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胡家勇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破土而出，在“铁板一块”的所有制结构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便获得了内生动力和呈现自身的规律性。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基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我们对公有制、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所有制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026-07
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有制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最大的理论突破是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有制理论的演进脉络，对于构筑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的表现就是“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取得突破的历史背景，也是理解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基本前提。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以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发端的。一旦打开所有制结构这个缺口，所有制结构便获得了自我演进的内生动力，并成为推动中国所有制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①1982年，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对个体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举例说：“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一向把长途贩运当作投机倒把，这到底对不对呢？山货土产没有腿，没有人长途贩运，怎么会自己跑到城里来呢？如果让山货烂在山上叫‘社会主义，贩到城里来丰富市场供应是‘资本主义，这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不能把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等同起来，应当允许长途贩运。”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手工劳动，我认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甚至个体户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比如手工劳动条件下）一定比集体、个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②
个体经济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客观形势和需要。一是当时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就业门路，公有经济部门也提供不了足够的就业岗位，仅1979年由返城知青形成的失业人口就达到140.66万人；二是当时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如吃饭难、理发难、修理难、洗澡难等一直困扰居民，个体经济在解决这些民生难题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三是个体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门槛和经营风险较低，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各项鼓励、引导政策的刺激下，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到199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533.9万户，从业人员达2467.7万人，注册资金达600.9亿元，实现产值为9262亿元，营业额为2238.9亿元，商品零售额为1861.3亿元。
个体经济发展孕育着私营经济破土而出的能量，私营经济的出现是个体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基本区别是存在雇佣关系，而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雇工现象。适应个体经济发展的需要，1981年，国务院适时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提出了雇工（当时称为“帮手”或“学徒”）的政策界限：个体经营户，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1987年，雇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年中央发布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除了重申有关个体经济“帮手”的规定以外，还提出：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5人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实际上对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已经不再刚性限制，给私人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开拓了足够大的政策空间。
当然，与个体经济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的发展之路要曲折艰难得多，当时的政策基调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③，但私营经济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在暗暗生长。1987年私营经济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私營经济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④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至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宪法》中首次得到了确认。1988年，全国各地开始私营企业登记注册工作，198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0581户，从业人员为1640051人，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实现产值为974005万元，饮食、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388055万元，商品零售额为337434万元。
改革初期，经济理论界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聚焦于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定位以及雇工问题。一些学者谈到了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单东、王政挺认为：“作为私营经济，其生产资料归业主所有，雇主获取剩余价值，对工人有剥削，这是私营经济的一般性。但是，我国的私营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中存在的，公有制经济影响和支配着私营经济，从而使之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⑤王勇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中必然组成部分。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经济联系，正是这一联系才构成了国民经济体系。在市场上，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是平等的，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并非只有私有制经济依赖于公有制经济的一面。在这个体系中，缺乏哪一个部分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⑥而对于雇工经营的性质，蒋振明认为：现阶段的雇工经营“既为社会或共同体创造劳动者共同需要的价值（税收、集体提留、银行贷款利息等），也为私人雇主创造剩余价值。所以这种雇工既具有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性质，也具有资本主义因素”⑦。张木生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雇工经营的性质不是其本身所能决定的，而要看人民民主国家为其准备的条件轨道。”⑧
无论是对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还是对私营经济所涉及的雇工问题，当时的主流看法是，要从整个经济制度背景，即公有制为主体来把握，而不能仅仅看到其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理论和舆论氛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还表现为较早打开了利用外资的大门。1982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提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3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利用外资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1979—198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24.57亿美元；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达115.54亿美元。利用外资缓解了中国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三缺口”。同时，外资进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起，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并为随后的市场竞争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准备了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
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中国经济中的资本等生产要素日益多元化，数量不断累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本性要求其不断流动，在流动中不断重新组合，实现最大化增殖和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因此，作为资本等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功能互补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便在实践中产生了客观需要。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股份制，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⑨
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股份制是经济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不同观点相互交织。1988年在四川自贡市召开了“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大多数代表认为：“不同财产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和差别性决定了它们只能通过股份制这一财产组织形式实现资金的集中使用，并借助于股票的转移和股金的再投入实现资金的流动。”⑩蒋学模认为：“股份制是同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相适应的一种集资形式。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也可为社会主义企业利用。”B11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和发展股份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B12对于股份制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取决于总体制度环境和公有股份所占的比例。刘国光认为，只要保持“国家股份为主体”，就能保证股份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B13也有专家对股份制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认为，“那种想用股份制实行股份化私有化，要劳动者在持股上产生积极性，然后在股份化上发展资金市场，持股者可以不劳动，而劳动者没有持股时则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劳动力供求和工资高低的想法和做法，很显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本本主义”B14。
从实践来看，1984年至1986年是股份制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一些企业开始冲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界限，组建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逐步从单一的生产技术协作发展到以资金、技术、设备等投资入股，还有一些企业开始明确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改造老企业和组建新的股份公司。1988年是中国股份制发展的另一个高潮时期。1989年年底，中国股票累计发行42亿元。1989年到1991年，因国家治理、整顿经济秩序，股份制由“热”变“冷”，许多股份制企业又退回去了，大多数股份制企业靠还本付息方式结束了股份制。1991年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文件都肯定了股份制，并強调试点，中国又掀起了股份制的一个高潮。至1991年年底，中国共发行股票46亿元。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
从1978年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改革实践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质的飞跃。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其重要理论贡献是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党的十四大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B15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在所有制理论上取得了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补充”的传统定位，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二是首次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作出了说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B16三是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献首次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阐述。四是提出了国有股权在公司制企业中所占比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和一刀切。可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轮廓，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其重大贡献是正式提出和系统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飞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凝结了改革开放前20年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果，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巨大的空间，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现实，拓展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等）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纳入到公有制经济范畴，体现了深邃的理论和实践洞察力。
第二，明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内涵。如何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作出了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上。二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数量界限需要辩证把握。公有资产的数量占优势是就全国而言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优势。
第三，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经济的分布领域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以下四大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第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可以用；股份制经济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第五，进一步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理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就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到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从此，“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献中一再被重申，成为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准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高度，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党的十七大在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平等保护物权”，把“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放在平等保护之列，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营造各种所有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20年间，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董辅礽是较早提出混合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有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制经济，这样是不能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多种公有制占主导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混合的私有制等）”，这样“可以使各种所有制的强点和弱点互相补充，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B17。1990年代初，他用“八宝饭”来形象比喻和描绘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像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虽然，糯米饭是为主要成分的，但糯米饭本身不是八宝饭。同样，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一样一样地单独地说，各自也都不是八宝饭。……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B181990年中后期，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是经济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等在1998年出版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他们认为，国有经济从整体上讲之所以缺乏竞争力，症结在于国有资本在企业、行业之间分布过散，战线过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B19。因此，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即“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在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前提下，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保的行业和企业，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B20。
三、新时代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时代。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B21这就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和“根基”地位，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促进了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从资本形成来看，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8406.17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为19561.54亿元，混合所有制经济为2007.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为6718.18亿元，其他经濟为118.95亿元。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到606465.7亿元，公有制经济为137967.0亿元，混合所有制经济为220849.8亿元，非公有制经济为225394.1亿元，其他经济为22254.7亿元。仅从资本形成来看，已呈现出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一基本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B22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经过20年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决定》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新高度，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党的十九大又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途径日益多样化，形式更加开放，如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许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融合发展，主体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2013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7月，国资委选择具有较好基础的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试点。到2017年年底，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85%和90%，营业收入分别超过70%和90%。2015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发布后，国资委和发展改革委共同在7个重点领域（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试点，到2017年年底，確定了3批50家试点企业。前两批19家试点企业中，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新设公司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截至2017年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2/3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由65.7%提高到68.9%，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B23
第三，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形成新思路。一是强调国有资本的合理分布。国有资本有其自身的特定功能，国有资本只有分布于自身功能领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指出了国有资本的五大功能领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明确了国有资本的功能领域，也就明确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国有资本向五大功能领域集中，以此彰显自己的本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力。二是提出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型。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考核重点是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能力；商业类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要竞争性领域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按照市场规则实行商业化运作，遵循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优胜劣汰，以利润、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力为考核目标。
第四，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思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国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二是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有资本在不同领域、地区、企业和项目上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同时规避风险。
第五，非公有制经济的新定位。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随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提升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一是不仅一再重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指出它们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各类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竞争规则，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歧视性规定，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遵守政府监管规则；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三是废除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为非公有制经济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着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在中国，政府官员掌握许多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拥有许可、禁止、检查、处罚等许多行政权力，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员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空间、经营的难易程度和盈利的水平，甚至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二字为处理好政商关系提供了科学准则。
四、结语
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丰富实践，所有制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要素、理论难点和政策重点都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经济已经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密，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各类经济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看，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硬。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靠要素投入和规模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社会需求看，消费日趋多样化、个性化，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品质和消费安全，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些新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将对中国所有制形态和所有制理论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也是我们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依据。新时代面临新情况和新挑战，促进所有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着重研究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科学地理解定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如何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如果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就能够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新发展阶段构筑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②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页。
③在谈到当时颇受争议的雇工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④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25頁。
⑤单东、王政挺：《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搞活公有制企业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5期。
⑥王勇：《把私营经济放在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中来研究》，《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5期。
⑦蒋振明：《雇工的一般与特殊》，《农业经济丛刊》1986年第1期。
⑧张木生：《关于当前“雇工”经营的实践与理论》，《农业经济丛刊》1984年第2期。
⑩杨钢：《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观点介绍》，《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5期。
B11蒋学模：《评“所有者缺位”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B12厉以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
B13刘国光：《关于所有制关系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日报》1986年1月4日。
B14马宾：《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动力不是化公为私的股份制》，《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10期。
B15B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458页。
B17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B18董辅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43—344页。
B19B20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第32、9页。
B21B2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
B23《央企混改将拓展广度和深度 逾三分之二央企已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日报》2018年2月1日。
责任编辑：晓 立
Abstract：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has forme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ownership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dividual economy broke ground and opened a gap i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monolithic piece". From then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wnership structure has gaine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regularity of its own. The major innovation of ownership theory i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ory.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vivid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ublic ownership， non-public ownership， and mixed ownership of the economy， and began to form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eory of socialist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wnership theory；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破土而出，在“铁板一块”的所有制结构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便获得了内生动力和呈现自身的规律性。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基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我们对公有制、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所有制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026-07
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有制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最大的理论突破是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有制理论的演进脉络，对于构筑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的表现就是“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取得突破的历史背景，也是理解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基本前提。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以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发端的。一旦打开所有制结构这个缺口，所有制结构便获得了自我演进的内生动力，并成为推动中国所有制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①1982年，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对个体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举例说：“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一向把长途贩运当作投机倒把，这到底对不对呢？山货土产没有腿，没有人长途贩运，怎么会自己跑到城里来呢？如果让山货烂在山上叫‘社会主义，贩到城里来丰富市场供应是‘资本主义，这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不能把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等同起来，应当允许长途贩运。”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手工劳动，我认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甚至个体户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比如手工劳动条件下）一定比集体、个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②
个体经济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客观形势和需要。一是当时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就业门路，公有经济部门也提供不了足够的就业岗位，仅1979年由返城知青形成的失业人口就达到140.66万人；二是当时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如吃饭难、理发难、修理难、洗澡难等一直困扰居民，个体经济在解决这些民生难题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三是个体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门槛和经营风险较低，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各项鼓励、引导政策的刺激下，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到199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533.9万户，从业人员达2467.7万人，注册资金达600.9亿元，实现产值为9262亿元，营业额为2238.9亿元，商品零售额为1861.3亿元。
个体经济发展孕育着私营经济破土而出的能量，私营经济的出现是个体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基本区别是存在雇佣关系，而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雇工现象。适应个体经济发展的需要，1981年，国务院适时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提出了雇工（当时称为“帮手”或“学徒”）的政策界限：个体经营户，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1987年，雇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年中央发布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除了重申有关个体经济“帮手”的规定以外，还提出：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5人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实际上对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已经不再刚性限制，给私人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开拓了足够大的政策空间。
当然，与个体经济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的发展之路要曲折艰难得多，当时的政策基调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③，但私营经济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在暗暗生长。1987年私营经济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私營经济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④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至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在《宪法》中首次得到了确认。1988年，全国各地开始私营企业登记注册工作，198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0581户，从业人员为1640051人，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实现产值为974005万元，饮食、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388055万元，商品零售额为337434万元。
改革初期，经济理论界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聚焦于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定位以及雇工问题。一些学者谈到了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单东、王政挺认为：“作为私营经济，其生产资料归业主所有，雇主获取剩余价值，对工人有剥削，这是私营经济的一般性。但是，我国的私营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中存在的，公有制经济影响和支配着私营经济，从而使之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⑤王勇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中必然组成部分。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经济联系，正是这一联系才构成了国民经济体系。在市场上，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是平等的，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并非只有私有制经济依赖于公有制经济的一面。在这个体系中，缺乏哪一个部分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⑥而对于雇工经营的性质，蒋振明认为：现阶段的雇工经营“既为社会或共同体创造劳动者共同需要的价值（税收、集体提留、银行贷款利息等），也为私人雇主创造剩余价值。所以这种雇工既具有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性质，也具有资本主义因素”⑦。张木生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雇工经营的性质不是其本身所能决定的，而要看人民民主国家为其准备的条件轨道。”⑧
无论是对私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还是对私营经济所涉及的雇工问题，当时的主流看法是，要从整个经济制度背景，即公有制为主体来把握，而不能仅仅看到其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理论和舆论氛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还表现为较早打开了利用外资的大门。1982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提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3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利用外资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1979—198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24.57亿美元；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达115.54亿美元。利用外资缓解了中国早期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三缺口”。同时，外资进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起，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并为随后的市场竞争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准备了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
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中国经济中的资本等生产要素日益多元化，数量不断累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本性要求其不断流动，在流动中不断重新组合，实现最大化增殖和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因此，作为资本等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功能互补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便在实践中产生了客观需要。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允许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股份制，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⑨
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股份制是经济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不同观点相互交织。1988年在四川自贡市召开了“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大多数代表认为：“不同财产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和差别性决定了它们只能通过股份制这一财产组织形式实现资金的集中使用，并借助于股票的转移和股金的再投入实现资金的流动。”⑩蒋学模认为：“股份制是同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相适应的一种集资形式。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也可为社会主义企业利用。”B11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和发展股份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B12对于股份制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取决于总体制度环境和公有股份所占的比例。刘国光认为，只要保持“国家股份为主体”，就能保证股份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B13也有专家对股份制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认为，“那种想用股份制实行股份化私有化，要劳动者在持股上产生积极性，然后在股份化上发展资金市场，持股者可以不劳动，而劳动者没有持股时则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劳动力供求和工资高低的想法和做法，很显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本本主义”B14。
从实践来看，1984年至1986年是股份制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一些企业开始冲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界限，组建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逐步从单一的生产技术协作发展到以资金、技术、设备等投资入股，还有一些企业开始明确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改造老企业和组建新的股份公司。1988年是中国股份制发展的另一个高潮时期。1989年年底，中国股票累计发行42亿元。1989年到1991年，因国家治理、整顿经济秩序，股份制由“热”变“冷”，许多股份制企业又退回去了，大多数股份制企业靠还本付息方式结束了股份制。1991年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文件都肯定了股份制，并強调试点，中国又掀起了股份制的一个高潮。至1991年年底，中国共发行股票46亿元。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
从1978年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改革实践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质的飞跃。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其重要理论贡献是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党的十四大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B15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在所有制理论上取得了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是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补充”的传统定位，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二是首次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作出了说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B16三是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献首次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阐述。四是提出了国有股权在公司制企业中所占比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和一刀切。可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轮廓，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其重大贡献是正式提出和系统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飞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凝结了改革开放前20年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果，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巨大的空间，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现实，拓展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等）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纳入到公有制经济范畴，体现了深邃的理论和实践洞察力。
第二，明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内涵。如何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作出了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上。二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数量界限需要辩证把握。公有资产的数量占优势是就全国而言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优势。
第三，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经济的分布领域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以下四大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第四，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可以用；股份制经济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第五，进一步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理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就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到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从此，“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献中一再被重申，成为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准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高度，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党的十七大在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平等保护物权”，把“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放在平等保护之列，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营造各种所有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20年间，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董辅礽是较早提出混合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有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制经济，这样是不能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多种公有制占主导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混合的私有制等）”，这样“可以使各种所有制的强点和弱点互相补充，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B17。1990年代初，他用“八宝饭”来形象比喻和描绘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像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虽然，糯米饭是为主要成分的，但糯米饭本身不是八宝饭。同样，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一样一样地单独地说，各自也都不是八宝饭。……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B181990年中后期，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是经济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等在1998年出版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他们认为，国有经济从整体上讲之所以缺乏竞争力，症结在于国有资本在企业、行业之间分布过散，战线过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B19。因此，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即“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在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前提下，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保的行业和企业，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B20。
三、新时代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时代。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B21这就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和“根基”地位，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促进了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从资本形成来看，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8406.17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为19561.54亿元，混合所有制经济为2007.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为6718.18亿元，其他经濟为118.95亿元。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到606465.7亿元，公有制经济为137967.0亿元，混合所有制经济为220849.8亿元，非公有制经济为225394.1亿元，其他经济为22254.7亿元。仅从资本形成来看，已呈现出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一基本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B22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经过20年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决定》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新高度，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党的十九大又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途径日益多样化，形式更加开放，如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允许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融合发展，主体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2013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7月，国资委选择具有较好基础的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试点。到2017年年底，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85%和90%，营业收入分别超过70%和90%。2015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发布后，国资委和发展改革委共同在7个重点领域（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试点，到2017年年底，確定了3批50家试点企业。前两批19家试点企业中，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新设公司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截至2017年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2/3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由65.7%提高到68.9%，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B23
第三，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形成新思路。一是强调国有资本的合理分布。国有资本有其自身的特定功能，国有资本只有分布于自身功能领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指出了国有资本的五大功能领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明确了国有资本的功能领域，也就明确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国有资本向五大功能领域集中，以此彰显自己的本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力。二是提出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型。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考核重点是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能力；商业类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要竞争性领域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按照市场规则实行商业化运作，遵循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优胜劣汰，以利润、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力为考核目标。
第四，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思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国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二是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有资本在不同领域、地区、企业和项目上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同时规避风险。
第五，非公有制经济的新定位。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随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提升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对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一是不仅一再重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指出它们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各类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竞争规则，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歧视性规定，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遵守政府监管规则；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三是废除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为非公有制经济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着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在中国，政府官员掌握许多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拥有许可、禁止、检查、处罚等许多行政权力，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员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空间、经营的难易程度和盈利的水平，甚至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二字为处理好政商关系提供了科学准则。
四、结语
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丰富实践，所有制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要素、理论难点和政策重点都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经济已经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密，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各类经济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看，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硬。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靠要素投入和规模驱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社会需求看，消费日趋多样化、个性化，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品质和消费安全，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些新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将对中国所有制形态和所有制理论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也是我们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依据。新时代面临新情况和新挑战，促进所有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着重研究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科学地理解定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如何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如果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就能够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新发展阶段构筑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②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页。
③在谈到当时颇受争议的雇工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④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25頁。
⑤单东、王政挺：《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搞活公有制企业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5期。
⑥王勇：《把私营经济放在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中来研究》，《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5期。
⑦蒋振明：《雇工的一般与特殊》，《农业经济丛刊》1986年第1期。
⑧张木生：《关于当前“雇工”经营的实践与理论》，《农业经济丛刊》1984年第2期。
⑩杨钢：《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观点介绍》，《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5期。
B11蒋学模：《评“所有者缺位”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B12厉以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
B13刘国光：《关于所有制关系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日报》1986年1月4日。
B14马宾：《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动力不是化公为私的股份制》，《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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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央企混改将拓展广度和深度 逾三分之二央企已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日报》2018年2月1日。
责任编辑：晓 立
Abstract：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has forme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ownership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dividual economy broke ground and opened a gap i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monolithic piece". From then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wnership structure has gaine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regularity of its own. The major innovation of ownership theory i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ory.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vivid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ublic ownership， non-public ownership， and mixed ownership of the economy， and began to form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eory of socialist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wnership theory；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