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八弹劾案”浅议

    曾庆榴

    国共合作的历史人们讲得很多，可以述评的空间很大。国民党一大不久之后在广州发生的“六一八弹劾案”，是国共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影响甚大的事件，这一事件因何发生？ 从中可以看出些什么问题？ 凡此种种，均值得重新探讨。我根据自己读到的若干史料，谈几点看法。

    一、“暗潮”一涌成巨浪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史称“六一八弹劾案”，距国民党一大只有半年时间，正值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不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2年开始酝酿，这年9月中共高层领导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一大正式决定联俄容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两党合作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共有两年时间，其间阻力重重，反对之声不断。正式形成之后，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仍然大有人在。两党谋求合作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荆棘丛生。“六一八弹劾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生的。

    国共合作遇到哪些阻力？情况怎么样？

    1922年8月，国民党人马超俊“闻国父忽有容共之说，大感惶惑”，先后向孙中山“八度密陈谏阻”，说共产主义“实有悖于三民主义，不可信其甘言，任其羼入”。马超俊是现在所知最早的一位反对者，当时可能是中共西湖会议（1922年8月）召开，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之时，合作还未正式开始，阻力就产生了。

    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指控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施其阴谋”。这时正是中共三大开过、鲍罗廷来到广州、国民党改组进入实施并成立了临时中央、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大家知道孙中山对邓泽如的上书有多段批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会上就“容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月28日围绕方瑞麟、江伟藩（广州代表）“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而展开的争论，是一个高潮。会内、会外反对派的活动，更没有停止过。只是因为孙中山、廖仲恺的坚持，与共产党合作的决议，才得以通过。

    国民党一大广东代表冯自由，不但在一大会上反对容共，一大闭幕后，又于2月6日到大元帅府见孙中山，继续持反对态度。孙中山对他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的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①冯自由后被开除了党籍。

    国民党一大之后，两党关系更加紧张，风波迭起。广东省代表邓泽如、广州市代表方瑞麟等秘密集会，提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以攘夺国民党党统案”。他们又与上海、北京各地联络，并出版《护党月刊》、《民权旬刊》等。至 “六一八弹劾案”发生时，

    “检举”、“弹劾”共产党之风，各地已有蔓延之势，在北京“检举”李大钊，在广州“弹劾”谭平山，要求开除“跨党”分子，取消共产党，制裁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等。

    综上所述，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建立，两党关系并不平静。国民党一大后，两党关系十分紧张，日益升级。如果说邓泽如上书，方瑞麟、江伟藩提案，冯自由面争都还只是“暗潮”（孙中山语），那么张继、邓泽如、谢持以中央监委的身份提出的“六一八弹劾案”，就将事态升级，“暗潮”已浮出水面，已摊到中央的层面上，个人的反对，已上升为组织行为。正因如此，所以说，这个弹劾案是两党之间某种矛盾的尖锐化、公开化的表现。

    二、症结，在于“跨党”

    “六一八弹劾案”为何发生？ 这一事件反映出什么问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采取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即“党内合作”的形式，这种形式，国民党人称之为“跨党”。1922年至1927年国共关系风波迭起之故，症结就在“跨党”。“六一八弹劾案”的发生，说明“跨党”这种合作形式，在国民党内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对。

    “跨党”是怎样来的？ 怎么会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必须面对的问题？

    “跨党”的发明权，属于马林。马林两次来广州，是早期国共关系的牵线人。马林本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是共产国际的一位使者，过去曾在印尼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印尼社会民主工党与泛回教联盟实现了合作，社会民主工党成员不放弃自己的身份加入泛回教联盟，泛回教联盟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成员资格，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这是“跨党”，即“党内合作”的海外版，有人因此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来中国，看好的是国民党，而认为中共尚不成气候，想沿用他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形式。马林促使共产国际做出了有关决定，促使中共高层加入国民党，也促进中共三大做出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他1923年夏天已回国，未能等到国民党一大召开。继他而来的，是鲍罗廷，是一位富于政治经验、自信心十足的革命家。鲍也是实现“跨党”的推手，认为可以凭借他掌握的资源（即俄援），以“跨党”的办法，使国、共两党走在一起。鲍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促成国民党一大召开，是将“跨党”从马林的构想变成活生生现实的一位强有力的推手。追根溯源，“跨党”是共产国际、苏俄的意旨。马林、鲍罗廷推行“跨党”，有输出革命、援助中共之意，但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想通过这种办法而拉住国民党，从而稳定其东方阵线。在对华问题上，这是他们一经形成就不可更易的一种方略。

    “跨党”虽出自马林，但却是孙中山坚定的选择与决断。孙中山的过人之处，是他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屡遭挫折，但勇往直前。正因为遭受的挫折多，因此他很现实，很务实，多方寻找同盟者，极力壮大自己的阵线。1922年发生“六一六兵变”，孙中山于8月间败走上海，困于一生事业的最低谷。这正是中共8月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作出与国民党合作决定的时候。此时孙中山对俄、对共采取开明的态度，热情接受苏俄和中共抛来的橄榄枝，就不难理解了。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孙中山只给出了一个选择：只赞成“党内合作”，而不赞成党外联合。这十分耐人寻味。前文说过，孙中山对邓泽如、林直勉等人的上书，注有多段批语。细读这些批语，可以读出孙中山的若干深沉、复杂的心理奥秘。一方面，孙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认为“只有俄国”才是国民党的同情者;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想“独得俄助”、“包揽俄国交际”、“与吾党争衡”。出于对中共的防范，孙中山认为只有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服从吾党”，“与吾党一致动作”，才不致于让中共“独得俄助”，等

    等。①由此观之，孙中山之所以“容共”，固然有看好共产党人有活力，想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一面，但究其实质，是要借“容共”而取得苏俄的援助。但不管怎样，孙中山与苏俄之间，在容纳共产党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他一言九鼎，为国共关系与未来走向，定下了调子。

    中共对于“跨党”，始于反对，终于接受。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原有较明确的自主意识，一开始并不同意马林的“党内合作”。陈独秀1922年4月6日致信维经斯基，鲜明表达了反对的态度。除了两党宗旨不同之外，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正处于高涨之时，工运的勃兴使中共充满自信，而孙中山在南方受到掣肘，危机四伏，这些，都使共产党员对加入国民党，感到难于接受。后来为什么又变反对为接受呢？ 说到底，这是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态度决定的，共产国际听取了马林的报告，作出了决定。此外，有人认为国民党未始不是个平台，中共加入进去，借助于这个平台，有利于推动国民革命，也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发展。还有一种意见，是说中国早就有“跨党”的先例，民国初年，国民党一度想变身为议会党，热衷于搞竞选，当时就有人一身而兼具多重党籍。所有这些，都是促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原因。

    以上说明苏俄、孙中山、中共之间，对“跨党”、“容共”问题，虽然各有各的考虑，出发点、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三方取得了一致，即都赞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个问题具有“唯一性”，特别是对中共来说，有无奈、被动的一面，要么不与国民党合作，要合作，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既然是三方的基本共识，在国民党来说，这是出于孙中山本人的决策，并且是不可移易的决策，为何在国民党内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以至闹出“六一八弹劾案”来呢？ ?我认为有两点原因：

    第一，“跨党”这种做法本身有问题。马林提议“跨党”，中共接受“跨党”，都考虑到“跨党”似有先例，有海外及国民党过去的案例作参考，但都忽略了具体情况的不同。最主要的是1920年代初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是特征明显的革命党。国民党在1912年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候，曾设想过将该党从革命党变身为议会党，但因种种原因，这种转变未能成功，后改为中华革命党，又回到革命党的老路上去了。众所周知，兴中会、同盟会及此时的中华革命党和稍后的国民党，本身具有浓烈的“会党”色彩，内部纪律森严，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共成立，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政党，但中国的历史条件，称为“政党”而无议会的平台可运用，不可能通过在议会中争取多数，以实施自己的政纲和政策，简言之，不可能走议会道路，只能按照革命党的模式，来塑造和建设自己。所以，在1920年代初，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与纯粹以“选战”为能事的议会党，是大不一样的。戴季陶说，“党”有四性：统一性，独占性，支配性，排他性。如果不问戴用意何在，此言也有点道理，“党”要生存，无不具有这四性。这样看来，在议会党中或者行得通的“跨党”，在1924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定然行不通。这个问题，由“党”的特质所决定，不论理由如何充分，即使有苏俄的援助，孙中山的权威，也难于行得通和压得住。“六一八弹劾案”所以破门而出，不顾一切，甚至是冲着孙中山而来，原由在此。

    第二，与国民党的复杂性有关。国民党内某些极端反对“容共”的人物，并非是一批识时、明智、权通达变之士。他们有防备苏俄之心，却看不到孙中山需要俄援;他们忌惮中共，因孙中山亲共而深感失落，却看不到孙亲共背后的另一层意图，换言之，并不理解孙中山的“战略部署”;还有一点，他们并不了解中共，曲解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用意，特别是将中共无奈被动加入国民党，夸大歪曲为中共蓄意“篡夺”国民党。“弹劾案”反映出这些人缺乏大局、全局的意识，对中共只存在藐视与歧视的心理，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视为“归附者”、“输诚者”和“投降者”，并无真正与之合作，共同推进革命的意愿与观念。他们所表现的，正是狭隘的一党一派的立场和意识。孙中山、国民党为大群如此这般的只知私利而不明大局的人包围着，这就是国民党的复杂性，也是此后国共关系长久纠葛的重要原因。

    三、越纠越结，愈缠愈死

    “六一八弹劾案”提出后，国民党中央的应对之策，是想尽快平抑事态。1924年8月15日至23日，为解决“弹劾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并经孙中山批准，颁发了“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决定继续坚持“容共”。大体来说，在这一时间段，孙中山对反对“容共”的人，对种种挑起事端、在两党之间搅事之分子，多采取“训斥”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说，李大钊加入本党，系张继介绍;当时张继明知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反以介绍，及今日何以反对？张继遂向总理引咎，请辞去监察委员职务。孙中山说，此次会议纯为告诫，不处罚一人。故辞职可不必，特不许见解不定如此

    耳。①这说明，孙中山对张继等人的作为是反感的，甚至是很恼火的。然而，这次会议在否决“弹劾案”，坚持“容共”的同时，却加上了一条：设“国际联络委员会”，欲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有关活动予以“监督”，理由是“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此，陈独秀表示不能接受，认为这是干涉共产党内部事务。

    “弹劾案”虽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受到一定压制，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引发矛盾的各种因素，并未消除。此后，两党纠纷此抑彼长，争斗无时不有，在国民革命营垒中，种下了深深的危机。

    在国民党内，因抵制、反对“容共”而引出的反共分裂活动，层出不穷，事态不断升级。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检举”、“弹劾”之风，迅速演变成公开的打斗（“士的党”，“孙文主义学会”）。随后，“戴季陶主义”出台。戴是国民党理论家，当张继、谢持搞“弹劾案”时，戴曾表示不赞成，张继因而骂戴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反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双方争持激烈，戴并因此愤然辞职，离开了广州。然而，孙中山死后不久，戴季陶很快就变身、变脸，从“党内合作”的支持者，变成了坚决的反对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小册子，呼吁国民党要发挥其固有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来“纯洁”三民主义，“净化”国民党，实际上是鼓动排除共产党。戴的“主义”，为反对“容共”者提供了“理论”武装。紧接着，“六一八弹劾案”的主角张继、谢持，加上邹鲁、林森等为数相当多的一批国民党高层，于1925年底形成了一个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这些人以另立中央，另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极端手段，要排除共产党，清算党内之“亲共”势力，这表明国民党内在“容共”问题上的争拗，已变成为组织上的公开分裂。接下去，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件事，是逼汪、排俄、反共三箭齐发，而切入点是反共，尤其是“整理党务案”，实际上是以枪杆子为后盾，以组织的手段，实行上层（中央，部级）排共。然而，事情至此还未了结，直至“四一二”、“七一五”暴力“清党”、“分共”，才算告一段落。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中共对于加入国民党，原出于无奈与被动，对“跨党”之前景，抱惶惑、忧虑者居多，故起步之时，小心翼翼。1924年2月，中共召开二月会议，面对国民党一大后的排共波澜，提出了应对方案，基本的精神是要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努力工作，要求本党成员通过自身的实际表现，以达到消除误会，增进信任之目的。应该说，国民党一大前后发生的风波，多不是因为共产党员行差踏错，出了什么乱子，有什么“把柄”给抓着，而多半是善意遭到曲解，诽谤横来，躺着中枪。到了遭到张继、谢持的公开“弹劾”，两党关系恶化时，中共遂作出了反弹，迅速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其要点是对国民党左、右两派区别对待，团结左派，反对右派。此后，团结左派，反对右派，成为基本的对策，一直坚持。然而，由于“跨党”形式的限制，更由于苏俄的掌控无时不在，中共这一政策的实际运用，遇到了诸多阻碍。主要是左、右难分，难于界定，阵线多变，以至难于操作，难于掌握。无论“团结”或者“反对”，都不好拿捏。甚至进不得，退不得，四处碰壁。还有一点，因观察与判断的不同，因对来自苏俄指示的态度不同，中共内部，又产生严重的分歧。凡此，都使中共困扰不堪，任何努力，都无法从困境中走出，达不到维护合作的目的。两党关系的前景，唯有滑向破裂。

    四、教训与启迪

    综上所述，“跨党”、“容共”为苏俄所策划，并为其所操控，是孙中山基于“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的考量而作出的决定。鲍罗廷说得很明白：“共产党人没有坚持要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①中共加入国民党，实出于无奈和被动。“跨党”让国共关系陷入复杂化，这是“六一八弹劾案”和此后国共纠纷产生的主因，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跨党”不见容于国民党的排他性，也与中共所追求的独立自主相矛盾，成为两党之间难解难缠的一个死结，根植了层出不穷的猜忌、争执、纠纷和攻讦。不可否认，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助于国民党的平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深入，也壮大发展了自身，但客观地说，这种收获是很有限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跨党”并非一道通途，而是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不断碰壁之余，特别是“戴季陶主义”出台之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议要退出国民党，然而，受制于俄人，行不由己。1926年末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明确说：“有人说，共产党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为什么斯大林不让退？ 这显然又牵涉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直至1927年4月，斯大林仍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中坚持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志，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②行不通而又退不得，为不久之后的破裂和失败，铺就了道路。

    国共两党从1922年起谋求合作，至1927年夏以蒋介石血腥的暴力“清党”告终，这种结局，可能是“跨党”模式的设计者马林、鲍罗廷没有想到的，孙中山或许也始料未及。他们可能以为，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干预，孙中山的权威，能够摆平反对派，左右局势的进展，但组织、机制所产生的作用力，却往往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这一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若干历史经验的理解。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再没采取“跨党”的形式，尽管有这样的提议。这时中共坚守的原则，正是独立自主。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提出这一原则，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根据的。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州黄埔军校研究中心研究员）