时与外界沟通的体系，既受王权的影响，又受王权震动较小，基本上处于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状态，这也是虽然王朝更替比较频繁，但治理的经济基础和组织架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县乡治理层面基本稳定。王朝建立初期，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政权的巩固，统治阶层缺乏有效制衡与监督，权力过于集中，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因此出现土地兼并等极端的贫富悬殊和不公平，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通过农民起义的朝代更替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呈现出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
三、结语
内卷化的弊端在于不仅会使体制僵化，形成制度藩篱，而且也会使人的思想僵化，不能有效创新。经济的发展，贸易和开放程度的扩大，会使国家赋税汲取能力提高，不是单纯依靠农业和农户；政治的发展，社会形态由低級向高级发展，就会唤醒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就会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而阶层流动通道的打开，就会促进社会交流与发展，集权体制就会日渐衰弱。经济的发展需要突破政治上的藩篱，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职责，这样就不会过多地干预个人、团体和社会的权利，个人、团体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一个法治的治理环境，这样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于我国当下而言，必须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实现长治久安。
注释：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增订本）第十二章《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3.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曹正汉.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社会.2011，34（6）.
[4][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 封建专制 集权强化 内卷化
作者简介：周荣超，河南大学民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4
秦汉时期，大臣上朝有座，君臣坐着议事；汉代，大臣和皇帝一样，都是跪坐在席上，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宰相上朝皇帝要亲自赐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前去探视；唐宋时期，大臣可以坐“墩子”，也就是有坐位的；北宋宋太祖后，大臣必须站着议事；元代以后，大臣沦为专制君主的奴仆，没有坐位了，都得站着，还动不动就要下跪；明太祖后大臣就跪下了，明清时期，皇权至上，大臣们必须跪奏笔录，清朝下跪的时间特别长。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制度设计上，封建选官制度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选才比较客观公正，但权力体系上，君主权力却不断集中，呈现内卷化状态趋势。形式表现内容，现象凸显本质，奏事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君权和集权的强化，这也是历史周期律在封建社会的体现。
内卷化是指某种社会机制、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相对确定模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换到另一种高级模式。经济学视角上，内卷化属于一种路径依赖，由于这种路径轨迹的惯性较大，抑制制度创新空间，导致制度边际效益衰减，内卷化后逐渐被衍生用于描述社会组织、制度机制运行的瓶颈期。内卷化有内卷化状态和内卷化心态两种形态，前者是指制度、组织模式运作的实际状况，后者是指组织和制度的执行者在思想认识、主观状态上逐渐僵化、固化。二者相互作用，内卷化的机制、制度限制了个体的创新拓展思维，而个体的内卷化心态又反过来影响整体工作的推进成效。
一、 中央集权的历史渊源
自嬴政称“始皇帝”以后，皇帝制度从此确立。“秦朝这个大统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皇权三者结合的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沿着秦朝开辟的道路进行的”。
（一） 经济、政治思想源头
经济上“利出一孔”的主导思想，管子、桑弘扬等的国家垄断经营，政治上的“人事任命权力”，文化上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中国的专制王权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帮助下不断强化并一直延续下来，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权力参与分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如果不是由经济活动决定，那么人们就不会关注经济活动本身，而只会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控制力量。经济活动的参与一般遵循经济交易原则和尊重經济自身的力量，而政治权力的拥有方本身是不平等的，所以，就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义务与权力的不对等。
（二） 社会文化与行为方式
社会分层，士农工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人与皇权之间在专制体制下进行着知识和权力的互换。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对各个阶层的一些限制条件，使得各个阶层都能够稳定各自的职业，整体文化习俗就是限定各个阶层的稳定，王权支配社会，古代帝王有效治理官吏，明主治吏不治民。大一统专制政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虽然小农经济不排斥商品经济，但他对商品经济的容忍程度有限，一旦农业与商业的比例失调，便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商业人口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所以，每个朝代都会对土地、百姓、商人进行社会控制。地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家天下，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大一统的社会文化及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古代政治发展和王朝的更替重复，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家天下与君主专制政体。先秦到明清，“安土重迁”的治国思想，士农工商的分层，户籍制度确保了帝国呈现一种“四民恒业”的有序状态。
（三）中西方权力观念的比较
西方社会多元权力结构，无论是宗教的权力还是世俗的权力，都有一定的范围。上帝的当归上帝，凯撒的当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当归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和贵族领主影响力强大，英国约翰为了取得发动战争所需要的征税权力，与教会和贵族妥协，最终在《大宪章》上签字，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为王权划定了界限。而中国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作用，皇权与官僚集团虽有博弈，但也是非常有限的，皇权自始至终都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皇权强大，官僚集团势弱，随着政权稳固，官僚机构日益完备，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多种途径选拔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对皇权进行监督与制衡，一定程度上挟制了皇权，导致皇权要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自身的威权，这是一种体制内的竞争与博弈，是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内部的自我变革与革新。
二、选官制度的体制保障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基础与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并逐步建立一套选官和考试制度。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对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积极进步意义，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使科学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束缚了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一）古代选官制度演进
春秋时期“世卿世禄”，战国时代列国推行变法图强，秦朝军功爵制实施比较彻底，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成长壮大，打破了门第和“亲亲尊尊”选人用人路线；两汉通过察举、征辟选官用人，选才途径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隋炀帝时期开创科举制，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元朝除了实行科举制外，还主要实行“吏员出职”制度，造成官府要职由蒙古族垄断，形成了素质低劣的官吏队伍，导致吏治腐败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明清时期“四书、五经”的考试内容和八股取士，进士出身的任官制度使科举制度发展稳固，到了明清，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科举制度产生了专门读书和做官的阶层。传统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科举制走向了极端。
（二）官吏分途的实施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是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是一个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这源于财政压力。封建社会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品极其有限，除了水利，赈灾和治安以外，其他几乎没有提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国家经营的盐铁和其他一些赋税收入基本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但随着国家事务的不断增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也日益增多，因此，各种税赋制度变革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但朝廷任命的官员有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和流动比较频繁。为了保证地方事务的运转有序，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执行层，因此，便产生了胥吏这个阶层，而这部分人队伍更加庞大，政府不能有效提供工资，所以实施官吏分途，官员的晋升和收入有保障，而胥吏等多数要靠自己来谋取收入。一方面，这是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有效增加财富供给，不能通过贸易和开放获得资本与财富；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官吏分途也使占多数的非官员阶层晋升无望，没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而且不能成为行政体制内部有保障的阶层，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和降低统治风险，便把地方管理的事务外包给了非官僚阶层，致使这个群体把聚敛财富作为主要的生存目的，这也是历代王朝把“治官先治吏”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因。
（三）乡绅共治的分权
农业社会耕读传家，“王权不下县”。因此，民间的教化与管理主要依靠乡绅实行，而乡绅既是自己村庄和地方利益的代表，又是联结县官的桥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官的任期制，所以乡绅多数还是以地方利益为主，在朝廷统治和地方发展之间进行博弈，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也是中国王权制衡的一个因素，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契约那样有强制力，但至少也维持了“王权不下县”的局面。因此，尽管中央层面权力越来越集中，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但由于组成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县乡政权比较稳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但又能及时与外界沟通的体系，既受王权的影响，又受王权震动较小，基本上处于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状态，这也是虽然王朝更替比较频繁，但治理的经济基础和组织架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县乡治理层面基本稳定。王朝建立初期，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政权的巩固，统治阶层缺乏有效制衡与监督，权力过于集中，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因此出现土地兼并等极端的贫富悬殊和不公平，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通过农民起义的朝代更替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呈现出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
三、结语
内卷化的弊端在于不仅会使体制僵化，形成制度藩篱，而且也会使人的思想僵化，不能有效创新。经济的发展，贸易和开放程度的扩大，会使国家赋税汲取能力提高，不是单纯依靠农业和农户；政治的发展，社会形态由低級向高级发展，就会唤醒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就会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而阶层流动通道的打开，就会促进社会交流与发展，集权体制就会日渐衰弱。经济的发展需要突破政治上的藩篱，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职责，这样就不会过多地干预个人、团体和社会的权利，个人、团体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一个法治的治理环境，这样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于我国当下而言，必须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实现长治久安。
注释：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增订本）第十二章《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3.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曹正汉.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社会.2011，34（6）.
[4][英]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马百亮译.统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