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时期的日本外贸战略分析
摘要：
二战后的日本外贸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99年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化战略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2年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第三阶段是“安倍经济学”时期的“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安倍政权意图以TPP规则来主导美国、欧盟、中国参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但美国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不仅动摇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也将对“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日本需尽快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实现，以此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日本；自贸协定；外贸战略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45-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6
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安倍在之后的数次参、众两院选举中均带领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政权获胜，安倍政权成为了2001年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后的又一个自民党长期政权。安倍晋三执政后主打经济牌，其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安倍经济学也成为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政策的代名词。2013年1月，安倍首次公布其经济政策，其中经济增长战略成为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而对外贸易政策则成为了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也一直是日本政府希望借以弥补内需不足、提振日本经济的重点对象，为此，日本政府在各个阶段制定了相应的外贸战略与政策。那么，作为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安倍政权制定了什么样的外贸战略？该战略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且在日本经济增长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重点对安倍政权的主要外贸方针与政策进行考察，通过对日本外贸政策的国内外影响因素进行挖掘与分析，厘清安倍政权外贸战略的基本路径和本质特征，并思考日本外贸战略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一、二战后的日本贸易自由化进程与贸易战略的阶段性调整
日本由于其国内资源禀赋条件与市场规模所限，对外贸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立国之本。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扶持与主导下，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与重建后，便希望通过快速接入国际市场来满足本国经济增长的旺盛进口与出口需求。因此，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后，经济与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便转移到谋求加入全球性贸易与金融体系、加快产业国际化进程和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上。这一过程始于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IMF）和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中间又经历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1960年）、GATT11条成员国（1964年）和IMF第8条款国（1964年）等阶段，到1973年基本完成资本自由化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基本得以确立。
1955年日本加入GATT，获得了世界性市场，迅即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模式，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并在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融入开放贸易体制的日本经济与贸易政策给日本带去了真金白银。这一阶段日本的工业产品如钢铁、船舶、汽车、光学设备等迅速进入美国等海外市场，1964年之后贸易盈余成为日本经济的常态。1991年冷战结束后，日本仍然维持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20年。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反超后，日本至今一直维持着全球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外贸战略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GATT多边体系与IMF金融体系，坚持的是开放、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总体上属于日本“贸易立国”发展战略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战略。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外贸政策也经历了经济发展各阶段的调整，其中，与贸易自由化相背离的重要经济与贸易政策也并不少见。如战后重建期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的进口替代政策[1]、高速经济增长期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国内相关产业保护与进口限制政策[2]等。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逐步融入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其进口限制政策不得不放弃数量限制等边境措施，转而采取了“同产品加工比率联动上升的名义关税率体系（Tariff Escalation System）”来保护日本国内的加工制造业，这些政策和当时日本力推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相辅相成，在保护日本国内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汽车产业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在保护体系中获得发展后又迅速转变为日本出口产业的主力军，反过来成为日本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力量。换而言之，二战后日本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另一面是日本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这一点，从1949年日本政府将负责对外贸易事务的中央部门名称改为“通商产业省”中，也可见一斑。
20世纪70—80年代，贸易盈余常态下的日本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导致了日美、日欧贸易摩擦频发，于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外贸政策的重点就转变为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和控制出口、扩大进口。日本采取了逃避多边纪律约束的“灰色区域措施”中的“出口自主（数量）限制（VER）”等措施来被动应对贸易摩擦，而这类贸易政策也是日美同盟体系下的日美政治力量不均衡的反映。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元升值等汇率政策也成为了日本被动应对日美双边贸易摩擦的方法之一。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意味着全球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与此同时，以美、欧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战略重心却日益偏离WTO多边体系。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引领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潮流很大程度上消极影响了WTO新一轮谈判的启动和推进。不过，作为发达经济三極之一的日本，在WTO成立后仍然为继续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作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与法规的适应性修改，这说明至20世纪末为止，日本外贸战略的中心仍然是WTO。但随后的21世纪初日本外贸战略也开始出现转变。
2000年版日本通商白皮书提出了“重叠多层式（ThreeTrack Approach）”外贸战略的概念，此后，日本开始发力推进双边和区域层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20世纪时倚重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日本外贸战略由此进入了新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从2001年与新加坡开始首个自贸协定谈判至2013年底，日本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尼、文莱、东盟（ASEAN）、菲律宾、瑞士、越南、印度、秘鲁等13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还展开了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2015年1月生效）、蒙古（2016年6月生效）、加拿大、哥伦比亚的自贸协定谈判。这一阶段，日本虽然坚持了不放弃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立场，但其战略重点和资源投入显然已经从多边转向了双边和区域自由化框架。而且这一阶段除东盟外，日本签署的全都是双边自贸协定。与同时期WTO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相比，日本的自贸协定战略推进速度快，成效比较显著。
从日本选取的自贸协定对象国·区域来看，这一阶段日本自贸协定战略采取了从易到难的“日本式早期收获”战略[3]。即一方面尽早通过贸易、投资的扩大尽快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尽量避开经济总量和谈判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回避农业等日本国内利益调整较困难的敏感部门自由化。这样的战略让日本得以维持对国产大米、小麦、乳制品等重点农产品的保护，但也导致日本参与的自贸协定的自由化率均处于WTO规定的90%以下的相对较低的水平。
可见，在安倍经济学时期之前，日本外贸战略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99年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化战略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2年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在第二阶段，因为日本有意回避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经济体，所以日本同美、欧和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仍然是WTO多边体制。二、安倍政权的对外贸易战略
安倍晋三于2012年底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着眼于长期执政，将经济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由此开启了“安倍经济学”时代。他上任之初就射出了安倍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三支箭，对外贸易政策包含在其经济增长战略之中。安倍执政后，迅速于2013年3月宣布日本决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决定，并在2013年3～7月陆续开始了中日韩自贸协定、日欧自贸协定（日欧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自贸协定（RCEP）以及TPP四大自贸协定的谈判。这也充分说明安倍政权对外贸政策的重视。
在重大政策的决策上，安倍晋三延续了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强化首相官邸权限的思路。他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小泉长期政权时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在该会议机构下设“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安倍本人亲自担任本部长，副首相麻生太郎任本部长代理，两个副本部长职务分别由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担任，内阁各省大臣均为该组织的本部员，从而以最高行政配置实现了首相对经济问题与决策的全面掌控。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实质上就成为了安倍内阁经济问题最高决策机构，其工作的重点就是第三支箭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政府有关经济增长的重大政策，除了安倍每年年初在国会进行的施政方针演说之外，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每年6月发布的《日本再兴战略》报告，是全面反映当年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与思路的代表性文件。本文就以安倍历年的国会施政演说和《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为重点，具体考察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与举措。
2013年2月，在二次执政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晋三这样阐述其对外贸易政策：“我国（日本）应成为在全球性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我国）将战略性地推进与亚洲·太平洋地区、东亚地区、欧洲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充分利用好我国的外交能力，保护好应保护的部分，推进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经济伙伴关系”。然后，安倍在演说中单独就TPP作出说明，表示在日美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意不把“零关税无例外”原则作为日本参加TPP谈判的前提，因此他将择机决断日本是否参加TPP谈判。这说明奥巴马政权已经同意接受日本加入TPP框架，而且日本希望对部分重点农产品进行保护的立场已经得到美方的理解，意味着日本将很快加入TPP。之后，在3月，安倍便迅速宣布了日本加入TPP谈判。
此后，2014年—2016年的三次施政方针演说，TPP成为了安倍政权对外贸易政策中压倒一切的存在。2014年、2015年演说，安倍强调“TPP是日本经济发展百年大计”，进一步提升了TPP在日本外贸战略中的地位。安倍表示将同美国一道主导谈判，坚持“攻守并进”的原则在TPP谈判中作出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最佳判断。2016年演说，安倍继续强调优先TPP谈判的既定方针，并对TPP进行了“日本需要把21世纪的经济规则扩展到全世界，而完成TPP谈判是实现日本外贸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的战略定位。
施政方针演说是日本首相代表内阁在通常国会开幕式上对其执政时期内政外交重大事项的基本方针进行阐述的演讲，所以，上述演说中的发言能够代表安倍政权在外贸战略层面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层面文件则是上述的《日本再兴战略》报告。该报告包括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的基本理念、思路、以及重点领域的具体实施要点，是经济增长战略实施的全面指导性文件。對外贸易的基本方针与政策也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关于对外贸易，提出要构建“战略性通商（外贸）关系”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还设定了日本对外贸易的FTA比率目标——2018年达到70%。为此，将重点攻关TPP、RCEP和中日韩FTA，以这三大自贸协定为基础，打造将来的亚太自贸区（FTAAP）贸易规则。报告也表示将并行推进日欧EPA。
作为安倍经济学首份经济增长战略报告，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对外贸易战略的4方面政策重点，分别为：（1）打造能同时并行应对TPP、RCEP、中日韩、日欧四个超大型自贸协定（MEGA FTA）谈判的政府体制和团队，特别要打造100人规模的TPP谈判团队，要实现政府各部门高度协同、万无一失的谈判体制来应对TPP谈判；（2）各自贸协定谈判涉及到有关日本国内相关管制和市场需要放开的，政府将加快相关研讨和审批速度；（3）对照自贸协定谈判情况，加速推进涉及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矿产资源、能源稳定供应的投资协定的签署；（4）强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出口，2020年实现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目标金额30万亿日元，并推进“酷日本（Cool Japan）”战略，海外市场重点放在中国、东盟、南亚、西亚、中东、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南美地区以及非洲地区[4]。
同2013年版的首份报告相比，2014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有关对外贸易的部分，主要是对2013版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的总结，并未提出新的内容。2015年版报告除了继续强调优先推进TPP之外，也强调重视日欧EPA。2016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发布时TPP12协定已于2016年2月签署，但报告仍旧把TPP相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外贸战略重点转为促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TPP12，引导日本大、中、小企业利用TPP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然后报告才提到加快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并表示日本将在这些新的自由贸易框架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多领域、高标准、注重平衡的世界新贸易规则的领导者。
以上的首相演说和报告清晰勾勒出了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基本轮廓，即重点推进日本同亚太地区、东亚地区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战略思路。相比较日本第二阶段以双边为主、且回避了美、歐、中三大经济体的自贸协定战略，安倍经济学阶段的日本外贸战略重点已经直接指向了美、欧、中三大经济体。TPP、日欧EPA、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全部纳入了安倍政权的自贸协定战略，而且此战略中基本不再提及WTO多边自由化体系。可以说日本外贸战略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美、欧、中为主要对象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
另一方面，上述演说和报告还展示了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两大高频关键词，即“规则”和“TPP”。这两者高度相关，互为一体，甚至可以解释为“日本所需的规则就是TPP”或“TPP的规则就是日本所需要的”。这反映了安倍经济学对TPP经济·贸易规则符合日本经济长远利益的特殊定位。也就是说，外贸战略的长远目标是将日本参与打造的TPP经贸规则今后扩大到其它所有层级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中去，从而形成由日本主导的对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替代。因此，这第三阶段的日本外贸战略就其本质更应称之为“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
在此，有必要从各主要区域自贸协定的谈判议题确认一下TPP在规则方面的不同（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TPP和日欧EPA的谈判议题均高达21项，远超中日韩自贸区、RCEP和WTO多哈回合谈判。而且，TPP和日欧EPA中有关“规则”的议题多达15项，所以“规则”才是TPP谈判的重点。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将TPP与日欧EPA作为优先对象，正是日本重视两者中的众多规则性议题的体现。日本通过谈判参与15项新议题的规则制定，确立对美国和欧洲的稳定中长期贸易规则，这符合日本经济的长远利益。在此基础上，日本在下一步的其它自贸协定谈判中就具有对亚太地区其它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规则主导优势。
事实上，前任美国奥巴马政权时期正是发达经济体传统美欧日三强同时推进美日参加的TPP、美欧参加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日欧参加的日欧EPA的时期。将中国、印度排除在外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在高水平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之间都展现出了强烈意愿。日本安倍政权希望能够积极介入这一重大潮流，参与贸易与投资等规则的制定，打下日本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能因此在今后中国参与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框架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在安倍政权“规则”优先的外贸战略下，日本率先于2015年和2017年完成了TPP和日欧EPA谈判，也就在情理之中。当然，在TPP和日欧EPA中，日本优先TPP固然有日本配合美国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意义[5]，在TPP框架下间接实现日美之间的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也是日本的重要目的之一。
另外，日本在重点推进TPP和日欧EPA中，既显示了通过TPP促进日本国内农业、金融、保险、医疗等领域改革的一面，也强调日本在谈判中的“攻守并举”，在一定的妥协中寻求日本利益的最大化。这说明急于推进改革和取得成果的安倍政权，仍然要顾及日本国内农业等利益调整困难的部门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如前所述，安倍正是在2013年2月访美并获得了奥巴马“考虑双方部分贸易商品的敏感性”表态，才据此判断日本5大类农产品能够规避“100%零关税”的TPP标准，从而在3月做出了加入TPP谈判决定的。“攻守并举”的策略也反映出安倍判断国内利益调整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为了尽快在自己政权任期内实现外贸战略的成果，必须在TPP以及其它自贸协定的谈判中适当妥协，找到利益平衡点。在后来的TPP11框架的农产品领域，日本最终也同意了对进口农产品种类中的823%实行零关税，同时在大米、牛肉、猪肉、小麦、大麦、奶制品等“敏感产品”上，仍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关税和数量保护框架[6]。同样，日欧EPA谈判中，日本和欧盟决定在谈判框架中剥离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争端解决”领域，并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上双方都进行了妥协，从而实现了四年零八个月完成日欧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大型自贸协定谈判。
三、美国退出TPP对日本外贸战略的影响
安倍政权在2013年执政以来分别用了两年半、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TPP12和日欧EPA两大自贸协定谈判。在这两大框架中，日本一方面实现了清除美欧市场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关税壁垒，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对农产品重要敏感部门的保护关税水平，这说明日本的外贸战略在安倍政权的外交和贸易双轮驱动下推进得还比较顺利。但日本的外贸战略随着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特朗普政权的上台受到了严峻挑战。
2016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特朗普获胜，民主党奥巴马政权时代的许多美国重要经济、贸易与外交政策被特朗普推翻或放弃。在对外贸易领域，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长期以来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尤其不满，认为过去的美国政府参与的多边以及区域贸易协定都不公正，损害了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带给了美国大量贸易赤字，所以除针对中国之外，特朗普也表示要调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在任职总统后的第三天就签署了美国退出TPP协定的总统行政命令，这无疑将对安倍政权在奥巴马政权时期顺利推进的日本外贸战略造成巨大影响。
针对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倾向，安倍在2017年施政方针演说中首次作出了立场性回应。他表示日本要做“自由贸易棋手”， 构建“基于公平贸易规则基础上的21世纪新型全球经济体制”，并坚称TPP是21世纪的世界贸易标准，仍然是日本下一阶段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出于对特朗普的担心，2017年演说安倍强调要尽快完成日欧EPA谈判，并强调要“主导RCEP成为高标准的协定，扩大自由和公正的经济贸易圈”。一年后的2018年施政方针演说时，由于美国退出后的TPP11和日欧EPA谈判已经完成，这又给了安倍政权继续推进原有外贸战略的极大信心，所以安倍在演说中继续重复了“自由贸易旗手”“扩大基于自由和公正贸易规则的21世纪新经济秩序”的原有立场，并表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是尽快促进已完成谈判的日欧EPA和美国退出后的TPP11协定尽早生效。
再看一下特朗普上任后的安倍经济学首份经济增长战略报告。2017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的《未来投资战略2017》报告，不仅强调了2016年以前的方针与政策，比如，推动TPP11尽早生效，扩大TPP11参加国数量，加快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等，还提出要“在建设新的区域自由贸易框架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多领域、高标准、注重平衡的世界新贸易规则的领导者”的更高目标。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将强化和东盟的合作，实现高质量的RCEP和亚洲的包容性、创新型增长。此外，该报告中还出现了2013—2016年报告中未曾提及的WTO多边体制。在提到“数据流通与利用等国际规则制定”时，2017版报告强调除G20、G7、OECD、APEC、EPA/FTA等国际场合之外，也需要通过WTO加强合作，形成共识，表示日本将通过WTO和FTA谈判，在互联网数据与信息的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挥日本的引领作用。这是安倍政权在这一核心经济政策报告中首次提及WTO多边框架。
可以看出：在特朗普上台后，安倍政权继续坚持了“TPP”和“规则”两大重点方向。美国退出TPP后，在部分成员对TPP框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安倍政权仍然把TPP作为优先重点，并通过密集的双边和区域层级的高层外交行动，力推美国不在其中的TPP11框架。这体现的还是安倍经济学的“TPP规则引领型”战略。日本通过冻结ISDS（投资者—国家争端处理条款）、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22项原TPP条款的策略，最终实现2018年3月在智利签署了新的TPP11协定（CPTPP）。在TPP11框架下，日本将在协议约定期内实现工业品100%零关税，同时日本999%的出口工业品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对此，日本外务省强调TPP11仍然是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并明确表示“在全球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TPP11是建立自由公正的21世纪新型贸易规则的重要一步，是对美国和其它亚太地区国家发出的积极信号”。2017年施政方针演说、外务省的表态以及《未来投资战略2017》报告都显示出，日本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后并未改变其外贸战略与计划。
此外，2017年演说中安倍开始强调推进RCEP谈判，并要主导RCEP成为高标准协定，这进一步证明了日本继续推进既定外贸战略的思路。而且在RCEP上日本强调用TPP的“高标准”主导谈判，意在牵制RCEP中的中国、印度，同时，通過日本主导推进美国缺席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对美国进行一定的牵制。日本强调2017年加快推进日欧EPA谈判并尽快使之生效，也是希望联合欧盟，并利用日欧EPA一定程度上牵制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政策。
在TPP、日欧EPA谈判完成后，日本便将区域自贸协定谈判的重点放到了RCEP上。至此，日本外贸战略第三阶段——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的谈判优先顺序和推进路径也告清晰，即依次完成TPP、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区四大自贸协定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日本主导下的FTAAP，最终实现日本主导制定今后的世界贸易规则的目标。这完全符合安倍上任之初的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所阐述的战略思路，也正是安倍晋三反复强调的日本的“百年大计”。
但是，即便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依然继续推行其第三阶段外贸战略，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中的外贸战略计划和时间表还是被打乱了。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提出了2018年日本对外贸易FTA比率达到70%的目标。事实上，如果美国不退出TPP12框架的话，TPP12框架和日欧EPA谈判完成后，2017年日本对外贸易的FTA比率已经达到了52%。2018年日本携TPP和日欧EPA之势全力攻关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确实将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框架中都有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第三大外贸伙伴韩国的参加，两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率分别为216%和57%（表2），两者合计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量中的273%，所以RCE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中的任何一个谈判先完成，日本都将达到对外贸易FTA比率的70%高目标，该比例甚至能达到近80%的高水准。而且，如果这两大自贸协定都能实现接近TPP的高自由化水平的话，安倍政权将非常接近实现其所谓的“21世纪外贸战略目标”，即通过双边或区域自由化实现多边框架下日本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而且，日本和主要贸易伙伴实现在投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环境等众多新议题上的进展将给日本经济发展带去更多的积极影响。这样的话，日本不仅能显著降低对WTO新一轮谈判的依赖性，而且将在21世纪的全球贸易规则层面确立显著的优势。
让日本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只是在特朗普政权未诞生情况下的假设性结果，而事实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在上台后马上退出了TPP。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的对外贸易FTA比率便降低至36%左右的水平，这使得原先设定的2018年70%的FTA比率目标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如果继续维持原定的目标比例的话，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无疑将面临调整。而安倍晋三又因为其自身的政治抱负，显然不愿意轻易改变其“宏伟远大”的外贸战略目标。因此，在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下，日本对特朗普政权的外贸政策仅剩下两个选项，即继续和TPP11其它成员一道力劝美国返回TPP，或者开始日美双边FTA/EPA谈判。日本的首选当然是劝说美国重返TPP框架，尽量避免日美双边FTA谈判，毕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美双边贸易磋商大部分情况下日本是处于被动状态，日本希望选择的是避免日美双边谈判的选项。
2018年4月安倍赴美同特朗普会谈后，日美双方分歧十分明显。特朗普表示除非日本提出美国“无法提出异议的方案”，否则不会重返TPP，还明确表示更加喜欢和日本的“直接交易”[7]。会谈后日美双方设置了讨论贸易问题的部长级磋商机制，这也为下一步特朗普施压日本开启双边贸易FTA谈判埋下了伏笔。安倍此次赴美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即要求美国豁免2018年3月对日本钢铁产品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但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以及首相安倍连续赴美解释“日本产品并不威胁美国安全”的情况下，依然未能得到特朗普的松口。可见，在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体系中，削减对日贸易赤字、增加对日出口是其既定方针，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前，如果日本提不出特朗普接受的重大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特朗普将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结合近期特朗普政权表态将对从日本等国家进口的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可见除非日本同意大幅度修改TPP协定条款，或是在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方面提出美方满意的措施和方案，否则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很小。
这样的情况下，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就陷入了困难境地。因为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的载体——TPP本身在特朗普政权时期都将难以为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基本战略是“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这一思想反映在对外层面就是动用军事、外交、经济等一系列手段达到削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增加美国国内就业的目的，而关税、汇率则是其重要经济手段。在这种战略思维下，WTO的多边框架和区域自贸协定框架都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都成为了美国退出或反悔的对象。连TPP这样同美国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绑定在一起的、具有浓厚政治和军事色彩的框架也不符合特朗普思维中的美国利益。
鉴于以上因素，安倍政权既难以在现状下寻找到TPP问题的突破口，又难以对特朗普在两年后的美国大选中能否连任作出判断，因此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今后展开的方向性仍充满了变数。由于特朗普的外贸政策对日本贸易战略中的TPP这一根基形成了实质性影响，所以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安倍政权在维持原有外贸战略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将不得不进行实质性的对应和策略性地调整。
四、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经济意义
美国退出TPP后，安倍政权为了维持既定的TPP规则引领型自贸协定战略，迅速推进并完成了TPP11和日欧EPA谈判，还开始重点推进RCEP谈判。由于TPP协定规定：需要至少6个成员方的立法机构批准之后，在60天后方能正式生效，所以，日本为了帶动其它成员方尽早批准协议，在2018年通常国会日程中，优先安排了TPP相关法案的审议表决日程，5月下旬，日本众议院正式通过了TPP11相关法案。此外，安倍政权还通过经贸和外交途径作出了多频次的努力，力劝特朗普政权重返TPP。日本方面的这些行动均说明安倍政权外贸战略的重点仍然在TPP上。但2018年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行动加剧，不断打出削减对外贸易赤字的组合拳。这不仅对日本钢铝产品、汽车等重要工业品的对美出口造成影响，也开始动摇日本外贸战略的根基。日本政府近期的相关行动与表态显示日本已经针对特朗普展开了策略性应对。
2018年5月中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连续发声，表示反对美国政府3月对日钢铝产品开征高额进口关税，认为其违反WTO规定。日本于5月18日正式向世贸组织通报可能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并暗示将视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采取行动。日本NHK官网报道：日本有可能对与美国对日本发动关税制裁同等规模（500亿日元、约合451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日本采取的对美反制措施并未像中国一样公布具体征税商品清单。外交层面，5月下旬，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巴西和墨西哥时明确表示，日本将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尽快推动TPP尽早生效，加强同中南美地区的经济合作。
5月底，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同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在巴黎会谈后，表示日本和欧盟今后将在和美国的贸易磋商中携手应对，这意味着日欧明确表态将联手对抗美国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世耕弘成还强调了美方单方面发动的进口限制有可能瓦解全球多边贸易体制[8]。世耕弘成此间还和同为美国钢铝产品制裁关税对象国的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贸易部长交换意见，达成了合作应对特朗普政权保护主义政策的一致意见。
除了强化同欧盟、北美自贸区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地区合作之外，日本还积极利用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来应对特朗普政权的外贸政策。5月9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后，中日韩三国发表了联合宣言，表示将“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加强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并表示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RCEP，努力取得多领域、高质量并具有商业意义的成果”。
可见，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虽然并未进行外贸战略调整，但随着2018年3月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其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及措施，日本政府开始不断强调WTO多边贸易规则，并同中国、韩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张维护自由贸易的贸易伙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特朗普的贸易限制政策。这意味着安倍政权开始对其外贸战略进行一定调整。当然，与中国和欧盟在特朗普决定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后均公布了反制商品清单的较强回击立场相比，日本的立场相对比较温和，至今为止并未公布反制商品清单。这一方面反映出“日美同盟”的政治、军事架构对于日本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安倍政权并不希望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转而伤及日本经济与贸易自身。而且，不采取与中国和欧盟同样的强烈对抗立场，也是日本希望避免成为特朗普政权的首要报复对象，显示日本重视日美关系意图的体现。
但摆在日本眼前的事实是：日本虽然也在通过双边或区域等国际场合向美国解释自己的立场，但“贸易立国”这一日本经济的根本利益和立场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立场显然并不相容。TPP作为自由贸易协定，原本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服务于安倍内阁经济增长的意义，但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是2000年—2017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9%；安倍经济学时期，日本的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日元大幅度贬值也仅实现了2013年—2017年间的128%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经济难言真正恢复[9]。再看日本的出口数据。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起日本2009年出口额大幅下跌后，出口至今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反而是受日元汇率和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日本的进口额大幅度增加，导致了日本的贸易收支在2016年实现顺差前维持了连续6年贸易逆差状态。在这种经济长期低增长状况下，安倍经济学要实现其第二阶段的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据日本内阁府的测算，需要年均名义3%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实现。而安倍经济学时期至今为止，日本GDP名义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7%左右的水平，要把增长率提高到3%，需要日本经济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实现良好的表现。因此，在安倍经济学的“百年大计”定位中，TPP既包括了《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提到的基础设施与文化产业出口、农产品出口等扩大出口的层面，还包括了开放日本国内的保险、医疗、服务业等市场和扩大外资对日本的国内直接投资、促进日本国内企业竞争等一系列的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波及效果。而美国退出TPP之后，安倍经济学的这一揽子经济增长计划都将受到影响，实现安倍经济学的GDP目标就变得愈发困难。
日本经济无法接受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对美出口，而且将严重打击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FDI）所形成的迂回对美出口。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为规避日美贸易摩擦、自主出口限制以及日元升值，开始迅速扩大海外直接投资，众多的日本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东南亚、NIES、中国等地进行生产后，再向美国市场出口。1994年NAFTA成立和2004年日本、墨西哥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又促使日本大量汽车等产业组装工厂和零部件工厂转移到成本较低、且地理上临近美国市场的墨西哥，也创造了大量日本企业工业品自墨西哥的对美出口。
所以，无论是21世纪初以双边为主的日本自贸协定战略、还是安倍经济学时期以区域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对日本来说，除了具有实现日本同各自贸协定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创造效果之外，同时还具有通过自贸协定转移对美贸易摩擦、继续维持日本企业对美出口的“迂回贸易创造”效果。这种情况下，日美双边贸易逆差的金额并不能有效反映日美之间的真实贸易不平衡状况。因此，对于意在削减巨额贸易逆差的特朗普政权来说，安倍政权的自贸协定战略显然是违背美国经济贸易利益的。
因此，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使日本以及日本直接投资流向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成为美国单边主义报复和制裁的对象。日本与本国企业投资流向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完全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日韩合作、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美国贸易限制也就具有了更多层级的意义。
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清晰表明立场后，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因特朗普的“善变”美国会转向利用TPP框架，因而重返TPP的可能性，但依据现阶段特朗普的立场与表态来看，安倍政权将不得不面对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重返TPP的可能性极小这一现实。因此，对于安倍来说，重新评估服务于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原有外贸战略已经变得必要。正因为如此，近期日本政府各个层面才会转而不断强调WTO多边体制的重要性、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同样，这种形势下，安倍政权外贸战略中的TPP的影响力和规则、标准也难免会在日本其它贸易伙伴那里大打折扣。安倍政权需要重新思考维护日本经济与贸易利益的新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带给日本经济与贸易利益的损害已触及战略层面，它不仅严重动摇了安倍政权“宏大久远”的对外贸易战略，而且也对“安倍经济学”整个经济政策体系形成较大冲击。
结语
美国退出TPP以及特朗普政权近期针对日本等多方发起的单边主义贸易限制措施，给安倍政权的“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近期日本政府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G7及部分双边外交的场合陆续发表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调遵守WTO多边贸易规则的立场，这也反映了安倍政权已开始对其外贸战略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安倍政权的贸易战略因为始终强调“百年大计”而过于“长远宏大”，因此就当然具有了一定的激进性格。所以当其战略中的关键棋子——美国因素发生变化时，这一战略本身的风险就被显著放大，带给日本外贸战略的影响就容易是全局性的。随着特朗普政权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扩大与升级，它对日本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将不止于单一的框架或层级，将逐渐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多个层级显现出对日本贸易与投资的负面影响，这对于以经济增长为安倍经济学首要目标的安倍政权来说，将形成巨大挑战。为此，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联合应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日本还应着眼于自身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状况，抓住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巨大机遇，加强中日韩合作，尽快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实现，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和反制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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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1955-1999） is the stage of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strategy centered on GATT/WTO. The second stage （2000-2012） is the stage of bilateral EPA strategy. The third stage is the stage of “TPP rulesle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strategy during the period of Abenomics. Abe regime intends to use TPP rules to dominate large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volv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But Trumps protectionist policies will not only shake the Abe regime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it will als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policy system of Abenomics. Japan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RCEP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Key words：Abenomics ； Abenomics； Japan； FTA； foreign trade strategy
二战后的日本外贸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99年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化战略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2年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第三阶段是“安倍经济学”时期的“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安倍政权意图以TPP规则来主导美国、欧盟、中国参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但美国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不仅动摇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也将对“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日本需尽快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实现，以此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日本；自贸协定；外贸战略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5-0045-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6
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安倍在之后的数次参、众两院选举中均带领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政权获胜，安倍政权成为了2001年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后的又一个自民党长期政权。安倍晋三执政后主打经济牌，其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安倍经济学也成为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政策的代名词。2013年1月，安倍首次公布其经济政策，其中经济增长战略成为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而对外贸易政策则成为了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也一直是日本政府希望借以弥补内需不足、提振日本经济的重点对象，为此，日本政府在各个阶段制定了相应的外贸战略与政策。那么，作为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安倍政权制定了什么样的外贸战略？该战略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且在日本经济增长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重点对安倍政权的主要外贸方针与政策进行考察，通过对日本外贸政策的国内外影响因素进行挖掘与分析，厘清安倍政权外贸战略的基本路径和本质特征，并思考日本外贸战略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一、二战后的日本贸易自由化进程与贸易战略的阶段性调整
日本由于其国内资源禀赋条件与市场规模所限，对外贸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立国之本。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扶持与主导下，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与重建后，便希望通过快速接入国际市场来满足本国经济增长的旺盛进口与出口需求。因此，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后，经济与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便转移到谋求加入全球性贸易与金融体系、加快产业国际化进程和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上。这一过程始于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IMF）和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中间又经历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1960年）、GATT11条成员国（1964年）和IMF第8条款国（1964年）等阶段，到1973年基本完成资本自由化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基本得以确立。
1955年日本加入GATT，获得了世界性市场，迅即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模式，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并在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融入开放贸易体制的日本经济与贸易政策给日本带去了真金白银。这一阶段日本的工业产品如钢铁、船舶、汽车、光学设备等迅速进入美国等海外市场，1964年之后贸易盈余成为日本经济的常态。1991年冷战结束后，日本仍然维持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20年。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反超后，日本至今一直维持着全球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外贸战略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GATT多边体系与IMF金融体系，坚持的是开放、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总体上属于日本“贸易立国”发展战略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战略。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外贸政策也经历了经济发展各阶段的调整，其中，与贸易自由化相背离的重要经济与贸易政策也并不少见。如战后重建期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的进口替代政策[1]、高速经济增长期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国内相关产业保护与进口限制政策[2]等。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逐步融入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其进口限制政策不得不放弃数量限制等边境措施，转而采取了“同产品加工比率联动上升的名义关税率体系（Tariff Escalation System）”来保护日本国内的加工制造业，这些政策和当时日本力推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相辅相成，在保护日本国内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汽车产业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在保护体系中获得发展后又迅速转变为日本出口产业的主力军，反过来成为日本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力量。换而言之，二战后日本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另一面是日本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这一点，从1949年日本政府将负责对外贸易事务的中央部门名称改为“通商产业省”中，也可见一斑。
20世纪70—80年代，贸易盈余常态下的日本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导致了日美、日欧贸易摩擦频发，于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外贸政策的重点就转变为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和控制出口、扩大进口。日本采取了逃避多边纪律约束的“灰色区域措施”中的“出口自主（数量）限制（VER）”等措施来被动应对贸易摩擦，而这类贸易政策也是日美同盟体系下的日美政治力量不均衡的反映。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元升值等汇率政策也成为了日本被动应对日美双边贸易摩擦的方法之一。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意味着全球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与此同时，以美、欧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战略重心却日益偏离WTO多边体系。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引领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潮流很大程度上消极影响了WTO新一轮谈判的启动和推进。不过，作为发达经济三極之一的日本，在WTO成立后仍然为继续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作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与法规的适应性修改，这说明至20世纪末为止，日本外贸战略的中心仍然是WTO。但随后的21世纪初日本外贸战略也开始出现转变。
2000年版日本通商白皮书提出了“重叠多层式（ThreeTrack Approach）”外贸战略的概念，此后，日本开始发力推进双边和区域层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20世纪时倚重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日本外贸战略由此进入了新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从2001年与新加坡开始首个自贸协定谈判至2013年底，日本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尼、文莱、东盟（ASEAN）、菲律宾、瑞士、越南、印度、秘鲁等13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还展开了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2015年1月生效）、蒙古（2016年6月生效）、加拿大、哥伦比亚的自贸协定谈判。这一阶段，日本虽然坚持了不放弃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立场，但其战略重点和资源投入显然已经从多边转向了双边和区域自由化框架。而且这一阶段除东盟外，日本签署的全都是双边自贸协定。与同时期WTO新一轮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相比，日本的自贸协定战略推进速度快，成效比较显著。
从日本选取的自贸协定对象国·区域来看，这一阶段日本自贸协定战略采取了从易到难的“日本式早期收获”战略[3]。即一方面尽早通过贸易、投资的扩大尽快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尽量避开经济总量和谈判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回避农业等日本国内利益调整较困难的敏感部门自由化。这样的战略让日本得以维持对国产大米、小麦、乳制品等重点农产品的保护，但也导致日本参与的自贸协定的自由化率均处于WTO规定的90%以下的相对较低的水平。
可见，在安倍经济学时期之前，日本外贸战略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55—1999年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化战略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12年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阶段。在第二阶段，因为日本有意回避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经济体，所以日本同美、欧和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仍然是WTO多边体制。二、安倍政权的对外贸易战略
安倍晋三于2012年底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着眼于长期执政，将经济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由此开启了“安倍经济学”时代。他上任之初就射出了安倍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三支箭，对外贸易政策包含在其经济增长战略之中。安倍执政后，迅速于2013年3月宣布日本决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决定，并在2013年3～7月陆续开始了中日韩自贸协定、日欧自贸协定（日欧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自贸协定（RCEP）以及TPP四大自贸协定的谈判。这也充分说明安倍政权对外贸政策的重视。
在重大政策的决策上，安倍晋三延续了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强化首相官邸权限的思路。他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小泉长期政权时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在该会议机构下设“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安倍本人亲自担任本部长，副首相麻生太郎任本部长代理，两个副本部长职务分别由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担任，内阁各省大臣均为该组织的本部员，从而以最高行政配置实现了首相对经济问题与决策的全面掌控。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实质上就成为了安倍内阁经济问题最高决策机构，其工作的重点就是第三支箭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政府有关经济增长的重大政策，除了安倍每年年初在国会进行的施政方针演说之外，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每年6月发布的《日本再兴战略》报告，是全面反映当年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与思路的代表性文件。本文就以安倍历年的国会施政演说和《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为重点，具体考察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与举措。
2013年2月，在二次执政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晋三这样阐述其对外贸易政策：“我国（日本）应成为在全球性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我国）将战略性地推进与亚洲·太平洋地区、东亚地区、欧洲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充分利用好我国的外交能力，保护好应保护的部分，推进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经济伙伴关系”。然后，安倍在演说中单独就TPP作出说明，表示在日美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意不把“零关税无例外”原则作为日本参加TPP谈判的前提，因此他将择机决断日本是否参加TPP谈判。这说明奥巴马政权已经同意接受日本加入TPP框架，而且日本希望对部分重点农产品进行保护的立场已经得到美方的理解，意味着日本将很快加入TPP。之后，在3月，安倍便迅速宣布了日本加入TPP谈判。
此后，2014年—2016年的三次施政方针演说，TPP成为了安倍政权对外贸易政策中压倒一切的存在。2014年、2015年演说，安倍强调“TPP是日本经济发展百年大计”，进一步提升了TPP在日本外贸战略中的地位。安倍表示将同美国一道主导谈判，坚持“攻守并进”的原则在TPP谈判中作出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最佳判断。2016年演说，安倍继续强调优先TPP谈判的既定方针，并对TPP进行了“日本需要把21世纪的经济规则扩展到全世界，而完成TPP谈判是实现日本外贸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的战略定位。
施政方针演说是日本首相代表内阁在通常国会开幕式上对其执政时期内政外交重大事项的基本方针进行阐述的演讲，所以，上述演说中的发言能够代表安倍政权在外贸战略层面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层面文件则是上述的《日本再兴战略》报告。该报告包括安倍经济学经济增长战略的基本理念、思路、以及重点领域的具体实施要点，是经济增长战略实施的全面指导性文件。對外贸易的基本方针与政策也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关于对外贸易，提出要构建“战略性通商（外贸）关系”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还设定了日本对外贸易的FTA比率目标——2018年达到70%。为此，将重点攻关TPP、RCEP和中日韩FTA，以这三大自贸协定为基础，打造将来的亚太自贸区（FTAAP）贸易规则。报告也表示将并行推进日欧EPA。
作为安倍经济学首份经济增长战略报告，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对外贸易战略的4方面政策重点，分别为：（1）打造能同时并行应对TPP、RCEP、中日韩、日欧四个超大型自贸协定（MEGA FTA）谈判的政府体制和团队，特别要打造100人规模的TPP谈判团队，要实现政府各部门高度协同、万无一失的谈判体制来应对TPP谈判；（2）各自贸协定谈判涉及到有关日本国内相关管制和市场需要放开的，政府将加快相关研讨和审批速度；（3）对照自贸协定谈判情况，加速推进涉及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矿产资源、能源稳定供应的投资协定的签署；（4）强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出口，2020年实现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目标金额30万亿日元，并推进“酷日本（Cool Japan）”战略，海外市场重点放在中国、东盟、南亚、西亚、中东、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中南美地区以及非洲地区[4]。
同2013年版的首份报告相比，2014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有关对外贸易的部分，主要是对2013版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的总结，并未提出新的内容。2015年版报告除了继续强调优先推进TPP之外，也强调重视日欧EPA。2016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发布时TPP12协定已于2016年2月签署，但报告仍旧把TPP相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外贸战略重点转为促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TPP12，引导日本大、中、小企业利用TPP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然后报告才提到加快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并表示日本将在这些新的自由贸易框架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多领域、高标准、注重平衡的世界新贸易规则的领导者。
以上的首相演说和报告清晰勾勒出了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基本轮廓，即重点推进日本同亚太地区、东亚地区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战略思路。相比较日本第二阶段以双边为主、且回避了美、歐、中三大经济体的自贸协定战略，安倍经济学阶段的日本外贸战略重点已经直接指向了美、欧、中三大经济体。TPP、日欧EPA、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全部纳入了安倍政权的自贸协定战略，而且此战略中基本不再提及WTO多边自由化体系。可以说日本外贸战略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美、欧、中为主要对象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
另一方面，上述演说和报告还展示了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两大高频关键词，即“规则”和“TPP”。这两者高度相关，互为一体，甚至可以解释为“日本所需的规则就是TPP”或“TPP的规则就是日本所需要的”。这反映了安倍经济学对TPP经济·贸易规则符合日本经济长远利益的特殊定位。也就是说，外贸战略的长远目标是将日本参与打造的TPP经贸规则今后扩大到其它所有层级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中去，从而形成由日本主导的对WTO多边自由化体制的替代。因此，这第三阶段的日本外贸战略就其本质更应称之为“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
在此，有必要从各主要区域自贸协定的谈判议题确认一下TPP在规则方面的不同（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TPP和日欧EPA的谈判议题均高达21项，远超中日韩自贸区、RCEP和WTO多哈回合谈判。而且，TPP和日欧EPA中有关“规则”的议题多达15项，所以“规则”才是TPP谈判的重点。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将TPP与日欧EPA作为优先对象，正是日本重视两者中的众多规则性议题的体现。日本通过谈判参与15项新议题的规则制定，确立对美国和欧洲的稳定中长期贸易规则，这符合日本经济的长远利益。在此基础上，日本在下一步的其它自贸协定谈判中就具有对亚太地区其它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规则主导优势。
事实上，前任美国奥巴马政权时期正是发达经济体传统美欧日三强同时推进美日参加的TPP、美欧参加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日欧参加的日欧EPA的时期。将中国、印度排除在外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在高水平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之间都展现出了强烈意愿。日本安倍政权希望能够积极介入这一重大潮流，参与贸易与投资等规则的制定，打下日本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能因此在今后中国参与的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框架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在安倍政权“规则”优先的外贸战略下，日本率先于2015年和2017年完成了TPP和日欧EPA谈判，也就在情理之中。当然，在TPP和日欧EPA中，日本优先TPP固然有日本配合美国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意义[5]，在TPP框架下间接实现日美之间的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也是日本的重要目的之一。
另外，日本在重点推进TPP和日欧EPA中，既显示了通过TPP促进日本国内农业、金融、保险、医疗等领域改革的一面，也强调日本在谈判中的“攻守并举”，在一定的妥协中寻求日本利益的最大化。这说明急于推进改革和取得成果的安倍政权，仍然要顾及日本国内农业等利益调整困难的部门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如前所述，安倍正是在2013年2月访美并获得了奥巴马“考虑双方部分贸易商品的敏感性”表态，才据此判断日本5大类农产品能够规避“100%零关税”的TPP标准，从而在3月做出了加入TPP谈判决定的。“攻守并举”的策略也反映出安倍判断国内利益调整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为了尽快在自己政权任期内实现外贸战略的成果，必须在TPP以及其它自贸协定的谈判中适当妥协，找到利益平衡点。在后来的TPP11框架的农产品领域，日本最终也同意了对进口农产品种类中的823%实行零关税，同时在大米、牛肉、猪肉、小麦、大麦、奶制品等“敏感产品”上，仍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关税和数量保护框架[6]。同样，日欧EPA谈判中，日本和欧盟决定在谈判框架中剥离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争端解决”领域，并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上双方都进行了妥协，从而实现了四年零八个月完成日欧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大型自贸协定谈判。
三、美国退出TPP对日本外贸战略的影响
安倍政权在2013年执政以来分别用了两年半、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了TPP12和日欧EPA两大自贸协定谈判。在这两大框架中，日本一方面实现了清除美欧市场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关税壁垒，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对农产品重要敏感部门的保护关税水平，这说明日本的外贸战略在安倍政权的外交和贸易双轮驱动下推进得还比较顺利。但日本的外贸战略随着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特朗普政权的上台受到了严峻挑战。
2016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特朗普获胜，民主党奥巴马政权时代的许多美国重要经济、贸易与外交政策被特朗普推翻或放弃。在对外贸易领域，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长期以来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尤其不满，认为过去的美国政府参与的多边以及区域贸易协定都不公正，损害了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带给了美国大量贸易赤字，所以除针对中国之外，特朗普也表示要调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在任职总统后的第三天就签署了美国退出TPP协定的总统行政命令，这无疑将对安倍政权在奥巴马政权时期顺利推进的日本外贸战略造成巨大影响。
针对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倾向，安倍在2017年施政方针演说中首次作出了立场性回应。他表示日本要做“自由贸易棋手”， 构建“基于公平贸易规则基础上的21世纪新型全球经济体制”，并坚称TPP是21世纪的世界贸易标准，仍然是日本下一阶段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出于对特朗普的担心，2017年演说安倍强调要尽快完成日欧EPA谈判，并强调要“主导RCEP成为高标准的协定，扩大自由和公正的经济贸易圈”。一年后的2018年施政方针演说时，由于美国退出后的TPP11和日欧EPA谈判已经完成，这又给了安倍政权继续推进原有外贸战略的极大信心，所以安倍在演说中继续重复了“自由贸易旗手”“扩大基于自由和公正贸易规则的21世纪新经济秩序”的原有立场，并表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是尽快促进已完成谈判的日欧EPA和美国退出后的TPP11协定尽早生效。
再看一下特朗普上任后的安倍经济学首份经济增长战略报告。2017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的《未来投资战略2017》报告，不仅强调了2016年以前的方针与政策，比如，推动TPP11尽早生效，扩大TPP11参加国数量，加快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等，还提出要“在建设新的区域自由贸易框架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多领域、高标准、注重平衡的世界新贸易规则的领导者”的更高目标。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将强化和东盟的合作，实现高质量的RCEP和亚洲的包容性、创新型增长。此外，该报告中还出现了2013—2016年报告中未曾提及的WTO多边体制。在提到“数据流通与利用等国际规则制定”时，2017版报告强调除G20、G7、OECD、APEC、EPA/FTA等国际场合之外，也需要通过WTO加强合作，形成共识，表示日本将通过WTO和FTA谈判，在互联网数据与信息的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发挥日本的引领作用。这是安倍政权在这一核心经济政策报告中首次提及WTO多边框架。
可以看出：在特朗普上台后，安倍政权继续坚持了“TPP”和“规则”两大重点方向。美国退出TPP后，在部分成员对TPP框架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安倍政权仍然把TPP作为优先重点，并通过密集的双边和区域层级的高层外交行动，力推美国不在其中的TPP11框架。这体现的还是安倍经济学的“TPP规则引领型”战略。日本通过冻结ISDS（投资者—国家争端处理条款）、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22项原TPP条款的策略，最终实现2018年3月在智利签署了新的TPP11协定（CPTPP）。在TPP11框架下，日本将在协议约定期内实现工业品100%零关税，同时日本999%的出口工业品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对此，日本外务省强调TPP11仍然是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并明确表示“在全球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TPP11是建立自由公正的21世纪新型贸易规则的重要一步，是对美国和其它亚太地区国家发出的积极信号”。2017年施政方针演说、外务省的表态以及《未来投资战略2017》报告都显示出，日本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后并未改变其外贸战略与计划。
此外，2017年演说中安倍开始强调推进RCEP谈判，并要主导RCEP成为高标准协定，这进一步证明了日本继续推进既定外贸战略的思路。而且在RCEP上日本强调用TPP的“高标准”主导谈判，意在牵制RCEP中的中国、印度，同时，通過日本主导推进美国缺席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对美国进行一定的牵制。日本强调2017年加快推进日欧EPA谈判并尽快使之生效，也是希望联合欧盟，并利用日欧EPA一定程度上牵制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政策。
在TPP、日欧EPA谈判完成后，日本便将区域自贸协定谈判的重点放到了RCEP上。至此，日本外贸战略第三阶段——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阶段的谈判优先顺序和推进路径也告清晰，即依次完成TPP、日欧EPA、RCEP、中日韩自贸区四大自贸协定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日本主导下的FTAAP，最终实现日本主导制定今后的世界贸易规则的目标。这完全符合安倍上任之初的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所阐述的战略思路，也正是安倍晋三反复强调的日本的“百年大计”。
但是，即便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依然继续推行其第三阶段外贸战略，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中的外贸战略计划和时间表还是被打乱了。2013年版《日本再兴战略》报告提出了2018年日本对外贸易FTA比率达到70%的目标。事实上，如果美国不退出TPP12框架的话，TPP12框架和日欧EPA谈判完成后，2017年日本对外贸易的FTA比率已经达到了52%。2018年日本携TPP和日欧EPA之势全力攻关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确实将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框架中都有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第三大外贸伙伴韩国的参加，两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率分别为216%和57%（表2），两者合计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量中的273%，所以RCE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中的任何一个谈判先完成，日本都将达到对外贸易FTA比率的70%高目标，该比例甚至能达到近80%的高水准。而且，如果这两大自贸协定都能实现接近TPP的高自由化水平的话，安倍政权将非常接近实现其所谓的“21世纪外贸战略目标”，即通过双边或区域自由化实现多边框架下日本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而且，日本和主要贸易伙伴实现在投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环境等众多新议题上的进展将给日本经济发展带去更多的积极影响。这样的话，日本不仅能显著降低对WTO新一轮谈判的依赖性，而且将在21世纪的全球贸易规则层面确立显著的优势。
让日本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只是在特朗普政权未诞生情况下的假设性结果，而事实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在上台后马上退出了TPP。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的对外贸易FTA比率便降低至36%左右的水平，这使得原先设定的2018年70%的FTA比率目标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如果继续维持原定的目标比例的话，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无疑将面临调整。而安倍晋三又因为其自身的政治抱负，显然不愿意轻易改变其“宏伟远大”的外贸战略目标。因此，在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下，日本对特朗普政权的外贸政策仅剩下两个选项，即继续和TPP11其它成员一道力劝美国返回TPP，或者开始日美双边FTA/EPA谈判。日本的首选当然是劝说美国重返TPP框架，尽量避免日美双边FTA谈判，毕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美双边贸易磋商大部分情况下日本是处于被动状态，日本希望选择的是避免日美双边谈判的选项。
2018年4月安倍赴美同特朗普会谈后，日美双方分歧十分明显。特朗普表示除非日本提出美国“无法提出异议的方案”，否则不会重返TPP，还明确表示更加喜欢和日本的“直接交易”[7]。会谈后日美双方设置了讨论贸易问题的部长级磋商机制，这也为下一步特朗普施压日本开启双边贸易FTA谈判埋下了伏笔。安倍此次赴美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即要求美国豁免2018年3月对日本钢铁产品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但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以及首相安倍连续赴美解释“日本产品并不威胁美国安全”的情况下，依然未能得到特朗普的松口。可见，在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体系中，削减对日贸易赤字、增加对日出口是其既定方针，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前，如果日本提不出特朗普接受的重大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特朗普将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结合近期特朗普政权表态将对从日本等国家进口的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可见除非日本同意大幅度修改TPP协定条款，或是在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方面提出美方满意的措施和方案，否则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很小。
这样的情况下，安倍政权的外贸战略就陷入了困难境地。因为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的载体——TPP本身在特朗普政权时期都将难以为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基本战略是“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这一思想反映在对外层面就是动用军事、外交、经济等一系列手段达到削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增加美国国内就业的目的，而关税、汇率则是其重要经济手段。在这种战略思维下，WTO的多边框架和区域自贸协定框架都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都成为了美国退出或反悔的对象。连TPP这样同美国奥巴马时期“重返亚太战略”绑定在一起的、具有浓厚政治和军事色彩的框架也不符合特朗普思维中的美国利益。
鉴于以上因素，安倍政权既难以在现状下寻找到TPP问题的突破口，又难以对特朗普在两年后的美国大选中能否连任作出判断，因此其“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今后展开的方向性仍充满了变数。由于特朗普的外贸政策对日本贸易战略中的TPP这一根基形成了实质性影响，所以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安倍政权在维持原有外贸战略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将不得不进行实质性的对应和策略性地调整。
四、安倍经济学外贸战略的经济意义
美国退出TPP后，安倍政权为了维持既定的TPP规则引领型自贸协定战略，迅速推进并完成了TPP11和日欧EPA谈判，还开始重点推进RCEP谈判。由于TPP协定规定：需要至少6个成员方的立法机构批准之后，在60天后方能正式生效，所以，日本为了帶动其它成员方尽早批准协议，在2018年通常国会日程中，优先安排了TPP相关法案的审议表决日程，5月下旬，日本众议院正式通过了TPP11相关法案。此外，安倍政权还通过经贸和外交途径作出了多频次的努力，力劝特朗普政权重返TPP。日本方面的这些行动均说明安倍政权外贸战略的重点仍然在TPP上。但2018年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行动加剧，不断打出削减对外贸易赤字的组合拳。这不仅对日本钢铝产品、汽车等重要工业品的对美出口造成影响，也开始动摇日本外贸战略的根基。日本政府近期的相关行动与表态显示日本已经针对特朗普展开了策略性应对。
2018年5月中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连续发声，表示反对美国政府3月对日钢铝产品开征高额进口关税，认为其违反WTO规定。日本于5月18日正式向世贸组织通报可能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并暗示将视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采取行动。日本NHK官网报道：日本有可能对与美国对日本发动关税制裁同等规模（500亿日元、约合451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日本采取的对美反制措施并未像中国一样公布具体征税商品清单。外交层面，5月下旬，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巴西和墨西哥时明确表示，日本将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并将尽快推动TPP尽早生效，加强同中南美地区的经济合作。
5月底，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同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在巴黎会谈后，表示日本和欧盟今后将在和美国的贸易磋商中携手应对，这意味着日欧明确表态将联手对抗美国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世耕弘成还强调了美方单方面发动的进口限制有可能瓦解全球多边贸易体制[8]。世耕弘成此间还和同为美国钢铝产品制裁关税对象国的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贸易部长交换意见，达成了合作应对特朗普政权保护主义政策的一致意见。
除了强化同欧盟、北美自贸区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地区合作之外，日本还积极利用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来应对特朗普政权的外贸政策。5月9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后，中日韩三国发表了联合宣言，表示将“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加强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并表示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RCEP，努力取得多领域、高质量并具有商业意义的成果”。
可见，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虽然并未进行外贸战略调整，但随着2018年3月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其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及措施，日本政府开始不断强调WTO多边贸易规则，并同中国、韩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张维护自由贸易的贸易伙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特朗普的贸易限制政策。这意味着安倍政权开始对其外贸战略进行一定调整。当然，与中国和欧盟在特朗普决定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后均公布了反制商品清单的较强回击立场相比，日本的立场相对比较温和，至今为止并未公布反制商品清单。这一方面反映出“日美同盟”的政治、军事架构对于日本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安倍政权并不希望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转而伤及日本经济与贸易自身。而且，不采取与中国和欧盟同样的强烈对抗立场，也是日本希望避免成为特朗普政权的首要报复对象，显示日本重视日美关系意图的体现。
但摆在日本眼前的事实是：日本虽然也在通过双边或区域等国际场合向美国解释自己的立场，但“贸易立国”这一日本经济的根本利益和立场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立场显然并不相容。TPP作为自由贸易协定，原本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服务于安倍内阁经济增长的意义，但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是2000年—2017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9%；安倍经济学时期，日本的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日元大幅度贬值也仅实现了2013年—2017年间的128%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经济难言真正恢复[9]。再看日本的出口数据。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起日本2009年出口额大幅下跌后，出口至今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反而是受日元汇率和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日本的进口额大幅度增加，导致了日本的贸易收支在2016年实现顺差前维持了连续6年贸易逆差状态。在这种经济长期低增长状况下，安倍经济学要实现其第二阶段的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据日本内阁府的测算，需要年均名义3%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实现。而安倍经济学时期至今为止，日本GDP名义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7%左右的水平，要把增长率提高到3%，需要日本经济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实现良好的表现。因此，在安倍经济学的“百年大计”定位中，TPP既包括了《日本再兴战略》报告中提到的基础设施与文化产业出口、农产品出口等扩大出口的层面，还包括了开放日本国内的保险、医疗、服务业等市场和扩大外资对日本的国内直接投资、促进日本国内企业竞争等一系列的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波及效果。而美国退出TPP之后，安倍经济学的这一揽子经济增长计划都将受到影响，实现安倍经济学的GDP目标就变得愈发困难。
日本经济无法接受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对美出口，而且将严重打击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FDI）所形成的迂回对美出口。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为规避日美贸易摩擦、自主出口限制以及日元升值，开始迅速扩大海外直接投资，众多的日本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东南亚、NIES、中国等地进行生产后，再向美国市场出口。1994年NAFTA成立和2004年日本、墨西哥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又促使日本大量汽车等产业组装工厂和零部件工厂转移到成本较低、且地理上临近美国市场的墨西哥，也创造了大量日本企业工业品自墨西哥的对美出口。
所以，无论是21世纪初以双边为主的日本自贸协定战略、还是安倍经济学时期以区域为主的自贸协定战略，对日本来说，除了具有实现日本同各自贸协定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创造效果之外，同时还具有通过自贸协定转移对美贸易摩擦、继续维持日本企业对美出口的“迂回贸易创造”效果。这种情况下，日美双边贸易逆差的金额并不能有效反映日美之间的真实贸易不平衡状况。因此，对于意在削减巨额贸易逆差的特朗普政权来说，安倍政权的自贸协定战略显然是违背美国经济贸易利益的。
因此，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使日本以及日本直接投资流向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成为美国单边主义报复和制裁的对象。日本与本国企业投资流向较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完全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日韩合作、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美国贸易限制也就具有了更多层级的意义。
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清晰表明立场后，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因特朗普的“善变”美国会转向利用TPP框架，因而重返TPP的可能性，但依据现阶段特朗普的立场与表态来看，安倍政权将不得不面对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重返TPP的可能性极小这一现实。因此，对于安倍来说，重新评估服务于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原有外贸战略已经变得必要。正因为如此，近期日本政府各个层面才会转而不断强调WTO多边体制的重要性、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同样，这种形势下，安倍政权外贸战略中的TPP的影响力和规则、标准也难免会在日本其它贸易伙伴那里大打折扣。安倍政权需要重新思考维护日本经济与贸易利益的新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带给日本经济与贸易利益的损害已触及战略层面，它不仅严重动摇了安倍政权“宏大久远”的对外贸易战略，而且也对“安倍经济学”整个经济政策体系形成较大冲击。
结语
美国退出TPP以及特朗普政权近期针对日本等多方发起的单边主义贸易限制措施，给安倍政权的“TPP规则引领型”区域自贸协定战略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近期日本政府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G7及部分双边外交的场合陆续发表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调遵守WTO多边贸易规则的立场，这也反映了安倍政权已开始对其外贸战略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安倍政权的贸易战略因为始终强调“百年大计”而过于“长远宏大”，因此就当然具有了一定的激进性格。所以当其战略中的关键棋子——美国因素发生变化时，这一战略本身的风险就被显著放大，带给日本外贸战略的影响就容易是全局性的。随着特朗普政权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扩大与升级，它对日本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将不止于单一的框架或层级，将逐渐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多个层级显现出对日本贸易与投资的负面影响，这对于以经济增长为安倍经济学首要目标的安倍政权来说，将形成巨大挑战。为此，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联合应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日本还应着眼于自身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状况，抓住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巨大机遇，加强中日韩合作，尽快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实现，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和反制特朗普政权的单边主义，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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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与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进口限制措施[EB/OL]. [2018-06-01]. 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06-01/docihcikcew0549343.shtml cre=financepagepc&mod;=f&loc;=5&r;=9&doct;=0&rfun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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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丽]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1955-1999） is the stage of 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strategy centered on GATT/WTO. The second stage （2000-2012） is the stage of bilateral EPA strategy. The third stage is the stage of “TPP rulesle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 strategy during the period of Abenomics. Abe regime intends to use TPP rules to dominate large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volv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But Trumps protectionist policies will not only shake the Abe regime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it will als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policy system of Abenomics. Japan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RCEP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Key words：Abenomics ； Abenomics； Japan； FTA； foreign trade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